据报道，2016年5月，北京一名男子因私印《金瓶梅》被罚1万元。这是北京首次对个人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印刷单位进行行政处罚。新闻稿中“涉嫌印刷淫秽出版物《金瓶梅》”也引发公众议论。可以说，作为一部从诞生起就被历代官方列为禁书的《金瓶梅》，稍一有“动静”，立马就成为热议的对象。而纵观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可以发现，足本《金瓶梅》在逐步开禁之列……
　　“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众所周知，文学价值极高的《金瓶梅》因有不少的性描写，而被讲究礼教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列为禁书，甚至连民国都不例外。
　　但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对《金瓶梅》有自己的看法，把其定义为“谴责小说”。1957年，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婦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
　　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因此，该版本《金瓶梅》也称“部长本”。
　　发行到省厅、地市级领导
　　“文革”结束后，由于先前鲁迅、郑振铎等文化名家的推崇，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金瓶梅》也越来越引起更多人的好奇。
　　在这种背景下，《金瓶梅》的再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删节本的《金瓶梅词话》（即“洁本”《金瓶梅》）。据细心人逐一对照统计，这一版本删去了其中有关性描写的文字19174字，且内部控制发行，购买手续十分严格，只可发行到省厅、地市级领导，全国作协会员和古典文学工作者，一律凭证、凭卡购买。
　　实际上，该书能最终出版，也得益于毛泽东的拍板。据人文社的编辑黄伊回忆，在人文社1957年出版线装本《金瓶梅词话》以后，毛泽东觉得其中猥亵之处较多，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应该另外出版一部经过整理的《金瓶梅》，以便较多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一个场合，毛泽东曾经跟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常务副部长）讲过这件事。周扬当时也没在意。
　　过了一年多，大概在1960年代初，毛泽东问周扬，《金瓶梅》的整理本弄完了吗？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周扬这才紧张起来，回来以后，他马上派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到人文社，要他们马上组织人力，尽快出版删节版《金瓶梅》。当初是请左恭（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负责校点整理，整理出来后效果不好，于是推倒重做。但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以及后来“文革”的爆发，这事就一直拖了下去。“文革”结束后才请戴鸿森继续校点整理。
　　之后，齐鲁书社也通过向国家出版局打申请报告的形式，出版了一字未删的“会校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带有200多幅插图、繁体竖排。这是《金瓶梅》足本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面世，定价人民币140元，规定只有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学者，凭职称证明和有关单位的介绍信方可订购。
　　此后的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1957年的“部长本”《金瓶梅词话》，也未作删减，但规定需要厅局级以上证明和人文社社长亲自签字才能购买。
　　未删减版处级以上可凭证购买
　　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的普及，《金瓶梅》的神秘性早已不复存在，但国家有关部门仍然没有放松对《金瓶梅》书籍出版及影视改编的管制。
　　2010年8月底，新华书店收到了有关方面的一封针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足本全插画”《金瓶梅》发行的通知：《〈金瓶梅〉内部发行的暂行规定》，要求这本书由新华书店发行部直销，主要对象为图书馆、专业文化和学术单位及个人（处级以上），且需要对方开具相关证明公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