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妻做家务，不知从哪儿弄出来几个坛坛罐罐，其中有个博山产的秃头四鼻罐。看到它，我的大脑中映现出一双老太太的脚，小脚——老太太被吊在我老家门前的枣树上，不是太高，小脚正悬在与我头顶差不多高的空中。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没穿鞋，裹脚布散开了，在风中慢慢地飘着。
　　在她的上方，是一个广播喇叭，正播放着当时流行的红歌。那是我们村第一次出现广播喇叭。它是与人民公社一起出现的，就装在我家的树上。我家之所以沾这个光，是因为我们的西厢房临时充当了大食堂的第一餐厅。那年我四岁，当然不知道它的意义，只知道喇叭里有人说，有人唱，感觉很奇怪。刚挂上的时候，大家仰头望着喇叭，发出声声赞叹。
　　大概是在第二天或第三天的上午，当我跑出院门时，感觉头顶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接着上面有人“哎哟”叫了一声。我仰起头，就看见了那双在空中荡来荡去的脚。于是我扭头就跑，回家后半天没敢再出来。我没有看清老太太的脸，只记得她的脚在空中悠荡。后来我才明白，它之所以悠荡，是因为我碰了它。
　　那是一个姓黄的老太太，按村里辈分，我应该叫她大娘。她家门口有一个碾，我长大之后曾多次去推碾。黄大娘个子不算高，腰有点弯，说话温和，与我家关系不错，所以对我也很亲。后来回忆当年那尴尬的往事，她仍觉得不好意思，一边问我：“还记得吗？”一邊对我母亲说：“幸亏没吓坏孩子……”
　　她之所以被吊到树上，罪名是“偷了一罐豆子”。说起那种罐子，现在已不易见到，而在我的故乡，当年却很流行。它是博山产的，有四个鼻儿，全称应该是“秃子头四鼻子罐”。它用的是缸的料子，不像瓦罐那么易坏，非常耐用。常见的有两种，一种大的，大约盛一公斤豆子；一种小的，大约盛一市斤豆子。我不知道黄大娘用的是哪一种，即使是大的，也不过“偷”了两斤豆子——我之所以在这个“偷”字上加了引号，是因为那豆子本来就是她家的，放在她床头的一个缸里。到了办大食堂的时候，她后悔自己没舍得吃，很不甘心交出来，就把它装进一只小罐里，埋到墙根下。结果，民兵搜查，“人赃俱获”。
　　后来，我在农业技术队与当年的民兵连长共事时，才知道她之所以被吊在树上，罪行不只是偷了豆子，还因偷了铁锅。铁锅也是她自家的，在应该交出来砸烂归公的时候，她把大锅、小锅都交了出来，却偷偷藏下了那个两只耳朵的小铁锅。这样一来，她的罪行不仅是破坏人民公社大食堂，还有破坏“大炼钢铁”。
　　关于1958年办公共食堂之际，全国各地砸锅和没收钢铁器物的事，人们的说法至今不一：有人说是为了钢铁产量的大跃进，有人说是为了巩固国防，有人说是为消灭私有制的阴暗角落，只有砸掉各家各户的锅，没收各家各户的菜刀和铲子，才能保证办好共产主义的大食堂。面对当年轰轰烈烈的运动，没有人敢说不，而这位黄大娘，不仅藏了豆子，还藏起了铁锅。据民兵连长的说法，当时没把她送到县里去法办，就算便宜她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黄大娘也已去世二十年了。我因突然看到秃头四鼻罐，就又想起了当年的情景：一个农民老太太被吊在树上，在她的头顶上方，是高唱着红歌的广播喇叭。她的一只鞋子不知道哪里去了，裹脚布在风中飘扬……
　　【选自微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