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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9日上午，王守家得到了老领导、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去世的消息。他马上给袁宝华的家人打去电话，对方说，老人家当天早晨状态还不错，走的时候家人感到突然。听后，他流下了眼泪。
曾在袁宝华领导下工作、后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的宋晓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后袁宝华很长时间站在国企改革的第一线，起到了领头和奠基的作用。他还培养了很多干部，可谓“门生”众多。
朱镕基称袁宝华为“良师益友”。在2015年出版的《袁宝华文集》的代序言中，他写道：“在宝华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只有十年，但是，五十多年来宝华同志在我心中的地位，仍然和1951年7月12日我们‘初识’时一样。”
1951年夏，不满23岁的朱镕基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
其时，袁宝华是计划处副处长，后任处长。建国初期，全国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东北，计划处又是东北工业部最重要的综合部门，业务工作主要依靠袁宝华。
朱镕基回忆，当时自己刚出校门，不知道如何工作，更不知道如何待人接物，袁宝华就是最好的启蒙老师。袁宝华为人正直，待人的真诚发自内心，大家谈到他的时候都叫他“宝华”。他对人谦和，从不疾言厉色，“总是使你感到他对你的信任、肯定和支持，让你敢于大胆地去工作”。
同在计划处工作的林宗棠比朱镕基早来两年。1949年，中央组织清华、北大、南开等高校的1000名大学毕业生支援东北建设，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林宗棠也积极报名，被分配到计划处机电室当技术员。80年代后，林宗棠担任了国家经委副主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
林宗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袁宝华是经过长期实践锻炼的、真正懂经济的领导干部。他思路清晰，处事果断，工作效率高，看问题能看到点子上，很受器重，不久就升任部秘书长。当时开会一般都是袁宝华先讲，他的见解一般都会得到大家认同。
当时向苏联学习计划经济，叫做“有计划按比例”。计划处编计划，从苏联运来两卡车做计划的表格，袁宝华带着林宗棠等工作人员一起加班加点，边学边做。袁宝华记忆力极强，尤其记数字的能力过人。
1985年12月18日，袁宝华在宝钢总厂调研
王守家也是1949年进入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的。1959年6月，他开始为袁宝华担任秘书，在这一职位上干了10年，直到1988年从国家经委重工业局局长任上离休，近半个世纪一直在袁宝华的领导下工作。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袁宝华工作效率极高，每天他的办公桌上都摞着一尺多高的电报和文件，他都能不隔夜就处理完。
1952年秋天，中央从东北调干部，小部分调到国家计委，大部分调到重工业部。袁宝华调到了重工业部钢铁局。
1960年6月，袁宝华调到国家经委，担任副主任。1963年5月，又兼任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局长，后任物资管理部部长兼党委书记。
当时，袁宝华负责的物资工作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全新领域，受到中央和刘少奇的特别重视，刘少奇曾称赞袁宝华“头脑清醒”。
国家物资管理总局成立后，分散的物资管理权逐步集中统一到国家物资总局。原物资部副部长宋致和曾回忆，袁宝华是物资部党政一把手，他作风民主，不论是对班子成员，还是对一般工作人员都是这样。他讲究工作方法，不指责不训人，不会让人下不了台。他修改别人的东西，不会推倒重来，会让写材料的人有成就感。“现在物资部的老人对袁宝华都怀有深刻尊敬的好印象，这就是我说的德高望重。”
“文革”时，经委主任薄一波首先受到冲击，经委陷入混乱。1969年11月，袁寶华在“靠边站”一年半后恢复工作，到国务院业务组，担任生产组常务副组长。1970年6月，国务院精简合并，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全国物价委员会等合并组成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1974年恢复国家计划委员会之名），余秋里担任主任，袁宝华担任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
那时，中央和地方的很多经济管理机构已经瘫痪，生产组承担了国务院管理全国经济的职能，就像救火队，成天拆东墙补西墙。袁宝华每天奔波在中南海和位于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的办公室之间，处理各地的告急电报和电话，度过了几年“没白天、没黑夜”的日子。
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必看生产组写的日报，经常召开碰头会，遇到急事直接找袁宝华，马上处理。余秋里通常下午开会开到晚上，吃了晚饭后继续开，12点吃完夜宵继续开，周恩来一般后半夜开会，直到早饭时散会。
王守家说，袁宝华擅长解决矛盾。有段时间，上海因缺少重油而面临停产，袁宝华先斩后奏，将计划运往其他地区的重油先发给上海，再说服其他地区，并报告了国务院。“文革”期间，因河南造反派的大闹，铁道运输受到影响，压了很多车。袁宝华给李先念打报告，李先念当即批示当地革委会领导，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恢复经委的决议，任命康世恩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党组书记，袁宝华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袁宝华回忆，组建经委最难的事情是尽快组织干部队伍。袁宝华找东北工业部的老同事、时任社科院工经所所长的马洪，把朱镕基要来，担任了燃动局处长。
袁宝华曾说，如果说经委前十年（1969年～1978年）是“生不逢时”的话，那么后十年（1988年经委在机构改革中一度撤销）就有点“得天独厚”了，因为遇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手脚逐渐舒展开了。同时他也认为：“后十年经委的工作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一直没有真正摆脱计划经济的指导，没有真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下工作，所以后十年经委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1978年10月底到12月初，根据李先念的意见，袁宝华担任团长，率团访问了日本。考察期间，大家思考最多的就是为什么日本企业能搞活而国内企业却存在这么多问题，都深感必须进行改革，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考察团从日本回来后，于12月底向国务院作了一次汇报，正式提出了在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华国锋主持汇报，国务院领导都参加了。听完汇报后，李先念说，经济要搞好，首先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发表了著名论文《企业本位论》。文章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具有独立物质利益、自主经营并对其经营效果负责的有机体。文章发表后，反响和争议都很大，而袁宝华将之视为最大的理论支持。
1979年，李先念找到袁宝华，要国家经委认真研究一下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经委到各地调研，召集一些部门和企业开座谈会，最后形成了“扩权十条”。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扩权十条”在会上原则通过。国务院据此出台了五个放权让利文件。
袁宝华说，从深层次讲，企业扩权是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最后找到了这么一个突破口，这实际上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开端。
新经委组建之初，经委主任康世恩兼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实际上是在计委主任余秋里领导下一肩双挑。计委和经委的一些部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康世恩在第一次和经委干部的见面会上说：“计委是龙头，经委是龙尾。”引起了一些议论。
1979年11月，发生了渤海2号翻船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央对计委和经委都做了调整。1980年，国家经委职能被划分，另外单独成立了能源委和机械委。余秋里离开计委，任能源委主任，康世恩任能源委第一副主任，薄一波任机械委主任。1981年1月，康世恩辞任经委主任，回到石油部兼任部长，仍担任副总理。
1981年3月，袁宝华被任命为经委主任。他当时接受采访时说，从工作范围看，这个经委是“半个工交办”，把机械划出去，把能源划出去，剩下的就是老重工业部和老轻工业部。
3月2日，国务院会议提出，经委要抓日常工作，还要着重抓企业改革。袁宝华坦承：“康世恩在经委的时候，由于他是副总理，他这个‘挡箭牌’大一点。康世恩离开以后由我出面，就感觉不像康世恩在的时候了，可是总起来说工作还算是比较顺利。”
1982年初，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主持下讨论中央机构的精简问题，提出重组国家经委，撤销机械委、能源委、建委、农委和国务院财贸小组，合并重建国家经委，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经济委员会。
合并后的经委，张劲夫担任主任，袁宝华、吕东、王磊担任副主任。因是合并而来，领导干部就有二三十个。几位老干部都做了经委顾问，一些副部级只能被安排为几个办的主任、副主任。
1983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宋晓梧被分配到经委企业局三处。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参与袁宝华负责的国营企业劳动组织整顿调研，起草全国国营企业劳动组织整顿大会发言稿，也因此与袁宝华有了第一次接触。
他觉得，袁宝华对年轻人非常耐心细致，要求也很严格。他起草好文稿后交给袁宝华审阅，袁宝华看后肯定了初稿，给了他以信心，同时也告诉他：“要多写，不要照抄照搬文件，要多从调研的实际例子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和中央的改革精神相符合。”这对他后来写此类文件很有启发。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袁宝华尤为受人尊敬的一点是，为人正派廉洁。他从不对下级摆官架，偶尔发脾气，也确实是因为下级工作不过关，一般都态度亲切，循循诱导，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和他一起工作，心情很舒畅。
企业扩权之后，经委又推动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袁宝华说，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是农村带了个头，使企业改革也走了承包责任制的道路。
当时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包”字進城，一“包”就灵。农村是一“包”就灵，但城市里是不是一“包”就灵，大家意见不一致。
经委首先在首钢搞了试点，取得经验后，建议推广企业承包责任制，得到国务院支持。
实行承包制期间，企业自留资金大幅度增长，据统计有1500亿元（1987-1990年），技改力量大大增强。
有人说，实行承包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袁宝华说，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
当时财政也在改革，提出了利改税。袁宝华说，按道理来说利改税是个进步，可是就当时来说经委反对利改税。因为它把税率定得很高，企业喘不过气来，也就完不成上缴国家税收的任务，或者勉强完成最后两手空空。所以，第一步搞承包，第二步搞利改税。应该说，承包制确实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上缴国家任务之后企业能够有一点钱是不容易的事。当然，后来承包制在发展中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用承包代替了一切，特别是以“包”代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10年中，全国人大、国务院颁布的很多条例法规70%属于经济部门，大都和企业有关，如厂长工作条例、职工代表大会条例、企业承包经营条例等，都由袁宝华主持，每个文件的修改都要反复多次。
曾任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局长的陈兰通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有时呈报给国务院的文件，袁宝华在夜里看，遇有个别字句需要修改，夜深了还给他打电话，查问这个说法准不准、能不能这么提。在袁宝华手下工作，他也逐渐养成了严格细致的习惯。
1982年，林宗棠调到经委工作。他觉得，袁宝华特别重视企业，经常做企业的调查研究。那时经委总被批评替工交企业说话。林宗棠认为，经委的工作对象实际上就是全国工交企业，理应为工交企业说话。
林宗棠介绍，从1982年到1987年，经委抓的工作卓有成效。抓企业技术改造期间，经委强调企业的发展不能光靠外延、搞基建，而要侧重抓内涵、搞技改。经委成立了技术改造局，朱镕基任局长，狠抓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很有成效。
1985年4月24日，袁宝华接到电话，主管教育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有事找他。
胡喬木告诉袁宝华，成仿吾去世后，人民大学校长一职已经空缺三年。“我们考虑来考虑去，你来担任人民大学校长。”他说，这同经委的工作不矛盾，理论联系实际，最合适。
此前，袁宝华曾听邓力群和他提过几句。邓力群和袁宝华是北京大学同学，在一起搞学生运动，后来一起在延安工作多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又一起到刚解放的东北工作，全国解放后一起到北京工作。
袁宝华以为这只是邓力群的个人想法，没有当真。他认为人民大学的老校长吴玉章、成仿吾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的教育界元老，自己虽然读过大学，但是没有办过大学，因此向胡乔木表示担子太重，怕干不了。
5月5日，胡乔木再次叫袁宝华到家里，再三动员，说：“中央已定，还是你最合适，你到人民大学可以发挥作用。”袁宝华仍然十分矛盾，在余秋里的一再鼓励和胡乔木的再三催促下，终于表态接受。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学的露天操场上举行了宏大的开学典礼。主席台上，袁宝华和几位国家领导人坐在一起。
人民大学84级校友李杨松后来回忆了对袁宝华的印象。69岁的袁宝华一头银发，面庞圆润，气息充沛，确实是人如其名。再加上一副方框黑边眼镜、一身浅灰色小翻领改良中山装，给人感觉亲切潇洒中透着气度堂皇。
袁宝华来得不多，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经委。那时，经委正在集中精力调查和拟定《企业法》，也是企业整顿的关键时期，他忙得不可开交。
袁宝华入职人民大学的第一件事，是首先用两个月的时间，听学校中层以上各级领导干部汇报情况，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教师和学生的想法。
有一次开座谈会，科研处利用这个机会布置老教授们填表格，请大家几天后将表格交至科研处。袁宝华马上说：“最好科研处派人到他们家里去取。”这让时任科研处处长、后来担任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的马绍孟印象深刻。
马绍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袁宝华以其丰富的阅历和智慧，善于把握学校改革发展的大局，能够及时将中央的大政方针传达到学校。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人民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都在改革中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提高。中央决定成立国家行政学院时，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负责筹建工作，袁宝华任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袁宝华也是中国MBA教育的开拓者，提出中国也要发展技术型的工商管理硕士。
马绍孟说，袁宝华在人民大学任职的这六年，是人民大学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他的学识、能力、水平和人格魅力令大家敬服，很多学生都对毕业证上“袁宝华”的蓝色人名章很有感情。
1985年底，在人民大学“一二·九”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上，袁宝华讲话说，50年前，他19岁，是“一二·九”运动的参与者。现在虽然时代不同了，但青年学生要永远把握时代的脉搏，要与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人民的利益为自己行为的准则，这一点是相同的。
袁宝华因慷慨激昂出现口误，但因为他的讲话很有说服力，学生们都没有笑。“我们正确理解了‘长江前浪推后浪’的本意，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感受到了‘前浪’对‘后浪’的推动。”
1988年，袁宝华卸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91年，卸任人大校长。
袁宝华退下来后，退而不休，依旧十分活跃，90岁时还会见企业家，出诗集，出席活动，尤其是企业管理方面的社会活动。八九十年代，“一二·九”老人们每年相约聚会，袁宝华基本都会参加。
2001年，宋晓梧的书《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发展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请袁宝华题字，按规定付给袁宝华3000元稿酬，袁宝华不收，听宋晓梧说不给不合适，就让秘书把这笔钱记上。秘书告诉宋晓梧，所有讲课费、出场费袁宝华都不要，如果非要给，就一律捐给希望工程。
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每年经过严格评选，在全国范围内对2～3位在管理创新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企业家授予“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在这个基金会做过顾问的宋晓梧说，评选标准一直很严格，受到全国企业界的认可。
2015年5月23日，“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王守家将这次座谈会的邀请函展示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上面写道：“他长期担任国家综合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经历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在经济体制改革、搞活企业、强化企业管理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形成了独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这个提法我是赞同的。”
他将《袁宝华文集》仔仔细细读了一遍，佩服袁宝华能够将人名、时间、地点悉数记录清楚。他认为，袁宝华的回忆之所以能如此准确，跟他有随时做记录的习惯有关。
王守家说，“文革”期间，物资部的造反派来抄家，王守家将袁宝华的厚厚一摞笔记本送到物资部保密室，反复交待不能有失，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下来。其中一本，后来被国家档案馆收藏。当时，袁宝华随周恩来去苏联谈判，只有他一人全程做了完整记录。
卸任后很少出席活动的朱镕基出席了“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他还将此前为祝贺袁宝华九十华诞撰写的文章增加了补语，作为《袁宝华文集》的代序言。代序言中收录了朱镕基1996年和袁宝华《八十述怀》的旧诗《敬和八十述怀》：
奉天初识韩荆州 亦师亦友五十秋
廉颇跨鞍情未老 赤臣谋国志不休
企改运筹功绩著 公正廉明口碑留
我学袁公高格调 无愧于心复何求
朱镕基还曾在给袁宝华的信中对这首诗作如此说明：“诗意不多，唯有真情，知我者公，得附骥尾，足矣。”
2017年春节，宋晓梧去袁宝华家探望。
袁宝华坐着轮椅，由儿子推到客厅里。他从轮椅上站起来，走了几步，坐在了“专座”—— 一张沙发椅上。
101岁的袁宝华头脑非常清楚，与宋晓梧聊天中没有一句重复的话。本来袁宝华的儿子与宋晓梧约定，谈话时间不超10分钟，结果袁宝华意犹未尽，聊了半小时还不愿停下。
他向宋晓梧询问了过去老同事的近况，又问他近来有没有写文章：“晓梧啊，你好啊，你也不年轻了。我给你提三点要求，第一，你虽然退休了，但是还要加强学习，你看我的茶几上，这么多报刊杂志，我100岁了还在坚持学习，不一定每篇都看，但每条标题我都会看，好的我就看看内容，一般的就直接过去。第二，你要尽可能发挥余热，听说你还带博士生，身体能做就做好，但是身体第一。第三，你一定要活得比我大。”
宋晓梧说：“袁主任，前两条我努力做到，后一条不敢保证，恐怕做不到。”袁宝华听后哈哈大笑。
宋晓梧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袁宝华。
曾在袁宝华领导下工作、后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的宋晓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后袁宝华很长时间站在国企改革的第一线，起到了领头和奠基的作用。他还培养了很多干部，可谓“门生”众多。
朱镕基称袁宝华为“良师益友”。在2015年出版的《袁宝华文集》的代序言中，他写道：“在宝华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只有十年，但是，五十多年来宝华同志在我心中的地位，仍然和1951年7月12日我们‘初识’时一样。”
“启蒙老师”
1951年夏，不满23岁的朱镕基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
其时，袁宝华是计划处副处长，后任处长。建国初期，全国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东北，计划处又是东北工业部最重要的综合部门，业务工作主要依靠袁宝华。
朱镕基回忆，当时自己刚出校门，不知道如何工作，更不知道如何待人接物，袁宝华就是最好的启蒙老师。袁宝华为人正直，待人的真诚发自内心，大家谈到他的时候都叫他“宝华”。他对人谦和，从不疾言厉色，“总是使你感到他对你的信任、肯定和支持，让你敢于大胆地去工作”。
同在计划处工作的林宗棠比朱镕基早来两年。1949年，中央组织清华、北大、南开等高校的1000名大学毕业生支援东北建设，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林宗棠也积极报名，被分配到计划处机电室当技术员。80年代后，林宗棠担任了国家经委副主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
林宗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袁宝华是经过长期实践锻炼的、真正懂经济的领导干部。他思路清晰，处事果断，工作效率高，看问题能看到点子上，很受器重，不久就升任部秘书长。当时开会一般都是袁宝华先讲，他的见解一般都会得到大家认同。
当时向苏联学习计划经济，叫做“有计划按比例”。计划处编计划，从苏联运来两卡车做计划的表格，袁宝华带着林宗棠等工作人员一起加班加点，边学边做。袁宝华记忆力极强，尤其记数字的能力过人。
王守家也是1949年进入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的。1959年6月，他开始为袁宝华担任秘书，在这一职位上干了10年，直到1988年从国家经委重工业局局长任上离休，近半个世纪一直在袁宝华的领导下工作。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袁宝华工作效率极高，每天他的办公桌上都摞着一尺多高的电报和文件，他都能不隔夜就处理完。
1952年秋天，中央从东北调干部，小部分调到国家计委，大部分调到重工业部。袁宝华调到了重工业部钢铁局。
“救火队长”
1960年6月，袁宝华调到国家经委，担任副主任。1963年5月，又兼任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局长，后任物资管理部部长兼党委书记。
当时，袁宝华负责的物资工作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全新领域，受到中央和刘少奇的特别重视，刘少奇曾称赞袁宝华“头脑清醒”。
国家物资管理总局成立后，分散的物资管理权逐步集中统一到国家物资总局。原物资部副部长宋致和曾回忆，袁宝华是物资部党政一把手，他作风民主，不论是对班子成员，还是对一般工作人员都是这样。他讲究工作方法，不指责不训人，不会让人下不了台。他修改别人的东西，不会推倒重来，会让写材料的人有成就感。“现在物资部的老人对袁宝华都怀有深刻尊敬的好印象，这就是我说的德高望重。”
“文革”时，经委主任薄一波首先受到冲击，经委陷入混乱。1969年11月，袁寶华在“靠边站”一年半后恢复工作，到国务院业务组，担任生产组常务副组长。1970年6月，国务院精简合并，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全国物价委员会等合并组成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1974年恢复国家计划委员会之名），余秋里担任主任，袁宝华担任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
那时，中央和地方的很多经济管理机构已经瘫痪，生产组承担了国务院管理全国经济的职能，就像救火队，成天拆东墙补西墙。袁宝华每天奔波在中南海和位于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的办公室之间，处理各地的告急电报和电话，度过了几年“没白天、没黑夜”的日子。
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必看生产组写的日报，经常召开碰头会，遇到急事直接找袁宝华，马上处理。余秋里通常下午开会开到晚上，吃了晚饭后继续开，12点吃完夜宵继续开，周恩来一般后半夜开会，直到早饭时散会。
王守家说，袁宝华擅长解决矛盾。有段时间，上海因缺少重油而面临停产，袁宝华先斩后奏，将计划运往其他地区的重油先发给上海，再说服其他地区，并报告了国务院。“文革”期间，因河南造反派的大闹，铁道运输受到影响，压了很多车。袁宝华给李先念打报告，李先念当即批示当地革委会领导，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新经委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恢复经委的决议，任命康世恩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党组书记，袁宝华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袁宝华回忆，组建经委最难的事情是尽快组织干部队伍。袁宝华找东北工业部的老同事、时任社科院工经所所长的马洪，把朱镕基要来，担任了燃动局处长。
袁宝华曾说，如果说经委前十年（1969年～1978年）是“生不逢时”的话，那么后十年（1988年经委在机构改革中一度撤销）就有点“得天独厚”了，因为遇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手脚逐渐舒展开了。同时他也认为：“后十年经委的工作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一直没有真正摆脱计划经济的指导，没有真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下工作，所以后十年经委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1978年10月底到12月初，根据李先念的意见，袁宝华担任团长，率团访问了日本。考察期间，大家思考最多的就是为什么日本企业能搞活而国内企业却存在这么多问题，都深感必须进行改革，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考察团从日本回来后，于12月底向国务院作了一次汇报，正式提出了在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华国锋主持汇报，国务院领导都参加了。听完汇报后，李先念说，经济要搞好，首先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发表了著名论文《企业本位论》。文章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具有独立物质利益、自主经营并对其经营效果负责的有机体。文章发表后，反响和争议都很大，而袁宝华将之视为最大的理论支持。
1979年，李先念找到袁宝华，要国家经委认真研究一下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经委到各地调研，召集一些部门和企业开座谈会，最后形成了“扩权十条”。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扩权十条”在会上原则通过。国务院据此出台了五个放权让利文件。
袁宝华说，从深层次讲，企业扩权是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最后找到了这么一个突破口，这实际上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开端。
新经委组建之初，经委主任康世恩兼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实际上是在计委主任余秋里领导下一肩双挑。计委和经委的一些部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康世恩在第一次和经委干部的见面会上说：“计委是龙头，经委是龙尾。”引起了一些议论。
1979年11月，发生了渤海2号翻船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央对计委和经委都做了调整。1980年，国家经委职能被划分，另外单独成立了能源委和机械委。余秋里离开计委，任能源委主任，康世恩任能源委第一副主任，薄一波任机械委主任。1981年1月，康世恩辞任经委主任，回到石油部兼任部长，仍担任副总理。
1981年3月，袁宝华被任命为经委主任。他当时接受采访时说，从工作范围看，这个经委是“半个工交办”，把机械划出去，把能源划出去，剩下的就是老重工业部和老轻工业部。
3月2日，国务院会议提出，经委要抓日常工作，还要着重抓企业改革。袁宝华坦承：“康世恩在经委的时候，由于他是副总理，他这个‘挡箭牌’大一点。康世恩离开以后由我出面，就感觉不像康世恩在的时候了，可是总起来说工作还算是比较顺利。”
1982年初，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主持下讨论中央机构的精简问题，提出重组国家经委，撤销机械委、能源委、建委、农委和国务院财贸小组，合并重建国家经委，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经济委员会。
合并后的经委，张劲夫担任主任，袁宝华、吕东、王磊担任副主任。因是合并而来，领导干部就有二三十个。几位老干部都做了经委顾问，一些副部级只能被安排为几个办的主任、副主任。
1983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宋晓梧被分配到经委企业局三处。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参与袁宝华负责的国营企业劳动组织整顿调研，起草全国国营企业劳动组织整顿大会发言稿，也因此与袁宝华有了第一次接触。
他觉得，袁宝华对年轻人非常耐心细致，要求也很严格。他起草好文稿后交给袁宝华审阅，袁宝华看后肯定了初稿，给了他以信心，同时也告诉他：“要多写，不要照抄照搬文件，要多从调研的实际例子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和中央的改革精神相符合。”这对他后来写此类文件很有启发。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袁宝华尤为受人尊敬的一点是，为人正派廉洁。他从不对下级摆官架，偶尔发脾气，也确实是因为下级工作不过关，一般都态度亲切，循循诱导，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和他一起工作，心情很舒畅。
“没有办法就是办法”
企业扩权之后，经委又推动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袁宝华说，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是农村带了个头，使企业改革也走了承包责任制的道路。
当时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包”字進城，一“包”就灵。农村是一“包”就灵，但城市里是不是一“包”就灵，大家意见不一致。
经委首先在首钢搞了试点，取得经验后，建议推广企业承包责任制，得到国务院支持。
实行承包制期间，企业自留资金大幅度增长，据统计有1500亿元（1987-1990年），技改力量大大增强。
有人说，实行承包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袁宝华说，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
当时财政也在改革，提出了利改税。袁宝华说，按道理来说利改税是个进步，可是就当时来说经委反对利改税。因为它把税率定得很高，企业喘不过气来，也就完不成上缴国家税收的任务，或者勉强完成最后两手空空。所以，第一步搞承包，第二步搞利改税。应该说，承包制确实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上缴国家任务之后企业能够有一点钱是不容易的事。当然，后来承包制在发展中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用承包代替了一切，特别是以“包”代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10年中，全国人大、国务院颁布的很多条例法规70%属于经济部门，大都和企业有关，如厂长工作条例、职工代表大会条例、企业承包经营条例等，都由袁宝华主持，每个文件的修改都要反复多次。
曾任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局长的陈兰通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有时呈报给国务院的文件，袁宝华在夜里看，遇有个别字句需要修改，夜深了还给他打电话，查问这个说法准不准、能不能这么提。在袁宝华手下工作，他也逐渐养成了严格细致的习惯。
1982年，林宗棠调到经委工作。他觉得，袁宝华特别重视企业，经常做企业的调查研究。那时经委总被批评替工交企业说话。林宗棠认为，经委的工作对象实际上就是全国工交企业，理应为工交企业说话。
林宗棠介绍，从1982年到1987年，经委抓的工作卓有成效。抓企业技术改造期间，经委强调企业的发展不能光靠外延、搞基建，而要侧重抓内涵、搞技改。经委成立了技术改造局，朱镕基任局长，狠抓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很有成效。
袁校长
1985年4月24日，袁宝华接到电话，主管教育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有事找他。
胡喬木告诉袁宝华，成仿吾去世后，人民大学校长一职已经空缺三年。“我们考虑来考虑去，你来担任人民大学校长。”他说，这同经委的工作不矛盾，理论联系实际，最合适。
此前，袁宝华曾听邓力群和他提过几句。邓力群和袁宝华是北京大学同学，在一起搞学生运动，后来一起在延安工作多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又一起到刚解放的东北工作，全国解放后一起到北京工作。
袁宝华以为这只是邓力群的个人想法，没有当真。他认为人民大学的老校长吴玉章、成仿吾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的教育界元老，自己虽然读过大学，但是没有办过大学，因此向胡乔木表示担子太重，怕干不了。
5月5日，胡乔木再次叫袁宝华到家里，再三动员，说：“中央已定，还是你最合适，你到人民大学可以发挥作用。”袁宝华仍然十分矛盾，在余秋里的一再鼓励和胡乔木的再三催促下，终于表态接受。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学的露天操场上举行了宏大的开学典礼。主席台上，袁宝华和几位国家领导人坐在一起。
人民大学84级校友李杨松后来回忆了对袁宝华的印象。69岁的袁宝华一头银发，面庞圆润，气息充沛，确实是人如其名。再加上一副方框黑边眼镜、一身浅灰色小翻领改良中山装，给人感觉亲切潇洒中透着气度堂皇。
袁宝华来得不多，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经委。那时，经委正在集中精力调查和拟定《企业法》，也是企业整顿的关键时期，他忙得不可开交。
袁宝华入职人民大学的第一件事，是首先用两个月的时间，听学校中层以上各级领导干部汇报情况，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教师和学生的想法。
有一次开座谈会，科研处利用这个机会布置老教授们填表格，请大家几天后将表格交至科研处。袁宝华马上说：“最好科研处派人到他们家里去取。”这让时任科研处处长、后来担任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的马绍孟印象深刻。
袁宝华曾说，如果说经委前十年是“生不逢时”的话，那么后十年就有点“得天独厚”了，因为遇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
马绍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袁宝华以其丰富的阅历和智慧，善于把握学校改革发展的大局，能够及时将中央的大政方针传达到学校。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人民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都在改革中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提高。中央决定成立国家行政学院时，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负责筹建工作，袁宝华任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袁宝华也是中国MBA教育的开拓者，提出中国也要发展技术型的工商管理硕士。
马绍孟说，袁宝华在人民大学任职的这六年，是人民大学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他的学识、能力、水平和人格魅力令大家敬服，很多学生都对毕业证上“袁宝华”的蓝色人名章很有感情。
1985年底，在人民大学“一二·九”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上，袁宝华讲话说，50年前，他19岁，是“一二·九”运动的参与者。现在虽然时代不同了，但青年学生要永远把握时代的脉搏，要与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人民的利益为自己行为的准则，这一点是相同的。
袁宝华因慷慨激昂出现口误，但因为他的讲话很有说服力，学生们都没有笑。“我们正确理解了‘长江前浪推后浪’的本意，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感受到了‘前浪’对‘后浪’的推动。”
1988年，袁宝华卸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91年，卸任人大校长。
“独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袁宝华退下来后，退而不休，依旧十分活跃，90岁时还会见企业家，出诗集，出席活动，尤其是企业管理方面的社会活动。八九十年代，“一二·九”老人们每年相约聚会，袁宝华基本都会参加。
2001年，宋晓梧的书《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发展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请袁宝华题字，按规定付给袁宝华3000元稿酬，袁宝华不收，听宋晓梧说不给不合适，就让秘书把这笔钱记上。秘书告诉宋晓梧，所有讲课费、出场费袁宝华都不要，如果非要给，就一律捐给希望工程。
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每年经过严格评选，在全国范围内对2～3位在管理创新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企业家授予“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在这个基金会做过顾问的宋晓梧说，评选标准一直很严格，受到全国企业界的认可。
2015年5月23日，“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王守家将这次座谈会的邀请函展示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上面写道：“他长期担任国家综合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经历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在经济体制改革、搞活企业、强化企业管理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形成了独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这个提法我是赞同的。”
他将《袁宝华文集》仔仔细细读了一遍，佩服袁宝华能够将人名、时间、地点悉数记录清楚。他认为，袁宝华的回忆之所以能如此准确，跟他有随时做记录的习惯有关。
王守家说，“文革”期间，物资部的造反派来抄家，王守家将袁宝华的厚厚一摞笔记本送到物资部保密室，反复交待不能有失，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下来。其中一本，后来被国家档案馆收藏。当时，袁宝华随周恩来去苏联谈判，只有他一人全程做了完整记录。
卸任后很少出席活动的朱镕基出席了“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他还将此前为祝贺袁宝华九十华诞撰写的文章增加了补语，作为《袁宝华文集》的代序言。代序言中收录了朱镕基1996年和袁宝华《八十述怀》的旧诗《敬和八十述怀》：
奉天初识韩荆州 亦师亦友五十秋
廉颇跨鞍情未老 赤臣谋国志不休
企改运筹功绩著 公正廉明口碑留
我学袁公高格调 无愧于心复何求
朱镕基还曾在给袁宝华的信中对这首诗作如此说明：“诗意不多，唯有真情，知我者公，得附骥尾，足矣。”
2017年春节，宋晓梧去袁宝华家探望。
袁宝华坐着轮椅，由儿子推到客厅里。他从轮椅上站起来，走了几步，坐在了“专座”—— 一张沙发椅上。
101岁的袁宝华头脑非常清楚，与宋晓梧聊天中没有一句重复的话。本来袁宝华的儿子与宋晓梧约定，谈话时间不超10分钟，结果袁宝华意犹未尽，聊了半小时还不愿停下。
他向宋晓梧询问了过去老同事的近况，又问他近来有没有写文章：“晓梧啊，你好啊，你也不年轻了。我给你提三点要求，第一，你虽然退休了，但是还要加强学习，你看我的茶几上，这么多报刊杂志，我100岁了还在坚持学习，不一定每篇都看，但每条标题我都会看，好的我就看看内容，一般的就直接过去。第二，你要尽可能发挥余热，听说你还带博士生，身体能做就做好，但是身体第一。第三，你一定要活得比我大。”
宋晓梧说：“袁主任，前两条我努力做到，后一条不敢保证，恐怕做不到。”袁宝华听后哈哈大笑。
宋晓梧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袁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