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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时期，赣南客家地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为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240万苏区人口中，参加红军的就达33万人。在这33万赣南客家子弟中，有10万余人血洒疆场，长眠于祖国锦绣河山之下，为新中国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同时，在这33万客家子弟中，经过无数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也锤炼出了132位将军。
这132位将军，绝大多数都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小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打柴、放牛，帮大人干农活，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上过学的将军，也只是上过几年小学或中学。客家人是非常重教化的。赣南客家谚语有云：“人不读诗书，活着不如猪”、“学不尽的打，读不尽的书”、“食唔穷，穿唔穷，不读诗书一世穷”，大凡能有一点点机会，他们也要千方百计学习文化。因此，这些将军们，遵循“夫善国者莫大于劝教”这一古训，在革命队伍里，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里，非常积极地追求文化科学知识，抓紧一切时间，抓住一切机会，勤学苦练，认真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在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的同时，也成为了诗人、作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医疗卫生专家。
赫赫有名的上将
“科班出身”的上将陈奇涵
在132位赣南籍将军中，陈奇涵算是较有文化的一个，是真正的“科班出身”。他1897年出生在兴国潋江河畔坝南村农民家庭。1916年毕业于校址在赣州市章贡区的省立第四中学（现为赣一中，是赣南历史上最长的学府，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便是这里毕业的）。他生不逢时，毕业即失业，遂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县城孔庙办学。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把陈奇涵从“武训式”的办学小圈子推向立志改造社会的大舞台。6月，他毅然投笔从戎，背着几斤蚕丝作盘缠，沿着古驿道，越过大庾岭、梅关，南下广东，投考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5年春，他进入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上尉队长。
1926年，他被派往江西从事群众运动。由于有“文凭”，有文化，再加上勇敢、机智，很快被委以重任。1927年，他被派往朱德任团长的南昌军官教育团任参谋长。其后，他担任了许多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才能胜任的重要职务。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红军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军委随营学校校长；抗战时期，任军委教育局局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军委情报部第三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将军诗人萧华
萧华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泥瓦匠家庭，家里无房无地，借祠堂一角栖身。他自幼聪明好学，每年都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祠堂学租奖励，当地人称他为“神童”。
因为有较好的文化素质，一参加革命，就显露出了他的才干。他参加红四军仅一个多月，就利用战斗间隙，把全军青年组织健全起来。1933年夏，他在全军工作会议上，提出创建“少共国际师”的建议。不久，“少共国际师”获得组建，不满18岁的萧华担任了这支部队的政委。
在以后的战斗岁月和全国解放后，他担任的很多职务，都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才能胜任，他干得很出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曾担任第十师三十团政委、陕甘支队第一大队政委、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抗战时期，他担任过三四三旅政委、鲁西南军区政委、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建国后，曾担任空军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他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将军诗人”之一。他撰写过许多诗文。最著名的是《长征组歌》。《长征组歌》谱成曲调以后，立即风糜中华大地，至今仍传唱不衰。当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能唱出全部歌词。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斥责那些不怀好意的诋毁萧华的人说：“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神来之笔嘛!”周恩来曾17次观看组歌演出，在弥留之际，还要再听一次《长征组歌》。
功勋卓著的中将
出生于“文乡诗国”的中将刘浩天
刘浩天是江西宁都人。宁都是个人文辈出的地方，如“三魏”和“易堂九子”，被誉为“文乡诗国”。
刘浩天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一生勤勉地追求知识，并成为杰出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学校领导者。
延安时期，刘浩天兼任抗战六大队政治教员，他按照学校编写的油印教材《部队政治工作》认真备课并认真上课。每讲完一课，他都要及时组织学员分小组讨论，听了各小组讨论意见后，又不厌其烦地对学员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疑释惑，直到学员学懂弄清为止。
1951年，刘浩天受中央军委之命，负责筹建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总高”设在南京紫金山孝陵卫，是中央军委直属的全军步兵培训机构。他全身心投入工作，每天埋头苦干十五六个钟头，吃住在学校，没有节假日。过度的劳累使他患上严重失眠症。妻子劝他注意身体，他说：“我文化低，只有多花费些时间才能把工作做好。”经过6个月的准备，总高级步兵学校于1957年秋季正式开学。
1957年，刘浩天升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主持全校的党政工作。总高级步兵学校自成立至1958年的近7年时间里，培训中、高级学员5000余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造就了大批人才。后来，刘浩天又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高等学校是知识和文化的象征，高等学校的校、院长，是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的领导担任的，而出身于农民家庭，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刘浩天，经过他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我军高等军事院校的领导人，是非常不简单的。刘浩天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用树枝练字的中将康志强
康志海出生在兴国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兄妹6人，3岁时父亲去世。由于家里无法维持生计，6岁时他便被送到别家做孙子。
康志强幼时未拜过孔子、进过学堂。当红军后，他自学文化。行军时，把字写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边走边认，一到宿营地，就捡根树枝在地上练写字，每天学几个，慢慢积累。功夫不负有心人，日积月累，他终于能阅读报纸、信件，起草文件。他想再深造提高，但战争年代，没有时间学习。后来他终于有机会进学校学习。他把熬了几十年一直没能施展的干劲全用上了。每天，他总是第一个进教室，最后一个回寝室，没有日夜，不分寒暑。大家都劝他注意身体，他笑着对比他年轻许多的同学说：“打仗我行，读书你们行，还请多多关照哟。”
1963年，这位旧社会的苦孩子担任了海军学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开始了教书育人的新工作。他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说：“海军是一个技术非常复杂的军种，建设人民海军，需要大量具有多学科知识的人才，抓好干部培养，重视知识和人才，是海军建设的关键。”
其后，他又担任了北海舰队党委书记、政委，海军副政委等要职，任的也是“文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小秀才”谢有法中将
谢有法是兴国县长冈乡人。他的家乡，就是当年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的地方。1933年5月，16岁的谢有法报名参加兴国模范师。负责接兵的干部嫌他个子矮小，不肯接收。他灵机一动，说自己读过小学，能写会算，还会唱歌。这一招果然灵验。当时部队正需要有文化的战士，他被破格批准入伍。
“小秀才”谢有法在部队可真起了大作用。行军打仗时，他在宣传队里打快板《莲花落》，哼客家小曲《斑鸠调》，演唱红军里的流行歌曲。他最拿手的要数兴国山歌，能出口成章，随编随唱。召开群众大会，他端来小凳子往上一站，面对广大听众心不慌、脸不红地表演起来。他口齿伶俐，声音清脆，挥动着手臂，讲话绘声绘色，表演形神兼备。当时，团长李寿轩称他是“精灵的红小鬼”，政委胡日安称他是“出色的宣传员”，团政治部主任称赞他是“大胆的小战士”。
谢有法不仅能说会道，能唱会写，而且风趣幽默。在福建打顺昌时，敌人飞来的弹片击落了他手中端着的饭碗，他一点也不害怕，还笑着打趣说：“雷公都不敢打吃饭的人，蒋介石比雷公还恶。”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谢有法被分配到“特殊连队”——干部休养连当文书。那时他才十七八岁，因为个子小，背一支小步枪，大家都叫他“小文书”。文书虽小，管的事情可不少：要造名册、写宿营报告，要打前站、找房子等等。辛苦归辛苦，兴国山歌还是常常不离口，为此大家都很喜欢他。休养连队的连长侯政曾评价他：“脑子好，很精灵，爱说话,能跑路,能吃苦，手脚勤快，不肯闲着。交待他什么任务都能完成。有空他还去抬担架，教小孩学文化、唱山歌哩！”在“特殊连队”里，谢有法呆的时间最长，一直到瓦窑堡连队撤销建制为止。
在延安，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首次来到陕北根据地了解“红色中国内幕”。红军战士列队欢迎，朝天鸣炮致敬。腰板挺直，身材较小的谢有法精神抖擞，站在队列前头，举起拳头，用洪亮的声音喊口号欢迎。就在这一瞬间，斯诺举起照相机，按下快门，拍下了谢有法领头呼口号的镜头。这个镜头被收入《西行漫记》一书。
新中国成立后，谢有法曾配合罗荣桓元帅，主持我军第一所大型现代化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担任政委达8年之久。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0年9月，他担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顾问。离休后，仍带病撰写部队政治工作的论著。
能文能武的少将
百货店学徒工出身的少将吕黎平
吕黎平出身是兴国县城“吉和祥”百货店学徒工，有小学文化程度，这个文化程度，在当时红军里可称得上是个“秀才”呢。正因为有“文化”，他在红军时代就曾进入红军高层领导机关工作。1933年5月，他被选调到总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在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高层领导身边，观其运筹帷幄，受其耳提面命，进步很快。
“文化人”干的是文化事。二万五千里长征中，1935年4月，在云南曲靖，他带领小分队，缴获了在当时十分珍贵的敌军云南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找到了捷径和渡口，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军委的表扬。同年9月9日，是他将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亲自送交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并提供当时我军惟一的甘肃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偕红一方面军安全脱离险境，胜利北上甘肃、陕西。
吕黎平这位在我军危急关头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人，后来又成为我军航空史上第一代“开天人”。
1938年，因工作需要，吕黎平参加空军学习驾驶飞机。空军是高技术兵种，吕黎平虽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对复杂的数学概念、计算公式，高深的《飞行原理》、《飞机构造》等知识束手无策。然而他不畏艰难，一头扎进飞行知识的海洋。上课认真聆听，课后反复记忆。还和同志们一起用萝卜做成立方体，三角形等几何图形，学习体积、乘积，体会几何概念，加深对航空等高线的理解。为了弥补练习器材的不足，还自己琢磨，别具匠心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飞行练习“土办法”：坐汽车时，右手握根棍子，面对汽车的前进方向，汽车开动，就模拟飞机加油门滑跑，轻轻地将手中的“驾驶杆”往前推，汽车速度加大了，就往后带杆“起飞”，汽车减速，就模拟飞机减速下滑着陆，眼观左前方，目测离地面高度，轻轻地“带杆”、“拉平”。凭着这股毅力，吕黎平的技术水平提高很快。4个月后，他就能单机起飞，翱翔蓝天了。
全国解放后，吕黎平致力于空军建设工作。1949年，吕黎平任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校长，他带领大家艰苦创业，努力突破理论难关，顺利完成建校任务。教学中，他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率先垂范。
1959年，他出任空军第一军首任军长。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2年，调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1987年离职休养。离休后，他仍然辛勤工作，并著有《星光照西陲》、《青春的步履》、《通天之路》、《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等专著，还在史料集册中刊载了十多篇专题文章，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技术书记”彭寿生少将
彭寿生出生于信丰县。虽然文化不高，但却是一个在红军中小有名气的“小秀才”。
1930年，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任部队的“文官”——技术书记。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在红二十二师政治部任技术书记时，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用钢板刻印师政治部的报纸《铁拳报》。
《铁拳报》每月出两期，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本师红军官兵的战斗和生活，指导本师部队的军事政治建设。彭寿生写得一手好字。因当时印刷条件差，报纸只能用蜡纸钢板刻写油印，师政治部就将刻印报纸的任务交给了他。彭寿生施展才能，用毛笔题写了“铁拳报”三字报头，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赞许和肯定。他又将报头作了些艺术装饰，画了一只铁拳图案，配上空心的报名，再在下面注明出版单位和时间，一张油印小报就像模像样了。
办报的条件是相当困难的。当时《铁拳报》的出版地会昌县，连蜡纸也买不到，要到瑞金县城才有卖。彭寿生每次去买蜡纸，来回都要花几天时间，走一二百里山路。报纸每期要印180多份，只有用日本造的“崛井”牌蜡纸才能印到这个数。印报纸的纸张是本地产的毛边纸，当地就有卖。油墨大部份靠自造。要用黑油墨，就到老表的灶头烟囱里刮些松烟，加上桐油，调和均匀，即可使用；要用红油墨，就用赭石粉加桐油熬成。但蓝油墨不能自造，还得到瑞金去买。他还自制油印机：将蜡纸一头用钉子钉在桌面上，下面垫上纸张，然后用滚筒推上油墨由前往下刷。
就这样，彭寿生从一个油印“小秀才”，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将军。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冀东前线指挥所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唐山警备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独立第二一O师师长。参加了东北各次战役作战。1948年9月率部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建国后，任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兼秦塘水警区指挥所副司令，六十六军副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又到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深造，实现了几十年读书求学的心愿。毕业后，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
要找“有文化”配偶的少将李致远
李致远出生于赣南的于都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从这里集结出发的。他的祖父是乡村铁匠，由于家里贫穷，没有念过书，没有文化，平时给人家做了多少件铁器，记不下来，只能做些记号，往往搞错。祖父吃了不识字的苦，于是千方百计让李致远读了两年私塾，因此他认识了一些字，会加减法，算有了点学问。
李致远的这点“学问”，在他的革命历程中发挥了如虎添翼的作用。抗美援朝时，李致远任志愿军师政委、军副政委。当时，朝鲜空战，无论飞机数量、装备质量和技术水平，中朝空军明显处于劣势。美国空军号称“空中霸王”，而我军则是初出茅庐，美军控制了制空权。当时，我军只有“卡秋莎”炮，一打目标就暴露，敌机便轮番来轰炸，为避免敌机轰炸，李致远指示部队修环形公路，让“卡秋莎”在环形公路上跑，成为移动的炮位，边打边走，使敌机找不准目标，轰炸无计可施。这也成为朝鲜战争中的一种发明。
1953年7月，李致远任六十八军副政委兼二O三师政委，师长是杨栋梁。部队为贯彻志愿军二十兵团杨勇司令“集中优势，稳扎稳打”的方针，决定派100余人，组成穿插部队，出其不意，打击敌人。李致远从人员挑选到进攻路线与师长共谋，达成一致，让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率“先头部队”突袭了“白虎团”团部，使该团长陆根洙和美军顾问全部丧命，震撼全军。该情节后来成为文艺作品《奇袭白虎团》的原型素材。
李致远参加革命以后，懂得了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对下级，还是对家人，他总是勉励他们要学文化，学知识。四十年代，当组织上询问他择偶条件时，他直截了当地说：“要一个有文化的。”后来，他与河南信阳师范毕业后到延安的一位女同志结为夫妻。当李致远到北京政治学院学习时，他也动员妻子到白求恩军医大学学医，妻子转业后曾在北京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他有6个孩子，四男三女，全部上了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河北电大、浙江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第七军医大学等高校深造，毕业后成为单位的骨干。他的儿女们回忆往事时都感激地说：我们之所以强烈地追求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与父亲的言传身教分不开。李致远的大儿子李文说：父亲过去吃过没文化的苦，因此对我们学习要求很严；我们当时都寄住在学校里，每学期结束回家，都要把记分册交给父亲看，他看得很仔细，每次我们都像过关一样。
建国后，李致远曾任军副政治委员、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粟裕的学生廖冠贤少将
廖冠贤出生在宁都县。他父亲是个比较开明的人，自己节衣缩食，供儿子读完了高小。与同时参加红军的年轻人相比，廖冠贤是幸运的。
1931年，中央军委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这年冬天，在红军十二军三十五师一O三团一营当传令兵班长的廖冠贤和其他十几个人接到上级通知，去考红军学校。廖冠贤听到后很高兴，可又有些担心，怕考不上。因为，他是从乡下来的，论打仗，像只小老虎，可是论读书写字，那就傻了眼。他虽然有高小文化程度，可也不知怎么个考法。
主考人是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谭政。主要考文化和政治两门。考文化，方法是念报纸、读文件，看能不能念下来。谭主任顺手拿起《土地革命十大纲领》，放在廖冠贤的面前，和蔼地问他：“你能念下来吗？”
廖冠贤说：“试一试吧!”
廖冠贤聚精会神地念了一通之后，谭主任满意地笑了。
接着考政治，有考卷，题目有“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一类的政治常识，每道题目下面，有三四个答案，有对有错，要应考者去辨别。当廖冠贤碰到“什么叫两条路线斗争”这道题时，难住了。这道题有3个答案：第一个是“一条是打高兴圩，一条是打老营盘”；第二个是“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第三个是“既然‘左’倾机会主义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不对，那么我们站在中间对不对”。他思索了半天，想来想去，认为第一个答案可能是正确的，就划了个圈，结果，闹了个大笑话。后来，廖冠贤回忆这件事时说：“其实，那时我刚当红军不久，对马列、政治理论知道甚少，就只有一个心眼，当兵就要当红军，舍此没有别的出路。”
经过考试，廖冠贤被录取了。1931年12月，他背着背包，从福建汀州来到瑞金，开始了红军学校的学习生活。
廖冠贤进入红军学校后，分配在培训连队政治指导员的四连，而四连连长就是以后成为大将的粟裕。
在“红校”的那段时间里，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中央苏区的物资十分缺乏。党为了培养红军干部，还是尽可能地为学员创造学习条件。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是用当地竹子做的毛边纸做成的，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每人还发了一支钢笔。教室的桌凳大小不一，很不整齐。廖冠贤却意识到，有这样的条件就该心满意足了，它是战友们在前线英勇作战、流血牺牲换来的。他珍惜分分秒秒时间，刻苦学习，如同大雪天里走路，一步一个脚印。
由于廖冠贤刻苦学习，认真钻研文化知识，他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委员、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三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十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三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空降兵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兼空军后勤部政汉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廖冠贤永生难忘“红校”的学习生活。粟裕在“红校”认真讲课，亲自示范，还针对学员的思想实际，机动灵活地进行教学的情景，经常映现在脑海里。1960年，廖冠贤到广州开会，见到了粟裕大将。廖冠贤问粟裕：“你还认识我吗?”粟裕说：“面熟，但记不起名字了。”
时隔三十年后，两位老红军相遇，感慨万分！粟裕深情地说：“红校四连的同志们，多数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至今留下已知道的，只有你我两个人，我们是幸存者，创业难啊!”
责任编辑 梅 宏
这132位将军，绝大多数都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小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打柴、放牛，帮大人干农活，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上过学的将军，也只是上过几年小学或中学。客家人是非常重教化的。赣南客家谚语有云：“人不读诗书，活着不如猪”、“学不尽的打，读不尽的书”、“食唔穷，穿唔穷，不读诗书一世穷”，大凡能有一点点机会，他们也要千方百计学习文化。因此，这些将军们，遵循“夫善国者莫大于劝教”这一古训，在革命队伍里，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里，非常积极地追求文化科学知识，抓紧一切时间，抓住一切机会，勤学苦练，认真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在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的同时，也成为了诗人、作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医疗卫生专家。
赫赫有名的上将
“科班出身”的上将陈奇涵
在132位赣南籍将军中，陈奇涵算是较有文化的一个，是真正的“科班出身”。他1897年出生在兴国潋江河畔坝南村农民家庭。1916年毕业于校址在赣州市章贡区的省立第四中学（现为赣一中，是赣南历史上最长的学府，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便是这里毕业的）。他生不逢时，毕业即失业，遂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县城孔庙办学。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把陈奇涵从“武训式”的办学小圈子推向立志改造社会的大舞台。6月，他毅然投笔从戎，背着几斤蚕丝作盘缠，沿着古驿道，越过大庾岭、梅关，南下广东，投考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5年春，他进入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上尉队长。
1926年，他被派往江西从事群众运动。由于有“文凭”，有文化，再加上勇敢、机智，很快被委以重任。1927年，他被派往朱德任团长的南昌军官教育团任参谋长。其后，他担任了许多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才能胜任的重要职务。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红军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军委随营学校校长；抗战时期，任军委教育局局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军委情报部第三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将军诗人萧华
萧华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泥瓦匠家庭，家里无房无地，借祠堂一角栖身。他自幼聪明好学，每年都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祠堂学租奖励，当地人称他为“神童”。
因为有较好的文化素质，一参加革命，就显露出了他的才干。他参加红四军仅一个多月，就利用战斗间隙，把全军青年组织健全起来。1933年夏，他在全军工作会议上，提出创建“少共国际师”的建议。不久，“少共国际师”获得组建，不满18岁的萧华担任了这支部队的政委。
在以后的战斗岁月和全国解放后，他担任的很多职务，都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才能胜任，他干得很出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曾担任第十师三十团政委、陕甘支队第一大队政委、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抗战时期，他担任过三四三旅政委、鲁西南军区政委、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建国后，曾担任空军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他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将军诗人”之一。他撰写过许多诗文。最著名的是《长征组歌》。《长征组歌》谱成曲调以后，立即风糜中华大地，至今仍传唱不衰。当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能唱出全部歌词。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斥责那些不怀好意的诋毁萧华的人说：“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神来之笔嘛!”周恩来曾17次观看组歌演出，在弥留之际，还要再听一次《长征组歌》。
功勋卓著的中将
出生于“文乡诗国”的中将刘浩天
刘浩天是江西宁都人。宁都是个人文辈出的地方，如“三魏”和“易堂九子”，被誉为“文乡诗国”。
刘浩天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一生勤勉地追求知识，并成为杰出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学校领导者。
延安时期，刘浩天兼任抗战六大队政治教员，他按照学校编写的油印教材《部队政治工作》认真备课并认真上课。每讲完一课，他都要及时组织学员分小组讨论，听了各小组讨论意见后，又不厌其烦地对学员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疑释惑，直到学员学懂弄清为止。
1951年，刘浩天受中央军委之命，负责筹建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总高”设在南京紫金山孝陵卫，是中央军委直属的全军步兵培训机构。他全身心投入工作，每天埋头苦干十五六个钟头，吃住在学校，没有节假日。过度的劳累使他患上严重失眠症。妻子劝他注意身体，他说：“我文化低，只有多花费些时间才能把工作做好。”经过6个月的准备，总高级步兵学校于1957年秋季正式开学。
1957年，刘浩天升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主持全校的党政工作。总高级步兵学校自成立至1958年的近7年时间里，培训中、高级学员5000余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造就了大批人才。后来，刘浩天又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高等学校是知识和文化的象征，高等学校的校、院长，是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的领导担任的，而出身于农民家庭，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刘浩天，经过他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我军高等军事院校的领导人，是非常不简单的。刘浩天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用树枝练字的中将康志强
康志海出生在兴国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兄妹6人，3岁时父亲去世。由于家里无法维持生计，6岁时他便被送到别家做孙子。
康志强幼时未拜过孔子、进过学堂。当红军后，他自学文化。行军时，把字写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边走边认，一到宿营地，就捡根树枝在地上练写字，每天学几个，慢慢积累。功夫不负有心人，日积月累，他终于能阅读报纸、信件，起草文件。他想再深造提高，但战争年代，没有时间学习。后来他终于有机会进学校学习。他把熬了几十年一直没能施展的干劲全用上了。每天，他总是第一个进教室，最后一个回寝室，没有日夜，不分寒暑。大家都劝他注意身体，他笑着对比他年轻许多的同学说：“打仗我行，读书你们行，还请多多关照哟。”
1963年，这位旧社会的苦孩子担任了海军学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开始了教书育人的新工作。他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说：“海军是一个技术非常复杂的军种，建设人民海军，需要大量具有多学科知识的人才，抓好干部培养，重视知识和人才，是海军建设的关键。”
其后，他又担任了北海舰队党委书记、政委，海军副政委等要职，任的也是“文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小秀才”谢有法中将
谢有法是兴国县长冈乡人。他的家乡，就是当年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的地方。1933年5月，16岁的谢有法报名参加兴国模范师。负责接兵的干部嫌他个子矮小，不肯接收。他灵机一动，说自己读过小学，能写会算，还会唱歌。这一招果然灵验。当时部队正需要有文化的战士，他被破格批准入伍。
“小秀才”谢有法在部队可真起了大作用。行军打仗时，他在宣传队里打快板《莲花落》，哼客家小曲《斑鸠调》，演唱红军里的流行歌曲。他最拿手的要数兴国山歌，能出口成章，随编随唱。召开群众大会，他端来小凳子往上一站，面对广大听众心不慌、脸不红地表演起来。他口齿伶俐，声音清脆，挥动着手臂，讲话绘声绘色，表演形神兼备。当时，团长李寿轩称他是“精灵的红小鬼”，政委胡日安称他是“出色的宣传员”，团政治部主任称赞他是“大胆的小战士”。
谢有法不仅能说会道，能唱会写，而且风趣幽默。在福建打顺昌时，敌人飞来的弹片击落了他手中端着的饭碗，他一点也不害怕，还笑着打趣说：“雷公都不敢打吃饭的人，蒋介石比雷公还恶。”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谢有法被分配到“特殊连队”——干部休养连当文书。那时他才十七八岁，因为个子小，背一支小步枪，大家都叫他“小文书”。文书虽小，管的事情可不少：要造名册、写宿营报告，要打前站、找房子等等。辛苦归辛苦，兴国山歌还是常常不离口，为此大家都很喜欢他。休养连队的连长侯政曾评价他：“脑子好，很精灵，爱说话,能跑路,能吃苦，手脚勤快，不肯闲着。交待他什么任务都能完成。有空他还去抬担架，教小孩学文化、唱山歌哩！”在“特殊连队”里，谢有法呆的时间最长，一直到瓦窑堡连队撤销建制为止。
在延安，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首次来到陕北根据地了解“红色中国内幕”。红军战士列队欢迎，朝天鸣炮致敬。腰板挺直，身材较小的谢有法精神抖擞，站在队列前头，举起拳头，用洪亮的声音喊口号欢迎。就在这一瞬间，斯诺举起照相机，按下快门，拍下了谢有法领头呼口号的镜头。这个镜头被收入《西行漫记》一书。
新中国成立后，谢有法曾配合罗荣桓元帅，主持我军第一所大型现代化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担任政委达8年之久。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0年9月，他担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顾问。离休后，仍带病撰写部队政治工作的论著。
能文能武的少将
百货店学徒工出身的少将吕黎平
吕黎平出身是兴国县城“吉和祥”百货店学徒工，有小学文化程度，这个文化程度，在当时红军里可称得上是个“秀才”呢。正因为有“文化”，他在红军时代就曾进入红军高层领导机关工作。1933年5月，他被选调到总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在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高层领导身边，观其运筹帷幄，受其耳提面命，进步很快。
“文化人”干的是文化事。二万五千里长征中，1935年4月，在云南曲靖，他带领小分队，缴获了在当时十分珍贵的敌军云南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找到了捷径和渡口，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军委的表扬。同年9月9日，是他将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亲自送交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并提供当时我军惟一的甘肃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偕红一方面军安全脱离险境，胜利北上甘肃、陕西。
吕黎平这位在我军危急关头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人，后来又成为我军航空史上第一代“开天人”。
1938年，因工作需要，吕黎平参加空军学习驾驶飞机。空军是高技术兵种，吕黎平虽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对复杂的数学概念、计算公式，高深的《飞行原理》、《飞机构造》等知识束手无策。然而他不畏艰难，一头扎进飞行知识的海洋。上课认真聆听，课后反复记忆。还和同志们一起用萝卜做成立方体，三角形等几何图形，学习体积、乘积，体会几何概念，加深对航空等高线的理解。为了弥补练习器材的不足，还自己琢磨，别具匠心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飞行练习“土办法”：坐汽车时，右手握根棍子，面对汽车的前进方向，汽车开动，就模拟飞机加油门滑跑，轻轻地将手中的“驾驶杆”往前推，汽车速度加大了，就往后带杆“起飞”，汽车减速，就模拟飞机减速下滑着陆，眼观左前方，目测离地面高度，轻轻地“带杆”、“拉平”。凭着这股毅力，吕黎平的技术水平提高很快。4个月后，他就能单机起飞，翱翔蓝天了。
全国解放后，吕黎平致力于空军建设工作。1949年，吕黎平任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校长，他带领大家艰苦创业，努力突破理论难关，顺利完成建校任务。教学中，他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率先垂范。
1959年，他出任空军第一军首任军长。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2年，调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1987年离职休养。离休后，他仍然辛勤工作，并著有《星光照西陲》、《青春的步履》、《通天之路》、《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等专著，还在史料集册中刊载了十多篇专题文章，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技术书记”彭寿生少将
彭寿生出生于信丰县。虽然文化不高，但却是一个在红军中小有名气的“小秀才”。
1930年，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任部队的“文官”——技术书记。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在红二十二师政治部任技术书记时，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用钢板刻印师政治部的报纸《铁拳报》。
《铁拳报》每月出两期，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本师红军官兵的战斗和生活，指导本师部队的军事政治建设。彭寿生写得一手好字。因当时印刷条件差，报纸只能用蜡纸钢板刻写油印，师政治部就将刻印报纸的任务交给了他。彭寿生施展才能，用毛笔题写了“铁拳报”三字报头，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赞许和肯定。他又将报头作了些艺术装饰，画了一只铁拳图案，配上空心的报名，再在下面注明出版单位和时间，一张油印小报就像模像样了。
办报的条件是相当困难的。当时《铁拳报》的出版地会昌县，连蜡纸也买不到，要到瑞金县城才有卖。彭寿生每次去买蜡纸，来回都要花几天时间，走一二百里山路。报纸每期要印180多份，只有用日本造的“崛井”牌蜡纸才能印到这个数。印报纸的纸张是本地产的毛边纸，当地就有卖。油墨大部份靠自造。要用黑油墨，就到老表的灶头烟囱里刮些松烟，加上桐油，调和均匀，即可使用；要用红油墨，就用赭石粉加桐油熬成。但蓝油墨不能自造，还得到瑞金去买。他还自制油印机：将蜡纸一头用钉子钉在桌面上，下面垫上纸张，然后用滚筒推上油墨由前往下刷。
就这样，彭寿生从一个油印“小秀才”，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将军。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冀东前线指挥所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唐山警备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独立第二一O师师长。参加了东北各次战役作战。1948年9月率部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建国后，任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兼秦塘水警区指挥所副司令，六十六军副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又到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深造，实现了几十年读书求学的心愿。毕业后，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
要找“有文化”配偶的少将李致远
李致远出生于赣南的于都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从这里集结出发的。他的祖父是乡村铁匠，由于家里贫穷，没有念过书，没有文化，平时给人家做了多少件铁器，记不下来，只能做些记号，往往搞错。祖父吃了不识字的苦，于是千方百计让李致远读了两年私塾，因此他认识了一些字，会加减法，算有了点学问。
李致远的这点“学问”，在他的革命历程中发挥了如虎添翼的作用。抗美援朝时，李致远任志愿军师政委、军副政委。当时，朝鲜空战，无论飞机数量、装备质量和技术水平，中朝空军明显处于劣势。美国空军号称“空中霸王”，而我军则是初出茅庐，美军控制了制空权。当时，我军只有“卡秋莎”炮，一打目标就暴露，敌机便轮番来轰炸，为避免敌机轰炸，李致远指示部队修环形公路，让“卡秋莎”在环形公路上跑，成为移动的炮位，边打边走，使敌机找不准目标，轰炸无计可施。这也成为朝鲜战争中的一种发明。
1953年7月，李致远任六十八军副政委兼二O三师政委，师长是杨栋梁。部队为贯彻志愿军二十兵团杨勇司令“集中优势，稳扎稳打”的方针，决定派100余人，组成穿插部队，出其不意，打击敌人。李致远从人员挑选到进攻路线与师长共谋，达成一致，让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率“先头部队”突袭了“白虎团”团部，使该团长陆根洙和美军顾问全部丧命，震撼全军。该情节后来成为文艺作品《奇袭白虎团》的原型素材。
李致远参加革命以后，懂得了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对下级，还是对家人，他总是勉励他们要学文化，学知识。四十年代，当组织上询问他择偶条件时，他直截了当地说：“要一个有文化的。”后来，他与河南信阳师范毕业后到延安的一位女同志结为夫妻。当李致远到北京政治学院学习时，他也动员妻子到白求恩军医大学学医，妻子转业后曾在北京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他有6个孩子，四男三女，全部上了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河北电大、浙江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第七军医大学等高校深造，毕业后成为单位的骨干。他的儿女们回忆往事时都感激地说：我们之所以强烈地追求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与父亲的言传身教分不开。李致远的大儿子李文说：父亲过去吃过没文化的苦，因此对我们学习要求很严；我们当时都寄住在学校里，每学期结束回家，都要把记分册交给父亲看，他看得很仔细，每次我们都像过关一样。
建国后，李致远曾任军副政治委员、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粟裕的学生廖冠贤少将
廖冠贤出生在宁都县。他父亲是个比较开明的人，自己节衣缩食，供儿子读完了高小。与同时参加红军的年轻人相比，廖冠贤是幸运的。
1931年，中央军委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这年冬天，在红军十二军三十五师一O三团一营当传令兵班长的廖冠贤和其他十几个人接到上级通知，去考红军学校。廖冠贤听到后很高兴，可又有些担心，怕考不上。因为，他是从乡下来的，论打仗，像只小老虎，可是论读书写字，那就傻了眼。他虽然有高小文化程度，可也不知怎么个考法。
主考人是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谭政。主要考文化和政治两门。考文化，方法是念报纸、读文件，看能不能念下来。谭主任顺手拿起《土地革命十大纲领》，放在廖冠贤的面前，和蔼地问他：“你能念下来吗？”
廖冠贤说：“试一试吧!”
廖冠贤聚精会神地念了一通之后，谭主任满意地笑了。
接着考政治，有考卷，题目有“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一类的政治常识，每道题目下面，有三四个答案，有对有错，要应考者去辨别。当廖冠贤碰到“什么叫两条路线斗争”这道题时，难住了。这道题有3个答案：第一个是“一条是打高兴圩，一条是打老营盘”；第二个是“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第三个是“既然‘左’倾机会主义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不对，那么我们站在中间对不对”。他思索了半天，想来想去，认为第一个答案可能是正确的，就划了个圈，结果，闹了个大笑话。后来，廖冠贤回忆这件事时说：“其实，那时我刚当红军不久，对马列、政治理论知道甚少，就只有一个心眼，当兵就要当红军，舍此没有别的出路。”
经过考试，廖冠贤被录取了。1931年12月，他背着背包，从福建汀州来到瑞金，开始了红军学校的学习生活。
廖冠贤进入红军学校后，分配在培训连队政治指导员的四连，而四连连长就是以后成为大将的粟裕。
在“红校”的那段时间里，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中央苏区的物资十分缺乏。党为了培养红军干部，还是尽可能地为学员创造学习条件。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是用当地竹子做的毛边纸做成的，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每人还发了一支钢笔。教室的桌凳大小不一，很不整齐。廖冠贤却意识到，有这样的条件就该心满意足了，它是战友们在前线英勇作战、流血牺牲换来的。他珍惜分分秒秒时间，刻苦学习，如同大雪天里走路，一步一个脚印。
由于廖冠贤刻苦学习，认真钻研文化知识，他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委员、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三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十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三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空降兵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兼空军后勤部政汉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廖冠贤永生难忘“红校”的学习生活。粟裕在“红校”认真讲课，亲自示范，还针对学员的思想实际，机动灵活地进行教学的情景，经常映现在脑海里。1960年，廖冠贤到广州开会，见到了粟裕大将。廖冠贤问粟裕：“你还认识我吗?”粟裕说：“面熟，但记不起名字了。”
时隔三十年后，两位老红军相遇，感慨万分！粟裕深情地说：“红校四连的同志们，多数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至今留下已知道的，只有你我两个人，我们是幸存者，创业难啊!”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