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临时合并,1938年迁址昆明,称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三校复原。
　　西南联大虽然只有8年多历史,其间在校学生不过8000人,却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黄昆等许多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以及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
　　在中国教育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西南联大是无法磨灭的光辉一页。
　　
　　联大迁至昆明之后,很快便成立了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名师进行创作。1939年7月11日,由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作词、中文系教授张清常谱曲的《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正式公布,歌词悲壮激昂,曲谱悠扬曲折,师生传唱,催人奋进。
　　
　　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聯大三常委,从左至右分别为: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联大期间主要由梅贻琦主持日常校务。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影响了中国近代及现代教育的名言即出自梅贻琦先生之口。
　　
　　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1944年)
　　抗战中后期,物价暴涨。联大师生的生活无比困窘,有的教师只好把书籍、衣物廉价出售,才能换得一餐半饱。此番困顿,从闻一多挂牌治印后写的信中可略窥一二:“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1944年,学校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的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
　　
　　图书馆内用废汽油桶、木箱叠架起来的书架。
　　联大生活虽然清苦,但学习气氛非常浓厚。新学生买不起书,只能依赖老同学出让旧书。旧书辗转相让,是联大学生期末必办的大事。
　　很多校友回忆中都提到一个词:“泡茶馆”。泡茶馆不是为了休闲,而是求学的一种表现。李政道说,当时学校晚上电灯不亮,无法看书,只好到街上茶馆里去坐。茶馆里有汽灯挂着,比较亮。花很少的钱,泡一杯茶,坐一个晚上或一天,老板都不会撵人。于是一到晚上,茶馆里满是学生,一人抱一本书看。
　　
　　被轰炸后的校舍
　　跟联大生活关联的还有一个词:“跑警报”。
　　“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词语,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汪曾祺《跑警报》)
　　陈寅恪先生曾就此作过一幅对子:“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机,指的是飞机。土,指的是防空洞。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却给这则戏作正了身,多难兴邦,多灾多难的局面使得有志之士更加励精图治,而为祖国精神和祖国未来,纵然碾身成齑粉,入土也心安。
　　
　　破衣蔽体,糙米果腹,以茅屋为校舍,以破庙为教室,跑警报,避轰炸,钻山洞……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联大师生仍然发扬“刚毅坚卓”的精神,热情不减,弦诵不辍。正如著名学者陈岱孙所指出的:“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