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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过去200年的经济史，就是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历史。企业家不仅为我们创造了物质形态的新产品、新技术，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
是企业家，也是布道者
新一轮商业改革中，企业家应该充当何种角色？在2016中国绿年会的举办地济南，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用他太太、儿子和女儿的三个公益计划回答了本刊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无疑，在这位“百亿富豪”看来，企业家精神的传承与社会责任息息相关。
与英美工业大革命时代相比，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生存土壤极其贫瘠。在美国，有这么一个传说，美国社会和美国文明是由三个城市推动的：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这三个城市所代表的商业、政治、知识三种力量，共同促进了美国的崛起和繁荣。英国很多政治家和议员，则在三种身份里甚至可以自由地转换。
而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三个完全不同的职业。30年前的中国，像鲁冠球、何享健等草莽企业家，都是从社会夹缝里生长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企业家，只有官员，知识分子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是配角。” 中国的企业家在成长之初，就面临着身份的困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家群体从无到有。毫不奇怪。92派这个群体，是企业家阶层中少见的抱团群体之一。相似的人生经历（由仕而商），相同的话语体系（相信市场），以及同为拓荒者的身份，启蒙者的作用，让他们惺惺相惜，志趣相投。
从眼界看，他们对于社会趋势、经济走势的认知天然具备优势，也具备普及、布道的能力及素养。从诉求看，一部分人期望“产业报国”，也有不少人渴望“趟出一条路”“发大财”，或是这二者的结合。一切正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
2006年，年逾古稀的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在他的一部自传中认为，许多只为个人利益而工作的组织和个人，最后都会发现自己才是“最糟糕的客户”，因为“他们永不满足，永不感谢，没有遗赠”。在他看来，世界在变，企业组织形态也在变，只有人性不变。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汉迪直指问题核心的质问更有警示性。马云曾把国内的企业家分成了三类：一类是生意人，什么钱都赚；一类是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有一类是企业家，关注长远和社会责任。这里除了马云个人的自我期许外，我们还可以这样解读，第三类企业家不仅因为勇于承担社会使命而值得特别嘉许之外，他们对一个转轨中的社会而言意义重大，而且眼下数量上还远远不够壮大。
现实条件下，社会企业家和商人的最大区别源自他们对一种对于超越利润之上的社会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关切度。因此，社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传统往往有着很深的关联
对于大部分新生代企业家而言，行业领域、商业模式、盈利模型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靠政府关系挣钱和发展的企业家比例相对小了很多。这个群体的独立性要强一些，骨头也要硬一些，在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会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正如王功权的感慨，“我不情愿，在养育了自己的这块土地，面临千年未见之大变局、获得千年未见之大机遇时，我仍是冰冷的、愚昧的、逃避的、放弃的。”
从承担社会责任到创造价值，从创新和变革主体到“化社会问题为机会”，一个社会固然需要不同的企业家，但当商业成为一个社会最重要推力的时候，一种肩负着商业和社会双重目标的社会企业家领袖群体，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它不仅回应了令汉迪感到困惑的对“合目的性”社会组织价值的追问，更是一代有远见和责任感的社会企业家无法卸下的使命。
企业家应该做什么
今天，我们享受着200年前的人们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产品和服务。据统计，200年前，人类所能消费和使用的产品总数不过10的2到3次方，而今天的产品数量已达到10的8到10 次方。从飞机、汽车、高铁，到电视机、电脑、网络、遥控器等等，哪一件产品不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呢？
人类的进步来自合作。200年前，主导人类生活的是强盗的逻辑，是战争、掠夺和强权。今天，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市场的逻辑中，分工和交换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形式，尽管强盗逻辑仍然不时干预市场逻辑的运作。而没有企业家，这样大范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是否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是否在提高，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这个国家和地区人口中的企业家精神是否能得到有效发挥，企业家是否在从事创造财富的工作。中国过去30多年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工厂，最重要的因素是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让潜在的企业家变成现实的财富创造者。
企业家究竟做什么？第一是发现不均衡，第二是创造不均衡。所谓“发现不均衡”，就是你能发现经济中还能够赚取经济利润的机会，然后通过盈利机会的利用，纠正市场不均衡，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所谓“创造不均衡”，是指这个市场已经很饱和，但通过创造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打破原来的均衡，找到新的市场。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02年前的《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企业家的功能是创新。
100年前，没有人想到汽车应该是普通人消费的产品，福特不仅改造了汽车业，而且改造了整个制造业。40年前，没有人想到每个家庭和每张办公桌上都会有一台计算机，比尔·盖茨创造了软件产业。还可以举许多这样的例子，包括国内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奇虎360等很多优秀的公司。而从传播学的视角看，企业家个人品牌的塑造和传播不仅是提升个人价值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会注意力资源，具有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
曾几何时，任何西方产生的技术、产品，只要拿过来“山寨”一下，就可以在中国找到市场，就可以赚钱。过去30年我们走过了西方200年走的道路。但是，随着西方积累的技术被利用，后发优势越来越小，意味着我们的进步会越来越慢。未来只能靠创新，创造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技术。这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挑战，而只有企业家精神才能使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得到真正的开发。
是企业家，也是布道者
新一轮商业改革中，企业家应该充当何种角色？在2016中国绿年会的举办地济南，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用他太太、儿子和女儿的三个公益计划回答了本刊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无疑，在这位“百亿富豪”看来，企业家精神的传承与社会责任息息相关。
与英美工业大革命时代相比，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生存土壤极其贫瘠。在美国，有这么一个传说，美国社会和美国文明是由三个城市推动的：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这三个城市所代表的商业、政治、知识三种力量，共同促进了美国的崛起和繁荣。英国很多政治家和议员，则在三种身份里甚至可以自由地转换。
而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三个完全不同的职业。30年前的中国，像鲁冠球、何享健等草莽企业家，都是从社会夹缝里生长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企业家，只有官员，知识分子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是配角。” 中国的企业家在成长之初，就面临着身份的困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家群体从无到有。毫不奇怪。92派这个群体，是企业家阶层中少见的抱团群体之一。相似的人生经历（由仕而商），相同的话语体系（相信市场），以及同为拓荒者的身份，启蒙者的作用，让他们惺惺相惜，志趣相投。
从眼界看，他们对于社会趋势、经济走势的认知天然具备优势，也具备普及、布道的能力及素养。从诉求看，一部分人期望“产业报国”，也有不少人渴望“趟出一条路”“发大财”，或是这二者的结合。一切正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
2006年，年逾古稀的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在他的一部自传中认为，许多只为个人利益而工作的组织和个人，最后都会发现自己才是“最糟糕的客户”，因为“他们永不满足，永不感谢，没有遗赠”。在他看来，世界在变，企业组织形态也在变，只有人性不变。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汉迪直指问题核心的质问更有警示性。马云曾把国内的企业家分成了三类：一类是生意人，什么钱都赚；一类是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有一类是企业家，关注长远和社会责任。这里除了马云个人的自我期许外，我们还可以这样解读，第三类企业家不仅因为勇于承担社会使命而值得特别嘉许之外，他们对一个转轨中的社会而言意义重大，而且眼下数量上还远远不够壮大。
现实条件下，社会企业家和商人的最大区别源自他们对一种对于超越利润之上的社会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关切度。因此，社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传统往往有着很深的关联
对于大部分新生代企业家而言，行业领域、商业模式、盈利模型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靠政府关系挣钱和发展的企业家比例相对小了很多。这个群体的独立性要强一些，骨头也要硬一些，在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会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正如王功权的感慨，“我不情愿，在养育了自己的这块土地，面临千年未见之大变局、获得千年未见之大机遇时，我仍是冰冷的、愚昧的、逃避的、放弃的。”
从承担社会责任到创造价值，从创新和变革主体到“化社会问题为机会”，一个社会固然需要不同的企业家，但当商业成为一个社会最重要推力的时候，一种肩负着商业和社会双重目标的社会企业家领袖群体，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它不仅回应了令汉迪感到困惑的对“合目的性”社会组织价值的追问，更是一代有远见和责任感的社会企业家无法卸下的使命。
企业家应该做什么
今天，我们享受着200年前的人们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产品和服务。据统计，200年前，人类所能消费和使用的产品总数不过10的2到3次方，而今天的产品数量已达到10的8到10 次方。从飞机、汽车、高铁，到电视机、电脑、网络、遥控器等等，哪一件产品不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呢？
人类的进步来自合作。200年前，主导人类生活的是强盗的逻辑，是战争、掠夺和强权。今天，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市场的逻辑中，分工和交换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形式，尽管强盗逻辑仍然不时干预市场逻辑的运作。而没有企业家，这样大范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是否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是否在提高，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这个国家和地区人口中的企业家精神是否能得到有效发挥，企业家是否在从事创造财富的工作。中国过去30多年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工厂，最重要的因素是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让潜在的企业家变成现实的财富创造者。
企业家究竟做什么？第一是发现不均衡，第二是创造不均衡。所谓“发现不均衡”，就是你能发现经济中还能够赚取经济利润的机会，然后通过盈利机会的利用，纠正市场不均衡，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所谓“创造不均衡”，是指这个市场已经很饱和，但通过创造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打破原来的均衡，找到新的市场。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02年前的《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企业家的功能是创新。
100年前，没有人想到汽车应该是普通人消费的产品，福特不仅改造了汽车业，而且改造了整个制造业。40年前，没有人想到每个家庭和每张办公桌上都会有一台计算机，比尔·盖茨创造了软件产业。还可以举许多这样的例子，包括国内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奇虎360等很多优秀的公司。而从传播学的视角看，企业家个人品牌的塑造和传播不仅是提升个人价值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会注意力资源，具有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
曾几何时，任何西方产生的技术、产品，只要拿过来“山寨”一下，就可以在中国找到市场，就可以赚钱。过去30年我们走过了西方200年走的道路。但是，随着西方积累的技术被利用，后发优势越来越小，意味着我们的进步会越来越慢。未来只能靠创新，创造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技术。这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挑战，而只有企业家精神才能使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得到真正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