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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钟爱桥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老人家一生和很多人打过桥牌，但相对固定、经常一起打牌的搭档不多，早年一起打得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张致祥，后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王汉斌、丁关根和我。知道这个的人也不少。近年来我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有的写得不错，但也有的很不严肃，甚至是胡编乱造，比如说讲我们打牌时故意让着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打输了钻桌子。我曾和小平同志警卫秘书张宝忠专门谈起这事，我们两个人都感叹，文章怎么能这样写呢？老爷子打牌哪钻过桌子啊！实在是太过分了。今年是小平同志诞辰105周年，我想结合和小平同志打桥牌的亲身经历，谈谈我所认识和了解的这位可敬、可亲的牌友。
打牌的时间大体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般是7点开始打到夜里3点。星期天一般是从下午3点打到夜里3点。那个时候小平同志身体特别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我们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又坐下来接着打。当时打牌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说，到了早上还要按时上班。幸亏那时候年轻力壮还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1964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吴晗、张明义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参观，我们跟着他参观，晚上陪他打牌。杨尚昆对小平同志开玩笑说，别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这三个都带来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还曾找吴晗、王汉斌和我一起打牌，说明小平同志当时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我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跟我们这些人没关系，如果真要批判吴晗，小平同志怎么还会找他来打牌呢？我完全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吴晗被整得那么惨。
对每一副牌打得还是很认真，
很有兴趣的样子
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但我们没敢和他联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叫我们交代阴谋，说我们不是打扑克，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状。当时曾在养蜂夹道俱乐部旁观我们打牌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关的专案组都找我谈过话，问我在养蜂夹道商量过什么“阴谋”，我说就是打牌，没说过别的事。专案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说我不老实。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俱乐部的主任是万里，邓小平是名誉主任。邓小平当时也没找我们，估计那个时候他也没找过其他人打牌，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他的罪状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乐部”这一条。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有一次，我跟王汉斌商议觉得，小平同志这次出来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又跟丁关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给张宝忠打了电话，说我们想去看看老爷子。很快，张宝忠就通知我们去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他跟我们握握手，叫我们大王、二王，挺高兴的，说了几句话后就开始打牌。从此就又持续下来，每个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
“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虽然年纪大了，但精力还是很充沛，头脑清醒，打起牌来仍然很有兴致。打牌的时间一般还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开始的时间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是晚上7点，星期日是下午3点，结束的时间要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点，一般是到凌晨1点，稍微早一点结束，也得过了12点。再往后到90年代，小平同志的身体差一些了，一般打到11点就结束了。
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话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时，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话题时，他往往会笑，表情非常丰富。后来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了，邓楠有时候在他耳边帮他喊一喊，邓朴方有时候也看一看。邓楠在这边，邓朴方在那边，挺有意思的，打牌出错了，或者讨论牌的时候，互相斗一斗，吵一吵。邓朴方在旁边经常“煽风点火”。小平同志的孙子、孙女还时不时过来亲他一下。气氛非常热烈。
从1984年开始，中国桥牌协会曾经专门为小平同志设立了一个名叫“健康与运筹杯”的老同志桥牌赛，小平同志挺愿意参加的。比赛是“复式赛”，每队上场的是四个人，规定这四个人的年龄加在一块必须够二百岁，四个人当中还必须得有领导干部。因为国际上桥牌比赛是六个人一队，有两个人是后备的，所以有时候邓楠、邓朴方也参加。我们拿了第一届冠军。当时还有一个队，四名主力分别是胡耀邦、万里、聂卫平和荣高棠的儿子荣乐弟，他们水平也不错，第一届的时候好像拿的是亚军。后来，比赛组委会就固定我们这两个队算种子队，选拔赛就不用参加了。选拔赛的前两名再加上我们这两个队，四个队争夺冠亚军。小平同志对比赛挺认真，“健康与运筹杯”一共举办了十届，我们拿了九次冠军。有一次是胡耀邦他们拿了冠军，我们是亚军，小平同志挺不服气的，不过那一次确实是我们没有打好。冠军奖杯是流动的，哪个队拿了冠军就放在哪个队。我们拿了冠军，就把奖杯搁在小平同志屋里头，他是很高兴的。小平同志逝世以后，这项比赛就停办了。
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桥牌运动的恢复和推广普及贡献很大。“文化大革命”中，桥牌被当成资产阶级娱乐方式遭到禁止。1978年7月，北京的几位桥牌元老周家骝、裘宗沪和郑雪莱曾联名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在中国开展桥牌运动。小平同志很快就作出批示：“请体委考虑。”之后，桥牌运动才在中国重新开展起来。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1979年，国家体委主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桥牌比赛。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1987年，在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桥牌被列为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比赛项目。1988年，小平同志接受中国桥牌协会的聘请，担任荣誉主席，万里则担任名誉主席，荣高棠是主席。在各种体育协会里，桥牌协会规格可能是最高的了。
小平同志曾说过：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和友谊的桥梁。他和世界桥牌皇后、美籍华人杨小燕打桥牌的故事，广为流传，已成为一段佳话。国际桥牌界也给予小平同志很高荣誉。1981年，国际桥牌新闻协会为表彰他为中国桥牌运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最高荣誉“戈伦奖”授予了他。1989年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并作出决定，不能有两人同时拥有此项金奖。1993年，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沃尔夫来华访问，向小平同志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
平等待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
和小平同志打牌，感触是非常多的，我讲几点比较突出的吧。
小平同志非常会工作，也非常会休息。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工作任务繁重是可想而知的，但还能拿出那么多时间和我们打牌，而且很有精神，非常不容易。怎么做到的呢？经常听他身边工作人员讲，小平同志的工作效率甚高，听取汇报你一啰嗦他就不听了，而且只要是他负责的事情，就敢于拍板，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担任总书记也是如此。而且正如周总理等人说的那样，小平同志做事举重若轻。我听说，60年代去苏联谈判，很多同志都是很少睡觉，开夜车整理资料，非常辛苦。小平同志不是这样，他每次谈判回来，还没吃饭，就把秘书班子找来，口述给中央的电报，今天的会议讨论了什么，争论了一些什么问题，对于明天的谈判有什么预计。他一口气说完，就是一份完整的电文。吃完饭，他就休息了，找人打牌。毛主席说他人才难得，这的确不是虚言。
小平同志把打桥牌当成是对大脑的调节，就是一种休息。他常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行。”卓琳同志为此还曾专门找我们谈了一次话，说老爷子平时老想事情，脑子都不能休息，唯独打桥牌的时候，他脑子就转到桥牌上了，他是在休息，所以她感谢我们花时间陪着他打牌。当然我们也很明白，所以我们只要没有极特殊的情况都会去赴约。
小平同志很讲天伦之乐，家庭氛围温馨和谐。星期天一般在他家吃晚饭，和他一家人一起围坐，气氛是很好的。饭桌上他的孩子们什么都说，他一句也不评论，就是听。这是他了解社会民情的很重要的渠道。他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当孙子、孙女们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的时候，他会露出一种孩子般纯真的笑容。他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很民主的，对子女真是有一种爱，他的家庭绝不是旧的封建帝王式的家庭，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也非常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领导人来说，这太重要了。我们和他的子女也相处得很好，小平同志去世之后，我们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卓琳同志，他们也都出来接待，没有疏远的感觉。
小平同志平等待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打牌的时候是很平等的。大家在一起，没有什么官大官小之分，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听你的。打牌就是打牌，可以是对手，也可以是队友。如果和他打对家，我出错牌了，他会毫不客气地“指责”；他出错了，我也敢说他：你的牌出错了，如何打更好。我说的不一定对，但他不在乎，觉得你说得对会点点头，觉得你说得不对会反过来说你。所以和他打牌，我们没有什么压力，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小平同志对子女待人接物要求也很严格。我一生接触的领导同志不少，像他这么平等待人的确实是少，这是他很伟大的地方，也是让你觉得他很有威信的地方。有这种平等感觉真是不容易，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和小平同志的差距太大了，他当时是总书记，而我只是一个处长。毛主席曾经讲，领导和下属常常是一种猫鼠关系。小平同志和我们之间非常平等，显然不是这样。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小平同志是一位伟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伟人，同时又是一位慈祥和智慧的长者。和他在一起，没有疏离感，也不让人害怕，可敬而且可亲。我至今都在怀念他。
（责任编辑汪文庆 刘一丁）
打牌的时间大体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般是7点开始打到夜里3点。星期天一般是从下午3点打到夜里3点。那个时候小平同志身体特别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我们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又坐下来接着打。当时打牌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说，到了早上还要按时上班。幸亏那时候年轻力壮还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1964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吴晗、张明义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参观，我们跟着他参观，晚上陪他打牌。杨尚昆对小平同志开玩笑说，别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这三个都带来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还曾找吴晗、王汉斌和我一起打牌，说明小平同志当时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我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跟我们这些人没关系，如果真要批判吴晗，小平同志怎么还会找他来打牌呢？我完全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吴晗被整得那么惨。
对每一副牌打得还是很认真，
很有兴趣的样子
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但我们没敢和他联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叫我们交代阴谋，说我们不是打扑克，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状。当时曾在养蜂夹道俱乐部旁观我们打牌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关的专案组都找我谈过话，问我在养蜂夹道商量过什么“阴谋”，我说就是打牌，没说过别的事。专案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说我不老实。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俱乐部的主任是万里，邓小平是名誉主任。邓小平当时也没找我们，估计那个时候他也没找过其他人打牌，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他的罪状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乐部”这一条。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有一次，我跟王汉斌商议觉得，小平同志这次出来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又跟丁关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给张宝忠打了电话，说我们想去看看老爷子。很快，张宝忠就通知我们去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他跟我们握握手，叫我们大王、二王，挺高兴的，说了几句话后就开始打牌。从此就又持续下来，每个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
“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虽然年纪大了，但精力还是很充沛，头脑清醒，打起牌来仍然很有兴致。打牌的时间一般还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开始的时间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是晚上7点，星期日是下午3点，结束的时间要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点，一般是到凌晨1点，稍微早一点结束，也得过了12点。再往后到90年代，小平同志的身体差一些了，一般打到11点就结束了。
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话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时，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话题时，他往往会笑，表情非常丰富。后来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了，邓楠有时候在他耳边帮他喊一喊，邓朴方有时候也看一看。邓楠在这边，邓朴方在那边，挺有意思的，打牌出错了，或者讨论牌的时候，互相斗一斗，吵一吵。邓朴方在旁边经常“煽风点火”。小平同志的孙子、孙女还时不时过来亲他一下。气氛非常热烈。
从1984年开始，中国桥牌协会曾经专门为小平同志设立了一个名叫“健康与运筹杯”的老同志桥牌赛，小平同志挺愿意参加的。比赛是“复式赛”，每队上场的是四个人，规定这四个人的年龄加在一块必须够二百岁，四个人当中还必须得有领导干部。因为国际上桥牌比赛是六个人一队，有两个人是后备的，所以有时候邓楠、邓朴方也参加。我们拿了第一届冠军。当时还有一个队，四名主力分别是胡耀邦、万里、聂卫平和荣高棠的儿子荣乐弟，他们水平也不错，第一届的时候好像拿的是亚军。后来，比赛组委会就固定我们这两个队算种子队，选拔赛就不用参加了。选拔赛的前两名再加上我们这两个队，四个队争夺冠亚军。小平同志对比赛挺认真，“健康与运筹杯”一共举办了十届，我们拿了九次冠军。有一次是胡耀邦他们拿了冠军，我们是亚军，小平同志挺不服气的，不过那一次确实是我们没有打好。冠军奖杯是流动的，哪个队拿了冠军就放在哪个队。我们拿了冠军，就把奖杯搁在小平同志屋里头，他是很高兴的。小平同志逝世以后，这项比赛就停办了。
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桥牌运动的恢复和推广普及贡献很大。“文化大革命”中，桥牌被当成资产阶级娱乐方式遭到禁止。1978年7月，北京的几位桥牌元老周家骝、裘宗沪和郑雪莱曾联名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在中国开展桥牌运动。小平同志很快就作出批示：“请体委考虑。”之后，桥牌运动才在中国重新开展起来。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1979年，国家体委主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桥牌比赛。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1987年，在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桥牌被列为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比赛项目。1988年，小平同志接受中国桥牌协会的聘请，担任荣誉主席，万里则担任名誉主席，荣高棠是主席。在各种体育协会里，桥牌协会规格可能是最高的了。
小平同志曾说过：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和友谊的桥梁。他和世界桥牌皇后、美籍华人杨小燕打桥牌的故事，广为流传，已成为一段佳话。国际桥牌界也给予小平同志很高荣誉。1981年，国际桥牌新闻协会为表彰他为中国桥牌运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最高荣誉“戈伦奖”授予了他。1989年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并作出决定，不能有两人同时拥有此项金奖。1993年，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沃尔夫来华访问，向小平同志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
平等待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
和小平同志打牌，感触是非常多的，我讲几点比较突出的吧。
小平同志非常会工作，也非常会休息。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工作任务繁重是可想而知的，但还能拿出那么多时间和我们打牌，而且很有精神，非常不容易。怎么做到的呢？经常听他身边工作人员讲，小平同志的工作效率甚高，听取汇报你一啰嗦他就不听了，而且只要是他负责的事情，就敢于拍板，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担任总书记也是如此。而且正如周总理等人说的那样，小平同志做事举重若轻。我听说，60年代去苏联谈判，很多同志都是很少睡觉，开夜车整理资料，非常辛苦。小平同志不是这样，他每次谈判回来，还没吃饭，就把秘书班子找来，口述给中央的电报，今天的会议讨论了什么，争论了一些什么问题，对于明天的谈判有什么预计。他一口气说完，就是一份完整的电文。吃完饭，他就休息了，找人打牌。毛主席说他人才难得，这的确不是虚言。
小平同志把打桥牌当成是对大脑的调节，就是一种休息。他常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行。”卓琳同志为此还曾专门找我们谈了一次话，说老爷子平时老想事情，脑子都不能休息，唯独打桥牌的时候，他脑子就转到桥牌上了，他是在休息，所以她感谢我们花时间陪着他打牌。当然我们也很明白，所以我们只要没有极特殊的情况都会去赴约。
小平同志很讲天伦之乐，家庭氛围温馨和谐。星期天一般在他家吃晚饭，和他一家人一起围坐，气氛是很好的。饭桌上他的孩子们什么都说，他一句也不评论，就是听。这是他了解社会民情的很重要的渠道。他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当孙子、孙女们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的时候，他会露出一种孩子般纯真的笑容。他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很民主的，对子女真是有一种爱，他的家庭绝不是旧的封建帝王式的家庭，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也非常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领导人来说，这太重要了。我们和他的子女也相处得很好，小平同志去世之后，我们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卓琳同志，他们也都出来接待，没有疏远的感觉。
小平同志平等待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打牌的时候是很平等的。大家在一起，没有什么官大官小之分，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听你的。打牌就是打牌，可以是对手，也可以是队友。如果和他打对家，我出错牌了，他会毫不客气地“指责”；他出错了，我也敢说他：你的牌出错了，如何打更好。我说的不一定对，但他不在乎，觉得你说得对会点点头，觉得你说得不对会反过来说你。所以和他打牌，我们没有什么压力，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小平同志对子女待人接物要求也很严格。我一生接触的领导同志不少，像他这么平等待人的确实是少，这是他很伟大的地方，也是让你觉得他很有威信的地方。有这种平等感觉真是不容易，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和小平同志的差距太大了，他当时是总书记，而我只是一个处长。毛主席曾经讲，领导和下属常常是一种猫鼠关系。小平同志和我们之间非常平等，显然不是这样。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小平同志是一位伟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伟人，同时又是一位慈祥和智慧的长者。和他在一起，没有疏离感，也不让人害怕，可敬而且可亲。我至今都在怀念他。
（责任编辑汪文庆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