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做一个可爱的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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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过四十,这时间列车就提了速,越跑越快。
  2018年,我五十岁;十年后,六十。一个很久很久之前从未想过的远方,远得仿佛在地图之外,可是,转眼就是下一站。
  二十五岁那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用自嘲的方式讽刺了一下电视主持的现状,名字起得有点傲娇——“渴望年老”。记得当时岁数大一些的同事,常常斜着眼看我,然后来上一句:“过些年你就不渴望了。”没错,这几年越发明白了他们斜着眼中的含义:青年莫笑白头翁,花开花落几日红?这不,轮到我了!
  六十,当然是人生中的一个大站,如果抽烟,车到站,还可以下去抽上两口,透透气,愣愣神儿。但没了这喜好,估计到时没怎么细想,岁月就呼啸而过。说实话,人过四十,这时间列车就提了速,越跑越快,以至于此时落笔,已感觉有些“晕车”。


全新“国度”  


  从2017年的最后几天开始,感冒一直缠绕我到2018年1月中旬,症状持续加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甚至让人怀疑人生。这是我近二三十年里最重的一次感冒。我猜想,这可能是人进五十的下马威,又是畅想六十的预防针。这样想有道理,人到六十,理想谈得少了,身体该谈论得多一些,又或者,身体就是理想。
  老子在《道德经》中言:出生入死——人一出生就直奔死亡而去。这条路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长寿,还有三分之一的短壽,那另三分之一呢?老子幽了一默:原本长寿,但为了长寿,做了太多的事情,最后短了寿。
  老子的训诫得记住。身体是拿来用的,而不是一味地养。当然得用得有分寸。“踢球去吗?”我相信,还会是六十岁时每周都会接到一次的询问,而答案必须是:去!现在五十,依然每周一两次高强度的训练比赛,队友们早就相约,起码一起踢到六十,而且是保有一定水准,不是在足球场上快走。
  还有长跑,这些年已成习惯,六十也不会中断,一周四五次,一次六七公里,不趟马拉松的浑水,不拿着表逼迫自己提高成绩,想跑就跑,自由呼吸,不为减肥,不为活到天长地久,只为奔跑。岁数大了,得学会与身体和解、合作,一起找乐。人一生的故事,就是在自己的哭声中开始,在别人的哭声中结束。既然开头结尾都是哭声,中间多些笑声好一点儿。运动,是生命中让身体欢笑的方式。
  人到六十,值得笑的事其实不少,不仅理论上退休年龄将至,有更多时间运动奔跑,还在于:一年多之前的2016年年底,中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3亿,再过十年,这个数字早已超过3亿。如果这些人单独成为一个国家,在人口最多国家排行中,可以轻松进入前五名,甚至非常可能直接排名第三。
  让我高兴的一点正在于此,想想看,在这个巨大的“国度”里,年龄,上不封顶,可六十才是入门水准,三亿多人当中,我是最年轻的那一个,这种不被年龄歧视的感觉,好久没有过了。向下看,人山人海,偶尔有给我让座的;向上看,高山大海,个别人喊两句“小兔崽子”,也当亲热话来听。在这个门里门外的结合部,好奇会压过忧伤,没什么,我只不过走进一个全新“国度”而已。

可爱开明  


  二十多岁写给十年后,是春天写给夏季的情书; 而五十岁写给六十岁,则是夏末写给秋天的喃喃自语。前者是在一张床上去畅想整个世界,是做加法;而我却感觉正从这喧闹的世界里背过身来,回到一日三餐,回到那一张床上,回到真关心你、也真需要你的人身边,是做减法。
  年岁小时,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年岁大了,就明白自己很渺小。我现在,早过了觉得自己很重要的阶段,接下来,是心安理得往渺小那儿回的过程。其实,渺小好,如尘埃落地。年轻时没想“是我们改变了世界”,可能身体有病;但到了六十还这么想,估计是脑子有病,这时就明白,“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这么想,不是多大的过错,不用对谁说“对不起”,岁数够了,能平静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多都是反抗过、挣扎过、呐喊过,或起码助威过,而至于是否在世界这大青石上撞出了几丝裂纹,还是自己撞一头青包,那往往不是我们能掌握的。时代太强大,命运又太诡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复盘,又或者一直耿耿于怀,其实都毫无意义,除了折磨自己,又能怎样?到了六十,手里拿的蜡烛,哪怕是火炬,都该交到年轻人手里了。
  当一个可爱的老头,一直是我的一个理想。这个老头开明而不油腻,亲切有幽默感。不做一个既得利益者,始终向正确的方向而不是利益的方向去使劲。记得为年轻人说话,甚至有时替他们遮遮风、挡挡雨,并总是乐于为梦想敲鼓。这样的年老,是可以渴望的,十年后,机会就来了。

    记者这行业 


  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十年后,我该听到什么都觉得不那么刺耳了。
  但我猜,不会。
  听到不顺耳的,也许不会再像年轻时那样针尖对麦芒,可做到微笑着觉得好听、顺耳,还是有荒诞感。
  我是一个新闻人,从十八岁入专业,到如今三十二年,再过十年,就能把这三十二年信奉的东西推翻?时间,不会这么神奇。不能总说让人顺耳的,自己听到不顺耳的,不反抗也得反驳,哪怕小点儿声,委婉点儿,给人留一些面子。一个健康的社会,该包容下各种声音,都说好话,都爱听好话,是一个社会最危险的标志,而如果新闻人都已如此,留着这个行业还有什么意义?
  当然,十年后这个行业怎么样,也真是个有趣的谜。2017年有个中德媒体论坛,会上一位来自中方的互联网从业者神奇预测,二十年后,记者这个职业会消失!
  此话一出,刚才还意见、看法常常有冲突的中德双方记者,一致地选择了沉默和摇头。这墓,掘得够早,并不留余地。   二十年后,记者消不消失,我不知道,但十年后,记者应当还在。并且我以为,那时的中国,声音应当更多元,谁都可以大胆地说话,于是,越纵容主观的表达,越需要客观的陈述;越多的人发表意见,越需要知道事实与真相是什么; 全民皆记者的时代,才更需要好记者的专业主义。这个看法会错吗?十年后,在中国,会是好记者真被好好对待的时代吗?
  不过,即使十年后真的是这样的好时代,离那位先生的预测——二十年后记者会消失,也只剩下不到十年的时间,但记者真的会消失吗?后来,又看到各种各样的预测,比如:在人工智能大发展的前提下,医生会消失,厨师会消失……我感到轻松多了,相比于医生与厨师,记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真相,好像真没那么重要了。
  其实,只要诗人、歌唱者与母亲还在,还有价值,人类就可以走下去,就还不是最坏的时代。
  我希望,六十的时候,诗与歌还有鸟叫,才真的让我耳顺。

    变化的时代 


  十年后,会写怎样风格与内容的文章,我不知道,因为预测十年后的人生已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一般情况下,想想五年后,都会头昏脑胀,并且常常错得离谱。毕竟这是在中国,而且是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想想五年前,多少风光无限的名字,今天他们在哪儿?
  不过,十年后不写什么样的文章,我却非常肯定地知道,那就是:绝不可能写小说或者剧本。
  记者当久了,非虚构写作成为习惯,想虚构一些什么就万分艰难。可奇怪的是,这几年,总有一个小说或剧本的结尾在我脑海中晃荡:大年三十,钟声马上敲响,在鞭炮的轰鸣(在还没有禁放的地段)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一对快迈入中年的夫妻,却只是手拉着手,仰头在看。妻子悄悄地捏了丈夫手一下说:“我怕!”丈夫溫柔应答:“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妻子依然仰望着五光十色的天空,喃喃说道:“就是不知道怕什么,我才真的怕……”
  未来的世界会变好吗?你会不会也有些怕?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已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最长时间的改革,十年后,就五十年了,改革还在继续吗?更开放了吗?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一切都在变,周遭的景象让人眼花缭乱,而一颗心,却时常不知在何处安放。好多人的故居,拆了。故乡,面目全非。想找到回家的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样的高速之中,人们都急切地想抓住或名或利或财,就似乎容易理解,人们是想借此抓到一种安全感吧。那么,十年后,这种安全感已经可以有了吗?我们一切的变化,难道不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有更多不变的东西吗?
  得承认,中国虽有几千年文化传承,可从现代国家的角度来看,依然是未完成,而且我总相信,别人,哪怕是再强大的国家,也拦不住中国向更好的方向去。能坏事儿下绊儿的,只有我们自己。十年后,这种担心会消除吗?
  十九大报告中,有这样几行字: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十年后,这种要求会更高吧?中国,又将怎样回应这些要求?十年后,改革当然要继续,开放更要继续,尤其在人脑海深处。

与自己相处 


  现在聚会是忙里偷闲,十年后,聚会该算作闲里的忙吧?很多年前,有同行问过我:“主持人想做到什么时候?”如果一切正常,主持人这行,是没什么年龄界限的,尤其是新闻领域,八十不干了,也有可能,但那是大数据,从不解决个体问题。
  我希望在“自己去意已决,而观众恋恋不舍”时收手,否则“自己恋恋不舍,观众去意已决”,那就成了笑话,我可不想成为笑话中的主人公。十年中,我会一直带着这个警觉,评估去留。
  可无论如何,不该像现在这样奔波,多大的事业,都是一场接力赛,哪有你一个人跑好几棒这样的玩法。
  多出来的时间,自然会给聚会一些,其实,现在聚的就不少,大学同学的聚会,已发展为轮流申办,一年一地,一年一大聚。高中同学,也自然一年不止一聚。没办法,世界这么大,其实大多跟你没什么关系,反而,这世界好与不好,是由你身边的人决定的。家人与同学,大多是你无法选择的存在,是缘分。既然如此,善待,才是最好的选择,更何况人过中年,友情之树日渐凋零,六十,没那么多新朋友可更新,老友相互温暖,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运气。为避免“朋友间越来越礼貌,只因大家见面越来越少”这种局面发生,那就该,只要有聚会,带着回忆与笑容,去,就对。
  但不管怎样,聚会都是日子中的少数,犹如礼花耀眼,是因为偶尔放。总放,天空与看客都受不了。
  学会更好地与自己相处,才是人过中年的关键,又或者说,何尝不是人生的关键?
  “灯下细看我一头白发,去年风雪是不是特别大?”这是台湾诗人杨牧年过五十后写下的一首诗《时光命题》的头两句,像是一种总结,也像是一种准备,与自己相处,先要有这种心境来打底。接下来,有书、有茶、有音乐,有一天从早到晚的阳光挪移,然后往有趣走,往乐观走,往更大的自由走。比世界更辽阔的,该是人的内心,自己的自由,是所有自由的前提,假如到了六十,还不能自由,机会就真的不多了。
  文章按惯例,该用“明天会更好”来收尾。可我一直觉得,这只是人们爱说吉祥话的老习惯,事实并不一定如此。人类并非“每天进步一点点”,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么多年过去,也没见着谁把李白、杜甫拍死在沙滩上。因此,“明天会更好”,是说不来的,只能带着警觉,带着自谦,带着敬畏干出来。这样一想,该干的正事太多,而我这样的文章,只能帮闲,是帮不了忙的。
  文字有自己的命运,落笔成形之后,它很长时间都可能不再与我有关。但有一点我相信,十年之后,我和家人才是这篇文章真正剩下来的读者。对的、错的都已无人追究。那个时候,或许,我会读过后感叹:这哪是写给六十的喃喃自语?分明是人到五十的诸多感慨与闲言碎语罢了。
  所以,人和时代,都有自己的命运,十年后的事儿,让十年后去说吧。
  (武月平荐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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