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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88：1—在中国8260.2万中共党员中，这一数字相当于德国的总人口，只有2270人能够有幸成为中共十八大代表，参加5年一度的、将于今年下半年举行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选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按照计划，全国40个选举单位近期将陆续完成十八大代表的选举工作。那么，哪些官员和一线党员能够通过严格的层层筛选、最终当选为党代表，成为十八大召开之前公众尤其关注的焦点。
“两增两减”
与此前党代表选举不同的是，十八大代表的选举有一个最鲜明的特点：要适当减少领导干部的人数、增加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党代表的人数。
去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中央要求，本次党代表的结构比例上要做到“两增两减”、“一个提高”。
“两增两减”是指，省区市和中央企业系统(在京)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少于30%，分别增加到一般不少于32%；党员领导干部所占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超过70%，分别减少为一般不超过68%。
“一个提高”是指，工人党员代表比例要在十七大时基础上较大幅度提高，其中省区市工人党员代表所占比例一般要达到本省区市代表总数的10%，中央企业系统(在京)的工人党员代表数要明显增加。
党建专家认为，上述变动主要是回应最近几年外界批评各级党代会“官员干部人数过多”、使“党员代表大会”沦为“领导干部代表大会”。而提高一线代表的比重和人数，则有利于“彰显党的阶级属性、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南风窗》记者统计发现，由于“官退民进”指标的硬性规定，各省（区市）的党员干部数在党代表中出现了明显下降。以江苏为例，其十八大代表的名额为70人，比十七大时多出1人，但其党员干部的名额却从原来的48人减少为44人。
当选的官员
那么，在有限的党代表名额中，“指标”会在官员群体中如何分配？哪些官员会成为当选的高概率群体，又是哪些官员在入围“初步人选”之后却被“差额”选举掉呢？
本刊记者梳理发现，各地的省委书记、省长、专职副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各地级市市委书记几乎是铁定会当选党代表的群体。
考察以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在大会开幕前夕各省将成立自己的代表团。通常，代表团的团长就是省委书记，副团长则是身兼省委副书记的省长。有时，副团长会是两人，另一人则为省委副书记。而代表团的秘书长则多以省委组织部长担纲居多，因为组织部长对地方人事非常熟悉，是团长的最佳助手。
安排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入选党代表，是因为在中国现有干部序列中，市委书记起到承上启下、上传下达的作用。此外，从人数上考量，最近几届全国党代表人数都在2000名左右，显然无法容纳得下全国3000多名县委书记，而全国330多名市委书记全部入选，则较合适。
为了使组织意图得到体现，各个省从最初酝酿代表名单时，就会做出周全、深远的考虑。今年4月6日，江苏对十八大代表初步人选进行公示，时任徐州市长的张敬华入选，但其身份一栏标注的并非是当时的职务，而是“拟任江苏省镇江市委书记”。一周后，江苏省委组织部宣布张敬华担任镇江市委书记。随后，张敬华被选举为十八大代表。
无独有偶。十堰市的周霁、四川甘孜州的胡昌升，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初步人选”公示阶段时，身份均是市（州）长，但在十八大党代表名单公布时，已提升为市（州）委书记。把党代表选举与省内重要人事布局相结合、统筹考虑，成为代表选举工作的一个特色。
本刊记者发现，即便是省委常委，也并非所有的人均能当选为十八大代表，通常每省都有3～4名常委没有进入名单。同样，虽然同属于省的厅局委，但各个部门负责人入选的概率也不相同。统计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代表构成发现，省发改委主任、财政厅厅长是入选频次最高的两个岗位；其次是省国资委主任、教育厅厅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团省委书记。团省委书记是党的重要后备干部，其他部门均是位高权重的“实权部门”。
2011年11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以答记者问的方式披露，十八大代表选举将有多于15%的差额选举比例。据了解，入围“初步人选”后被“差额掉”的人选，多是一些在各省省内影响力和知名度相对较弱的县和部门负责人。统计显示，多个省份，往往只有1位县委书记能够当选为十八大党代表。而县域经济异常强大、在全国“百强县”占据绝大多数席位的江浙两省，因县级市对省的贡献极大，县委书记当选全国党代表的人数会略多些。江苏有6名县（市）委书记当选十八大代表；浙江有3名县（区）委书记当选十八大代表，与十七大时持平。
一线先进典型
哪些人成为党代表、名额该如何合理分配，是一项需要通盘考虑的系统工程。需要考量的因素大致包括：男女性别比例、民族构成状况、干部与一线党员的比例、年龄在55岁以下的党员的占比，以及入选者的代表性—横向要覆盖到经济、科技、政法、宣教、文体卫等多个领域，纵向从省、市、县到村庄（社区）的管理者和普通党员均有人当选，还要兼顾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非公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分配。
换言之，往往一名党代表候选人的产生，要通过上下结合、“三上三下”、反复酝酿等多个程序，既要让最优秀的党员脱颖而出，又要把党组织的意图和要求彰显出来。因此，哪些官员与普通一线党员会通过缜密而严格的层层筛选，成为党代表，这不仅与其个人的先天因素（民族、性别、年龄）有关，也与其后天成就（获得的荣誉等）紧密相关。更重要的，还要看其是否符合当下的时代特征和党组织的某些导向与意图。
通常而言，少数民族、女性的一线党员，要占据更多的优势。如，马正山是云南的十八大代表，他也是仅有7000多人口的独龙族的唯一党代表。年仅28岁的雷洁畅当选浙江的十八大党代表，不仅因为她是一名来自基层的女副镇长，还因为她是代表了畲族。5年前，同样来自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的另一名畲族女干部，也当选为十七大党代表。 在全民族都在为中国人的道德滑坡忧虑和争论时，浙江杭州接抱坠楼女童的“最美妈妈”吴菊萍出现了，她也因此当选为十八大代表；在辽宁，“当代雷锋”鞍钢工人郭明义也当选为十八大代表……这些为公众所耳熟能详的先进典型能够当选，是因为自身的角色契合了当下中国最稀缺或者执政党最需要倡导的某些东西。他（她）们的名字也因此多与“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诸多荣誉称号相连。
这其实也是遵守了中央的要求—推荐提名、选举十八大代表，要与“近年来的党内表彰、劳模评选等各类表彰评比活动结合起来”。
吃香的企业家
除了主要党政干部和一线普通党员入选党代表之外，还有数量相对较小、身份较为特殊的一群人。他们被称为“企业家”，但其中更多的则些“亦官亦商”的央企、省属重点企业负责人。毫无疑问，他们对地方的经济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地方的税收贡献较大或对GDP拉动明显的重点企业的负责人，会成为当地推荐的对象。譬如，多个省份的电力公司总经理均入选党代表。历年统计显示，电力公司在多个省的纳税排名上多位居前三甲。此外，中石油在5个省区的分公司经理和3名一线员工也成为十八大代表。
最近几年，汽车产业因对地方经济财税和就业带动能力强等因素，而被很多省份当作重点培养的新兴产业。因此，与汽车制造相关的国企老总、股份制企业掌门人甚至一些民企老板也因此“沾光”成为了党代表。譬如，上汽总裁陈虹，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长城汽车股份公司董事长魏建军，他“结束了河北省没有规模生产轿车的历史”；贵州力帆时骏振兴集团的李豫滇，该集团被贵州省领导誉为“是贵州工业强省的典型性样本”。
在全国各地争相建设铁路交通枢纽的热潮中，铁道部下辖的10几个铁路局的一把手成为各个省份的“座上宾”。统计显示，武汉、成都、兰州、沈阳、太原、呼和浩特、哈尔滨、南昌、郑州等九大铁路局的局长（党委书记）、青藏铁路公司总经理等10人，均当选为所在地的十八大党代表。在安徽，合肥火车站党委书记也得以当选。而在十七大时，只有寥寥几位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当选为党代表。
与外界事先猜测形成反差的是，在十八大党代表的名单上，民营企业家群体并没有出现猛增的情况，仍维持在十七大时的17席的水平。民营企业家中，目前约有五六十人是全国人大代表、百余人是全国政协委员，显然，成为全国党代表仍是他们所能获得荣誉和参政经历中含金量最大、门槛最高的一个。而位于社会阶层和财富排序另一极的庞大群体—农民工，终于也在十八大上有了自己的“代言人”。这些党代表在执政党内参政议政的效果，还有待于观察。
按照计划，全国40个选举单位近期将陆续完成十八大代表的选举工作。那么，哪些官员和一线党员能够通过严格的层层筛选、最终当选为党代表，成为十八大召开之前公众尤其关注的焦点。
“两增两减”
与此前党代表选举不同的是，十八大代表的选举有一个最鲜明的特点：要适当减少领导干部的人数、增加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党代表的人数。
去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中央要求，本次党代表的结构比例上要做到“两增两减”、“一个提高”。
“两增两减”是指，省区市和中央企业系统(在京)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少于30%，分别增加到一般不少于32%；党员领导干部所占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超过70%，分别减少为一般不超过68%。
“一个提高”是指，工人党员代表比例要在十七大时基础上较大幅度提高，其中省区市工人党员代表所占比例一般要达到本省区市代表总数的10%，中央企业系统(在京)的工人党员代表数要明显增加。
党建专家认为，上述变动主要是回应最近几年外界批评各级党代会“官员干部人数过多”、使“党员代表大会”沦为“领导干部代表大会”。而提高一线代表的比重和人数，则有利于“彰显党的阶级属性、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南风窗》记者统计发现，由于“官退民进”指标的硬性规定，各省（区市）的党员干部数在党代表中出现了明显下降。以江苏为例，其十八大代表的名额为70人，比十七大时多出1人，但其党员干部的名额却从原来的48人减少为44人。
当选的官员
那么，在有限的党代表名额中，“指标”会在官员群体中如何分配？哪些官员会成为当选的高概率群体，又是哪些官员在入围“初步人选”之后却被“差额”选举掉呢？
本刊记者梳理发现，各地的省委书记、省长、专职副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各地级市市委书记几乎是铁定会当选党代表的群体。
考察以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在大会开幕前夕各省将成立自己的代表团。通常，代表团的团长就是省委书记，副团长则是身兼省委副书记的省长。有时，副团长会是两人，另一人则为省委副书记。而代表团的秘书长则多以省委组织部长担纲居多，因为组织部长对地方人事非常熟悉，是团长的最佳助手。
安排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入选党代表，是因为在中国现有干部序列中，市委书记起到承上启下、上传下达的作用。此外，从人数上考量，最近几届全国党代表人数都在2000名左右，显然无法容纳得下全国3000多名县委书记，而全国330多名市委书记全部入选，则较合适。
为了使组织意图得到体现，各个省从最初酝酿代表名单时，就会做出周全、深远的考虑。今年4月6日，江苏对十八大代表初步人选进行公示，时任徐州市长的张敬华入选，但其身份一栏标注的并非是当时的职务，而是“拟任江苏省镇江市委书记”。一周后，江苏省委组织部宣布张敬华担任镇江市委书记。随后，张敬华被选举为十八大代表。
无独有偶。十堰市的周霁、四川甘孜州的胡昌升，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初步人选”公示阶段时，身份均是市（州）长，但在十八大党代表名单公布时，已提升为市（州）委书记。把党代表选举与省内重要人事布局相结合、统筹考虑，成为代表选举工作的一个特色。
本刊记者发现，即便是省委常委，也并非所有的人均能当选为十八大代表，通常每省都有3～4名常委没有进入名单。同样，虽然同属于省的厅局委，但各个部门负责人入选的概率也不相同。统计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代表构成发现，省发改委主任、财政厅厅长是入选频次最高的两个岗位；其次是省国资委主任、教育厅厅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团省委书记。团省委书记是党的重要后备干部，其他部门均是位高权重的“实权部门”。
2011年11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以答记者问的方式披露，十八大代表选举将有多于15%的差额选举比例。据了解，入围“初步人选”后被“差额掉”的人选，多是一些在各省省内影响力和知名度相对较弱的县和部门负责人。统计显示，多个省份，往往只有1位县委书记能够当选为十八大党代表。而县域经济异常强大、在全国“百强县”占据绝大多数席位的江浙两省，因县级市对省的贡献极大，县委书记当选全国党代表的人数会略多些。江苏有6名县（市）委书记当选十八大代表；浙江有3名县（区）委书记当选十八大代表，与十七大时持平。
一线先进典型
哪些人成为党代表、名额该如何合理分配，是一项需要通盘考虑的系统工程。需要考量的因素大致包括：男女性别比例、民族构成状况、干部与一线党员的比例、年龄在55岁以下的党员的占比，以及入选者的代表性—横向要覆盖到经济、科技、政法、宣教、文体卫等多个领域，纵向从省、市、县到村庄（社区）的管理者和普通党员均有人当选，还要兼顾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非公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分配。
换言之，往往一名党代表候选人的产生，要通过上下结合、“三上三下”、反复酝酿等多个程序，既要让最优秀的党员脱颖而出，又要把党组织的意图和要求彰显出来。因此，哪些官员与普通一线党员会通过缜密而严格的层层筛选，成为党代表，这不仅与其个人的先天因素（民族、性别、年龄）有关，也与其后天成就（获得的荣誉等）紧密相关。更重要的，还要看其是否符合当下的时代特征和党组织的某些导向与意图。
通常而言，少数民族、女性的一线党员，要占据更多的优势。如，马正山是云南的十八大代表，他也是仅有7000多人口的独龙族的唯一党代表。年仅28岁的雷洁畅当选浙江的十八大党代表，不仅因为她是一名来自基层的女副镇长，还因为她是代表了畲族。5年前，同样来自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的另一名畲族女干部，也当选为十七大党代表。 在全民族都在为中国人的道德滑坡忧虑和争论时，浙江杭州接抱坠楼女童的“最美妈妈”吴菊萍出现了，她也因此当选为十八大代表；在辽宁，“当代雷锋”鞍钢工人郭明义也当选为十八大代表……这些为公众所耳熟能详的先进典型能够当选，是因为自身的角色契合了当下中国最稀缺或者执政党最需要倡导的某些东西。他（她）们的名字也因此多与“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诸多荣誉称号相连。
这其实也是遵守了中央的要求—推荐提名、选举十八大代表，要与“近年来的党内表彰、劳模评选等各类表彰评比活动结合起来”。
吃香的企业家
除了主要党政干部和一线普通党员入选党代表之外，还有数量相对较小、身份较为特殊的一群人。他们被称为“企业家”，但其中更多的则些“亦官亦商”的央企、省属重点企业负责人。毫无疑问，他们对地方的经济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地方的税收贡献较大或对GDP拉动明显的重点企业的负责人，会成为当地推荐的对象。譬如，多个省份的电力公司总经理均入选党代表。历年统计显示，电力公司在多个省的纳税排名上多位居前三甲。此外，中石油在5个省区的分公司经理和3名一线员工也成为十八大代表。
最近几年，汽车产业因对地方经济财税和就业带动能力强等因素，而被很多省份当作重点培养的新兴产业。因此，与汽车制造相关的国企老总、股份制企业掌门人甚至一些民企老板也因此“沾光”成为了党代表。譬如，上汽总裁陈虹，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长城汽车股份公司董事长魏建军，他“结束了河北省没有规模生产轿车的历史”；贵州力帆时骏振兴集团的李豫滇，该集团被贵州省领导誉为“是贵州工业强省的典型性样本”。
在全国各地争相建设铁路交通枢纽的热潮中，铁道部下辖的10几个铁路局的一把手成为各个省份的“座上宾”。统计显示，武汉、成都、兰州、沈阳、太原、呼和浩特、哈尔滨、南昌、郑州等九大铁路局的局长（党委书记）、青藏铁路公司总经理等10人，均当选为所在地的十八大党代表。在安徽，合肥火车站党委书记也得以当选。而在十七大时，只有寥寥几位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当选为党代表。
与外界事先猜测形成反差的是，在十八大党代表的名单上，民营企业家群体并没有出现猛增的情况，仍维持在十七大时的17席的水平。民营企业家中，目前约有五六十人是全国人大代表、百余人是全国政协委员，显然，成为全国党代表仍是他们所能获得荣誉和参政经历中含金量最大、门槛最高的一个。而位于社会阶层和财富排序另一极的庞大群体—农民工，终于也在十八大上有了自己的“代言人”。这些党代表在执政党内参政议政的效果，还有待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