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北京理工大学司法研究所刚刚发布了《2012年司法改革年度报告》，其中提到，“现行司法制度中的错案追究制度弊端重重”，这些弊端主要包括哪些？
　　徐昕：弊端主要有：第一，错案责任追究没有统一的标准。
　　第二，错案责任追究往往采取通报批评、扣发奖金工资、暂停评优晋升晋级、调离审判岗位等行政性手段。没有统一标准加上错案责任追究的轻度化，既使法官广受错案责任追究制之苦，又导致应严厉惩戒的情形经常蒙混过关。
　　第三，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导致下级法院的法官为规避“错案”风险，更多依赖于向领导和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强化了本来就极不合理的案件请示制度，令两审终审原则虚化，大大削弱了二审、再审程序的监督功能。
　　第四，《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及各地的规定对“错案”法官的处置均有僭越《法官法》内容及效力之嫌疑。许多法院根据本地情况规定错案的认定标准及责任，有违法治和司法的统一性。
　　此外，目前错案追究制度，还是以法院的自我监督为主，监督力度亦令人怀疑。
　　应废除当前弊端重重的错案追究制，参考国外的普遍做法，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官职业保障与惩戒制度。一方面，加强法官职业保障，法官享有任期、人身安全、退休及职务行为豁免权保障。另一方面，应建立科学的司法问责和法官惩戒制度，未经法定的惩戒程序，法官不受追究。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错案被发现时，都已时过境迁，一些当年主审人员或办案人员的身份已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复查和追究阶段的干扰？
　　徐昕：主审和办案人员身份的变化，确实会对复查和再审有些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是，有些错案的受害人已经不在世了，目前纠正的大部分冤案是通过真凶现身、亡者归来等偶然因素，很快就能被纠正。但如果受害者已不在世，纠正的动力就会小很多。
　　具体到浙江省的这起案子，我认为省高院应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坚持审判独立。
　　中国新闻周刊：错案的发生，是不是也反映了中国刑辩律师的地位和处境？
　　徐昕：在我国，刑辩律师在公检法面前是弱势群体，地位一直较低，几乎没有进步。阅卷难、会见难，尤其是一些敏感案件，往往在开庭前几天才能接触到卷宗和代理人，律师权利无法得到切实保障，这是法院误判、产生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与法官宣誓词相比，律师宣誓词政治色彩极浓，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法官宣誓规定》则没有强调这些，而是突出法官忠于祖国、人民、宪法和法律。
　　过度强调律师的政治属性，模糊了律师自身的法律属性。这直接表明司法行政机关的极端保守，不利于律师制度的发展和法治建设。
　　尽管201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增加了保障律师权利的规定，但2012年相关立法还是体现了对律师执业管理的强化，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将律师阅卷范围限缩为案件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等；“李庄案”后司法部下发《关于李庄违法违纪案件的通报》，在全国律师界开展整风运动，等等。
　　总体来说，中国司法体制仍然维持以前的格局，公安权力、法院权力过大，对律师是敌对态度，视之为麻烦制造者。
　　中国新闻周刊：要防止类似问题重演，从较长远方面看，中国司法制度应该如何改革？
　　徐昕：根本而言，防止冤案、保障人权，需消除司法的体制性弊端。
　　第一，公民应享有沉默权，在侦查阶段即可获得律师帮助；沉默权是保障程序公正、当事人基本人权和个人尊严的重要条件，是对国家权力的必要制衡，有助于防止官方尤其是警察权力的滥用，切实贯彻无罪推定原则，防止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
　　第二，律师的权利应得以保障落实；具体而言，应强化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的在场权，赋予律师充分的会见权和阅卷权，等等。
　　第三，坚持以检察权和审判权制约警察权，提升检察权和审判权的地位，警察权应弱化且受到有力监督制约。
　　第四，检察权应恰当定位从而实现有效监督。
　　最后，司法独立得以充分保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