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与王小波《红拂夜奔》共享着“自在飞花轻似梦”般的“轻盈”—轻逸与丰盈。在赏析文本的过程中，我们能在这两位东西方名家不同的作品中捕捉到其共有的轻逸的文学形象与和语言结构，并在它丰盈的思想内涵中，体悟到深沉的哲思。王小波作为卡尔维诺文学创作理念的追随者，曾在电台访谈中直言不讳自己的创作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为摹本。在有意无意地效仿下，两位从未直接进行交流，仅仅通过阅读文本进行文学接受的作家作品具有相同的特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奇特形象建构之轻逸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提出“轻逸”一说，认为“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大概只有凭借智慧的灵活和机动性，我们才能够逃避这种判决”。因此，写作应当倾向“轻”，摒弃“重”，简洁语言与结构，奇特人物形象，想象超现实空间并将科学理论融入文学创作中。为践行这一文学主张，卡尔维诺在后期的创作中明确转向了追求“轻逸”的写作，这是他首要推崇的文学价值，亦是在他的作品中最得以分毫毕现的特质。
　　小说的轻逸感，率先通过奇特文学形象的建构体现。《看不见的城市》与《红拂夜奔》由解构再建构历史人物与历史传奇而诞生。《看不见的城市》来源于《马可·波罗行纪》，《红拂夜奔》基于杜光庭的唐代传奇《虬髯客传》。在耳熟能详的文本基础上，小说家们对历史进行了一番自由的拆解重组，将历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沉重与沧桑洗涤一空。
　　远道而来的威尼斯商人不再是沉迷于古老东方文明无可自拔的文化传播者。草原帝国的伟大缔造者消去威权彪炳的尊权，孩童一样在巍峨的宫殿里，期待着威尼斯商人日日向他汇报旅途中不存在的上百个奇幻城市，上演《一千零一夜》似的故事。马可·波罗在旅途中寻找已经不复存在的故我和不再拥有的事物的陌生感，君王却在对自己领土的奇瑰描述中窥见一个“既无止境又无形状的废墟”。在马可·波罗与忽必烈的诘问和辩论里，他们已然成为恰巧拥有其他身份的哲思者，在城市与城市的象征中寻找着只属于自己的出路。《红拂夜奔》的李靖则是发明着全然无用或用来也不同于发明目的的地痞流氓，开篇里便半裸踩着两丈高的拐，朝洛阳城商贩收取保护费。虬髯公不再做行侠仗義、慷慨解囊的侠客，倒做了在李靖红拂感情里横插一脚的第三者，成为在权力与欲望里泥足深陷的异化者。王小波笔下没有英雄人物们运筹帷幄，宦海浮沉的丰功伟绩，只有扭曲成了混混、妓女与刺客从一座城的沉沦逃往另一座城的腐烂。
　　这种重构与新历史小说显然有别。它几乎已经不具备新历史小说承认客观历史现实存在的写作原则，反倒成为历史的“同人小说”。读者确切地知道这一切是无稽的，来自小说家的臆想，但又无法自拔地从其中捕捉与真实历史一样的，对过去与现在的各种象征与隐喻，并产生轻飘飘的愉悦感。这种放纵或来源于挣脱“尊重历史”束缚的解脱。我们确信古代历史来自史书的描摹，而史书作为论证政权合法性的第一工具，其修纂权垄断在统治阶级与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人手中，不由布衣百姓任意评说。即使不掌握对历史的官方定义权，单纯作为阅读者与反思者，人们也在反复呈现“历史是一道奔涌的洪流，而你我不过是其中的水珠一粒”的感受。由此，历史的沉重沧桑难以磨灭，人们仰视伟光正历史人物的目光灼灼，而“修改”“杜撰”“幻想”大多被视作“难登大雅之堂”，乃至被抹杀。
　　但《看不见的城市》与《红拂夜奔》的“反客为主”击碎了我们甚至所未意识到的被历史洪流冲击的碾压感，从而使读者感到解绑的松快。尽管“一言以蔽之”这样的超越与重构并不显得如何创新、震撼与伟大，如同用简单的话语来概括其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思，亦会让人浅薄地产生“不过如此，我也可以”的狂妄自大。但或许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轻而易举的狂妄自大，它警示并诱惑我们对“肃穆”除了敬畏与尊重之外的另一种态度—超越。卡尔维诺提倡“超现实的逻辑”，王小波曾指出：“在我们这里，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成庄严滞重。”这种建造奇特文学形象的手法便是对庄严滞重的反向超越。它让我们重新获得一个身份，一个主宰的、神明的身份，去高高在上地妆点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便不是人人都会提笔来书写记录，它也简洁直接地明示我们确实能够如此创作，并将能够创作得同样有趣：无论付诸笔端与否，哪怕只在真实的历史上做出一丝几不可察的改变，都能生发意淫的畅快。这样的体验与遐想，带来轻逸与自由。
　　二、创新结构语言之超然
　　形象塑造仅是聚焦台前，在其黑暗的幕后，小说家要如何苦心孤诣搭建起供人物自由穿梭伸展，极大程度地发挥自己性灵与才能的舞台？—突破书写的语言与结构，搭建一个同样轻逸的梦境空间，去探索“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
　　显然，卡尔维诺将《看不见的城市》这块想象出的大陆变成了一块“别处的大陆”，连书中的忽必烈可汗都一次又一次地询问、怀疑马可·波罗言语中的城市是否真实存在。它们与它们组成的空间像梦境一般漂浮不定，悬停在意识能及而肉体不能及的空中。吊悬着篡位者尸体的扎伊拉城、被迫永恒静止不变而消亡的左拉城、建造于千顷碧波上的伊萨乌拉城……描述与形容它们的文字本就不很长，又零散地被重新组合进具有某种普遍氛围的章节里，为彼此做相互交替的注释，使得整本小说在某个层面上来说可以被视作长篇诗歌集或中篇散文集，在全文皆可为互文的书写里缔造梦幻的、遥远的、轻巧的、浮动的氛围。在这使人犹疑却仍迷醉的氛围里，记忆、欲望与符号被凝结为一个复杂的整体，读者自由组建来自马可·波罗的记忆，依循自己的喜好和经验拾掇不同的象征意味。
　　卡尔维诺将这样独特的行文结构称作“晶体”：“每段文章都能占有一个面，各个面相互连接又不发生因果关系和主从关系。它像一张网，在网上，你可以规划出许多路线，得出许多结果完全不同的答案。”“晶体”式的结构创新被他自己和其他诸多评论家认为是他对自己“繁复”文学主张的实践。对于安排一切、操纵一切的作者来说，创造并掌控这样的“晶体”式写作的确是消耗脑力的繁复，但笔者以为，这样的结构在实际的读者阅读中，反倒带来更轻逸自由的阅读感受。因为晶体具有无数折射面和无穷的路径。对于行走其中的读者而言，走动和穿越一本小说的道路变得不再唯一。我们可以依循任一感性与直觉随处乱走而不担忧迷路或碰壁，因为每一条路线的尽头，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出口。 　　和像轻风一样变幻不定的《看不见的城市》不同，《红拂夜奔》在叙事方式上更倾向于传统的“小说”，有非常明确的因果、承接、推进关系。王小波在《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里谈自己对《看不见的城市》的阅读感受，他说：“对卡尔维诺那个无所不能的头脑来说，讲个故事又有何难。但他一个故事都没讲，还在列举着新的城市，极尽确切之能事，一直到全书结束也没列举完。”
　　奇妙的是，王小波的写作恰似对《看不见的城市》里出现的某一个城市中的某一个故事展开的扩写。李卫公为太宗皇帝建造的新长安，岂不正是忽必烈希望在马可·波罗的描述里找到的，一个“样板城市”—不是自由的“风力长安”，不是流淌的“水力长安”，而正好是包含着一切符合常规的东西，并通过种种常规组合而成的，“一切纳入帝国计划”的“人力长安”。在这样一个故事里，随意规划路线，寻找出口的阅读体验就落空了，阅读文本重新变成一件厚重的事情。
　　但王小波以区别于卡尔维诺结构构造的方式来减轻了这种负担—通过他辛辣讽刺、戏谑的孩童一样的口吻来消解小说的厚重感。他惯常风趣怪诞，插科打诨，以荒诞不经和玩世不恭的口吻来产生滑稽可笑的喜剧效果。他不以直接的上帝视角讲述李卫公的故事，而把主线一分为二，借冥思苦想证明费尔马定理的王二的笔，来写李靖与红拂的故事。又透过李靖与红拂的遭遇反过来揭示王二在千年之后的现代社会依旧面临着跑不走、逃不掉的被束缚的枯萎命运。在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阅读感受里，王小波以他独有的黑色幽默在表层淡化了滞重，在深层强化了批判。哪怕是他的通俗乃至有时候频繁描写性的粗俗，也因为孩童一样坦荡直白的描述而脱离了哗众取宠的低俗淫秽，呈现出赤裸的清纯与野性。哪怕放在今日，我们阅读他的作品也被那一份天马行空的轻松和畅快感染。我们迷恋王小波，不就是迷恋他的辛辣、疯癫、特立独行，迷恋他用自由轻逸的趣味弥合了高雅与大众、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分裂吗？
　　三、异域文化内涵之丰盈
　　轻盈之所以能成为轻盈而不是轻浮，是因为它的内容是丰盈的。它不单纯是为了构造奇特的文学形象、无限种可能性的小说结构和迥异的语言风格，更是为了通过无限创造艺术来承载小说家的哲理思索。
　　城市是《看不见的城市》与《红拂夜奔》共有的文化意象，它们都象征着自我和社会生活的图景。卡尔维诺将各个城市按照“城市与记忆”“城市与欲望”“城市与符号”等类型划分，也等同于将不同人群投射在城市集体生活中的记忆、欲望和符号划分，依此来描摹群体的困境;王小波让李靖偕红拂出逃洛阳又落脚长安，在新“人力长安”建设完毕后成为想再次出逃不得而终死于长安的囚徒，让虬髯公在性和权的诱惑下从一个仗剑江湖的侠客成为洛阳一个群体的“小头头”，展现个人性情在极权控制下的失落和变异。
　　人的个性和欲望常常在进入与离开城市、热爱与逃离城市的二元对立中显露无遗。忽必烈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君王，为了保证帝国运行得有序与长久，他必须对一切异动与变更了如指掌。但马可·波罗口中的那些城市模糊、无序、动荡，让一个高坐在城墙之内的君主预感到失控的恐惧。因此他希求在马可·波罗讲述城市的话语中窥得普适性的和谐机制，使他能够利用这一机制建造永不衰老、永不灭亡的样板城市。太宗皇帝亦然，因此他选择的亦是制度严明、各司其职的“人力长安”，将人变为皇帝手里的一个程式。他们要权力包围城市，因为他们掌控权力。但马可·波罗与李靖首先是一个独立的普通人，其次才是皇权的效力者。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握在他们的手里，那么与之俱生的对于永恒制度的探寻便不是他们关心的。他们追寻的却是抒发性灵的自由，是永远不会完结的，在下一个城市等待他的“可能的未来”与“可能的过去”。
　　身为类似的知识分子，马可·波罗与李靖的命运的不同與两个小说家文化背景的不同有关。卡尔维诺具有意大利人天赋异禀的浪漫、热烈和诗情画意。在意大利这片文化复兴的沃土上，即使在君主专制与宗教神权的统治时代里也存有对人性、平等、契约的尊重。君主和臣民仍然存有平等对话的可能。“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所以忽必烈虽然在找寻他的样板城市，但他显然不是将马可·波罗当作完成任务的臣子，不因被驳斥和否定而恼羞成怒地“砍头”。显然，到小说后期，忽必烈的样板城市追求也逐渐因马可·波罗的劝诫而动摇。他们关于城市图景变化的辩论，最终得出的结果竟是：一切的追求都只是虚幻的表象，最终的胜利将被约化成棋盘上的一块方格—虚无。虽然虚无，却必须存在，正是关乎人类存亡与人之价值的思考，具有强烈的欧洲人文主义色彩。《红拂夜奔》就没有这样乐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李靖但凡流露出一丝建造他自己理想化的“新长安”，就会招致太宗皇帝卸磨杀驴的伏击。天下都是皇帝的天下，任李靖有多么渊博的学识与伟大的贡献，也不过是一颗棋子，一个附庸。王小波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在绝对权力面前话语权与沟通权的丧失。这种沿袭千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模式彻底消解了李靖启蒙太宗的可能。以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无望逃脱，不愿屈服，最终的圆满不过也就是以身殉道而已。
　　《看不见的城市》与《红拂夜奔》丰盈的意蕴和探索，使得它们在轻逸的特质中不因其洒脱飘扬而显得轻浮肤浅，而是如飞花一般轻盈灵巧，宛然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