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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已经是十多年前了，我应皖籍文友相邀，去安徽马鞍山一带采风考察，当时正值春末夏初，柳丝娇黄，禾苗葱绿，到处是阳气上升，暖意羞涩，颇有点儿欲进又退之感。我们在江北凭吊了和县霸王祠，过江后又拜谒了李白墓，而后去了马鞍山市，重点是考察已经完整发掘出土的朱然墓。
朱然墓是当年出土文物的重大成果之一。对于许多人而言，也许朱然不算是什么重要的历史人物。但，这往往是史实与传说（包括小说和戏曲）、理性与情感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差异乃至矛盾的常见现象。
其实朱然绝非偏将、禆将之辈，有史可据者，他在东吴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之职，参与军国大事，在陆逊统军时，朱至少也当为副职之位。从其墓型看来，不仅规模不小，出土文物也相当有规格。事过多年，我已不能一一列举，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署以“朱然”二字之木质腰牌（即出入证）也比较讲究，这对其权位亦是一种印证。然而就是如此一位东吴的重量级人物，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却只是星星点点地偶而出现，而且是一种极不重要的配衬而已。在擅演三国戏的京剧舞台上，几乎全无此人之身影，不仅如此，在《三国演义》彝陵之战中，此区区小辈之朱然，竟在胡打乱撞中“被赵云刺于马下”，后文并未作交代，是就此呜呼哀哉了，还是伤重不能再战？无论如何，都是不合情理的。如果在这之前朱然就已是左大司马、右军师，那他断不会在军中充当边角料的角色，如果在这以后才升为军政要职，那“被刺于马下”后不作任何交代，这就是小说作品的疏漏（纵然是经典名著也不必为之护短），而况，如此“不一合”，就被对方刺于马下的主儿，死后竟能享受只有高品级大臣和上将军才配享的墓葬规格，作为吴大帝的孙仲谋也太没个准谱了。所以，这只能归之于我前面说到的对于古代人物的评价，常常存在史实与文艺作品（包括戏曲）以及民间传说之间的诸多差异，有时甚至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具体到这位墓主人朱然，当时解说员的一段题外话或许有些道理。她说：“朱然这人，本性不喜张扬，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很低调。有了功劳，不居功不说，主上越是信赖越是封赏，他越是表现稳健严谨。”看来，这确是一个不愿或不善于“包装”自己也不喜欢别人吹捧自己的角色。如确如此，倒很有可能影响了应有“知名度”。
既然有墓葬规格和出土文物为证，那么今日为墓主人的身份作必要的“纠偏”与“匡正”应该说是有说服力的。但有一点，解说员在历述墓主人朱然生前的业绩时，颇为强调他在击败关羽的战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甚至是相当直率地讲“实际上关羽是他杀的，而不是小说中讲的别的什么人”。我听后并不怀疑她此说很可能是有根据的，只是有一种欠含蓄的感觉。因当时在参观中，时间所限，不可能进行深究式的讨论，但只觉得从《三国演义》中，吴袭荆成功并击杀关羽主要决策者为吕蒙，具体执行者有潘璋还有他的偏将马忠等人，而朱然与在后来的彝陵之役中相似，同样是影影绰绰地点缀式出现，这与其墓中昭示的身份与作用分明差别很大。
与此相关联的是：关羽之死的过程在小说、传说等方面也并不完全一致。共同之处是：关羽闻听荆州陷落仓促率军回撤，中途败走麦城（地处今湖北当阳东南），后又狼狈南逃，被吴将設置的绊马索绊倒，《三国演义》中说是被吴将潘璋和马忠执获，交由孙权直接审问，诱降，羽坚拒而被斩首。而我自幼听到的民间传说是：羽当时即被潘璋、马忠（主要是潘璋）杀害，所以随后潘璋遇关公“显灵”助其子关兴杀潘而为父报仇（此结局显然是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中的惯用处理法，不必过于看重）。在民间传说中，一般也没有过朱然直接杀关羽的提法。故马鞍山朱然墓解说员的说法是比较新鲜的，但我并没有理由认为她们的说法缺乏根据。因为小说毕竟是文学作品，即使以正史为主线写的《三国演义》，不也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吗。
一提到关羽之死，便几乎无法回避一个最实际的问题，这就是关羽的武艺及其综合素质。对此，实在不能充分展开笔墨，因为那绝非一篇短文所能囊括的，甭说别的，仅以关羽被历代皇帝不断垒加不断升格的惊人封号，就得占用不小的篇幅。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对此公何以在那个时代有持续的“轰动效应”不会有太大兴趣，我只能以一句话加以概括：经过千百年的筛选，没有比此公更适于加意包装的了。一个人一生有时可能会很走运，而这位“关公”的走运主要不在生前，而是在死后。这也是中国历史人物中极罕见的个例（虽然并非绝无仅有）。我小时候我们那个村并不大，但“关老爷”庙就有两座，一座在村东，大而豪华，另一座是小庙，在村中心十字路口，是开放式的，供村民平时祭祀所用。不过，说来也怪，我本人自少年、青年以至中年，对这位“关老爷”并未在心目中矗立起至威至勇的神武“大帝”形象。这可能与受到村邻间许多“三国通”长辈的观点影响有关，在他们的衡量中，三国时武艺最高强者应属吕布、赵云、许褚、典韦，乃至马超等人;至于关羽、张飞，与黄忠、魏延大致是属于一个等量级的。他们还认为：整个东吴，将领虽然不少，但缺乏像吕布、赵云这样顶尖级的上将。他们还认为：所谓吕布的“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赵云的“子龙一身都是胆”，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实战中拼出来的。他们所说的“吹”，就是现在所谓的“造势”。这些朴素的比较论者还认为：虎牢关前“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实际上打了个平手（影视剧中则是经过激烈鏖战最终吕布力怯逃走）;当时的历史没有提供赵云与吕布对阵的机会，而我的这些“三国通”老乡亲认为：至少赵云不会输给吕布，很可能是以谁也赢不了谁而罢手。我之所以能够受到这种朴素比较的影响，是因为并不觉得他们只是简单的肢体较量，而是从另一角度印证出历代不断较高乃至神化“关公”非止武功的弦外之音。
中年之后，我对照史实，对问题认识得更加深入了些。小说和传说中无疑给“关公”添加了不少不见于史载的辉煌情节及美化作料。信手举例如：羽初出场时“温酒斩华雄”一节不见于史载;辞曹寻兄过程中的“过五关斩六将”亦无史实依据，以实际情况而论寻兄经过也并不过于复杂;居曹营时于黎阳斩颜良诛文丑是羽最可炫示之一节，然“斩颜良”有据，“诛文丑”者为谁未见史载（是后人推演为关）。而况颜良也者，作为大将究有几分是真、几分为虚，亦不可考。据后世考据者认为：袁绍方面的实力有如其主子，表面人多势众，似乎强大，实则底里空浮，不仅内斗，且缺少第一流名副其实的战将。观其结局，此说颇有道理。当时曹操令关羽接战颜良，并非真的曹营中将领无人敢接其锋，更是因为操有意试羽心诚否？由是可以想见，颜良的真正实力在整个三国将领阵列中究竟属于何种等级，尚难精确认定，因其除与关羽对阵，尚无机会与其他人比试即匆匆湮息。既然羽公的辉煌业绩中有些不见于史载，无法完全证实其真正实力，那么便不得不对其综合“分数”打了折扣，尽管如此，丝毫也未影响历代封建皇帝在关公的头上不厌其烦地加冕，也未减弱历代美髯公的粉丝对偶像的顶礼膜拜;便是现当代的写家们也有多达数万字的《关帝颂》问世。我觉得如此这般均可理解：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某种观念，某样感情的侧重也许都不无理由。只是有一点，“尊重史实”还是不应被轻视的。 现在，我们不得不回到关羽不幸死殉这个具体问题上来。我之所以用了“不幸”这个词儿，是说固然“大将难免阵头亡”（京剧《战太平》中唱词），但毕竟从现实中看，大将也并非人人俱亡的。即使是第一悍将吕布，也并非死于临阵现场，而是由于连战过疲，自睡时被叛将绑缚献于敌方被杀。而关羽最后之败亡，不能不说与他个人性格上的负面因素有关，他其实并非最强，却刚愎自用，自恃无敌;明明是大敌当前，却蔑敌如鼠，肯定防御上有疏漏，因而才“大意失荆州”。本来从当时情势看来，此人并非是独当一面、统兵镇守孤城要地的理想人选。但由于急需取川而获取立足之根据地，刘备和诸葛亮都不能不离开荆州而西进;张飞、赵云、黄忠等主将也不能不去斩关夺寨始能成功。马超要扼守汉中北大门也无法移动。关羽作为刘备的铁杆兄弟，守荆州的重任便不能不由他担当。刘备，尤其在诸葛亮的心中，恐怕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至于关羽在镇守荆州几年之后便不甘于“蹲守”，而倾力北上襄阳、樊阳，虽连获胜绩，后人也指评羽不该轻动，以致造成了荆州遭袭。对此，我倒是要为关公辩护几句：守据江城，而一无进取，以羽之好胜性格，肯定是早思伺机而动，以获取惊世之功。这种进取求功之举，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北进后荆州防御力量虚弱，他是应该想到此乃最大之软肋。无论北上取得多少战绩，荆州一失便全盘皆输，无可弥补。对此，羽确有点儿一意孤行，特别是在水淹七军、杀庞德、擒于禁之后，更激发了他固有的骄狂自恃的本性，无视荆州一失，可能回师不及，必然悔之晚矣。不幸之事果然发生，一位“威震华夏”的“武神”人物倏然陷入被动境地;至少从表面上看，竟在东吴二三流战将率领数量有限的兵勇围堵追击之下，可谓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应战状态，甚至不能不说完全暴露了与一位名将、大将不相称的素质，不但自身武功与意志显然不济，而对方反而自信满满，完全不憷面对的是个“庞然大物”，都敢于举刀砍杀。这从另一个方面具体而实在地反射出关二爷缺乏足够的心理震慑力。对照在此以后诸葛亮的北伐之战，失街亭之后不能不采取撤军行动，为了掩护撤退，他只有从别的地方调来赵云率军抵挡一阵。赵云以少量军队截住正在追击的魏军，当司马懿得知是赵云来了，立即下令停止追赶，而且暂且避退。此举再真实不过地证明了赵子龙的威慑力是货真价实，而不是纸糊的虚名，可为什么关二爷在失利的危局之下据说的盖世威名便不灵了呢？只能使一些心软的好事者发出遗憾的叹息。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并非是关公的名不副实，而一是因为他所受的箭伤尚未痊愈，挥刀的力度大减;二是他已是五十八岁的老将，毕竟气力已不如前，不然吴将如潘璋之流是抓不住他，更是杀不了他的。对于关羽的箭伤，经过名医“刮骨疗毒”的治疗，虽已见愈，但很可能尚未恢复到伤前的水平;至于年迈，对于武艺非常的名将倒未必非衰败如此。如同属“五虎上将”的黄忠入川作战时年已古稀仍宝刀不老，攻城夺寨屡立战功;赵云拒汉水连斩魏方五将，此时他已年过花甲;何以居“五虎上将”之首的关公五十八岁即实力不济。只能说是战场上拼的是真功夫，而虚名代替不了慑敌之声威。既然联潘璋马忠之流都不憷这位“武神”，作为能够担当“左大司马”之职的朱然还憷他则甚？所以尽管当年朱然墓的女解说员直言“关羽是朱然杀的”听来有欠含蓄，但如是实话从本质上并没有什么错。我没有任何根据不相信这是史实。
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此公死后：大获全胜的吕蒙（今安徽阜阳人）在孙权举行的庆功宴上，忽现疯状，似关羽附体，连篇昏话，最后竟七孔流血而死。当然这只是《三国演义》的描写，中国传统小说在写因果报应时的常用手法，不过，有一点却不可忽视：吕蒙确是死于关羽被杀的当年（公元219年），也許是一种巧合，但也不排除是在激烈麈战之后紧张过劳后的某种心理与病理反应所致。莫忘吕将军才仅是四十出头年纪啊，神化了的人物“显灵”之类当属荒唐，但胜者的突然暴死确有值得琢磨之处（潘璋遭“报应”则纯属虚构，其人死于234年）。
最后，还有一点请允许我交代几句：朱然其人墓地虽在安徽马鞍山，但原籍是今之浙江安吉，相距不远也不太近，在古代更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与马鞍山既非同地的“老乡”，便更无特别沾亲带故的情感作用在其中，“公对公”之谓是也。
阔别马鞍山市已十余年，但对那里的一切记忆仍很清晰，我感谢我们的土地，它适时揭开了丰厚的封存，赐予我们难忘的有益记忆，使我们更有理由尊重历史，礼拜真实;更难得的是，它还能校正误差，让“实事求是”这一要义与我们的良心同样明澈而鲜活。
朱然墓是当年出土文物的重大成果之一。对于许多人而言，也许朱然不算是什么重要的历史人物。但，这往往是史实与传说（包括小说和戏曲）、理性与情感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差异乃至矛盾的常见现象。
其实朱然绝非偏将、禆将之辈，有史可据者，他在东吴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之职，参与军国大事，在陆逊统军时，朱至少也当为副职之位。从其墓型看来，不仅规模不小，出土文物也相当有规格。事过多年，我已不能一一列举，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署以“朱然”二字之木质腰牌（即出入证）也比较讲究，这对其权位亦是一种印证。然而就是如此一位东吴的重量级人物，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却只是星星点点地偶而出现，而且是一种极不重要的配衬而已。在擅演三国戏的京剧舞台上，几乎全无此人之身影，不仅如此，在《三国演义》彝陵之战中，此区区小辈之朱然，竟在胡打乱撞中“被赵云刺于马下”，后文并未作交代，是就此呜呼哀哉了，还是伤重不能再战？无论如何，都是不合情理的。如果在这之前朱然就已是左大司马、右军师，那他断不会在军中充当边角料的角色，如果在这以后才升为军政要职，那“被刺于马下”后不作任何交代，这就是小说作品的疏漏（纵然是经典名著也不必为之护短），而况，如此“不一合”，就被对方刺于马下的主儿，死后竟能享受只有高品级大臣和上将军才配享的墓葬规格，作为吴大帝的孙仲谋也太没个准谱了。所以，这只能归之于我前面说到的对于古代人物的评价，常常存在史实与文艺作品（包括戏曲）以及民间传说之间的诸多差异，有时甚至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具体到这位墓主人朱然，当时解说员的一段题外话或许有些道理。她说：“朱然这人，本性不喜张扬，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很低调。有了功劳，不居功不说，主上越是信赖越是封赏，他越是表现稳健严谨。”看来，这确是一个不愿或不善于“包装”自己也不喜欢别人吹捧自己的角色。如确如此，倒很有可能影响了应有“知名度”。
既然有墓葬规格和出土文物为证，那么今日为墓主人的身份作必要的“纠偏”与“匡正”应该说是有说服力的。但有一点，解说员在历述墓主人朱然生前的业绩时，颇为强调他在击败关羽的战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甚至是相当直率地讲“实际上关羽是他杀的，而不是小说中讲的别的什么人”。我听后并不怀疑她此说很可能是有根据的，只是有一种欠含蓄的感觉。因当时在参观中，时间所限，不可能进行深究式的讨论，但只觉得从《三国演义》中，吴袭荆成功并击杀关羽主要决策者为吕蒙，具体执行者有潘璋还有他的偏将马忠等人，而朱然与在后来的彝陵之役中相似，同样是影影绰绰地点缀式出现，这与其墓中昭示的身份与作用分明差别很大。
与此相关联的是：关羽之死的过程在小说、传说等方面也并不完全一致。共同之处是：关羽闻听荆州陷落仓促率军回撤，中途败走麦城（地处今湖北当阳东南），后又狼狈南逃，被吴将設置的绊马索绊倒，《三国演义》中说是被吴将潘璋和马忠执获，交由孙权直接审问，诱降，羽坚拒而被斩首。而我自幼听到的民间传说是：羽当时即被潘璋、马忠（主要是潘璋）杀害，所以随后潘璋遇关公“显灵”助其子关兴杀潘而为父报仇（此结局显然是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中的惯用处理法，不必过于看重）。在民间传说中，一般也没有过朱然直接杀关羽的提法。故马鞍山朱然墓解说员的说法是比较新鲜的，但我并没有理由认为她们的说法缺乏根据。因为小说毕竟是文学作品，即使以正史为主线写的《三国演义》，不也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吗。
一提到关羽之死，便几乎无法回避一个最实际的问题，这就是关羽的武艺及其综合素质。对此，实在不能充分展开笔墨，因为那绝非一篇短文所能囊括的，甭说别的，仅以关羽被历代皇帝不断垒加不断升格的惊人封号，就得占用不小的篇幅。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对此公何以在那个时代有持续的“轰动效应”不会有太大兴趣，我只能以一句话加以概括：经过千百年的筛选，没有比此公更适于加意包装的了。一个人一生有时可能会很走运，而这位“关公”的走运主要不在生前，而是在死后。这也是中国历史人物中极罕见的个例（虽然并非绝无仅有）。我小时候我们那个村并不大，但“关老爷”庙就有两座，一座在村东，大而豪华，另一座是小庙，在村中心十字路口，是开放式的，供村民平时祭祀所用。不过，说来也怪，我本人自少年、青年以至中年，对这位“关老爷”并未在心目中矗立起至威至勇的神武“大帝”形象。这可能与受到村邻间许多“三国通”长辈的观点影响有关，在他们的衡量中，三国时武艺最高强者应属吕布、赵云、许褚、典韦，乃至马超等人;至于关羽、张飞，与黄忠、魏延大致是属于一个等量级的。他们还认为：整个东吴，将领虽然不少，但缺乏像吕布、赵云这样顶尖级的上将。他们还认为：所谓吕布的“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赵云的“子龙一身都是胆”，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实战中拼出来的。他们所说的“吹”，就是现在所谓的“造势”。这些朴素的比较论者还认为：虎牢关前“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实际上打了个平手（影视剧中则是经过激烈鏖战最终吕布力怯逃走）;当时的历史没有提供赵云与吕布对阵的机会，而我的这些“三国通”老乡亲认为：至少赵云不会输给吕布，很可能是以谁也赢不了谁而罢手。我之所以能够受到这种朴素比较的影响，是因为并不觉得他们只是简单的肢体较量，而是从另一角度印证出历代不断较高乃至神化“关公”非止武功的弦外之音。
中年之后，我对照史实，对问题认识得更加深入了些。小说和传说中无疑给“关公”添加了不少不见于史载的辉煌情节及美化作料。信手举例如：羽初出场时“温酒斩华雄”一节不见于史载;辞曹寻兄过程中的“过五关斩六将”亦无史实依据，以实际情况而论寻兄经过也并不过于复杂;居曹营时于黎阳斩颜良诛文丑是羽最可炫示之一节，然“斩颜良”有据，“诛文丑”者为谁未见史载（是后人推演为关）。而况颜良也者，作为大将究有几分是真、几分为虚，亦不可考。据后世考据者认为：袁绍方面的实力有如其主子，表面人多势众，似乎强大，实则底里空浮，不仅内斗，且缺少第一流名副其实的战将。观其结局，此说颇有道理。当时曹操令关羽接战颜良，并非真的曹营中将领无人敢接其锋，更是因为操有意试羽心诚否？由是可以想见，颜良的真正实力在整个三国将领阵列中究竟属于何种等级，尚难精确认定，因其除与关羽对阵，尚无机会与其他人比试即匆匆湮息。既然羽公的辉煌业绩中有些不见于史载，无法完全证实其真正实力，那么便不得不对其综合“分数”打了折扣，尽管如此，丝毫也未影响历代封建皇帝在关公的头上不厌其烦地加冕，也未减弱历代美髯公的粉丝对偶像的顶礼膜拜;便是现当代的写家们也有多达数万字的《关帝颂》问世。我觉得如此这般均可理解：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某种观念，某样感情的侧重也许都不无理由。只是有一点，“尊重史实”还是不应被轻视的。 现在，我们不得不回到关羽不幸死殉这个具体问题上来。我之所以用了“不幸”这个词儿，是说固然“大将难免阵头亡”（京剧《战太平》中唱词），但毕竟从现实中看，大将也并非人人俱亡的。即使是第一悍将吕布，也并非死于临阵现场，而是由于连战过疲，自睡时被叛将绑缚献于敌方被杀。而关羽最后之败亡，不能不说与他个人性格上的负面因素有关，他其实并非最强，却刚愎自用，自恃无敌;明明是大敌当前，却蔑敌如鼠，肯定防御上有疏漏，因而才“大意失荆州”。本来从当时情势看来，此人并非是独当一面、统兵镇守孤城要地的理想人选。但由于急需取川而获取立足之根据地，刘备和诸葛亮都不能不离开荆州而西进;张飞、赵云、黄忠等主将也不能不去斩关夺寨始能成功。马超要扼守汉中北大门也无法移动。关羽作为刘备的铁杆兄弟，守荆州的重任便不能不由他担当。刘备，尤其在诸葛亮的心中，恐怕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至于关羽在镇守荆州几年之后便不甘于“蹲守”，而倾力北上襄阳、樊阳，虽连获胜绩，后人也指评羽不该轻动，以致造成了荆州遭袭。对此，我倒是要为关公辩护几句：守据江城，而一无进取，以羽之好胜性格，肯定是早思伺机而动，以获取惊世之功。这种进取求功之举，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北进后荆州防御力量虚弱，他是应该想到此乃最大之软肋。无论北上取得多少战绩，荆州一失便全盘皆输，无可弥补。对此，羽确有点儿一意孤行，特别是在水淹七军、杀庞德、擒于禁之后，更激发了他固有的骄狂自恃的本性，无视荆州一失，可能回师不及，必然悔之晚矣。不幸之事果然发生，一位“威震华夏”的“武神”人物倏然陷入被动境地;至少从表面上看，竟在东吴二三流战将率领数量有限的兵勇围堵追击之下，可谓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应战状态，甚至不能不说完全暴露了与一位名将、大将不相称的素质，不但自身武功与意志显然不济，而对方反而自信满满，完全不憷面对的是个“庞然大物”，都敢于举刀砍杀。这从另一个方面具体而实在地反射出关二爷缺乏足够的心理震慑力。对照在此以后诸葛亮的北伐之战，失街亭之后不能不采取撤军行动，为了掩护撤退，他只有从别的地方调来赵云率军抵挡一阵。赵云以少量军队截住正在追击的魏军，当司马懿得知是赵云来了，立即下令停止追赶，而且暂且避退。此举再真实不过地证明了赵子龙的威慑力是货真价实，而不是纸糊的虚名，可为什么关二爷在失利的危局之下据说的盖世威名便不灵了呢？只能使一些心软的好事者发出遗憾的叹息。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并非是关公的名不副实，而一是因为他所受的箭伤尚未痊愈，挥刀的力度大减;二是他已是五十八岁的老将，毕竟气力已不如前，不然吴将如潘璋之流是抓不住他，更是杀不了他的。对于关羽的箭伤，经过名医“刮骨疗毒”的治疗，虽已见愈，但很可能尚未恢复到伤前的水平;至于年迈，对于武艺非常的名将倒未必非衰败如此。如同属“五虎上将”的黄忠入川作战时年已古稀仍宝刀不老，攻城夺寨屡立战功;赵云拒汉水连斩魏方五将，此时他已年过花甲;何以居“五虎上将”之首的关公五十八岁即实力不济。只能说是战场上拼的是真功夫，而虚名代替不了慑敌之声威。既然联潘璋马忠之流都不憷这位“武神”，作为能够担当“左大司马”之职的朱然还憷他则甚？所以尽管当年朱然墓的女解说员直言“关羽是朱然杀的”听来有欠含蓄，但如是实话从本质上并没有什么错。我没有任何根据不相信这是史实。
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此公死后：大获全胜的吕蒙（今安徽阜阳人）在孙权举行的庆功宴上，忽现疯状，似关羽附体，连篇昏话，最后竟七孔流血而死。当然这只是《三国演义》的描写，中国传统小说在写因果报应时的常用手法，不过，有一点却不可忽视：吕蒙确是死于关羽被杀的当年（公元219年），也許是一种巧合，但也不排除是在激烈麈战之后紧张过劳后的某种心理与病理反应所致。莫忘吕将军才仅是四十出头年纪啊，神化了的人物“显灵”之类当属荒唐，但胜者的突然暴死确有值得琢磨之处（潘璋遭“报应”则纯属虚构，其人死于234年）。
最后，还有一点请允许我交代几句：朱然其人墓地虽在安徽马鞍山，但原籍是今之浙江安吉，相距不远也不太近，在古代更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与马鞍山既非同地的“老乡”，便更无特别沾亲带故的情感作用在其中，“公对公”之谓是也。
阔别马鞍山市已十余年，但对那里的一切记忆仍很清晰，我感谢我们的土地，它适时揭开了丰厚的封存，赐予我们难忘的有益记忆，使我们更有理由尊重历史，礼拜真实;更难得的是，它还能校正误差，让“实事求是”这一要义与我们的良心同样明澈而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