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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记者的职业行为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冲突与矛盾，主要表现为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这是记者所面临的伦理冲突的表现。因此，分析记者伦理冲突的类型，并据此制定出规避记者伦理冲突的可行性办法对于规避新闻记者的伦理冲突以及新闻事业发展甚至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闻记者；伦理冲突；社会责任
传媒伦理的争议一直困扰着传媒业，新闻记者是从事传播实践活动的执行人员，作为媒介从业人员，不仅要履行其职业义务，同时作为“社会人”本身不可能逃避对社会道德义务的承担，记者在从事新闻传播实践中常常面临职业责任与道德义务的抉择，而导致的种种失范现象，在如今公共舆论场中被无限放大，新闻记者饱受伦理冲突的压力。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是否仅仅是事件的传播者？此类事件多次引发了面对伦理冲突新闻记者时如何选择的争辨。
一、新闻记者伦理冲突的概述
“新闻记者的伦理冲突是一种公共伦理冲突。所谓公共伦理冲突，是指公共行为主体在进行公共行为伦理选择时，面临着尖锐矛盾状态，即公共行为主体所选择的公共行为虽然符合某种公共伦理要求，但是同时又违背了有一定价值的另一种公共伦理要求，公共行为主体必须在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与伦理价值之间，作出某种选择，选择其中的一个公共伦理价值，并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面临的矛盾而实现公共价值目标。这种伦理选择，一方面符合某种伦理道德准则；一方面体现了某种伦理道德价值，但同时又牺牲了另一伦理道德价值，从而使公共行为主体陷入举棋不定左右为难的境地。”①马克思曾指出，新闻业不能等同于一般行业，而是有着自身“高贵天性”的特殊行业，它的高贵天性也就是它的社会责任。我国新闻界的前辈邵飘萍把“品性”作为记者资格的第一要素，著名新闻人范长江也指出“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是构成新闻传播活动的基础，自觉履行对事实、受众和社会应尽的职责、使命和任务，也是社会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新闻界心照不宣的职业信条。“担道义””意味记者首先要承担社会责任，在采访中不能仅仅只是以自己的采访报道为唯一目的，不是一个冷血的看客，也不是一个简单而纯粹的笔者，而是以采访对象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竭诚为他们服务。但很多记者似乎更“专注”于后者，对于“铁肩”的责任感、使命感往往被淡化甚至忽略。
二、新闻记者面临的伦理冲突类型
（一）众多的社会身份导致的伦理冲突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又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人是通过社会实践形成社会关系，而又通过社会关系来对自己作出定义的，人总是处于社会所赋予自己的各种身份当中。
记者作为人本身，除了新闻宣传工作以外，还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其他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作为家人、朋友、同事等等。而这些“身份”除存在某些一致性以外，其冲突武处不在。从众多“社会身份”中取得平衡是一个困难且充满争议的问题，在选择过程中难免产生矛盾。记者职业所从事的实践活动是将新闻事实呈现给大众，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道德文化的国度，任何公共人物和公共行为道德言行的疏忽，都很难逃脱道德的责难。记者在从事新闻实践活动中言行一旦有悖于社会道德，变很容易遭到社会的谴责。
例如，在出现灾难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等情况时，众多媒体记者为了能够抢先将新闻播报出去，而将现场围堵的水泄不通，致使营救人员、医护人员不能及时进入现场，而记者在这其中从事新闻实践活动，而没有尽到作为社会公民的职责，把专业职责放置于社会职责之前。
（二）行业角色多元化导致的记者伦理冲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媒体体制也顺应时代发展的变化，在政府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新闻媒体除了政治诉求以外，还拥有经济诉求、新闻专业主义诉求，以及社会大众的不同期待。在社会及媒体的不断变化中，记者在媒介组织中的身份也多元化起来。
媒介为了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抢占媒介市场，会对其进行媒介定位，形成媒介风格。新闻记者作为媒体从业人员需要服从所在媒体的管理，形成统一的专业主义认识，但这难免会与记者本身的专业主义价值观发生冲突。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中，政治导向是管理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也要求记者的从业行为需符合媒体的经济目标。但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媒体的经济目标与专业目标存在差距，这时，记者的媒介工作人员角色就会时不时与记者的专业主义角色发生冲突，在媒介效益的压迫下，冲突的结果往往是记者在专业主义面前的妥协。同样的道理，记者的专业主义角色与政治宣传的角色也会发生冲突，而记者的专业主义角色也只能臣服在政治宣传的角色要求之下。
（三）经济利益诱惑性导致的记者伦理冲突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财富崇拜为兴奋点的社会大环境，难免使一些记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发什么样的新闻，能不能给自己和单位带来经济利益，这种心理在当前我国媒介中普遍存在。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首先应将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但是当前不少记者却反其道而行之。在面对新闻市场的竞争与残酷的筛选，在市场利益的诱惑下，部分记者只求眼前利益，放弃新闻理想，调低道德底线，将己任抛之脑后，于社会责任和职业素养于不顾，放松了自己素质和职业的严格要求，以最大的经济利益为前提，在新闻宣传中偏离正确的舆论导向，丧失了对受众及社会的责任。这种情况在娱乐新闻和社会新闻中尤其明显，在恶性竞争压力下，狂热追求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与点击率。例如，2014年3月底，《南都娱乐周刊》与另两家网站记者跟踪拍摄演艺明星文章、姚迪婚外情的照片，三家媒体约定周一同时发稿。《南都娱乐周刊》执行主编、出品人分别于周五和周六发表暗示性微博，引发网络狂欢，网友们在等待媒体爆料的同时，也在自行挖掘着三位当事人各种互动中的蛛丝马迹。最终，《南都娱乐周刊》“周一见”的期待在那个周末被各网站关于文章姚迪的点名报道、照片、视频等完全消解，通过这种指向性围观，文章的私人生活被赤裸裸地展现出来。确实，娱乐新闻自有一套操作手法，将其与严肃新闻等量齐观并不现实，但同时，也不应以新闻专业主义、公共利益之名来为低俗恶俗的娱乐狂欢式新闻炒作辩解，这更多是满足公众的窥探与好奇，是一种增加发行量和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 三、规避新闻记者伦理冲突的可行性办法
公益性和公共性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职责。作为新闻传播者的记者，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规避新闻记者的伦理冲突对于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将衡量的绩效标准由经济效益过度到社会效益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按阶梯从高到低分为五个层次，自我实现需求是这一阶梯的最高点，因此要改变新闻工作者的效益观，就腰围自我实现需要的实现创造良好的条件。通常，记者在媒体的自我实现需要是通过经济效益来衡量，即将金钱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评判标准。由此可见，改变目前新闻工作者道德体系的关键就是效益观念的转变，这需要新闻界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
（二）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化为从业准则和道德标准
道德行为受个人道德意识的支配，是一种自愿、自责的行为。在我国对于新闻工作者的法律法规位数不少，但法律法规基本上是在他律的层面上对新闻工作者加以管制。从哲学意义上讲，外因很重要，但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在因素，因此新闻工作者应将正确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职业道德准则，学习同行业优秀人才的道德经验和做法，把这些规范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形成正确的道德情感、意志和信念，树立正确的新闻伦理观，在从事新闻实践活动中不违背正确的行为准则，以自己的职业操守承担起时代使命。
（三）将建立有效监管机制作为行业规范和基础保障
转变效益观念是前提，内化职业规范是关键，而建立监督机制则是保障。通过受众、同行、第三方三管齐下建立机制，能够有效管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形成健康、科学的舆论监督氛围，能够使记者接受受众的监督，更好的为受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同时，在新闻从业者领域内，同行相互监督，形成良好的职业风尚，也能够有效控制新闻记者伦理冲突的发生；第三方控制通常是指通过法律法规等强制性手段进行的监督与管制。（作者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注解：
① 冯益谦：《公共伦理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182-1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72年版，18页
参考文献：
[1] 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2] 陈如东：《传播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
[3] 冯益谦：《公共伦理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72年版
关键词：新闻记者；伦理冲突；社会责任
传媒伦理的争议一直困扰着传媒业，新闻记者是从事传播实践活动的执行人员，作为媒介从业人员，不仅要履行其职业义务，同时作为“社会人”本身不可能逃避对社会道德义务的承担，记者在从事新闻传播实践中常常面临职业责任与道德义务的抉择，而导致的种种失范现象，在如今公共舆论场中被无限放大，新闻记者饱受伦理冲突的压力。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是否仅仅是事件的传播者？此类事件多次引发了面对伦理冲突新闻记者时如何选择的争辨。
一、新闻记者伦理冲突的概述
“新闻记者的伦理冲突是一种公共伦理冲突。所谓公共伦理冲突，是指公共行为主体在进行公共行为伦理选择时，面临着尖锐矛盾状态，即公共行为主体所选择的公共行为虽然符合某种公共伦理要求，但是同时又违背了有一定价值的另一种公共伦理要求，公共行为主体必须在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与伦理价值之间，作出某种选择，选择其中的一个公共伦理价值，并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面临的矛盾而实现公共价值目标。这种伦理选择，一方面符合某种伦理道德准则；一方面体现了某种伦理道德价值，但同时又牺牲了另一伦理道德价值，从而使公共行为主体陷入举棋不定左右为难的境地。”①马克思曾指出，新闻业不能等同于一般行业，而是有着自身“高贵天性”的特殊行业，它的高贵天性也就是它的社会责任。我国新闻界的前辈邵飘萍把“品性”作为记者资格的第一要素，著名新闻人范长江也指出“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是构成新闻传播活动的基础，自觉履行对事实、受众和社会应尽的职责、使命和任务，也是社会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新闻界心照不宣的职业信条。“担道义””意味记者首先要承担社会责任，在采访中不能仅仅只是以自己的采访报道为唯一目的，不是一个冷血的看客，也不是一个简单而纯粹的笔者，而是以采访对象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竭诚为他们服务。但很多记者似乎更“专注”于后者，对于“铁肩”的责任感、使命感往往被淡化甚至忽略。
二、新闻记者面临的伦理冲突类型
（一）众多的社会身份导致的伦理冲突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又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人是通过社会实践形成社会关系，而又通过社会关系来对自己作出定义的，人总是处于社会所赋予自己的各种身份当中。
记者作为人本身，除了新闻宣传工作以外，还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其他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作为家人、朋友、同事等等。而这些“身份”除存在某些一致性以外，其冲突武处不在。从众多“社会身份”中取得平衡是一个困难且充满争议的问题，在选择过程中难免产生矛盾。记者职业所从事的实践活动是将新闻事实呈现给大众，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道德文化的国度，任何公共人物和公共行为道德言行的疏忽，都很难逃脱道德的责难。记者在从事新闻实践活动中言行一旦有悖于社会道德，变很容易遭到社会的谴责。
例如，在出现灾难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等情况时，众多媒体记者为了能够抢先将新闻播报出去，而将现场围堵的水泄不通，致使营救人员、医护人员不能及时进入现场，而记者在这其中从事新闻实践活动，而没有尽到作为社会公民的职责，把专业职责放置于社会职责之前。
（二）行业角色多元化导致的记者伦理冲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媒体体制也顺应时代发展的变化，在政府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新闻媒体除了政治诉求以外，还拥有经济诉求、新闻专业主义诉求，以及社会大众的不同期待。在社会及媒体的不断变化中，记者在媒介组织中的身份也多元化起来。
媒介为了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抢占媒介市场，会对其进行媒介定位，形成媒介风格。新闻记者作为媒体从业人员需要服从所在媒体的管理，形成统一的专业主义认识，但这难免会与记者本身的专业主义价值观发生冲突。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中，政治导向是管理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也要求记者的从业行为需符合媒体的经济目标。但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媒体的经济目标与专业目标存在差距，这时，记者的媒介工作人员角色就会时不时与记者的专业主义角色发生冲突，在媒介效益的压迫下，冲突的结果往往是记者在专业主义面前的妥协。同样的道理，记者的专业主义角色与政治宣传的角色也会发生冲突，而记者的专业主义角色也只能臣服在政治宣传的角色要求之下。
（三）经济利益诱惑性导致的记者伦理冲突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财富崇拜为兴奋点的社会大环境，难免使一些记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发什么样的新闻，能不能给自己和单位带来经济利益，这种心理在当前我国媒介中普遍存在。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首先应将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但是当前不少记者却反其道而行之。在面对新闻市场的竞争与残酷的筛选，在市场利益的诱惑下，部分记者只求眼前利益，放弃新闻理想，调低道德底线，将己任抛之脑后，于社会责任和职业素养于不顾，放松了自己素质和职业的严格要求，以最大的经济利益为前提，在新闻宣传中偏离正确的舆论导向，丧失了对受众及社会的责任。这种情况在娱乐新闻和社会新闻中尤其明显，在恶性竞争压力下，狂热追求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与点击率。例如，2014年3月底，《南都娱乐周刊》与另两家网站记者跟踪拍摄演艺明星文章、姚迪婚外情的照片，三家媒体约定周一同时发稿。《南都娱乐周刊》执行主编、出品人分别于周五和周六发表暗示性微博，引发网络狂欢，网友们在等待媒体爆料的同时，也在自行挖掘着三位当事人各种互动中的蛛丝马迹。最终，《南都娱乐周刊》“周一见”的期待在那个周末被各网站关于文章姚迪的点名报道、照片、视频等完全消解，通过这种指向性围观，文章的私人生活被赤裸裸地展现出来。确实，娱乐新闻自有一套操作手法，将其与严肃新闻等量齐观并不现实，但同时，也不应以新闻专业主义、公共利益之名来为低俗恶俗的娱乐狂欢式新闻炒作辩解，这更多是满足公众的窥探与好奇，是一种增加发行量和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 三、规避新闻记者伦理冲突的可行性办法
公益性和公共性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职责。作为新闻传播者的记者，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规避新闻记者的伦理冲突对于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将衡量的绩效标准由经济效益过度到社会效益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按阶梯从高到低分为五个层次，自我实现需求是这一阶梯的最高点，因此要改变新闻工作者的效益观，就腰围自我实现需要的实现创造良好的条件。通常，记者在媒体的自我实现需要是通过经济效益来衡量，即将金钱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评判标准。由此可见，改变目前新闻工作者道德体系的关键就是效益观念的转变，这需要新闻界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
（二）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化为从业准则和道德标准
道德行为受个人道德意识的支配，是一种自愿、自责的行为。在我国对于新闻工作者的法律法规位数不少，但法律法规基本上是在他律的层面上对新闻工作者加以管制。从哲学意义上讲，外因很重要，但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在因素，因此新闻工作者应将正确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职业道德准则，学习同行业优秀人才的道德经验和做法，把这些规范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形成正确的道德情感、意志和信念，树立正确的新闻伦理观，在从事新闻实践活动中不违背正确的行为准则，以自己的职业操守承担起时代使命。
（三）将建立有效监管机制作为行业规范和基础保障
转变效益观念是前提，内化职业规范是关键，而建立监督机制则是保障。通过受众、同行、第三方三管齐下建立机制，能够有效管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形成健康、科学的舆论监督氛围，能够使记者接受受众的监督，更好的为受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同时，在新闻从业者领域内，同行相互监督，形成良好的职业风尚，也能够有效控制新闻记者伦理冲突的发生；第三方控制通常是指通过法律法规等强制性手段进行的监督与管制。（作者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注解：
① 冯益谦：《公共伦理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182-1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72年版，18页
参考文献：
[1] 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2] 陈如东：《传播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
[3] 冯益谦：《公共伦理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