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宏观中国电视剧市场，古装剧与抗日剧此消彼涨。《人民的名义》似一股清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震惊中国文化市场。紧随电视剧收视率飙升，此小说成为2017年畅销书之一。作为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反腐文学作品之一，小说中独具特色的空间叙事已超越地域限制，兼具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视野。
关键词：异空间 此地此在
一、“横看成岭侧成峰”——主叙层与次叙层
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作家队伍披荆斩棘探索出多样化的创作之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国外文学引入中国，中国作家汲取本土与外来叙事营养，不断推动中国文学叙事创新与发展。《人民的名义》是作家叙事探索的成功之作，主叙层与次叙层的交替互换是此作品最突出的特征，多条线索的设计是作家精心布局整部作品的策略之一。《人民的名义》多至五条线索穿插于文本内部是鲜为人见的，这五条线索并非并列而是鱼网似地铺入作品中，以侯亮平的正面深入调查为主叙层，赵东来、沙瑞金、陈岩石、祁同伟的行动单元为次叙层，主叙层与次叙层相互交替推动情节进入下一环节。异空间叙事贯穿于整个文本之中，在第二十六章侯亮平与赵东来一明一暗的线索短暂结合之后，主叙层与次叙层再次分离。
相互交织的主叙层与次叙层一方面从五条线索的发展脉络呈现，另一方面由具体的故事情节突显。此作品中，主叙层直指正在发生事件的发展与变化，次叙层通过中断正在发生的事件，透过“回忆”以另一种独特的方式推动情节的发展。文本以第一章侯亮平前往京州在机场等候之时，五次现实与回忆思维跳跃为起点，将第四十九章祁同伟再进孤鹰岭，八次当下与过去的极速旋转为落幕。作者通过中断情节的方式，将异空间事件相互穿插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作为当下事件的主叙层与回忆事件的次叙层再次完成了异空间叙述。看似毫无联系的主叙层与次叙层实则缺一不可，“叙事剧不是再现状况，而更多的是发现状况，发现状况是借助中断过程来进行的……它使进行中的情节停顿下来并以此迫使听众对过程、演员对他的角色表明态度。”①貌似碎片化的叙述实则具有同一性的所指。主次叙层的交替，异空间的相互转换尽可能给予读者全方位的视角接触作品中的人物，更详尽地把握整个叙事框架，正如布莱希特所说“这个方法在这里有着它独特的、或许甚至是最完善的权利。”①
二、“远近高低各不同”——现代技术与视觉艺术
科技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生活，同样也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作。“本雅明文艺学研究的中心就是解释现代工业社会中新旧艺术的演替”，正如本雅明所说大量的视觉与现代技术词汇被吸纳在文学作品中。电视、照片、互联网、手机、银行卡等词汇在当今作品中的高频出现意味着文学作品内容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人民的名义》是互联网极速发展到当今阶段的产物。 小说中“手机”成为重要的“媒介”。丁义珍成功逃脱是祁同伟借“手机”这一媒介暗中布置的结果；大风场“九一六事件”“在网上疯传，很快遍布天下。”作者不得不承认“在自媒体时代，一部智能手机就相当于一家电视台”②56；一段“手机录音”揭露了陈海车祸的背后真相；高晓琴被捕之时给祁同伟“发短信”透密。除了“手机”这一媒介，欧阳菁因刷受贿“银行卡”被捕，高育良虚伪的面具在“私照” 传出的那一刻被摘露。现代技术作为重要的“媒介”，一方面是腐败分子贪赃枉法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破案人员的“助力器”。侯亮平、赵东来在手机、银行卡审讯网络技术等现代技术的帮助下顺利破案。不得不说现代技术在整部作品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是整部作品线索的连接点，与主次叙层交替互换一样同样具有推动情节的效果。
视觉艺术是与现代技术不可分离的，现代技术有时以视觉的方式传达给读者。大风厂“九一六”大火事件通过网络的方式传播，读者如同在现场一样亲眼目睹当时的紧急情况。除此之外，审讯室的“直播”也是视觉艺术凸显的体现，侯亮平通过观察同一时间不同人物给予的信息力求还原事件的真实面貌。视觉艺术的运用使读者置身于“文学现场”，将虚拟时空与观众接受的时空拆除，无限逼近事件的真实面目。现代技术的运用为视觉艺术的展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视觉艺术提供的“文学现场感”拉进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手机”等现代技术媒介及其相关的视觉艺术再次印证了异空间中的“此地此在”。异空间的人物、事件被“手机”串联成几条线索，视觉艺术营造的“文学现场感”打破作品内部空间与读者阅读空间的界限，两者完美融合实现了异空间的“此地此在”。
如本雅明所说“从旧艺术向新艺术的演替”③这是必然的，“本雅明的艺术理论是对现代艺术革命的一首赞歌”③，但小说作者认为现代技术不仅仅扮演单一的角色。在现代技术极速发展的时代，作者深刻地认识到现代技术的双面性。作品中犯罪分子投机取巧所依托的现代技术同时也是侯亮平、赵东来破案中不可或缺的线索来源。在整部作品中他既没有一味地肯定现代技术，也没有一味地否定，而是在现代技术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客观揭示现代技术可能给社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威胁。
三、“不识庐山真面目”——对话与互文
对话不仅是现实社会中人际交往的一门艺术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门叙事艺术。“作者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叙事规范和谋略，使用某种语言的透视镜，某种文字的过滤网，把动态的立体世界点化为或幻化为以语言文字凝固化了的线性的人事行為行列。”④在此，对话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而不仅仅是作品中人物的交谈。《人民的名义》中最具典型性的对话设置在故事高潮的首与尾，即第二十九章迎宾宴与第三十五章鸿门宴，作者运用互文手法将异空间叙述相互联系与对照。小说以侯亮平、祁同伟、高晓琴迎宾宴会的“智斗”拉开帷幕，以三人在鸿门宴会的“智斗”为高潮落幕，三人两次出演的革命样板戏在小说中有其所指的深层含义。迎宾宴的第一次“智斗”是双方相互探底的结果，也是双方真正争斗的开始。鸿门宴的第二次智斗是双方揭牌的结果。相比第一次的正式交锋，第二次的智斗显得剑拔弩张。如果说第一次的智斗是推动情节的向前发展，那么第二次智斗是故事高潮之后又一高潮的开始，第二次助推故事的力度强于第一次。小说中的多处人物对话未加引号属于自由间接引语，在自由间接引语中故事情景是破碎的，视角是不断变换的。文中两次演唱《沙家浜》时，视角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唱过程中不断转换，视角转换的过程中为读者呈现的场景也是破碎的。除推动情节外，样板戏《沙家浜》两次出现在反腐小说关键章节也是作者刻意安排的。高晓琴与祁同伟扮演的阿庆嫂、胡传魁在样板戏中本是机智善良的人物形象，侯亮平扮演的刁德一在戏中是反动派的形象，作者的精心安排是对高晓琴、祁同伟身份的极度反讽，在貌似善良正直的面具下是阴险狡诈的面孔，这也是作者对当今社会腐败现象的隐射与批评。 互文是作家的一种叙述装置，也是构建完整作品的叙事技巧。在《人民的名义》中两次“智斗”、多个人物的身份背景、案情的推进都与互文叙事密切相关。小说的故事情节是碎片化的持续不断的套层、分层叙事、空间分化使故事变得破碎，整部作品空间的整一度成为考验。互文叙事装置将碎片化的情节连接使空间的整一度成为可能。貌似异空间叙事因互文叙述装置的存在实现了异空间的此地此在。在互文叙事下读者完整地走进祁同伟的人生。首先他的身世背景由陈海、侯亮平、高育良等人的回忆拼贴组接，读者利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通过分离、转述、循序渐进的方式接近祁同伟；其次，祁同伟数次出场及其语言、行动又拉近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最后，在小说四十九章，祁同伟以回忆与自白、过去与当下主次叙层的交替完整地呈现了他的一生。互文叙事将祁同伟分离的身世如同拼图一样重新拼贴在一起，完整地呈现给读者一幅身世背景画卷，在画卷上既有第三人称视角也有第一人称视角，既有主观评价也有客观论述。
四、“只缘身在此山中”——离去与归来
当代文学因汲取现代文学的营养而健康发展，《人民的名义》中“离去与归来”的叙事布局赋予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叙述方式“离去—归来—离去”新的含义。祁同伟“离开”孤鹰岭之后的重新“归来”，一方面指空间上的转换， 另一方面指他思想意识的极具变化。“意识是活生生的，因为它能够被改变、被伤害、被改变方向，乃至陷于瘫痪；社会是活生生的，因为有患病而萎缩的社会与健康而扩展的社会之分；种族是活生生的，因为人们能够看到它的衰败；文明也是活生生的，因为人们常常讨论它的死亡。”⑤40祁同伟的离去与归来事实上是他灵魂的迷失与寻找。孤鹰岭是祁同伟的福地，是他生命的“光荣之地”②345，也是他灵魂的“得救之地”②345。他的尊严在那为了事业不惜牺牲爱情的一跪中丧失，是孤鹰岭的成功缉毒重新给予他生命、尊严。离去孤鹰岭既是身体空间的转移也是灵魂的逐渐丧失。社会地位、金钱、美女等种种诱惑一点一点地侵蚀他的灵魂，他迷离在现代技术急速发展的鱼目混杂的现实社会，直到穷途末路才意识到灵魂的缺失，重归孤鹰岭是祁同伟挽救灵魂的唯一方式。只有在那块福地上他才能洗涤罪孽，寻找自我。祁同伟最后对侯亮平的目视是灵魂得到救赎的光芒，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目视安身于这种表面上解放了的领域，一度还显现为一种幸福的目光。”⑤117
祁同伟、高晓琴、赵德汉等人在现代都市社会的迷失是作者对当下城乡二元社会的总体思考。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城乡异空间的存在方式被打破。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乡村逐渐被城市“吞并”，乡村与城市两个不同的空间如齿轮一样契合地和谐发展必然需要特定的过渡期作为缓冲。当今社会正处于这样的过渡期，乡村人與城市人共同摸索如何更好地相处，祁同伟、高晓琴等人是城乡过渡阶段的牺牲品。面对新奇而复杂的现代都市环境，这些人怀着紧张而好奇的心情迫切地想被这个陌生的世界所接纳，迫切地想跻身于大都市享受现代社会的眷顾。他们“勇敢”地尝试此前从未拥有的社会资源，却因为急功近利成为社会转型下的牺牲品。祁同伟等人的悲剧结局是自身欲望膨胀的结果，也是城乡二元社会转型下的牺牲品，他们是城乡异空间的连接点，是异空间中的此地此在。
五、结语
本文通过“主叙层与次叙层”“现代技术与视觉艺术”“对话与互文”“离去与归来”四个不同的方面阐释了作品中的异空间叙述。间离艺术、自由直接引语、视角的不断变换貌似拆离故事情节，互文、线索结点、相互连接的结构框架一致指向小说的主旨将分离的异空间重新组装最终实现了异空间的此地此在。作者将异空间中的人物行动、情节设置、对话交谈、线索设计合理地撒入小说之中，它们既可以以独立的单元存在于每一章中，又可以如鱼网似的将各个单元相互连接。
面对风云复杂的社会环境，“迷离与寻找”是整个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也是作为世界一员的中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呈现的现实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与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受到举世瞩目，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如何在险峻的国际形势与敏感的国家关系中做到“不迷离”是当下值得思考的问题。小说作者指出的“迷离与寻找”是以祁同伟为代表的现代人的状态，同样也是置身于国际世界中的中国真实的状态。面对来自各个国家的诱惑与威胁中国必须做到“不迷离”，在极速发展的国际社会大环境中，中国必须“寻找”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回首过去，中国在立足基本国情的现实情况下走出一条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16年9月中国在杭州成功举办G20峰会，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圆满召开。展望未来，面对风云变化的国际社会，中国必须小心谨慎地走好每一步。只有“不迷离”，中国才能真正地屹立于世界之林，以平等的身份与世界对话。
注释
① 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8）：29.
② 周梅森.人民的名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1）.
③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190.
④ 程麻.中国心理偏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9.
⑤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M]北京：译林出版，2001（8）.
⑥ 周梅森.人民的名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1）：345.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 杨义著.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 （美）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二版）[M].李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6]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 （英）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异空间 此地此在
一、“横看成岭侧成峰”——主叙层与次叙层
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作家队伍披荆斩棘探索出多样化的创作之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国外文学引入中国，中国作家汲取本土与外来叙事营养，不断推动中国文学叙事创新与发展。《人民的名义》是作家叙事探索的成功之作，主叙层与次叙层的交替互换是此作品最突出的特征，多条线索的设计是作家精心布局整部作品的策略之一。《人民的名义》多至五条线索穿插于文本内部是鲜为人见的，这五条线索并非并列而是鱼网似地铺入作品中，以侯亮平的正面深入调查为主叙层，赵东来、沙瑞金、陈岩石、祁同伟的行动单元为次叙层，主叙层与次叙层相互交替推动情节进入下一环节。异空间叙事贯穿于整个文本之中，在第二十六章侯亮平与赵东来一明一暗的线索短暂结合之后，主叙层与次叙层再次分离。
相互交织的主叙层与次叙层一方面从五条线索的发展脉络呈现，另一方面由具体的故事情节突显。此作品中，主叙层直指正在发生事件的发展与变化，次叙层通过中断正在发生的事件，透过“回忆”以另一种独特的方式推动情节的发展。文本以第一章侯亮平前往京州在机场等候之时，五次现实与回忆思维跳跃为起点，将第四十九章祁同伟再进孤鹰岭，八次当下与过去的极速旋转为落幕。作者通过中断情节的方式，将异空间事件相互穿插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作为当下事件的主叙层与回忆事件的次叙层再次完成了异空间叙述。看似毫无联系的主叙层与次叙层实则缺一不可，“叙事剧不是再现状况，而更多的是发现状况，发现状况是借助中断过程来进行的……它使进行中的情节停顿下来并以此迫使听众对过程、演员对他的角色表明态度。”①貌似碎片化的叙述实则具有同一性的所指。主次叙层的交替，异空间的相互转换尽可能给予读者全方位的视角接触作品中的人物，更详尽地把握整个叙事框架，正如布莱希特所说“这个方法在这里有着它独特的、或许甚至是最完善的权利。”①
二、“远近高低各不同”——现代技术与视觉艺术
科技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生活，同样也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作。“本雅明文艺学研究的中心就是解释现代工业社会中新旧艺术的演替”，正如本雅明所说大量的视觉与现代技术词汇被吸纳在文学作品中。电视、照片、互联网、手机、银行卡等词汇在当今作品中的高频出现意味着文学作品内容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人民的名义》是互联网极速发展到当今阶段的产物。 小说中“手机”成为重要的“媒介”。丁义珍成功逃脱是祁同伟借“手机”这一媒介暗中布置的结果；大风场“九一六事件”“在网上疯传，很快遍布天下。”作者不得不承认“在自媒体时代，一部智能手机就相当于一家电视台”②56；一段“手机录音”揭露了陈海车祸的背后真相；高晓琴被捕之时给祁同伟“发短信”透密。除了“手机”这一媒介，欧阳菁因刷受贿“银行卡”被捕，高育良虚伪的面具在“私照” 传出的那一刻被摘露。现代技术作为重要的“媒介”，一方面是腐败分子贪赃枉法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破案人员的“助力器”。侯亮平、赵东来在手机、银行卡审讯网络技术等现代技术的帮助下顺利破案。不得不说现代技术在整部作品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是整部作品线索的连接点，与主次叙层交替互换一样同样具有推动情节的效果。
视觉艺术是与现代技术不可分离的，现代技术有时以视觉的方式传达给读者。大风厂“九一六”大火事件通过网络的方式传播，读者如同在现场一样亲眼目睹当时的紧急情况。除此之外，审讯室的“直播”也是视觉艺术凸显的体现，侯亮平通过观察同一时间不同人物给予的信息力求还原事件的真实面貌。视觉艺术的运用使读者置身于“文学现场”，将虚拟时空与观众接受的时空拆除，无限逼近事件的真实面目。现代技术的运用为视觉艺术的展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视觉艺术提供的“文学现场感”拉进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手机”等现代技术媒介及其相关的视觉艺术再次印证了异空间中的“此地此在”。异空间的人物、事件被“手机”串联成几条线索，视觉艺术营造的“文学现场感”打破作品内部空间与读者阅读空间的界限，两者完美融合实现了异空间的“此地此在”。
如本雅明所说“从旧艺术向新艺术的演替”③这是必然的，“本雅明的艺术理论是对现代艺术革命的一首赞歌”③，但小说作者认为现代技术不仅仅扮演单一的角色。在现代技术极速发展的时代，作者深刻地认识到现代技术的双面性。作品中犯罪分子投机取巧所依托的现代技术同时也是侯亮平、赵东来破案中不可或缺的线索来源。在整部作品中他既没有一味地肯定现代技术，也没有一味地否定，而是在现代技术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客观揭示现代技术可能给社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威胁。
三、“不识庐山真面目”——对话与互文
对话不仅是现实社会中人际交往的一门艺术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门叙事艺术。“作者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叙事规范和谋略，使用某种语言的透视镜，某种文字的过滤网，把动态的立体世界点化为或幻化为以语言文字凝固化了的线性的人事行為行列。”④在此，对话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而不仅仅是作品中人物的交谈。《人民的名义》中最具典型性的对话设置在故事高潮的首与尾，即第二十九章迎宾宴与第三十五章鸿门宴，作者运用互文手法将异空间叙述相互联系与对照。小说以侯亮平、祁同伟、高晓琴迎宾宴会的“智斗”拉开帷幕，以三人在鸿门宴会的“智斗”为高潮落幕，三人两次出演的革命样板戏在小说中有其所指的深层含义。迎宾宴的第一次“智斗”是双方相互探底的结果，也是双方真正争斗的开始。鸿门宴的第二次智斗是双方揭牌的结果。相比第一次的正式交锋，第二次的智斗显得剑拔弩张。如果说第一次的智斗是推动情节的向前发展，那么第二次智斗是故事高潮之后又一高潮的开始，第二次助推故事的力度强于第一次。小说中的多处人物对话未加引号属于自由间接引语，在自由间接引语中故事情景是破碎的，视角是不断变换的。文中两次演唱《沙家浜》时，视角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唱过程中不断转换，视角转换的过程中为读者呈现的场景也是破碎的。除推动情节外，样板戏《沙家浜》两次出现在反腐小说关键章节也是作者刻意安排的。高晓琴与祁同伟扮演的阿庆嫂、胡传魁在样板戏中本是机智善良的人物形象，侯亮平扮演的刁德一在戏中是反动派的形象，作者的精心安排是对高晓琴、祁同伟身份的极度反讽，在貌似善良正直的面具下是阴险狡诈的面孔，这也是作者对当今社会腐败现象的隐射与批评。 互文是作家的一种叙述装置，也是构建完整作品的叙事技巧。在《人民的名义》中两次“智斗”、多个人物的身份背景、案情的推进都与互文叙事密切相关。小说的故事情节是碎片化的持续不断的套层、分层叙事、空间分化使故事变得破碎，整部作品空间的整一度成为考验。互文叙事装置将碎片化的情节连接使空间的整一度成为可能。貌似异空间叙事因互文叙述装置的存在实现了异空间的此地此在。在互文叙事下读者完整地走进祁同伟的人生。首先他的身世背景由陈海、侯亮平、高育良等人的回忆拼贴组接，读者利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通过分离、转述、循序渐进的方式接近祁同伟；其次，祁同伟数次出场及其语言、行动又拉近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最后，在小说四十九章，祁同伟以回忆与自白、过去与当下主次叙层的交替完整地呈现了他的一生。互文叙事将祁同伟分离的身世如同拼图一样重新拼贴在一起，完整地呈现给读者一幅身世背景画卷，在画卷上既有第三人称视角也有第一人称视角，既有主观评价也有客观论述。
四、“只缘身在此山中”——离去与归来
当代文学因汲取现代文学的营养而健康发展，《人民的名义》中“离去与归来”的叙事布局赋予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叙述方式“离去—归来—离去”新的含义。祁同伟“离开”孤鹰岭之后的重新“归来”，一方面指空间上的转换， 另一方面指他思想意识的极具变化。“意识是活生生的，因为它能够被改变、被伤害、被改变方向，乃至陷于瘫痪；社会是活生生的，因为有患病而萎缩的社会与健康而扩展的社会之分；种族是活生生的，因为人们能够看到它的衰败；文明也是活生生的，因为人们常常讨论它的死亡。”⑤40祁同伟的离去与归来事实上是他灵魂的迷失与寻找。孤鹰岭是祁同伟的福地，是他生命的“光荣之地”②345，也是他灵魂的“得救之地”②345。他的尊严在那为了事业不惜牺牲爱情的一跪中丧失，是孤鹰岭的成功缉毒重新给予他生命、尊严。离去孤鹰岭既是身体空间的转移也是灵魂的逐渐丧失。社会地位、金钱、美女等种种诱惑一点一点地侵蚀他的灵魂，他迷离在现代技术急速发展的鱼目混杂的现实社会，直到穷途末路才意识到灵魂的缺失，重归孤鹰岭是祁同伟挽救灵魂的唯一方式。只有在那块福地上他才能洗涤罪孽，寻找自我。祁同伟最后对侯亮平的目视是灵魂得到救赎的光芒，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目视安身于这种表面上解放了的领域，一度还显现为一种幸福的目光。”⑤117
祁同伟、高晓琴、赵德汉等人在现代都市社会的迷失是作者对当下城乡二元社会的总体思考。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城乡异空间的存在方式被打破。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乡村逐渐被城市“吞并”，乡村与城市两个不同的空间如齿轮一样契合地和谐发展必然需要特定的过渡期作为缓冲。当今社会正处于这样的过渡期，乡村人與城市人共同摸索如何更好地相处，祁同伟、高晓琴等人是城乡过渡阶段的牺牲品。面对新奇而复杂的现代都市环境，这些人怀着紧张而好奇的心情迫切地想被这个陌生的世界所接纳，迫切地想跻身于大都市享受现代社会的眷顾。他们“勇敢”地尝试此前从未拥有的社会资源，却因为急功近利成为社会转型下的牺牲品。祁同伟等人的悲剧结局是自身欲望膨胀的结果，也是城乡二元社会转型下的牺牲品，他们是城乡异空间的连接点，是异空间中的此地此在。
五、结语
本文通过“主叙层与次叙层”“现代技术与视觉艺术”“对话与互文”“离去与归来”四个不同的方面阐释了作品中的异空间叙述。间离艺术、自由直接引语、视角的不断变换貌似拆离故事情节，互文、线索结点、相互连接的结构框架一致指向小说的主旨将分离的异空间重新组装最终实现了异空间的此地此在。作者将异空间中的人物行动、情节设置、对话交谈、线索设计合理地撒入小说之中，它们既可以以独立的单元存在于每一章中，又可以如鱼网似的将各个单元相互连接。
面对风云复杂的社会环境，“迷离与寻找”是整个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也是作为世界一员的中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呈现的现实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与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受到举世瞩目，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如何在险峻的国际形势与敏感的国家关系中做到“不迷离”是当下值得思考的问题。小说作者指出的“迷离与寻找”是以祁同伟为代表的现代人的状态，同样也是置身于国际世界中的中国真实的状态。面对来自各个国家的诱惑与威胁中国必须做到“不迷离”，在极速发展的国际社会大环境中，中国必须“寻找”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回首过去，中国在立足基本国情的现实情况下走出一条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16年9月中国在杭州成功举办G20峰会，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圆满召开。展望未来，面对风云变化的国际社会，中国必须小心谨慎地走好每一步。只有“不迷离”，中国才能真正地屹立于世界之林，以平等的身份与世界对话。
注释
① 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8）：29.
② 周梅森.人民的名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1）.
③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190.
④ 程麻.中国心理偏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9.
⑤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M]北京：译林出版，2001（8）.
⑥ 周梅森.人民的名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1）：345.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 杨义著.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 （美）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二版）[M].李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6]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 （英）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