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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形成了新的建军思想，也涉及军队内部的分歧，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前后的思想变化与发展过程，仍然需要后人关注。
军委扩大会议的背景：建军思想的变化
“向苏军学习”
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就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认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向苏联学习，不仅表明了中国的国内外政策，也直接影响到解放军的建军思想。
1949年下半年之后，大批苏联军事顾问进入解放军，解放军留学生和考察团赴苏联学习，着手研究苏联军队制度和引进苏联武器，于是开启了解放军学习苏联军事经验的发展方向。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苏联军事顾问正式被引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一步推动了解放军向苏军学习。1953年1月1日，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出要向苏军学习。他在批示中提出：“这个总结很好，发给军事系统一切有顾问的单位。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此后，毛泽东多次指出向苏军学习，要提高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
向苏联军队学习，就是汲取、借鉴苏军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先进经验。因此，解放军的发展方向就以正规化、现代化，作为建军总方针。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军队主要领导有123人参加，讨论了军队的建设方针。会议强调了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的必要性，提出要在5至10年之内，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干部培养标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这次会议被称为“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实际开端”。彭德怀还在总结会上指出“这次会议是解放军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然而，在向苏军学习的过程中，解放军已经感到在与苏军接触中有一些不愉快的现象。同时，解放军内部在学习苏军的态度上也有分歧，甚至产生了对立情绪。这种对立，在当时被打上了负面标签，区别为“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者”被说成不切实际地模仿苏军，“经验主义者”被说成固守解放军传统而不主张学习先进经验。这场争论从否定意义指出对方存在的缺陷。一些所谓“经验主义者”否定苏军“一长制”，主张采用解放军的政委制度；认为苏军军事制度过细，与解放军传统不同；在军事学院教育问题上、学校编制上，部、会很多，形成横宽纵窄，造成官僚主义；不习惯苏联军事学院坚持“六小时一贯制”和“三堂会审”考试制度。
在军事学院，一些学员认为只讲苏德战争十次打击，无法应对劣势对优势的战争方式，迫切地要求改变照搬苏联经验的方式。彭德怀也承认“教条主义”的中心是学习苏军的“一长制”，抱有单纯军事的观点，违背了解放军的党委领导原则，失去了集体领导和群众基础。一些所谓“教条主义者”认为解放军应当努力向正规化、现代化发展，学习先进军事经验，改变过去落后状态。他们认为一些军事学院学员长期处于分散独立的学习状态，对集体紧张的教学生活难以适应，不甘心做小学生，习惯以老资格自居，轻视教员（尤其是原国民党军事教员），对军事理论不服气，重战术轻技术，重指挥轻司令部工作等。1953年5月，刘伯承就实兵演习写报告给毛泽东，提出解放军对先进军事理论的接受还有怀疑。对于“经验主义”的态度，刘伯承认为正需要解放军学习苏联的军事理论。对于“六小时一贯制”，刘伯承仍然表示坚持。他在给陈伯钧、钟期光的信中说：“还有一个问题要弄清楚的就是，每日工作时间八小时，学习两小时，这是国务院规定的。就是说八小时是做制定的工作，两小时是自己用来学习的。而学校呢？学校本身使命就是学习。照国务院规定来说，十小时都应用来学习的。而我们呢，则是‘六小时课业’是制定的，其他自习，则是学员自己使用的。课业施行时间与自己温习时间必须区别清楚。区别清楚，思想就清楚，否则是糊涂的。”
“以我为主”
面对双方的争执，解放军高层领导已经开始重视出现的“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如刘伯承早在1951年初就讲到学习外国先进经验要根据实际，将自己的经验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整理出来形成理论。1952年，军事学院就提出了革“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之命，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刘伯承还提出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脱离解放军建军传统、军事思想的优良基础而企图另搞一套‘现代化’；另一种是满足于旧的一套，拒绝正规化、现代化的学术的保守倾向。”1953年1月30日，毛泽东同黄克诚、张宗逊、萧华、萧向荣等人谈话指出：“学校用苏联教材，过去反对，不要乱搬，是讲政治，指那些教条主义者而言。七大以后，情况改变，无教条主义。顾问有军事思想、业务、技术，向顾问学习，又向十二本书学习。”直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仍然认为军事工作虽然存在教条，但不能说是教条主义。可见，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是反对用教条主义来对待军队问题的。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解放军即努力恢复已往的优良传统，去除不良影响。经过不断磨合，解放军发展成为一支军兵种比较齐全的合成军队，基本建立起一套统一的制度，在现代化、正规化方向上取得了显著进步。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共高层领导人形成了新的政治判断。这些认识很快就波及军队。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等人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正确评价，同时认识到照搬苏联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国际上出现的波匈事件，也影响到毛泽东的认识。黄克诚在谈到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讲道：“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解放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从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黄克诚认为这些重大事件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对于匈牙利事件，毛泽东认为，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正是对如何实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的积极探索。 “双百”方针提出后，彭德怀提出在军事学术上展开自由讨论。于是，“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再次传播开来。1957年5月，全党开始整风，不久就出现了“大鸣”“大放”的情形，军队随之介入其中。这就加剧了军队的对立情绪，在军内影响很大，促使解放军高级领导决定加紧解决这一问题。在5月全军整风座谈会上，黄克诚指出，在南京军事学院，有的教员坐皮椅子，参加起义的教员坐木椅子，引起了不满。黄克诚认为：“以前我们曾经反对过经验主义，现在经验主义反掉了，但教条主义又太多。”将“皮椅子”“木椅子”也作为教条主义的一种区分，并非完全是关于军事思想上的分歧。但这些官僚主义也严重影响到了“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之争。5月23日，军委第153次会议召开。罗荣桓、黄克诚等均认为对“两条路线”之争必须作出结论。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制定后，毛泽东不满意1956年反冒进方式，称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提倡独创精神，又提出要破除迷信。3月26日，毛泽东开始对军队提出批评：“自1953年朝鲜停战后，没有管军事工作。今年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军队要整风。”彭德怀等人也认识到在向苏军学习中引起的负面效应，会危害到人民解放军的本质保持。为了解决教条主义之争，彭德怀改变了向苏军学习正规化、现代化的做法，提出了“以我为主”的新的建军方针。这一新的建军方针，主要是为了解决学习苏军经验产生的弊端，对解放军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时的氛围下，全军已经开始从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转向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比如在编写解放军的作战条令和战史时，就提出“首先要从解放军经验出发”，特别是从解放军30多年的光荣传统和斗争经验出发，要认真体会毛泽东的军事著作精神等等。
从“向苏军学习”到“以我为主”，这一军事思想上的变化，加之“左”倾思想下的对立情绪，最终导致了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产生的结果。
军委扩大会议的前奏：南京军事学院、训练总监部的分歧
南京军事学院内部关于教条主义认识的分歧
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军按照苏联军队体制组建训练总监部，职责是统一全国军队军事训练、统一全军军事思想与军事行动等。训练总监部还设陆军军事院校管理部、陆军军事训练部等单位，对学校训练计划有审查、批准和考核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一般称为南京军事学院，归其管辖。训练总监部由刘伯承任部长，叶剑英任副部长并负责日常工作，萧克、李达、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任副部长。在对待学习苏军问题上，训练总监部、军事院校也出现了“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两种不同声音。
1956年，南京军事学院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然而，学院部分人员仍然对“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表示不满，认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等。9月4日，还有学员写信给彭德怀，上升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刘伯承多次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并主张“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但不要追究个人责任。南京军事学院党委于1956年9月10日起学习文件，进行思想整顿。但在学习过程中，双方在教学看法上依然分歧很大。1957年3月30日，中共军事学院委员会向中央军委呈报《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检讨了教条主义的危害，但认为问题的性质只是学习马列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1956年10月20日，南京军事学院战史系主任蔡铁根致信邓小平，认为“在党内外各种会议上，到处可以听到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死搬硬套的批评和指责”，“结果造成了军事思想上的大混乱，特别是北京”。“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信中支持了学习苏军经验的做法。邓小平将信转给了彭德怀，彭德怀十分重视。1957年2月，彭德怀决定带谭政、陈赓等人到南京军事学院，了解教学情况。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批示：“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南京之行后，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
3月2日，彭德怀向学院领导干部讲话时肯定了军事学院的成绩，也指出学院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讲话征求了邓小平、周恩来和刘伯承的意见，以《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的形式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彭德怀在讲话中仍然肯定军事学院的成绩是显著的。而报告指出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教学内容与解放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对苏军要批判地学。报告出炉后，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开展反教条主义。3月6日，南京军事学院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彭德怀对《决定》作出批示：要以和风细雨的精神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在批判过程中，部分干部和学院已经将矛头指向刘伯承、叶剑英等人。至12月，刘伯承又主持召开军事学院党委会议，检查教学工作和教条主义。1958年4月18日，叶剑英在南京军事学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讲：“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他还对刘伯承给予了赞扬，认为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
在讨论彭德怀这份谈话及报告时，萧克对内容并不同意，经修改后在措辞上有所变动，但并未达成认识上的统一。1958年2月，彭德怀将一篇苏联红军建军40周年的讲话稿交给萧克征求意见。萧克还向彭德怀写信提出个人意见。但这封信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被认为“挑刺挑到国防部来了”，随即受到批判。
训练总监部主要领导在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认识上的分歧
训练总监部的分歧集中在主要领导人身上。1956年8月，在《战斗训练》杂志召开的全军通讯报道业务会议上，张宗逊在讲话中主张在训练中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倾向，而萧克主张要继续反对经验主义。由于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对两位领导间的不同声音很敏感，两种不同意见逐步升温。张宗逊写的《关于几年来训练工作的意见》刊登在《解放军日报》上，李达认为应当收回，使矛盾更加激化。训练总监部党委于1957年3月15日至5月3日召开扩大会议，就“如何评价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否应在原子条件下进行训练以及如何进行反教条主义斗争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和辩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希望借此统一认识，缓和气氛，但第七次全军院校会议再次引发争论。不久，在整风运动的“大鸣”“大放”过程中，各种大字报加剧了双方的对立情绪，将训练方针的讨论转为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训练总监部于1958年3月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总结该部成立以来的工作。本已升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又被迫回到训练总监部接受批判。其中，邓小平对一份会议简报的批示引起了彭德怀的关注。4月15日，彭德怀对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作出批示。但彭德怀只是提出对“两条路线”进行“争辩”，从而统一认识，并由训总党委自己作出结论。不久，成都会议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后，训总四级干部会议难以开下去。事后，总政突然派来工作组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
这场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分歧，从南京军事学院、训练总监部开始，波及军队各部门，成为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导火索。
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黄克成传达毛泽东指示，军委扩大会议议题转向反教条主义
在1958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彭德怀致电黄克诚，着手准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当时，彭德怀并没有将反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主题。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成都会议的精神，同周恩来、邓小平商定要用整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理顺工作关系，改变军队冷清落后的局面。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第一次小型会议，讨论这次会议的内容和开法。彭德怀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整风、整编，要解决三大问题，即建军原则、建军方针和战略方针。当然，彭德怀也提到了教条主义的问题。
5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参加人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领导，共365人。会议进程由毛泽东、彭德怀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掌握，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负责联络。彭德怀在开幕式上讲：“根据中央的指示，这次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方法，要把所有的意见都说出来，讲错了可以收回，不扣帽子，不追究责任，主要是弄清是非，接受经验教训。好的经验也应该介绍，互相交流，促进进步。”之后，林彪、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也讲了话。林彪则对会议中的反教条主义强调得更为明确。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5月26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小范围会议，责成粟裕就“总参和国防部关系”等问题检讨。5月28日，在军委第二次小范围会议上，粟裕作出检讨。5月31日，彭德怀将萧克、张宗逊、李达、彭绍辉和李作鹏找来座谈，希望在思想上统一认识，建立互信。然而，双方的分歧更加明显。一些人点名批评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等主管训练和院校工作的领导，认为他们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还有人认为，八年来的军队建设“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军队和无产阶级军队建设原则的斗争在军内党内的反映”，“上述资产阶级建军思想、建军路线，是以萧克同志为代表的”。这些意见很快就从思想上的对立演变为“两种路线”上的斗争。
6月5日，毛泽东看了海军副司令员方强的信，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毛泽东指示彭德怀、黄克诚和邓小平：“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方强这封信写于5月29日，提出要明确会议的指导思想。信中写道：“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会议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否则会议就要开不好。”方强在信中批判了教条主义，指出：“我们军队曾有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势，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挥解放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部署，不走群众路线；只讲遵守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衔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这种种，使解放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解放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第二天，大会印发了方强的信，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6月7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写道：“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上午，邓小平立即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黄克诚等人。下午，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邓小平讲话精神，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只有35℃，没有37℃、38℃，更没有到40℃。问题暴露不够”。会议要求造成紧张气氛，展开批判。6月9日，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军委扩大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
6月20日下午，全体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彭德怀在大会上也提出“建军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现在要与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坚决斗争”。彭在发言中，多次批评“萧克为代表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关注会议进展，刘伯承、粟裕、萧克等受到批判
毛泽东对会议十分关注，多次找军委主要人员谈话，亲自领导会议方向。毛泽东于6月21日在大会上讲话，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毛泽东首先讲了八年来军事工作基本上还是搞得好的，但是有一些缺点甚至错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或统一。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认为我们曾经照搬过别人，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以洋教条指挥，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我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并不是照外国的本本，大部分是按照实际情况打的。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工作，毛泽东认为现在不打仗了，办了许多军事学校，开展正规的军事训练，请了许多苏联顾问，产生一些教条主义，也是很自然的，但要对教条主义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区分了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种是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教条主义，他指出有些人就是照搬国外，不加区别地照搬国外，这是妄自菲薄。当天，邓小平前往刘伯承住处探望。 6月23日，毛泽东将中央军委委员和各小组组长召集到中南海游泳池，座谈两个小时。毛泽东虽然肯定了学习苏联的重要性，但提出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在6月29日的小组会上，毛泽东集中地谈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点名批评了刘伯承、萧克犯了教条主义。
7月1日，大会开始集中批判教条主义。在“大鸣”“大放”的背景下，批判言论逐步激烈，上纲为“反党宗派活动”。7月8日，萧克被认为从个人野心出发，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宗派活动，根据要求退出主席团。7月9日、10日，刘伯承、粟裕、萧克、李达等人遭到斗争和批判。在邓小平报送的刘伯承的发言稿上，毛泽东于7月9日批示：“退小平同志，伯承此件写得很好。所附七大讲话一段，也是好的。”当天，邓小平和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研究刘伯承的发言事宜。7月10日，刘伯承出席会议，抱病作出检讨。
7月19日，彭德怀作了会议总结，批评了军事训练部门和院校具有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他还指出，有个别干部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邓小平在会上肯定了军委领导是正确的，指出“学习苏联是不错的，应该学。但是我们不能总是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7月22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草案）》通过。《决议》对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的教条主义提出批评，决定在全军展开关于两条军事路线和个人主义的鸣放辩论，压倒教条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邪气。此外，《决议》中还涉及了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但由于会议的主题是反教条主义，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均受到冲击。
这次反教条主义的声势之大，彭德怀始料未及。黄克诚讲：“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
会议之后：平反与反思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全军各单位开始传达会议精神，按照反教条主义、反单纯军事观点，采取多种方式展开斗争。会后，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职务；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被调整；萧克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部长职务；李达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职务；军事学院代理院长陈伯钧、政治委员钟期光遭降级处分。一些干部也遭受冲击，伤害了一大批人。“仅广州军区被重点批判的团以上干部就有46名，济南军区被重点批判的师职以上干部有25名，且上挂下联，批判范围不断扩大。”当时，“大会批判，小会斗争，整得真够厉害的”。训练总监部、军事学院的工作被全盘否定，上升为“政治方向”“建军路线”问题加以批判，产生了不良影响。
1962年彭德怀写完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后，曾对侄子讲，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刘伯承、粟裕、萧克的处理过火，并非出于本意，并向萧克道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对刘伯承、粟裕、萧克、李达等人予以平反。黄克诚也代表彭德怀及本人向当事人表示道歉。
回顾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历史，正如黄克诚所讲，这件事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宜追究某个人的责任。反思这段历史，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几点。
首先，全国“左”倾思潮的泛滥，直接影响到军队，造成军内处理问题过激，往往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
其次，军队内部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呈现对抗化。在当时的形势下，双方矛盾几乎无法解决。
再次，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军队形势，彭德怀也讲了一些过左的话，一些将帅也深陷其中。林彪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略。林彪曾于1959年9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毛泽东去年对会议下那么大的决心，主要是他林彪的功劳。他曾说，在军委扩大会之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召开，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他在看到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关于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林彪认为彭德怀在政治上是投机的，在思想上是教条主义者，彭德怀才有180度的大转变。
总之，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势所难免。以大批判的方式解决军内问题，无法平息双方的分歧。刘伯承、萧克等人多年后才得到平反，浪费了大量人才。
当然，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积极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首先，这场会议使军队从纷争中迅速转向“以我为主”的建军思路。“以我为主”的方针，是彭德怀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中提出的，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从毛泽东、彭德怀的本意上看，“以我为主”的方针是对过度强调苏军经验和资产阶级军事经验的一种矫正。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讲，“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但对苏联经验“一定要有选择地学”，要以我为主地学习苏联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毛泽东并非完全排斥苏联经验。这是针对中国现实国情，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经验的一种建军方针。根据毛泽东的倡导，彭德怀、陈毅、叶剑英等人都对“以我为主”的建军方针作了详细的论述。解放军军史对“以我为主”的建军方针，都给予了正面评价。其次，“以我为主”的建军方针对解放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推进国防事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苏关系破裂后，解放军能够摆脱依附苏军的束缚，提出自力更生的精神，与“以我为主”的建军方针有着紧密关系。再次，“以我为主”的建军方针改变了苏军“一长制”，重树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制。而苏联在解体过程中，苏军无力捍卫苏联制度，与“一长制”息息相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他提出要废除总政治部，推进军队非政治化，致使党员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望。苏军的一些官兵也对总政治部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要求废除政治机构。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就已经提出“一长制”的弊端，重新树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的“以我为主”，首先是系统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总参谋部在《1959年陆军训练纲要指示》中列举了许多毛泽东著作为学习重点，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实践论》等。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下达的《国防建设工作纲领》，也都突出强调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按照中央军委、各总部要求，各部队、院校采取集训方法，分期分批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全军涌现了一大批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和理论骨干。“至1960年底，全军90%以上的干部参加了集训学习，其中师以上干部参加集训人数达1.86万人。”在这个过程中，全军加强了解放军战史的编写工作，还要求中将以上（少将自愿）的干部总结个人经验。
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左”倾思潮影响，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可避免地带有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林彪的“突出政治”，与“以我为主”的建军方针截然不同。“以我为主”中的“我”是指中国实际，不仅强调自身的特点，也要学习外国经验。林彪的“突出政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曲解，孤立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排斥了对外军的学习和研究，削弱了对军事技术的发展。因此，“以我为主”的建军思想，仍然是解放军发展所依据的思想。
军委扩大会议的背景：建军思想的变化
“向苏军学习”
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就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认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向苏联学习，不仅表明了中国的国内外政策，也直接影响到解放军的建军思想。
1949年下半年之后，大批苏联军事顾问进入解放军，解放军留学生和考察团赴苏联学习，着手研究苏联军队制度和引进苏联武器，于是开启了解放军学习苏联军事经验的发展方向。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苏联军事顾问正式被引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一步推动了解放军向苏军学习。1953年1月1日，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出要向苏军学习。他在批示中提出：“这个总结很好，发给军事系统一切有顾问的单位。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此后，毛泽东多次指出向苏军学习，要提高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
向苏联军队学习，就是汲取、借鉴苏军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先进经验。因此，解放军的发展方向就以正规化、现代化，作为建军总方针。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军队主要领导有123人参加，讨论了军队的建设方针。会议强调了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的必要性，提出要在5至10年之内，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干部培养标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这次会议被称为“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实际开端”。彭德怀还在总结会上指出“这次会议是解放军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然而，在向苏军学习的过程中，解放军已经感到在与苏军接触中有一些不愉快的现象。同时，解放军内部在学习苏军的态度上也有分歧，甚至产生了对立情绪。这种对立，在当时被打上了负面标签，区别为“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者”被说成不切实际地模仿苏军，“经验主义者”被说成固守解放军传统而不主张学习先进经验。这场争论从否定意义指出对方存在的缺陷。一些所谓“经验主义者”否定苏军“一长制”，主张采用解放军的政委制度；认为苏军军事制度过细，与解放军传统不同；在军事学院教育问题上、学校编制上，部、会很多，形成横宽纵窄，造成官僚主义；不习惯苏联军事学院坚持“六小时一贯制”和“三堂会审”考试制度。
在军事学院，一些学员认为只讲苏德战争十次打击，无法应对劣势对优势的战争方式，迫切地要求改变照搬苏联经验的方式。彭德怀也承认“教条主义”的中心是学习苏军的“一长制”，抱有单纯军事的观点，违背了解放军的党委领导原则，失去了集体领导和群众基础。一些所谓“教条主义者”认为解放军应当努力向正规化、现代化发展，学习先进军事经验，改变过去落后状态。他们认为一些军事学院学员长期处于分散独立的学习状态，对集体紧张的教学生活难以适应，不甘心做小学生，习惯以老资格自居，轻视教员（尤其是原国民党军事教员），对军事理论不服气，重战术轻技术，重指挥轻司令部工作等。1953年5月，刘伯承就实兵演习写报告给毛泽东，提出解放军对先进军事理论的接受还有怀疑。对于“经验主义”的态度，刘伯承认为正需要解放军学习苏联的军事理论。对于“六小时一贯制”，刘伯承仍然表示坚持。他在给陈伯钧、钟期光的信中说：“还有一个问题要弄清楚的就是，每日工作时间八小时，学习两小时，这是国务院规定的。就是说八小时是做制定的工作，两小时是自己用来学习的。而学校呢？学校本身使命就是学习。照国务院规定来说，十小时都应用来学习的。而我们呢，则是‘六小时课业’是制定的，其他自习，则是学员自己使用的。课业施行时间与自己温习时间必须区别清楚。区别清楚，思想就清楚，否则是糊涂的。”
“以我为主”
面对双方的争执，解放军高层领导已经开始重视出现的“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如刘伯承早在1951年初就讲到学习外国先进经验要根据实际，将自己的经验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整理出来形成理论。1952年，军事学院就提出了革“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之命，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刘伯承还提出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脱离解放军建军传统、军事思想的优良基础而企图另搞一套‘现代化’；另一种是满足于旧的一套，拒绝正规化、现代化的学术的保守倾向。”1953年1月30日，毛泽东同黄克诚、张宗逊、萧华、萧向荣等人谈话指出：“学校用苏联教材，过去反对，不要乱搬，是讲政治，指那些教条主义者而言。七大以后，情况改变，无教条主义。顾问有军事思想、业务、技术，向顾问学习，又向十二本书学习。”直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仍然认为军事工作虽然存在教条，但不能说是教条主义。可见，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是反对用教条主义来对待军队问题的。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解放军即努力恢复已往的优良传统，去除不良影响。经过不断磨合，解放军发展成为一支军兵种比较齐全的合成军队，基本建立起一套统一的制度，在现代化、正规化方向上取得了显著进步。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共高层领导人形成了新的政治判断。这些认识很快就波及军队。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等人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正确评价，同时认识到照搬苏联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国际上出现的波匈事件，也影响到毛泽东的认识。黄克诚在谈到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讲道：“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解放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从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黄克诚认为这些重大事件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对于匈牙利事件，毛泽东认为，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正是对如何实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的积极探索。 “双百”方针提出后，彭德怀提出在军事学术上展开自由讨论。于是，“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再次传播开来。1957年5月，全党开始整风，不久就出现了“大鸣”“大放”的情形，军队随之介入其中。这就加剧了军队的对立情绪，在军内影响很大，促使解放军高级领导决定加紧解决这一问题。在5月全军整风座谈会上，黄克诚指出，在南京军事学院，有的教员坐皮椅子，参加起义的教员坐木椅子，引起了不满。黄克诚认为：“以前我们曾经反对过经验主义，现在经验主义反掉了，但教条主义又太多。”将“皮椅子”“木椅子”也作为教条主义的一种区分，并非完全是关于军事思想上的分歧。但这些官僚主义也严重影响到了“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之争。5月23日，军委第153次会议召开。罗荣桓、黄克诚等均认为对“两条路线”之争必须作出结论。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制定后，毛泽东不满意1956年反冒进方式，称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提倡独创精神，又提出要破除迷信。3月26日，毛泽东开始对军队提出批评：“自1953年朝鲜停战后，没有管军事工作。今年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军队要整风。”彭德怀等人也认识到在向苏军学习中引起的负面效应，会危害到人民解放军的本质保持。为了解决教条主义之争，彭德怀改变了向苏军学习正规化、现代化的做法，提出了“以我为主”的新的建军方针。这一新的建军方针，主要是为了解决学习苏军经验产生的弊端，对解放军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时的氛围下，全军已经开始从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转向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比如在编写解放军的作战条令和战史时，就提出“首先要从解放军经验出发”，特别是从解放军30多年的光荣传统和斗争经验出发，要认真体会毛泽东的军事著作精神等等。
从“向苏军学习”到“以我为主”，这一军事思想上的变化，加之“左”倾思想下的对立情绪，最终导致了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产生的结果。
军委扩大会议的前奏：南京军事学院、训练总监部的分歧
南京军事学院内部关于教条主义认识的分歧
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军按照苏联军队体制组建训练总监部，职责是统一全国军队军事训练、统一全军军事思想与军事行动等。训练总监部还设陆军军事院校管理部、陆军军事训练部等单位，对学校训练计划有审查、批准和考核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一般称为南京军事学院，归其管辖。训练总监部由刘伯承任部长，叶剑英任副部长并负责日常工作，萧克、李达、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任副部长。在对待学习苏军问题上，训练总监部、军事院校也出现了“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两种不同声音。
1956年，南京军事学院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然而，学院部分人员仍然对“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表示不满，认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等。9月4日，还有学员写信给彭德怀，上升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刘伯承多次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并主张“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但不要追究个人责任。南京军事学院党委于1956年9月10日起学习文件，进行思想整顿。但在学习过程中，双方在教学看法上依然分歧很大。1957年3月30日，中共军事学院委员会向中央军委呈报《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检讨了教条主义的危害，但认为问题的性质只是学习马列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1956年10月20日，南京军事学院战史系主任蔡铁根致信邓小平，认为“在党内外各种会议上，到处可以听到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死搬硬套的批评和指责”，“结果造成了军事思想上的大混乱，特别是北京”。“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信中支持了学习苏军经验的做法。邓小平将信转给了彭德怀，彭德怀十分重视。1957年2月，彭德怀决定带谭政、陈赓等人到南京军事学院，了解教学情况。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批示：“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南京之行后，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
3月2日，彭德怀向学院领导干部讲话时肯定了军事学院的成绩，也指出学院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讲话征求了邓小平、周恩来和刘伯承的意见，以《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的形式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彭德怀在讲话中仍然肯定军事学院的成绩是显著的。而报告指出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教学内容与解放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对苏军要批判地学。报告出炉后，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开展反教条主义。3月6日，南京军事学院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彭德怀对《决定》作出批示：要以和风细雨的精神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在批判过程中，部分干部和学院已经将矛头指向刘伯承、叶剑英等人。至12月，刘伯承又主持召开军事学院党委会议，检查教学工作和教条主义。1958年4月18日，叶剑英在南京军事学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讲：“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他还对刘伯承给予了赞扬，认为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
在讨论彭德怀这份谈话及报告时，萧克对内容并不同意，经修改后在措辞上有所变动，但并未达成认识上的统一。1958年2月，彭德怀将一篇苏联红军建军40周年的讲话稿交给萧克征求意见。萧克还向彭德怀写信提出个人意见。但这封信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被认为“挑刺挑到国防部来了”，随即受到批判。
训练总监部主要领导在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认识上的分歧
训练总监部的分歧集中在主要领导人身上。1956年8月，在《战斗训练》杂志召开的全军通讯报道业务会议上，张宗逊在讲话中主张在训练中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倾向，而萧克主张要继续反对经验主义。由于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对两位领导间的不同声音很敏感，两种不同意见逐步升温。张宗逊写的《关于几年来训练工作的意见》刊登在《解放军日报》上，李达认为应当收回，使矛盾更加激化。训练总监部党委于1957年3月15日至5月3日召开扩大会议，就“如何评价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否应在原子条件下进行训练以及如何进行反教条主义斗争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和辩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希望借此统一认识，缓和气氛，但第七次全军院校会议再次引发争论。不久，在整风运动的“大鸣”“大放”过程中，各种大字报加剧了双方的对立情绪，将训练方针的讨论转为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训练总监部于1958年3月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总结该部成立以来的工作。本已升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又被迫回到训练总监部接受批判。其中，邓小平对一份会议简报的批示引起了彭德怀的关注。4月15日，彭德怀对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作出批示。但彭德怀只是提出对“两条路线”进行“争辩”，从而统一认识，并由训总党委自己作出结论。不久，成都会议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后，训总四级干部会议难以开下去。事后，总政突然派来工作组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
这场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分歧，从南京军事学院、训练总监部开始，波及军队各部门，成为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导火索。
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黄克成传达毛泽东指示，军委扩大会议议题转向反教条主义
在1958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彭德怀致电黄克诚，着手准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当时，彭德怀并没有将反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主题。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成都会议的精神，同周恩来、邓小平商定要用整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理顺工作关系，改变军队冷清落后的局面。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第一次小型会议，讨论这次会议的内容和开法。彭德怀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整风、整编，要解决三大问题，即建军原则、建军方针和战略方针。当然，彭德怀也提到了教条主义的问题。
5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参加人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领导，共365人。会议进程由毛泽东、彭德怀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掌握，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负责联络。彭德怀在开幕式上讲：“根据中央的指示，这次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方法，要把所有的意见都说出来，讲错了可以收回，不扣帽子，不追究责任，主要是弄清是非，接受经验教训。好的经验也应该介绍，互相交流，促进进步。”之后，林彪、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也讲了话。林彪则对会议中的反教条主义强调得更为明确。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5月26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小范围会议，责成粟裕就“总参和国防部关系”等问题检讨。5月28日，在军委第二次小范围会议上，粟裕作出检讨。5月31日，彭德怀将萧克、张宗逊、李达、彭绍辉和李作鹏找来座谈，希望在思想上统一认识，建立互信。然而，双方的分歧更加明显。一些人点名批评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等主管训练和院校工作的领导，认为他们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还有人认为，八年来的军队建设“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军队和无产阶级军队建设原则的斗争在军内党内的反映”，“上述资产阶级建军思想、建军路线，是以萧克同志为代表的”。这些意见很快就从思想上的对立演变为“两种路线”上的斗争。
6月5日，毛泽东看了海军副司令员方强的信，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毛泽东指示彭德怀、黄克诚和邓小平：“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方强这封信写于5月29日，提出要明确会议的指导思想。信中写道：“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会议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否则会议就要开不好。”方强在信中批判了教条主义，指出：“我们军队曾有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势，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挥解放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部署，不走群众路线；只讲遵守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衔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这种种，使解放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解放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第二天，大会印发了方强的信，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6月7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写道：“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上午，邓小平立即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黄克诚等人。下午，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邓小平讲话精神，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只有35℃，没有37℃、38℃，更没有到40℃。问题暴露不够”。会议要求造成紧张气氛，展开批判。6月9日，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军委扩大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
6月20日下午，全体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彭德怀在大会上也提出“建军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现在要与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坚决斗争”。彭在发言中，多次批评“萧克为代表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关注会议进展，刘伯承、粟裕、萧克等受到批判
毛泽东对会议十分关注，多次找军委主要人员谈话，亲自领导会议方向。毛泽东于6月21日在大会上讲话，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毛泽东首先讲了八年来军事工作基本上还是搞得好的，但是有一些缺点甚至错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或统一。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认为我们曾经照搬过别人，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以洋教条指挥，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我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并不是照外国的本本，大部分是按照实际情况打的。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工作，毛泽东认为现在不打仗了，办了许多军事学校，开展正规的军事训练，请了许多苏联顾问，产生一些教条主义，也是很自然的，但要对教条主义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区分了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种是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教条主义，他指出有些人就是照搬国外，不加区别地照搬国外，这是妄自菲薄。当天，邓小平前往刘伯承住处探望。 6月23日，毛泽东将中央军委委员和各小组组长召集到中南海游泳池，座谈两个小时。毛泽东虽然肯定了学习苏联的重要性，但提出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在6月29日的小组会上，毛泽东集中地谈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点名批评了刘伯承、萧克犯了教条主义。
7月1日，大会开始集中批判教条主义。在“大鸣”“大放”的背景下，批判言论逐步激烈，上纲为“反党宗派活动”。7月8日，萧克被认为从个人野心出发，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宗派活动，根据要求退出主席团。7月9日、10日，刘伯承、粟裕、萧克、李达等人遭到斗争和批判。在邓小平报送的刘伯承的发言稿上，毛泽东于7月9日批示：“退小平同志，伯承此件写得很好。所附七大讲话一段，也是好的。”当天，邓小平和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研究刘伯承的发言事宜。7月10日，刘伯承出席会议，抱病作出检讨。
7月19日，彭德怀作了会议总结，批评了军事训练部门和院校具有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他还指出，有个别干部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邓小平在会上肯定了军委领导是正确的，指出“学习苏联是不错的，应该学。但是我们不能总是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7月22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草案）》通过。《决议》对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的教条主义提出批评，决定在全军展开关于两条军事路线和个人主义的鸣放辩论，压倒教条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邪气。此外，《决议》中还涉及了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但由于会议的主题是反教条主义，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均受到冲击。
这次反教条主义的声势之大，彭德怀始料未及。黄克诚讲：“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
会议之后：平反与反思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全军各单位开始传达会议精神，按照反教条主义、反单纯军事观点，采取多种方式展开斗争。会后，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职务；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被调整；萧克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部长职务；李达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职务；军事学院代理院长陈伯钧、政治委员钟期光遭降级处分。一些干部也遭受冲击，伤害了一大批人。“仅广州军区被重点批判的团以上干部就有46名，济南军区被重点批判的师职以上干部有25名，且上挂下联，批判范围不断扩大。”当时，“大会批判，小会斗争，整得真够厉害的”。训练总监部、军事学院的工作被全盘否定，上升为“政治方向”“建军路线”问题加以批判，产生了不良影响。
1962年彭德怀写完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后，曾对侄子讲，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刘伯承、粟裕、萧克的处理过火，并非出于本意，并向萧克道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对刘伯承、粟裕、萧克、李达等人予以平反。黄克诚也代表彭德怀及本人向当事人表示道歉。
回顾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历史，正如黄克诚所讲，这件事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宜追究某个人的责任。反思这段历史，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几点。
首先，全国“左”倾思潮的泛滥，直接影响到军队，造成军内处理问题过激，往往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
其次，军队内部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呈现对抗化。在当时的形势下，双方矛盾几乎无法解决。
再次，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军队形势，彭德怀也讲了一些过左的话，一些将帅也深陷其中。林彪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略。林彪曾于1959年9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毛泽东去年对会议下那么大的决心，主要是他林彪的功劳。他曾说，在军委扩大会之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召开，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他在看到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关于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林彪认为彭德怀在政治上是投机的，在思想上是教条主义者，彭德怀才有180度的大转变。
总之，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势所难免。以大批判的方式解决军内问题，无法平息双方的分歧。刘伯承、萧克等人多年后才得到平反，浪费了大量人才。
当然，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积极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首先，这场会议使军队从纷争中迅速转向“以我为主”的建军思路。“以我为主”的方针，是彭德怀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中提出的，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从毛泽东、彭德怀的本意上看，“以我为主”的方针是对过度强调苏军经验和资产阶级军事经验的一种矫正。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讲，“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但对苏联经验“一定要有选择地学”，要以我为主地学习苏联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毛泽东并非完全排斥苏联经验。这是针对中国现实国情，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经验的一种建军方针。根据毛泽东的倡导，彭德怀、陈毅、叶剑英等人都对“以我为主”的建军方针作了详细的论述。解放军军史对“以我为主”的建军方针，都给予了正面评价。其次，“以我为主”的建军方针对解放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推进国防事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苏关系破裂后，解放军能够摆脱依附苏军的束缚，提出自力更生的精神，与“以我为主”的建军方针有着紧密关系。再次，“以我为主”的建军方针改变了苏军“一长制”，重树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制。而苏联在解体过程中，苏军无力捍卫苏联制度，与“一长制”息息相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他提出要废除总政治部，推进军队非政治化，致使党员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望。苏军的一些官兵也对总政治部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要求废除政治机构。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就已经提出“一长制”的弊端，重新树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的“以我为主”，首先是系统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总参谋部在《1959年陆军训练纲要指示》中列举了许多毛泽东著作为学习重点，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实践论》等。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下达的《国防建设工作纲领》，也都突出强调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按照中央军委、各总部要求，各部队、院校采取集训方法，分期分批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全军涌现了一大批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和理论骨干。“至1960年底，全军90%以上的干部参加了集训学习，其中师以上干部参加集训人数达1.86万人。”在这个过程中，全军加强了解放军战史的编写工作，还要求中将以上（少将自愿）的干部总结个人经验。
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左”倾思潮影响，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可避免地带有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林彪的“突出政治”，与“以我为主”的建军方针截然不同。“以我为主”中的“我”是指中国实际，不仅强调自身的特点，也要学习外国经验。林彪的“突出政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曲解，孤立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排斥了对外军的学习和研究，削弱了对军事技术的发展。因此，“以我为主”的建军思想，仍然是解放军发展所依据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