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对“新知”有着如饥似渴的追求，罗素、杜威等都曾应邀到华演讲。对爱因斯坦，中国知识界自然也是无比钦佩，蔡元培等人曾力促其访华，但终因中国国内局面混乱而未能实现，他仅在1922年末从欧洲乘轮船访问日本时往返路过上海停留了两三天。他绝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自己竟会成为中国政治斗争的一个“题材”。
　　
　　从1917年中国开始介绍其学说与思想，到1949年中国巨变的这三十余年间，他在中国的形象无疑是“正面”的。但从50年代初起，爱因斯坦的形象陡然由“正”变“负”，爱氏的学说在主流媒体受到“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批判。甚至他在二战时为战胜法西斯而提出的要加紧制造原子弹的要求也被批判为“事实上已经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因为在美帝国主义者手中，原子弹成了讹诈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工具”。
　　“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达到顶点。1968年，北京率先成立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在一篇篇打倒相对论的文章中，相对论被说成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而作为狭义相对论的两项基本假设之一的光速不变原理被批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政治观点的深刻反映，因为恒定光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他们明确说道：“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一直在“幕后”积极指点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他甚至准备在北大召开万人大会批判相对论，但因卷入林彪政治集团垮台而未能实现。
　　得知北京开始批判相对论后，张春桥、姚文元即在上海组织了同样的批判，批判“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
　　在北京、上海两个“批爱”小组的背后，其实是林彪、陈伯达集团与江青、张春桥集团为“争宠”的争权夺利。
　　“四人帮”被粉碎几个月后，由于爱因斯坦仍未被“正式平反”，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时，编辑仍心有余悸地要求译者将译序中称颂他为“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删掉，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当译者与编辑争执不下时，还是老科学家周培源解决了争端：“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
　　1978年3月，这篇高度赞扬爱因斯坦的译序在《人民日报》发表，标志对爱因斯坦的正式“平反”。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