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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江浙等地企业老板“跑路”的事件一出，再次引发了社会对民间借贷的高度关注。一直游离于法律盲区的民间借贷以其更强大的破坏力告诫金融监管部门不能再把其当作野孩子任其自由发展，必须的约束和管制已然成为必要。本文在厘清民间借贷概念及性质的基础上，试图从民间借贷的形式及基本特点、民间融资的合法性、民间借贷市场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原因以及完善民间借贷市场的法律对策进行探究，希望能对理论界和实务界提供相应的参考。
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融资活动，它主要在城乡主体间直接发生的一种自发的、互助的信用行为。它如一把双刃剑，有助于企业发展的同时，因缺乏监管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激增，纠纷诉至法院后，案件审理和执行难度加大，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在地方经济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因受国家利率政策变化及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影响，民间借贷更趋活跃，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张化、借贷用途多样化的特点。
据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最新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正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占当地银行贷款的20%。 这一估算是根据抽样调查，从资金介入方和贷出方双向测算并相互验证而得的，是该时点上存续的债券债务关系的借贷余额。据悉，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已于2010年建立了温州民间借贷交易活跃指数监测，该项监测以温州市近1000家融资中介的1300多个银行账户为样本根据抽样调查，定期采集这些账户的资金交易。从监测结果来看，2010年以来五个季度的账户交易额分别为208亿元、327亿元、262亿元、335亿元和396亿元，规模总体呈增加态势。其中，2011年一季度的交易量是上年平均的1.8倍。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认为，在社会资金总体趋紧的背景下，短期垫资需求增加，社会资金拆借链条延长，转手环节变多，“空转”而没有进入实质领域的民间借贷资金有所增加，当前社会融资中介市场的资金链脆弱性日益上升。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由于缺乏监管、主体风险意识不足等因素的共同制约，因此而产生的纠纷日益普遍。
一、当前民间借贷的形式及基本特点
现有银行体系很难全面满足广大中小企业以及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民间借贷必然具有广阔的市场。随着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的深化，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强了信贷风险管理，对信用度较低的小企业提高授信门槛或提高抵押及担保比例，使这些企业和个人融资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农村居民缺乏有效资产担保，“三农”贷款受到限制。一旦小企业和农户有资金需求，即将眼光投向资金富裕的工商业主、亲戚、朋友、同学等，形成民间借贷。目前，温州各类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旧货调剂行等共1000多家，其中部分机构假借经营之名，违规办理垫资业务，收取高额佣金和利息。
当前，还有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专门进行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和转贴现，即少数规模较大又掌握较多货币资金的企业对需融入资金的持票人进行贴现，只要贴现利率高出其存款利率即可买入票据。同时只要贴现利率低于其存款利率，又可将票据转出，从中赚取差价获利。
在国家对产能过剩和需要调控的行业如房地产业等紧缩信贷后，严格的贷款条件使这些行业的企业难以得到急需的资金支持，不得不求助于地下钱庄等非法资金来源，客观上诱发了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机构的发展。同时，带有明显洗钱目的的民间借贷的比重也逐渐增多。
从温州市的现实情况看，民间借贷活动相当频繁，是一种非常普遍和有效的融资方式。其活跃与发展，基本同步于地方经济的逐步推进，具有量大、息高、手续简便等特点。
1.总量大
民间借贷隐蔽性较强，对其资金周转总量尚没有精确测算办法，只能在某些地域范围内进行深入调查和尽可能了解的基础上，对该地区范围内的总量做出一个初步估计。据被抽取的60家企业样本中，43家企业发生过民间借贷行为，占71.7%，借入总金额4273.6万元，单家企业民间借贷最低余额2.6万元，最高400万元，平均余额为99万余元。抽取的100户个人样本中，87户有过民间借贷的经历，占87%，借入总金额421.3万元，单笔借贷余额5万-100万元不等，平均余额20万元。
2.利率高
民间借贷利率主要是受地方资金供求状况所决定，在经济活跃时期较经济平稳或疲软时高。此外，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影响甚大，如2008年以来，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调整影响，信贷政策放松，民间借贷利率相应有所下降；反之信贷收紧时，民间借贷利率也随之上涨。2010年以来，温州市民间借贷利率有小幅走高的趋势，一、二季度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13.2%、13.4%，比2009年末分别提高0.46、0.59个百分点。借贷双方利息约定大部分高于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的2倍，年利率集中在10%至15%之间，甚至有40%以上的，存在事实的高利贷现象。
3.手续便
相对银行的借贷手续，民间借贷适应了民间资金需求“短、频、快”的特点，手续简单快捷。部分亲友和关系紧密客户之间的民间借贷，因相互间了解与信任，仍采用口头承诺的借用形式，或一般只需写张借条，注明期限利率，找一个中间人作证明即可。部分的民间借贷双方订立有书面协议，且协议内容较为完备，包括如借贷双方姓名、金额、利率、期限等要素，若通过中介者达成的借贷行为，还会订立担保协议。被调查的60户企业均有正式的借贷合同，虽然条款相对简单。被调查的100户个人112笔借贷中，无任何借贷协议的32笔，占总借贷笔数的28.6%，有简单借条的75笔，占总借贷笔数的67%，有正式借贷协议的仅5笔，占总借贷笔数的4.4%。
4.纠纷多
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同时，民间借贷重点流向中小企业。据调查，100户样本中，规模靠后的30家企业存在民间借贷现象，后10家企业基本靠民间借贷来维持正常的资金流动，向民间借贷2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不下6家。这些企业规模较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大力向个人及民间机构举债是这一类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在2011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调控的双重打击，一些小的企业资金链断裂，随之江浙等地一大批借贷纠纷出现，并呈现涉案标的大，矛盾突出、执行难度大的特点。 二、民间融资的合法性分析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对财产权的理解，应当既包括公民对财产的所有权，也包括公民对财产的使用权。我国《民法通则》也特别指出公民的财产权包括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使用、处分的权利。因此公民对财产使用权的行使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财产权确立的意义之一在于使公民获得了对自己财产的自治权。资金作为公民财产的主要形式，理应由公民自由支配。我国《合同法》亦承认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确认，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因此，从宪法精神和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出发，民间融资并不属于违法融资。
我国目前对民间融资管制的法律文件主要有《刑法》和行政法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简称《取缔办法》）。《刑法》中确认了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并未对这种行为划定范围，难以适应对非法融资行为进行规制的客观要求。《取缔办法》虽然将未经金融管理机关批准而从事的融资行为认定为非法融资行为，但是缺乏法律这—位阶来连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与《取缔办法》这一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民间非法融资实行限制或剥夺就缺乏完整的法律规定。
因此，从法律规范位阶的角度分析，民间融资的合法性问题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民间融资的存在具有合宪性，从民法的意思自治看，它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要件，并受到《合同法》的保护；第二，无任何法律（狭义的法律）明文加以禁止；第三，未经批准的融资行为属于非法融资这一规定来自于行政法规，其效力相对弱化。因此，由立法机关制定民间融资法律制度显得十分迫切。
三、民间借贷市场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民营企业和群众的资金需求，弥补了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的空白，在解决广泛存在的贷款难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民间借贷的发生与发展缺乏法律的有效管控，从法律上分析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近年来产生的纠纷也不断增多，有的甚至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甚至对一定区域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不利影响。
1.从法律主体上分析
（1）加重企业财务负担，挤压利润空间。许多企业或个体户从民间所借资金利率水平一般都比较高，高出银行同期利率数倍。企业高息负债后，财务负担进一步加重，收益率比较低的企业容易形成资金使用的恶性循环，影响企业今后的健康发展。
（2）无法有效保障债权人权益，风险补偿机制尚不健全。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债务人如果不按时偿还贷款，债权人很难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追回损失，而且没有完善的保险机制对债权人的损失进行补偿。
2.从法律监管上分析
（1）削弱了货币政策执行力度，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效果
大量的民间融资活动在金融机构之外进行，造成资金体外循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一是影响国家利率政策的实施。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根据我国利率政策在一定区间内浮动，而民间借贷利率是根据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由借贷双方自发制定的，由于民间借贷大都发生在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取资金的情况下，因此利率水平通常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二是影响国家信贷政策的实施。民间借贷具有盲目性、随意性、自发性、隐蔽性等特点，不受各种政策法规的限制，只注重利益，不注意投向与社会效益，资金流向往往偏离国家产业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效果。
（2）民间借贷的无序发展，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首先，民间借贷的存在直接减少了银行资金来源，加剧了金融机构的存款竞争，提高了银行吸收存款的难度。其次，借款人总是想方设法归还高息贷款本息，而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则能拖就拖能欠就欠，加剧了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3）民间借贷监督制约机制缺失，资金风险不易规避
由于民间借贷不规范，资金所有者无法对资金的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容易引发借款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资金到期无法归还。
3.从法律纠纷上分析
（1）滋生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由于民间借贷手续不规范，部分采取白条的形式，担保简单，并且在借款期限的掌握上人为因素较大，不能合理确定借款周期，一旦借款人因天灾人祸等原因不能按时归还，有可能酿成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刑事案件。
（2）高利贷较为普遍
据调查，目前的民间借贷利率大部分高于2-4倍基准贷款利率，有的甚至高达月息7%，已经达到国家规定的高利贷认定标准，不在司法保护范围之内。而由于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得不到解决，少数企业不得不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维持运转；城乡居民急需不可预测的生活性借款时，在出借资金者的选择上余地不大，利率不是首先考虑因素，只要能解决燃眉之急就行，在资金周转不灵情形下，从而引发债务危机。
（3）借贷“陷阱”现象突出
有在借贷时故意为对方设下圈套，以致引发大量的纠纷。一是玩“文字”游戏。如甲向乙借款5000元，为乙出具条据一张“收条，今收到乙5000元。”在发生纠纷时，甲称是乙欠其5000元，在乙还款时所出具，由于乙给他写的借据丢失，因此他才为乙写了收条。二是玩“数字”游戏。出借人借款时在金额前后故意留下空隙，双方借条签字后，再在金额前后添加数字，使借款金额巨变。三是“偷梁换柱”。在向他人借款时，借机离开现场，让他人代自己写借条，尔后以不是自己笔迹为由拒绝还款。 （4）借款人故意逃债
有的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为躲避债权人追讨，在发生纠纷时便消失的无影无踪。在温州市法院系统2009年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近二分之一案件的被告下落不明或拒不到庭，人民法院只能制度审理和判决并公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也无从查找可供执行财产，权利人的债权长期难以实现，成为法院执行难案件新的增长点。
四、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原因
1.诚信缺失是纠纷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个人征信系统包括的交通、通信等相关信息数据尚处于不断建设之中，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完善，民间借贷只能依据相互间的信任和双方间的某种既定社会关系作出选择，缺乏理性。现实中，很大一部分纠纷的当事人在借款之前就已经明知自己没有履约能力，但由于现实需要和投机及赌徒心理支配，又大量借贷。这种情况在个别暴利和投机行业中比较明显。如前期的房地产业利润惊人，很多人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举债进入，在2010年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后，矛盾纠纷得以显现。有的房地产建筑开发企业，对利息多少不问，只要能借到钱“，反正只有赚钱，才能还，赚不到，他拿我也没办法！”种种因素使以诚信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市场混乱不堪，纠纷直至诉讼案件频发。
2.唯利是图的投机思想是根本原因
在现有的投资渠道不畅、投资产品不足的背景下，大量的民间资本在高息引诱下涌进借贷市场，这些出借人贪图暴利，只考虑高额利润，不顾一切地向当事人放款，根本没有考虑借款人的履约能力和自己面临的风险，在审判实践中，有为数不少的当事人根本不去过问借款人的情况，他们只关心利息多少，多长时间结一次利息等等。特别是周围个别人通过放贷一夜暴富的“示范”作用，更刺激他们的冲动，暴利迷住他们的眼睛，最后导致本息都得不到受偿的结局。
3.借贷风险意识不强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会执行严格的贷前、贷时、贷后“三查”制度，审查借贷方的经营、诚信等情况，而民间借贷出借人缺乏金融风险意识，也不具备审查的专业手段，如未通过法律、中介机构或即使设定担保、抵押不足以清偿，在不了解借贷方经营前景的情况下，也盲目出借。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的权益很难得到实现，特别是在借贷方恶意逃贷情况下，即使法院强制执行也很难执行到位。
五、完善民间借贷市场的法律对策
作为一种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有其逻辑合理性和客观必然性，是整个金融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民间借贷行为的不规范对正规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民间借贷有问题，又为民间所需。因此，强化和完善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范是我国经济发展刻不容缓的任务。
1.创新金融理财产品，疏通民间资金出口
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体系，针对不同公众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而设计多种投融资金融产品。同时，健全股权融资私募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分流到民间融资市场并进行股权融资，或者是股权与债券的混合融资，以提高其整个社会的股权融资的比例，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其中特别是储蓄替代型的低风险金融产品，包括货币市场基金、保本基金、债券等。实际上，中国居民储蓄主要用来提供防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功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一，如果要对这一部分储蓄进行分流，不能鼓励其从事高风险的投资，因此必须要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来满足他们的这种低风险的投资需求。
2.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我国目前的社会融资结构直接融资比例过低，社会投融资过多依赖银行贷款。一方面，商业银行需要向企业提供大量的流动资金贷款，而相当部分流动资金贷款被作为企业铺底资金长期占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还承担着向企业投资项目提供大量中长期资本性投入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风险极易转化为金融风险。融资结构单一将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不平衡。因此只有规范民间融资，开拓银行以外的各种融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资本金不足、银行贷款困难的问题。应当利用市场经济成熟的做法，用疏导的办法解决民间融资问题，制定灵活的信贷政策引导商业银行设立小额信贷部和批准一些小额信贷组织专门做小额信贷业务，推动小额信贷市场的发展。同时允许成立小型的民间借贷机构，如农民和城市居民自发组织的信用合作社、资金富裕的企业或个人组织的贷款协会、资金经纪人等，借此充分发挥民间借贷为社会底层服务的信息成本优势和交易费用优势。
3.强化监管，把民间借贷纳入到金融监测和监管体系中
目前民间借贷纠纷普遍存在且有逐渐扩大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让民间借贷按规矩办事、按规定操作，对一些乘人之危而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则坚决予以打击、取缔，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同时职能部门应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引导，既给以地位，也受规矩约束。
首先要设立监测和监管机构专门从事民间借贷中介的监测和监管工作。其次，建立完善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监测民间借贷中介基本情况、资金投向、利率水平、借贷期限、借款形式、抵押或担保形式、借款偿还情况等。再次，建立自下而上的民间借贷登记制度。赋予被登记业务主体合法地位，对每一笔民间借贷业务的交易方、交易金额、利率、期限等进行详细的登记，将民间借贷的发展变化纳入到整个金融市场的监测中来，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时充分考虑民间借贷的影响，降低民间借贷对货币信贷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4.加强立法，尽快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给予民间借贷以合法地位
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民间借贷在小额或小范围金融活动中具有交易费用优势，因此有必要对民间借贷这一非正式的金融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调整国家对民间借贷的政策。相对已存在多年的民间借贷现象，尤其国外在此领域健全的法律保障，我国相关立法和法制建设还较为落后。如美国为了规范民间金融秩序，早在1934年就颁布了《联邦信用社法》，并成立了专门的信用社全国管理局，此外还有日本的《赁金法》、中国香港地区的《放贷人条例》、南非的《高利贷豁免法》等。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仅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它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是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了。央行虽然早在2008年就着手起草了《放贷人条例》，试图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规范民间借贷，将所谓的“地下钱庄”阳光化，但历经前后4次修改，《放贷人条例》依然未能通过，民间借贷依旧无序运转，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保障有资金者的放贷权利，对民间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利率管制、税款征收、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严格界定什么是非法的民间融资行为，什么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用法律手段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同时，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集资、地下钱庄、非法证券等非法金融活动，加强对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机构和银行表外业务的全面监测和有效监管，妥善处理企业资金链断裂事件，防止风险扩散蔓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这为我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过去十年，我国资本市场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宽度上，都有长足进步。我国一直实施的“金融抑制”战略，即政府主动地、有意识地对金融市场进行全方位的介入，在一定时期保证了国家对资金价格的有效引导，促进了实体产业的发展，但其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存在消极作用，对长期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因此，我国金融体系应导向“金融深化”路径，逐步减少国家对金融市场价格的控制，鼓励更多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重视“非正规金融”的积极作用。“非正规金融”也称民间金融，其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其存在的合法性、无序性、利息计算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笔者认为，民间融资的法律监管，对于缓解融资权与政府规制权之间的矛盾、防治民间融资风险、维护金融秩序以及解决“用钱荒”、促进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民间借贷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金融纵横》2011年第6期.
[2]李 存：“民间借贷在公法领域的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9期.
[3]岳彩申：“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及立法建议”，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
[4]秦玉洁：“民间借贷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现代金融》2010年第10期.
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融资活动，它主要在城乡主体间直接发生的一种自发的、互助的信用行为。它如一把双刃剑，有助于企业发展的同时，因缺乏监管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激增，纠纷诉至法院后，案件审理和执行难度加大，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在地方经济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因受国家利率政策变化及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影响，民间借贷更趋活跃，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张化、借贷用途多样化的特点。
据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最新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正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占当地银行贷款的20%。 这一估算是根据抽样调查，从资金介入方和贷出方双向测算并相互验证而得的，是该时点上存续的债券债务关系的借贷余额。据悉，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已于2010年建立了温州民间借贷交易活跃指数监测，该项监测以温州市近1000家融资中介的1300多个银行账户为样本根据抽样调查，定期采集这些账户的资金交易。从监测结果来看，2010年以来五个季度的账户交易额分别为208亿元、327亿元、262亿元、335亿元和396亿元，规模总体呈增加态势。其中，2011年一季度的交易量是上年平均的1.8倍。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认为，在社会资金总体趋紧的背景下，短期垫资需求增加，社会资金拆借链条延长，转手环节变多，“空转”而没有进入实质领域的民间借贷资金有所增加，当前社会融资中介市场的资金链脆弱性日益上升。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由于缺乏监管、主体风险意识不足等因素的共同制约，因此而产生的纠纷日益普遍。
一、当前民间借贷的形式及基本特点
现有银行体系很难全面满足广大中小企业以及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民间借贷必然具有广阔的市场。随着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的深化，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强了信贷风险管理，对信用度较低的小企业提高授信门槛或提高抵押及担保比例，使这些企业和个人融资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农村居民缺乏有效资产担保，“三农”贷款受到限制。一旦小企业和农户有资金需求，即将眼光投向资金富裕的工商业主、亲戚、朋友、同学等，形成民间借贷。目前，温州各类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旧货调剂行等共1000多家，其中部分机构假借经营之名，违规办理垫资业务，收取高额佣金和利息。
当前，还有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专门进行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和转贴现，即少数规模较大又掌握较多货币资金的企业对需融入资金的持票人进行贴现，只要贴现利率高出其存款利率即可买入票据。同时只要贴现利率低于其存款利率，又可将票据转出，从中赚取差价获利。
在国家对产能过剩和需要调控的行业如房地产业等紧缩信贷后，严格的贷款条件使这些行业的企业难以得到急需的资金支持，不得不求助于地下钱庄等非法资金来源，客观上诱发了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机构的发展。同时，带有明显洗钱目的的民间借贷的比重也逐渐增多。
从温州市的现实情况看，民间借贷活动相当频繁，是一种非常普遍和有效的融资方式。其活跃与发展，基本同步于地方经济的逐步推进，具有量大、息高、手续简便等特点。
1.总量大
民间借贷隐蔽性较强，对其资金周转总量尚没有精确测算办法，只能在某些地域范围内进行深入调查和尽可能了解的基础上，对该地区范围内的总量做出一个初步估计。据被抽取的60家企业样本中，43家企业发生过民间借贷行为，占71.7%，借入总金额4273.6万元，单家企业民间借贷最低余额2.6万元，最高400万元，平均余额为99万余元。抽取的100户个人样本中，87户有过民间借贷的经历，占87%，借入总金额421.3万元，单笔借贷余额5万-100万元不等，平均余额20万元。
2.利率高
民间借贷利率主要是受地方资金供求状况所决定，在经济活跃时期较经济平稳或疲软时高。此外，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影响甚大，如2008年以来，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调整影响，信贷政策放松，民间借贷利率相应有所下降；反之信贷收紧时，民间借贷利率也随之上涨。2010年以来，温州市民间借贷利率有小幅走高的趋势，一、二季度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13.2%、13.4%，比2009年末分别提高0.46、0.59个百分点。借贷双方利息约定大部分高于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的2倍，年利率集中在10%至15%之间，甚至有40%以上的，存在事实的高利贷现象。
3.手续便
相对银行的借贷手续，民间借贷适应了民间资金需求“短、频、快”的特点，手续简单快捷。部分亲友和关系紧密客户之间的民间借贷，因相互间了解与信任，仍采用口头承诺的借用形式，或一般只需写张借条，注明期限利率，找一个中间人作证明即可。部分的民间借贷双方订立有书面协议，且协议内容较为完备，包括如借贷双方姓名、金额、利率、期限等要素，若通过中介者达成的借贷行为，还会订立担保协议。被调查的60户企业均有正式的借贷合同，虽然条款相对简单。被调查的100户个人112笔借贷中，无任何借贷协议的32笔，占总借贷笔数的28.6%，有简单借条的75笔，占总借贷笔数的67%，有正式借贷协议的仅5笔，占总借贷笔数的4.4%。
4.纠纷多
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同时，民间借贷重点流向中小企业。据调查，100户样本中，规模靠后的30家企业存在民间借贷现象，后10家企业基本靠民间借贷来维持正常的资金流动，向民间借贷2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不下6家。这些企业规模较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大力向个人及民间机构举债是这一类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在2011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调控的双重打击，一些小的企业资金链断裂，随之江浙等地一大批借贷纠纷出现，并呈现涉案标的大，矛盾突出、执行难度大的特点。 二、民间融资的合法性分析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对财产权的理解，应当既包括公民对财产的所有权，也包括公民对财产的使用权。我国《民法通则》也特别指出公民的财产权包括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使用、处分的权利。因此公民对财产使用权的行使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财产权确立的意义之一在于使公民获得了对自己财产的自治权。资金作为公民财产的主要形式，理应由公民自由支配。我国《合同法》亦承认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确认，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因此，从宪法精神和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出发，民间融资并不属于违法融资。
我国目前对民间融资管制的法律文件主要有《刑法》和行政法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简称《取缔办法》）。《刑法》中确认了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并未对这种行为划定范围，难以适应对非法融资行为进行规制的客观要求。《取缔办法》虽然将未经金融管理机关批准而从事的融资行为认定为非法融资行为，但是缺乏法律这—位阶来连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与《取缔办法》这一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民间非法融资实行限制或剥夺就缺乏完整的法律规定。
因此，从法律规范位阶的角度分析，民间融资的合法性问题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民间融资的存在具有合宪性，从民法的意思自治看，它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要件，并受到《合同法》的保护；第二，无任何法律（狭义的法律）明文加以禁止；第三，未经批准的融资行为属于非法融资这一规定来自于行政法规，其效力相对弱化。因此，由立法机关制定民间融资法律制度显得十分迫切。
三、民间借贷市场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民营企业和群众的资金需求，弥补了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的空白，在解决广泛存在的贷款难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民间借贷的发生与发展缺乏法律的有效管控，从法律上分析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近年来产生的纠纷也不断增多，有的甚至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甚至对一定区域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不利影响。
1.从法律主体上分析
（1）加重企业财务负担，挤压利润空间。许多企业或个体户从民间所借资金利率水平一般都比较高，高出银行同期利率数倍。企业高息负债后，财务负担进一步加重，收益率比较低的企业容易形成资金使用的恶性循环，影响企业今后的健康发展。
（2）无法有效保障债权人权益，风险补偿机制尚不健全。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债务人如果不按时偿还贷款，债权人很难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追回损失，而且没有完善的保险机制对债权人的损失进行补偿。
2.从法律监管上分析
（1）削弱了货币政策执行力度，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效果
大量的民间融资活动在金融机构之外进行，造成资金体外循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一是影响国家利率政策的实施。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根据我国利率政策在一定区间内浮动，而民间借贷利率是根据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由借贷双方自发制定的，由于民间借贷大都发生在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取资金的情况下，因此利率水平通常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二是影响国家信贷政策的实施。民间借贷具有盲目性、随意性、自发性、隐蔽性等特点，不受各种政策法规的限制，只注重利益，不注意投向与社会效益，资金流向往往偏离国家产业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效果。
（2）民间借贷的无序发展，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首先，民间借贷的存在直接减少了银行资金来源，加剧了金融机构的存款竞争，提高了银行吸收存款的难度。其次，借款人总是想方设法归还高息贷款本息，而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则能拖就拖能欠就欠，加剧了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3）民间借贷监督制约机制缺失，资金风险不易规避
由于民间借贷不规范，资金所有者无法对资金的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容易引发借款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资金到期无法归还。
3.从法律纠纷上分析
（1）滋生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由于民间借贷手续不规范，部分采取白条的形式，担保简单，并且在借款期限的掌握上人为因素较大，不能合理确定借款周期，一旦借款人因天灾人祸等原因不能按时归还，有可能酿成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刑事案件。
（2）高利贷较为普遍
据调查，目前的民间借贷利率大部分高于2-4倍基准贷款利率，有的甚至高达月息7%，已经达到国家规定的高利贷认定标准，不在司法保护范围之内。而由于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得不到解决，少数企业不得不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维持运转；城乡居民急需不可预测的生活性借款时，在出借资金者的选择上余地不大，利率不是首先考虑因素，只要能解决燃眉之急就行，在资金周转不灵情形下，从而引发债务危机。
（3）借贷“陷阱”现象突出
有在借贷时故意为对方设下圈套，以致引发大量的纠纷。一是玩“文字”游戏。如甲向乙借款5000元，为乙出具条据一张“收条，今收到乙5000元。”在发生纠纷时，甲称是乙欠其5000元，在乙还款时所出具，由于乙给他写的借据丢失，因此他才为乙写了收条。二是玩“数字”游戏。出借人借款时在金额前后故意留下空隙，双方借条签字后，再在金额前后添加数字，使借款金额巨变。三是“偷梁换柱”。在向他人借款时，借机离开现场，让他人代自己写借条，尔后以不是自己笔迹为由拒绝还款。 （4）借款人故意逃债
有的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为躲避债权人追讨，在发生纠纷时便消失的无影无踪。在温州市法院系统2009年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近二分之一案件的被告下落不明或拒不到庭，人民法院只能制度审理和判决并公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也无从查找可供执行财产，权利人的债权长期难以实现，成为法院执行难案件新的增长点。
四、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原因
1.诚信缺失是纠纷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个人征信系统包括的交通、通信等相关信息数据尚处于不断建设之中，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完善，民间借贷只能依据相互间的信任和双方间的某种既定社会关系作出选择，缺乏理性。现实中，很大一部分纠纷的当事人在借款之前就已经明知自己没有履约能力，但由于现实需要和投机及赌徒心理支配，又大量借贷。这种情况在个别暴利和投机行业中比较明显。如前期的房地产业利润惊人，很多人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举债进入，在2010年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后，矛盾纠纷得以显现。有的房地产建筑开发企业，对利息多少不问，只要能借到钱“，反正只有赚钱，才能还，赚不到，他拿我也没办法！”种种因素使以诚信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市场混乱不堪，纠纷直至诉讼案件频发。
2.唯利是图的投机思想是根本原因
在现有的投资渠道不畅、投资产品不足的背景下，大量的民间资本在高息引诱下涌进借贷市场，这些出借人贪图暴利，只考虑高额利润，不顾一切地向当事人放款，根本没有考虑借款人的履约能力和自己面临的风险，在审判实践中，有为数不少的当事人根本不去过问借款人的情况，他们只关心利息多少，多长时间结一次利息等等。特别是周围个别人通过放贷一夜暴富的“示范”作用，更刺激他们的冲动，暴利迷住他们的眼睛，最后导致本息都得不到受偿的结局。
3.借贷风险意识不强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会执行严格的贷前、贷时、贷后“三查”制度，审查借贷方的经营、诚信等情况，而民间借贷出借人缺乏金融风险意识，也不具备审查的专业手段，如未通过法律、中介机构或即使设定担保、抵押不足以清偿，在不了解借贷方经营前景的情况下，也盲目出借。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的权益很难得到实现，特别是在借贷方恶意逃贷情况下，即使法院强制执行也很难执行到位。
五、完善民间借贷市场的法律对策
作为一种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有其逻辑合理性和客观必然性，是整个金融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民间借贷行为的不规范对正规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民间借贷有问题，又为民间所需。因此，强化和完善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范是我国经济发展刻不容缓的任务。
1.创新金融理财产品，疏通民间资金出口
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体系，针对不同公众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而设计多种投融资金融产品。同时，健全股权融资私募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分流到民间融资市场并进行股权融资，或者是股权与债券的混合融资，以提高其整个社会的股权融资的比例，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其中特别是储蓄替代型的低风险金融产品，包括货币市场基金、保本基金、债券等。实际上，中国居民储蓄主要用来提供防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功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一，如果要对这一部分储蓄进行分流，不能鼓励其从事高风险的投资，因此必须要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来满足他们的这种低风险的投资需求。
2.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我国目前的社会融资结构直接融资比例过低，社会投融资过多依赖银行贷款。一方面，商业银行需要向企业提供大量的流动资金贷款，而相当部分流动资金贷款被作为企业铺底资金长期占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还承担着向企业投资项目提供大量中长期资本性投入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风险极易转化为金融风险。融资结构单一将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不平衡。因此只有规范民间融资，开拓银行以外的各种融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资本金不足、银行贷款困难的问题。应当利用市场经济成熟的做法，用疏导的办法解决民间融资问题，制定灵活的信贷政策引导商业银行设立小额信贷部和批准一些小额信贷组织专门做小额信贷业务，推动小额信贷市场的发展。同时允许成立小型的民间借贷机构，如农民和城市居民自发组织的信用合作社、资金富裕的企业或个人组织的贷款协会、资金经纪人等，借此充分发挥民间借贷为社会底层服务的信息成本优势和交易费用优势。
3.强化监管，把民间借贷纳入到金融监测和监管体系中
目前民间借贷纠纷普遍存在且有逐渐扩大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让民间借贷按规矩办事、按规定操作，对一些乘人之危而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则坚决予以打击、取缔，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同时职能部门应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引导，既给以地位，也受规矩约束。
首先要设立监测和监管机构专门从事民间借贷中介的监测和监管工作。其次，建立完善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监测民间借贷中介基本情况、资金投向、利率水平、借贷期限、借款形式、抵押或担保形式、借款偿还情况等。再次，建立自下而上的民间借贷登记制度。赋予被登记业务主体合法地位，对每一笔民间借贷业务的交易方、交易金额、利率、期限等进行详细的登记，将民间借贷的发展变化纳入到整个金融市场的监测中来，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时充分考虑民间借贷的影响，降低民间借贷对货币信贷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4.加强立法，尽快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给予民间借贷以合法地位
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民间借贷在小额或小范围金融活动中具有交易费用优势，因此有必要对民间借贷这一非正式的金融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调整国家对民间借贷的政策。相对已存在多年的民间借贷现象，尤其国外在此领域健全的法律保障，我国相关立法和法制建设还较为落后。如美国为了规范民间金融秩序，早在1934年就颁布了《联邦信用社法》，并成立了专门的信用社全国管理局，此外还有日本的《赁金法》、中国香港地区的《放贷人条例》、南非的《高利贷豁免法》等。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仅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它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是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了。央行虽然早在2008年就着手起草了《放贷人条例》，试图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规范民间借贷，将所谓的“地下钱庄”阳光化，但历经前后4次修改，《放贷人条例》依然未能通过，民间借贷依旧无序运转，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保障有资金者的放贷权利，对民间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利率管制、税款征收、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严格界定什么是非法的民间融资行为，什么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用法律手段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同时，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集资、地下钱庄、非法证券等非法金融活动，加强对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机构和银行表外业务的全面监测和有效监管，妥善处理企业资金链断裂事件，防止风险扩散蔓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这为我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过去十年，我国资本市场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宽度上，都有长足进步。我国一直实施的“金融抑制”战略，即政府主动地、有意识地对金融市场进行全方位的介入，在一定时期保证了国家对资金价格的有效引导，促进了实体产业的发展，但其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存在消极作用，对长期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因此，我国金融体系应导向“金融深化”路径，逐步减少国家对金融市场价格的控制，鼓励更多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重视“非正规金融”的积极作用。“非正规金融”也称民间金融，其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其存在的合法性、无序性、利息计算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笔者认为，民间融资的法律监管，对于缓解融资权与政府规制权之间的矛盾、防治民间融资风险、维护金融秩序以及解决“用钱荒”、促进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民间借贷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金融纵横》2011年第6期.
[2]李 存：“民间借贷在公法领域的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9期.
[3]岳彩申：“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及立法建议”，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
[4]秦玉洁：“民间借贷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现代金融》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