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的教授形形色色，有讲课的教授、做研究的教授、写书的教授，还有荣誉教授，等等。
　　像著名的思想家、让学生痴迷的“名嘴”爱默生就是讲课的教授；劳伦斯和吉尔伯特就是做研究的教授，他们一个捣鼓出了原子弹，一个发现了DNA。
　　我做访问教授主要是写书。美国大学很重视著述，不论是哪类教授，如果没有新著述都做不下去。因为你就是讲课也不能按前人的旧章照本宣科，必须有新的创建和思考，通过著述进行思想的结晶，成为后人能踩蹬到的前进的垫脚石。
　　荣誉教授有的是有所成就，有的是做了捐赠。可是要做哈佛等名校的荣誉教授，光有钱不行，还得有名有学问。里根很有名了，总统图书馆不光意味着一大笔钱，里面还保藏了研究里根时代遗产的珍贵史料，包括里根政府的所有机密文件。但是斯坦福大学还是拒绝里根成为本校的荣誉教授，因为他有钱有名没学问。
　　有个请我做客的教授叫理查，是教人类学的——我定性他为“学者型教授”。他家在西雅图海湾旁的山上，落地窗外的后院连接着山林，屋前的树上挂着喂蜂鸟的食筒。理查还把食物丢在后院，喂每天按时来就餐的野狸猫，并且一一叫出他给每只狸猫起的名字。
　　后来院长秘书告诉我，理查和他太太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国际学生周末常去聚餐的教堂的主要赞助人。在每个感恩节他们都会请家不在本地的教授去家里做客。
　　吃饭前，我们站在他家能俯瞰海湾大桥的阳台上，欣赏落日余晖下宁静的海湾美景。我用老愤青时代和军旅经历养成的习惯性思维开玩笑地说：“要是在这里架一门炮，就能控制下面的大桥。”
　　理查太太呆呆地看着我倒抽冷气，用典型的教徒的慈悲口吻说：“先生，您哪来的这种邪恶的念头？”
　　我们一面吃饭一面闲聊。聊到中美人口对比时我惊讶地发现，理查和其他几个在座的教授面面相觑，都说不出美国人口有多少，倒是我这个外国人把数字说出来了。
　　这是一个大区别。我们国家的教授可以对专业学问钻研不深，对国事政治却不能怠慢。他们的教授只关注自己的学科，对国家大事不了解并不觉得丢脸。
　　在座的另一位是我定性的“官员型教授”。他不知道美国确切的人口数，但是一提起联邦政府的内部运作，就口若悬河、如数家珍。他本来是学者，后来去老布什政府做了几年官，卸任后应聘来讲政府关系。那也不像是咱国家这样的“安排”，也是合同关系。美国大学里有不少前政府部长、总统经济顾问。因为政府喜欢用学者，所以学院也喜欢有“实战”经验的官员型学者。
　　在座的还有两位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是文学院的教授，因为大家谈论他在杂志上发表的针对政府的激烈评论，我定性他为“刺头教授”。另一位是来自北爱尔兰的历史学教授，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脸型，典型的欧洲人的白皮肤，寡言而忧郁。理查告诉我，那位教授因为反对英国政府，同情爱尔兰共和军，从而来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我把他定性为“持不同政见的教授”。
　　美国这个国家和它的大学在我们看来很奇怪：它是英国的坚定盟友，但是又庇护受英国迫害的政客教授；派兵辛苦地打阿富汗，又请阿富汗的教授上课，天天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我开始认为这是他们为了坚持自由理念而不得不承受的纯自我牺牲，后来才意识到，这样做其实很实惠：首先，美国及其大学作为思想自由的最后庇护所，吸引了全世界大量的人才，连爱因斯坦都是因此逃来美国的；其次，这些刺头和不同政见者带来了尽管激烈，但毕竟是不同的思维，谁又敢说这不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呢？
　　那一天我意识到，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者兼顽固“邪恶”的无神论者，也是端给学生的“大拼盘”上的“一道菜”。
　　（选自《活在路上》，任宪宝著，黄山书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