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从小就害怕跟别人打交道，他最喜欢的事情是，一个人安静地在家里画画。每逢离开台北去别的地方参加活动，他都要给自己做很久的心理建设。通常一个月前，他就开始数天数，倒计时，越临近出发他就越焦虑，出门的第一天，他马上又开始倒数回家的日子。
　　他的童年过得并不快乐，读书成绩不好，也不会跟同学打交道。“只要牵涉到两个人以上的事情，我就觉得很困难”。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对自己都有很深的怀疑和否定，比如认为自己很笨，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该在这个世界出现，因为他跟周围所有事情都格格不入。
　　这对一个孩子的损伤无疑是巨大的。从求学到工作，他既没办法打开自己，也从未被外界接纳。他常常想，为什么自己不能像别人-样跟大家打成一片？为什么跟人接触那么困难？但是他怎么想也想不透，最后只能归为，“可能我有毛病”。
　　53岁那一年，朱德庸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亚斯伯格症。亚斯伯格症被认为是一种“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社交能力不足。“其实这并不是一种病，它有很多的倾向，我发觉跟自己前面的经验对得起来，那时我就开始释怀了。”被困扰了几十年后，朱德庸第一次感到松了口气，原谅了之前的自己，“原来这不是我的错，就像一个人长得丑不是他的错，甚至他生出来身上有一些残缺，那也不是他的错。那只是上天塑造不同的人的一种方式。”
　　从那时起，朱德庸跟父亲的关系也变得清晰起来。父亲跟他交谈很少。他之前总是想，为什么自己的父亲不像一般父亲那样，会给孩子传授人生经验，讲一些入社会的技巧？
　　父亲跟他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安静地呆在家里，很少出去应酬。当他再用亚斯伯格的一些倾向跟父亲对照时，整个谜底就这样揭开了。“亚斯伯格是会遗传的。那个时候我就接受了很多事情，包括小时候一直困扰我的全部。当你解開的时候，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像看一个人时绕到他的背后去。所以虽然亚斯伯格带给我很多困扰，但也带给我很多好处。”
　　大学时，朱德庸读的是电影系。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朱德庸在电影系的系刊上发表了自己的漫画。“当时那个主编算错了页数，快要出刊时发现多了一页空白。他知道我会画画，就跑来问我要不要画一个，但他不跟我讲空了一页要我垫档的事。”在朱德庸看来，亚斯伯格的好处就在这里：他们都不会很精明。“不然我可能就会问他，你之前为什么没有跟我讲呢，为什么到最后才急着要？但是亚斯伯格的人傻嘛，不会想那么多，我当时就说，好啊好啊，还觉得是我的光荣。”
　　朱德庸的作品发表后，被当时《中国时报》的主编看到了，立刻跟他约了稿。那时候报纸连载漫画通常是每人连载一个月。那一年12月底，朱德庸把自己画好的31张漫画交给了报社主编，然后就去服兵役了。
　　服兵役期间，他跟父亲保持着通信，在每个礼拜的信中，他都会问父亲，报纸上有没有刊登他的漫画作品。在最初两个月，回答都是——没有。直到三月底，父亲告诉他，他的作品终于见报了，但是每个星期只刊登三幅。朱德庸心想，“完蛋了，我画得实在太烂了，别人都一个月登完，我竟然一个礼拜只登三幅。”
　　几个月后朱德庸服完兵役回来，家中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朱德庸接起电话，发现都是来自杂志、报纸、电视台的采访邀约。他这才知道，自己红了。原来《中国日报》的主编在看了一遍他的作品后，认定这个作品一定能火。为了等朱德庸服兵役回来，报社不仅延后了刊登时间，还想出了每周刊登三幅的办法，来拉长作品的周期。
　　那一年，朱德庸26岁，凭借《双响炮》对人性及婚姻的敏锐而老城的认知，一炮而红。如今，朱德庸58岁，却带来了《绝对小孩3》，以及一颗未泯的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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