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哲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后来的大唐宰辅牛僧孺也来应考。当时的文坛领袖韩愈爱惜他的才华，要助他一臂之力，差人跟他讲，说明天你去游青龙寺，晚一点回来。第二天，韩愈和他的学生皇甫湜一起坐车到牛僧孺住的地方，牛僧孺果然外出不在。于是他们在大门上题字：韩愈、皇甫湜同访牛僧孺不遇。当时的风气，是赶考的举子们都想方设法去拜会韩愈等文坛大家，以期留个好印象，大咖们躲不了，挡不住，不胜其烦。现在居然亲往拜访某人，牛僧孺的大名，由是鹊起。
　　在那次考试中，牛僧孺果然高中，同科高中的，还有一个叫李宗闵的举子。但他们在考卷里批评朝政。这让宰相李吉甫大为不满，指斥科考舞弊，结果主考官和复审官都被贬谪，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此事引致朝野哗然，大臣们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
　　到唐穆宗继位，牛僧孺等人获重用，终于走向权力核心。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他们也都说段文昌所揭发是实情。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于是，李、杨等大为怀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李德裕即是李吉甫的儿子，是李党，代表了士族政治势力；牛僧孺、李宗闵则为牛党，代表了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权力核心的新官僚阶层。他们的斗争持续四十多年，是为历史上有名的牛李党争。
　　科举考试促进了文人集团的成型。宋代尤其明显。宋哲宗元祐三年 （1088）。被苏轼形容为“子之才，万人敌”的李廌参加科举考試。此时李廌已经文名满天下，而且他的老师苏轼就是主考官。但很不幸，“既拆号，十名前不见方叔，众已失色，逮写尽榜，无不惊骇叹。”李廌意外落榜，以至于宰相吕大防感叹：“有司试艺，乃失此奇才耶！”苏轼作诗赠之，其序云：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
　　后人甚至就此编造传奇。说考前一日，苏轼令其子苏过持一书简给李廌，恰值李廌外出，苏过就将书简放在茶几上走了。苏过前脚刚走，后脚章持和章援兄弟也来访李廌，二人顺手在茶几上取简拆阅，是《刘向优于扬雄论》二篇。他们猜到这是苏轼所出考题，于是悄悄将此书简带走，仔细研读。待到考试，果然是《刘向优于扬雄论》。榜出，章援高中第一名，章持中第十名，而李廌竟告落第。章援、章持是有宋一代名相章惇的儿子。章惇是新党的代表人物，而苏轼则是反对变法的旧党一派，二人相爱相杀一生。这个故事是新党一派人物所编，大概用来讥讽旧党人物。
　　元祐六年（1091），李廌再次应试不第。李廌自此不入仕途。但和陈师道一起，与“苏门四学士”的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六君子”，成为当时文人集团的重要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