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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赵树理依然坚守“问题小说”的创作理念，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这种不合时宜的问题意识自然被“大时代”冷落与抛弃，并使赵树理成为“大时代”的旁观者，也使其创作心态失衡，不时流露出偏激、消极甚至虚无的态度。其主要原因在于赵树理总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衡量政治的正确性与否，千方百计地维护农民利益；此外，解放后的赵树理在叙述策略、叙述视角以及叙述话语等诸多方面始终沉浸于个人的小天地里，其小说在话语形态、人物形象、美学观念等方面自成一格与“大时代”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