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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房有“笔墨纸砚”之说。砚虽然在四宝中排位最末，但向来“四宝砚为首”，因为砚台质地坚实、能传之百代的缘故。如今 “四宝”以砚最为多见，爱者最众。
文房四宝中，除了“宣纸”、“徽墨”、“湖笔”为人所知，其它的“笔墨纸”世人知者甚少。唯独砚台，不仅端、歙、洮河、澄泥“四大砚台”声名远播，更有无数地方砚种流派纷呈。千百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制砚、辨砚、赏砚成为全民参与的艺术活动。甚至与艺术本身八杆子打不着的洗砚，也登堂入室，“焚香、试茶、洗砚、鼓琴”甚至成为晚明文人小资生活的典范。
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文人，为砚痴狂的例子屡见不鲜：南唐后主李煜痴迷砚台，就专门设立“砚务官”，“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宋朝爱砚的“文人皇帝”辈出，宋高宗居然亲自参与到砚台石品的讨论中；清代，乾隆皇帝对砚台更是情有独钟，亲自主持编撰了《西清砚谱》；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不仅藏有多方好砚，还编撰了《归云楼砚谱》……
帝王尚且如此，以笔杆子吃饭，用砚台为垫脚石从文人经科举仕的士大夫就更不必说了：苏东坡看中别人的砚台，不惜以家传宝剑相易；米芾看中了皇帝的砚台，甚至不惜和皇帝相争；清军攻破扬州，城破时史可法身无长物，唯留一方澄泥砚台以明丹青之志……
一方小小的砚台，饿时不能当饭吃，冷时不能当棉被，为何有如此大的魔力，叫人如痴如狂？在寻访了歙、端二砚一老一少二位制砚师后，我慢慢悟出了端倪。
风堂先生：五十识歙不觉迟
和风堂先生章嘉陵相约在其砚室谈砚论道。风堂先生说，先不急着说砚，外出采风时得一味好茶，有朋自远方来，我们一起品品吧。风堂起身泡茶，在收藏柜中拿出茶壶、茶杯。茶壶古朴典雅，茶杯大小不一，形态各异。
拿着这么文艺的茶杯喝茶，我有点不习惯了：“我以为，这些都是您的作品，没想到都是茶具？”
看出我的迷惑，风堂手捧茶杯说起了茶具渊源：“陶壶、陶杯的确都是自己挖土做胚，亲手在景德镇烧制的。我不喜约束，做壶、杯皆信马由缰。因无规矩，所以壶、杯皆不成方圆。”
茶泡好，放于石质茶几之上。茶几如一方巨型砚台，上面还刻有风堂之印章。不禁感叹：“风堂先生不愧制砚名家，茶几都得砚台气象。”风堂先生听罢大笑：“不是附庸风雅做茶几做成砚型，这本来就是一方巨型歙砚。雕好之后，无处摆放，正好家中无茶几，就用来放茶了。”
巨砚是选用歙石中上好的老坑料，从砚台精细的做工可以看出，这方砚上风堂先生所花心思颇多。最终却落得做茶几的结局，不禁为砚台不值。见此情形，风堂先生竟然反过来安慰我：“这方砚台，不是没有买家看中。但是买家看中时，我卖的兴致没来，因为这石材是我在深山花费了好长时间才寻得，所以做成砚后，把玩兴趣正浓；等我玩劲过去了，有卖的兴致时，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大概他们觉得它只是做茶几的料，没有兴致买了吧。看来这砚台还没遇到有缘人，那就让它安心做茶几吧！”
风堂10岁学字，30学画，50学砚。后做陶艺、学瓷画、工摄影，每一种都大成。歙砚虽然只是他诸多艺术形式中的一样，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只。
和歙砚结缘是因绘画引起。那是1992年，当时风堂正沉迷于绘画创作中。有一次去江西龙虎山写生时，路过婺源。婺源古属于歙县，在古徽州地界，是歙砚主要的产地。对以“雅玩”为人生追求的风堂来说，路过歙砚产地，没有不探寻究竟的道理。谁知，只一次探访，风堂先生就把自己掉进小小的砚台里，整整20年不能自拔。
风堂作画是泼墨山水，砚台自然是少不了的器物。但是在平时只是把砚台当成生活工具，从未对砚台创作有过“非分之想”。当在婺源深山之中看到歙石，风堂就被石材上自然天成的纹理美镇住。再看当地出产的歙砚，美则美矣，但砚台大多出自工匠之手，匠气太重，整体上，不能对石材之形随形附势；细节上，对石材的纹理之美无彰显。歙石大美自己不把玩一番，那就是暴殄天物。于是花了900元买了一方砚台及石材若干，步行30公里，肩挑背扛背砚台和石材出深山。此时，风堂已经整整50岁。
回家之后，说做就做。其它人做砚，都有流派、有师承，但是风堂却是孑然一身，没关系，那就自己摸索；别人做砚都有成套的工具，而风堂家里的工具只有几张画笔，无所谓，学理工出身的风堂很快就操纵机床把器械配齐：无师承，不知道工艺对风堂来说，反而是幸事。对于风堂来说，艺术是相通的。无论是字、画、砚、陶、摄影都只不过是一个载体，自己的艺术创作，只是把自己的心境依附到这载体上的过程而已。不拘泥于古法，跳出传统工艺，把自己写字、绘画时的理念融入歙砚制作中来。于是手中的刻刀就成为了画笔，刀下的石材就变成了宣纸。这样，制砚对他来说，就变成了小菜一碟：一副刀为笔，石为纸的立体山水画而已。
在风堂眼中，砚是“寻”出来的，不是“雕”出的。因为，砚台之美，美在石材。而石材之美，则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结晶。而自己做砚，首先是用心灵感受大自然之美，然后用眼睛发现美的石材，最后，才诉之于刀尖端，用刻刀把自然之美态完美呈现。就如同作画时，喜作泼墨山水，一团墨落于宣纸之上，大自然已经把自己的身影在上面投影。而自己做的，只需寥寥几笔就让暗藏之美跃然纸上。
早几年，风堂一有空闲就到石材产地“寻砚”，肩挑背扛把石材拉出深山，然后坐汽车、转火车把石材从婺源运回南京。如今已七十有一，体力已不复当年，但玩兴更浓，于是在70岁那年，学驾照，买SUV。如今，每当玩砚兴起，就连夜驾车赴婺源，在歙砚的原产地买石材，去古徽州找灵感。
古徽州是中国徽文化的精髓所在地。“一生痴绝处，无梦到歙州”，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徽州是一个难以割舍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保存最为完好的徽派文化，更有被称之为“文人之宝”的歙砚。一方小小的砚台，走南闯北的徽商把乡情寄托其中；灰瓦白墙的徽派建筑精华浓缩于里。虽然不是徽州人，虽然50才有幸识歙砚，但透过一方歙砚窥徽文化的万千气象，风堂已经觉得很知足。 闲园主人：点石成砚不端着
在笔者印象里，端砚是中国传统文人最醒目的标签。任何人，只要和端砚联系在一起，就被烙上了传统文人的印记：家境贫寒却个人清高、身体羸弱却是精神小强；长袍、眼镜、老北京布鞋，再配上两个红袖添香的小丫环，是我在脑海中给未曾谋面的端砚砚师葛志文勾勒出的形象。当和葛志文见面时，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着西装、梳大背头、开名车、住别墅，完全以高富帅的形象出镜。
“何时，端砚已显现出这般气象？”眼前的这位，是我采访过的无数个手工艺大师中的一个，却是最另类、最年轻的一位。
约好的见面地点是在闹市，我以为这儿便是他工作室所在地。上车之后，车辆在熟练的拐过无数大街小巷后，路两旁的高楼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耳畔嘈杂的声响淡去，鸟鸣狗吠声声响起。
车辆在田间的一栋别墅前停下，葛志文按了声喇叭，蹲坐在门口的黄狗站起来，向主人跑过来，边吠边摇尾。推开一扇大铁门，只见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石料在墙角边堆成了小山。葛志文看着散落的石料，眼睛就放射出光彩，就像逛商场的女孩看到各式各样的衣裳。看到我对石料有兴趣，葛志文也来了兴致：“广东肇庆是端砚人的麦加，我每年，至少要去朝圣一次，这些石料便是我今年从肇庆选回来的。选每一块石料都像皇帝选妃。”葛志文望着地上的石头，思绪仿佛飞到了岭南。
岭南，是中国版图上的最南方。古时，因为天高皇帝远，中央政权很难有效约束；因为崇山峻岭阻隔，中原文化难以辐射，因而在古时向来被视为蛮荒之地，一直游离在中华文化之外。直到唐代，端砚在古端州（今广东肇庆市）横空出世。唐时是文人风尚，宋时成为宫廷贡品。再发展到“古之著书人，必用端溪砚”，再到后来 “文房四宝砚为尊，百砚端为首”。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承和积淀，如今的端砚突破了地域的藩篱，成为了全民族的文化心理。
边说端砚的历史，葛志文边玩石头：掂量重量、比划形状、观察纹理……就如同小男孩在检阅自己的玩具，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把玩良久之后，他选取了一块石头，抱在手里，穿过鹅卵石铺就的小径，跨过精致的石拱桥，走进狭小的石料切割室，步伐轻松如走凌波微步，但整个造型却如同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
开料室内，刺耳的声响惊飞了周围树上的鸟儿；飞溅的火星让围观者不敢睁眼；最终，弥漫的粉尘把我驱赶出开料室。良久，他才从室内出来，摘下口罩，卸下蓝大褂，带我走进了那栋灰瓦白墙的徽派建筑，门帘上是两个苍劲大字：“闲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是陶渊明的田园诗，也是葛志文的“闲园”。号称“闲园主人”的葛志文喜欢田园诗那种悠闲的意境：每天睡到自然醒后，在园内浇浇花，逗逗狗，或接待那些天南海北乘兴而来的朋友；或站在“闲园”阳台上看那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农户耕田播种。无论是浇花的雅兴，逗狗的闲情，饮酒的豪气，还是农户们务农时恬静的生活，都是葛志文创作时灵感的源泉。
在闲适中找到灵感后，把灵感凝聚在刻刀之上，点石成砚，一方方妙手天成的端砚就已成型。
年纪轻轻，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但是作品风格却一点都不“隐士”；制的是端砚，但是他的端砚却一点也不“端”着：回想起儿时生活的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制作一方名为《难为的岁月》的砚台来玩味，一个针线匾，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葛志文的端砚作品，不似传统端砚那样风月无边，而充满生活气息；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了一方名为《难以抚平的伤痕》的砚台，一只布满皱纹的手，一片龟裂的土地，让砚台就如同纪录片一样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唐伯虎有句诗：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这种惬意的生活，在“闲园主人”葛志文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唐伯虎不会为了换酒钱，把桃树摘成秃枝。“闲园主人”也不会为了名利放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一年最多只做十方砚，只会把其中少部分拿出去拍卖，最好的留给朋友欣赏把玩。
文房不再，砚台何从
砚之所以为文人所重，是因为以砚为代表的“文房”代表的是文人的地位，以及文人的价值取向。
古时，无论是秀才情的“诗词歌赋”，还是上书朝廷的奏章、审判犯人的文书，都是用“文房四宝”来写就。打天下时“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治国安邦却要砚台里细磨慢研。一方小小的砚台，就是文人士大夫的“枪杆子”。“砚”通“研”。砚是磨墨的学问，而研则是治国的方针。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于“文房四宝”的推崇，其实就是对自己合法性的肯定。
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书写的形式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毛笔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为毛笔书写而生的砚台，正在面临“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处境：实用性正变得越来越弱，似乎正在变成这个时代的“阑尾”。而作为砚台的最大粉丝，文人的地位也江河日下，文人处境不妙，文房地位不保。
有人急了：“依附于文人、代表文房的砚台，将何去何从？”但是在孤灯下制砚的砚师们却很悠闲：不急，虽说器以用为功，但一部砚台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对这俗语不断挑战的过程。
唐代以前，砚台大多以实用为主，专供研墨之用。直至初唐时的砚，砚面上一般都无纹饰，砚的形制也比较简单，式样不多；中唐之后，砚台也和其他艺术品一样不断演变和发展，并开始从纯文房用品演变为实用与欣赏相结合的实用工艺品；到了宋代，砚的实用和欣赏价值两者并重，一些文人墨客除了用砚研墨，也喜爱赏砚、赠砚；到明清时期，藏砚之风盛行，砚台的欣赏性早已凌驾于实用之上；到如今，玩砚之人已经鲜有人会用砚台来磨墨、书写。人们把砚台做得越来越精美，砚台重赏而轻“用”之风愈演愈烈。书写是砚台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砚台如今正生在一个不书写，更无书法可言的时代。 如今的砚台实际上已经变成纯粹的“花瓶”——砚台的实用性不断消减，但是砚台的“江湖地位”却不断增强，这是因为，砚台已经不仅仅是磨墨的工具、盛墨的容器这么简单，经过千百年的发展，砚台已经成为磨练民族精神的熔炉，优雅生活方式的象征。
一方小小的砚台，石匠能看到自然之势，画家能看到写意之境，书法家能看到线条之美，雕工能看到刀工之俊，文人墨客能发心中块垒——一直以为，人们都把砚台当成文人专利，其实在一方砚台上，社会每个阶层的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投影。
精神寄托，是砚台之魅。磨墨是砚台最主要的功能，但磨墨只是最简单、表面的含义。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砚台之意不在磨墨，而在于磨心。砚，通“研”，砚台，是一方石台。而研台，则是研究的平台。古时，在私塾里，磨墨是每一位学子的必修课。“磨墨如病夫，执笔如壮士”。用砚把墨磨匀的过程，其实是磨练心声的过程。只有如病夫一般，在砚台方寸之间墨汁变得细腻，磨墨人的心态也在磨墨过程中变得平和、淡定。
如果只作为墨容器的砚，那么随着书写方式的变迁，砚台最终会成为历史的烟云；如果把砚台作为中国人精神容器的砚台，那么一方砚中会有三千世界，每个人在砚台中都有无限空间。
风堂评砚
风堂按价值高低为序，定出砚的几个标准：
一是文化价值
从砚上得到文化信息和精神内容，这是文化价值即历史价值。
二是审美价值
既有传统又有时代审美，具有观赏价值的砚是有价值的砚。
三是好用
不好用不是好砚。风堂做砚，砚堂深大，中部低凹自然蓄墨，宜于书画。
四是发墨
仅管现下使用墨汁，但必须发墨，不发墨不是砚，玻璃杯盘皆可以盛墨，但不是砚。在砚中：发墨是由石质决定的，硬软适度的砚石是好砚。
五是自新性
这是风堂认为很重要的一种特性，它决定砚的发墨好坏，砚石在把墨磨下来的同时自己要不断脱落细粒，否则将越磨越滑，失去磨砺作用。
六是润
古时称温润，就是不燥，不燥就是吸水率低，一点不吸水如玻璃也不好，温润的砚能保持水份，墨水不易干。
七是细嫩
细嫩则手感好，宜于把玩，细嫩的砚石多半温润，这是相辅相成的，过于细嫩也许不发墨，摸上去如小囡皮肤者为上，细腻中有微微滞感最佳，被称作“孩儿面”、“美人肤”。
八是纹饰
纹饰美好比是美女的皮色，有锦上添花的作用，是玩砚的一部份。
砚的评定大致如此，前面的一、二项，从价值上说比较高，后面是使用性和赏玩性。风堂建议砚要用，砚用不坏，包浆后有特殊美感。长期不用可以洗净或用360号以上的细水砂纸打磨后，擦油和打腊保存。
文房四宝中，除了“宣纸”、“徽墨”、“湖笔”为人所知，其它的“笔墨纸”世人知者甚少。唯独砚台，不仅端、歙、洮河、澄泥“四大砚台”声名远播，更有无数地方砚种流派纷呈。千百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制砚、辨砚、赏砚成为全民参与的艺术活动。甚至与艺术本身八杆子打不着的洗砚，也登堂入室，“焚香、试茶、洗砚、鼓琴”甚至成为晚明文人小资生活的典范。
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文人，为砚痴狂的例子屡见不鲜：南唐后主李煜痴迷砚台，就专门设立“砚务官”，“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宋朝爱砚的“文人皇帝”辈出，宋高宗居然亲自参与到砚台石品的讨论中；清代，乾隆皇帝对砚台更是情有独钟，亲自主持编撰了《西清砚谱》；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不仅藏有多方好砚，还编撰了《归云楼砚谱》……
帝王尚且如此，以笔杆子吃饭，用砚台为垫脚石从文人经科举仕的士大夫就更不必说了：苏东坡看中别人的砚台，不惜以家传宝剑相易；米芾看中了皇帝的砚台，甚至不惜和皇帝相争；清军攻破扬州，城破时史可法身无长物，唯留一方澄泥砚台以明丹青之志……
一方小小的砚台，饿时不能当饭吃，冷时不能当棉被，为何有如此大的魔力，叫人如痴如狂？在寻访了歙、端二砚一老一少二位制砚师后，我慢慢悟出了端倪。
风堂先生：五十识歙不觉迟
和风堂先生章嘉陵相约在其砚室谈砚论道。风堂先生说，先不急着说砚，外出采风时得一味好茶，有朋自远方来，我们一起品品吧。风堂起身泡茶，在收藏柜中拿出茶壶、茶杯。茶壶古朴典雅，茶杯大小不一，形态各异。
拿着这么文艺的茶杯喝茶，我有点不习惯了：“我以为，这些都是您的作品，没想到都是茶具？”
看出我的迷惑，风堂手捧茶杯说起了茶具渊源：“陶壶、陶杯的确都是自己挖土做胚，亲手在景德镇烧制的。我不喜约束，做壶、杯皆信马由缰。因无规矩，所以壶、杯皆不成方圆。”
茶泡好，放于石质茶几之上。茶几如一方巨型砚台，上面还刻有风堂之印章。不禁感叹：“风堂先生不愧制砚名家，茶几都得砚台气象。”风堂先生听罢大笑：“不是附庸风雅做茶几做成砚型，这本来就是一方巨型歙砚。雕好之后，无处摆放，正好家中无茶几，就用来放茶了。”
巨砚是选用歙石中上好的老坑料，从砚台精细的做工可以看出，这方砚上风堂先生所花心思颇多。最终却落得做茶几的结局，不禁为砚台不值。见此情形，风堂先生竟然反过来安慰我：“这方砚台，不是没有买家看中。但是买家看中时，我卖的兴致没来，因为这石材是我在深山花费了好长时间才寻得，所以做成砚后，把玩兴趣正浓；等我玩劲过去了，有卖的兴致时，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大概他们觉得它只是做茶几的料，没有兴致买了吧。看来这砚台还没遇到有缘人，那就让它安心做茶几吧！”
风堂10岁学字，30学画，50学砚。后做陶艺、学瓷画、工摄影，每一种都大成。歙砚虽然只是他诸多艺术形式中的一样，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只。
和歙砚结缘是因绘画引起。那是1992年，当时风堂正沉迷于绘画创作中。有一次去江西龙虎山写生时，路过婺源。婺源古属于歙县，在古徽州地界，是歙砚主要的产地。对以“雅玩”为人生追求的风堂来说，路过歙砚产地，没有不探寻究竟的道理。谁知，只一次探访，风堂先生就把自己掉进小小的砚台里，整整20年不能自拔。
风堂作画是泼墨山水，砚台自然是少不了的器物。但是在平时只是把砚台当成生活工具，从未对砚台创作有过“非分之想”。当在婺源深山之中看到歙石，风堂就被石材上自然天成的纹理美镇住。再看当地出产的歙砚，美则美矣，但砚台大多出自工匠之手，匠气太重，整体上，不能对石材之形随形附势；细节上，对石材的纹理之美无彰显。歙石大美自己不把玩一番，那就是暴殄天物。于是花了900元买了一方砚台及石材若干，步行30公里，肩挑背扛背砚台和石材出深山。此时，风堂已经整整50岁。
回家之后，说做就做。其它人做砚，都有流派、有师承，但是风堂却是孑然一身，没关系，那就自己摸索；别人做砚都有成套的工具，而风堂家里的工具只有几张画笔，无所谓，学理工出身的风堂很快就操纵机床把器械配齐：无师承，不知道工艺对风堂来说，反而是幸事。对于风堂来说，艺术是相通的。无论是字、画、砚、陶、摄影都只不过是一个载体，自己的艺术创作，只是把自己的心境依附到这载体上的过程而已。不拘泥于古法，跳出传统工艺，把自己写字、绘画时的理念融入歙砚制作中来。于是手中的刻刀就成为了画笔，刀下的石材就变成了宣纸。这样，制砚对他来说，就变成了小菜一碟：一副刀为笔，石为纸的立体山水画而已。
在风堂眼中，砚是“寻”出来的，不是“雕”出的。因为，砚台之美，美在石材。而石材之美，则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结晶。而自己做砚，首先是用心灵感受大自然之美，然后用眼睛发现美的石材，最后，才诉之于刀尖端，用刻刀把自然之美态完美呈现。就如同作画时，喜作泼墨山水，一团墨落于宣纸之上，大自然已经把自己的身影在上面投影。而自己做的，只需寥寥几笔就让暗藏之美跃然纸上。
早几年，风堂一有空闲就到石材产地“寻砚”，肩挑背扛把石材拉出深山，然后坐汽车、转火车把石材从婺源运回南京。如今已七十有一，体力已不复当年，但玩兴更浓，于是在70岁那年，学驾照，买SUV。如今，每当玩砚兴起，就连夜驾车赴婺源，在歙砚的原产地买石材，去古徽州找灵感。
古徽州是中国徽文化的精髓所在地。“一生痴绝处，无梦到歙州”，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徽州是一个难以割舍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保存最为完好的徽派文化，更有被称之为“文人之宝”的歙砚。一方小小的砚台，走南闯北的徽商把乡情寄托其中；灰瓦白墙的徽派建筑精华浓缩于里。虽然不是徽州人，虽然50才有幸识歙砚，但透过一方歙砚窥徽文化的万千气象，风堂已经觉得很知足。 闲园主人：点石成砚不端着
在笔者印象里，端砚是中国传统文人最醒目的标签。任何人，只要和端砚联系在一起，就被烙上了传统文人的印记：家境贫寒却个人清高、身体羸弱却是精神小强；长袍、眼镜、老北京布鞋，再配上两个红袖添香的小丫环，是我在脑海中给未曾谋面的端砚砚师葛志文勾勒出的形象。当和葛志文见面时，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着西装、梳大背头、开名车、住别墅，完全以高富帅的形象出镜。
“何时，端砚已显现出这般气象？”眼前的这位，是我采访过的无数个手工艺大师中的一个，却是最另类、最年轻的一位。
约好的见面地点是在闹市，我以为这儿便是他工作室所在地。上车之后，车辆在熟练的拐过无数大街小巷后，路两旁的高楼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耳畔嘈杂的声响淡去，鸟鸣狗吠声声响起。
车辆在田间的一栋别墅前停下，葛志文按了声喇叭，蹲坐在门口的黄狗站起来，向主人跑过来，边吠边摇尾。推开一扇大铁门，只见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石料在墙角边堆成了小山。葛志文看着散落的石料，眼睛就放射出光彩，就像逛商场的女孩看到各式各样的衣裳。看到我对石料有兴趣，葛志文也来了兴致：“广东肇庆是端砚人的麦加，我每年，至少要去朝圣一次，这些石料便是我今年从肇庆选回来的。选每一块石料都像皇帝选妃。”葛志文望着地上的石头，思绪仿佛飞到了岭南。
岭南，是中国版图上的最南方。古时，因为天高皇帝远，中央政权很难有效约束；因为崇山峻岭阻隔，中原文化难以辐射，因而在古时向来被视为蛮荒之地，一直游离在中华文化之外。直到唐代，端砚在古端州（今广东肇庆市）横空出世。唐时是文人风尚，宋时成为宫廷贡品。再发展到“古之著书人，必用端溪砚”，再到后来 “文房四宝砚为尊，百砚端为首”。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承和积淀，如今的端砚突破了地域的藩篱，成为了全民族的文化心理。
边说端砚的历史，葛志文边玩石头：掂量重量、比划形状、观察纹理……就如同小男孩在检阅自己的玩具，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把玩良久之后，他选取了一块石头，抱在手里，穿过鹅卵石铺就的小径，跨过精致的石拱桥，走进狭小的石料切割室，步伐轻松如走凌波微步，但整个造型却如同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
开料室内，刺耳的声响惊飞了周围树上的鸟儿；飞溅的火星让围观者不敢睁眼；最终，弥漫的粉尘把我驱赶出开料室。良久，他才从室内出来，摘下口罩，卸下蓝大褂，带我走进了那栋灰瓦白墙的徽派建筑，门帘上是两个苍劲大字：“闲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是陶渊明的田园诗，也是葛志文的“闲园”。号称“闲园主人”的葛志文喜欢田园诗那种悠闲的意境：每天睡到自然醒后，在园内浇浇花，逗逗狗，或接待那些天南海北乘兴而来的朋友；或站在“闲园”阳台上看那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农户耕田播种。无论是浇花的雅兴，逗狗的闲情，饮酒的豪气，还是农户们务农时恬静的生活，都是葛志文创作时灵感的源泉。
在闲适中找到灵感后，把灵感凝聚在刻刀之上，点石成砚，一方方妙手天成的端砚就已成型。
年纪轻轻，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但是作品风格却一点都不“隐士”；制的是端砚，但是他的端砚却一点也不“端”着：回想起儿时生活的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制作一方名为《难为的岁月》的砚台来玩味，一个针线匾，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葛志文的端砚作品，不似传统端砚那样风月无边，而充满生活气息；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了一方名为《难以抚平的伤痕》的砚台，一只布满皱纹的手，一片龟裂的土地，让砚台就如同纪录片一样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唐伯虎有句诗：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这种惬意的生活，在“闲园主人”葛志文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唐伯虎不会为了换酒钱，把桃树摘成秃枝。“闲园主人”也不会为了名利放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一年最多只做十方砚，只会把其中少部分拿出去拍卖，最好的留给朋友欣赏把玩。
文房不再，砚台何从
砚之所以为文人所重，是因为以砚为代表的“文房”代表的是文人的地位，以及文人的价值取向。
古时，无论是秀才情的“诗词歌赋”，还是上书朝廷的奏章、审判犯人的文书，都是用“文房四宝”来写就。打天下时“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治国安邦却要砚台里细磨慢研。一方小小的砚台，就是文人士大夫的“枪杆子”。“砚”通“研”。砚是磨墨的学问，而研则是治国的方针。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于“文房四宝”的推崇，其实就是对自己合法性的肯定。
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书写的形式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毛笔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为毛笔书写而生的砚台，正在面临“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处境：实用性正变得越来越弱，似乎正在变成这个时代的“阑尾”。而作为砚台的最大粉丝，文人的地位也江河日下，文人处境不妙，文房地位不保。
有人急了：“依附于文人、代表文房的砚台，将何去何从？”但是在孤灯下制砚的砚师们却很悠闲：不急，虽说器以用为功，但一部砚台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对这俗语不断挑战的过程。
唐代以前，砚台大多以实用为主，专供研墨之用。直至初唐时的砚，砚面上一般都无纹饰，砚的形制也比较简单，式样不多；中唐之后，砚台也和其他艺术品一样不断演变和发展，并开始从纯文房用品演变为实用与欣赏相结合的实用工艺品；到了宋代，砚的实用和欣赏价值两者并重，一些文人墨客除了用砚研墨，也喜爱赏砚、赠砚；到明清时期，藏砚之风盛行，砚台的欣赏性早已凌驾于实用之上；到如今，玩砚之人已经鲜有人会用砚台来磨墨、书写。人们把砚台做得越来越精美，砚台重赏而轻“用”之风愈演愈烈。书写是砚台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砚台如今正生在一个不书写，更无书法可言的时代。 如今的砚台实际上已经变成纯粹的“花瓶”——砚台的实用性不断消减，但是砚台的“江湖地位”却不断增强，这是因为，砚台已经不仅仅是磨墨的工具、盛墨的容器这么简单，经过千百年的发展，砚台已经成为磨练民族精神的熔炉，优雅生活方式的象征。
一方小小的砚台，石匠能看到自然之势，画家能看到写意之境，书法家能看到线条之美，雕工能看到刀工之俊，文人墨客能发心中块垒——一直以为，人们都把砚台当成文人专利，其实在一方砚台上，社会每个阶层的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投影。
精神寄托，是砚台之魅。磨墨是砚台最主要的功能，但磨墨只是最简单、表面的含义。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砚台之意不在磨墨，而在于磨心。砚，通“研”，砚台，是一方石台。而研台，则是研究的平台。古时，在私塾里，磨墨是每一位学子的必修课。“磨墨如病夫，执笔如壮士”。用砚把墨磨匀的过程，其实是磨练心声的过程。只有如病夫一般，在砚台方寸之间墨汁变得细腻，磨墨人的心态也在磨墨过程中变得平和、淡定。
如果只作为墨容器的砚，那么随着书写方式的变迁，砚台最终会成为历史的烟云；如果把砚台作为中国人精神容器的砚台，那么一方砚中会有三千世界，每个人在砚台中都有无限空间。
风堂评砚
风堂按价值高低为序，定出砚的几个标准：
一是文化价值
从砚上得到文化信息和精神内容，这是文化价值即历史价值。
二是审美价值
既有传统又有时代审美，具有观赏价值的砚是有价值的砚。
三是好用
不好用不是好砚。风堂做砚，砚堂深大，中部低凹自然蓄墨，宜于书画。
四是发墨
仅管现下使用墨汁，但必须发墨，不发墨不是砚，玻璃杯盘皆可以盛墨，但不是砚。在砚中：发墨是由石质决定的，硬软适度的砚石是好砚。
五是自新性
这是风堂认为很重要的一种特性，它决定砚的发墨好坏，砚石在把墨磨下来的同时自己要不断脱落细粒，否则将越磨越滑，失去磨砺作用。
六是润
古时称温润，就是不燥，不燥就是吸水率低，一点不吸水如玻璃也不好，温润的砚能保持水份，墨水不易干。
七是细嫩
细嫩则手感好，宜于把玩，细嫩的砚石多半温润，这是相辅相成的，过于细嫩也许不发墨，摸上去如小囡皮肤者为上，细腻中有微微滞感最佳，被称作“孩儿面”、“美人肤”。
八是纹饰
纹饰美好比是美女的皮色，有锦上添花的作用，是玩砚的一部份。
砚的评定大致如此，前面的一、二项，从价值上说比较高，后面是使用性和赏玩性。风堂建议砚要用，砚用不坏，包浆后有特殊美感。长期不用可以洗净或用360号以上的细水砂纸打磨后，擦油和打腊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