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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廉 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采访人：刘昕亭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
《工蜂》之廉思
刘昕亭：随着新书《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的面世，廉思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品牌———以社会调查的方式，接近或者说显影一个弱势的群体，而这个所谓的“底层”，多少有点让我们措手不及：“蚁族”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天之骄子，大学毕业生中的低收入聚居群体；“工蜂”作为在大学任教的青年老师，更是我们常识中的绝对“中产”，但是却以“底层”的自我认知显影。去发掘并且凸显出这样一个个群体，关注他们的生存与情感，梦想与焦虑，从最初的“蚁族”到现在的“工蜂”，我想这些研究对象的选取，恐怕并非草率，这是与您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有关，也与您个人的理想和作为一位学者的抱负有关。我很想知道，是出于什么样考虑，促成您选择这些群体作为研究的对象？
廉思：《工蜂》是我们团队当代知识青年研究的三部曲之二，我们对知识青年研究的第一部曲是2009年出版的《蚁族》，书中首次提出“蚁族”概念，第一次向社会揭示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存状态。“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其实质是反映了“学历资本在阶层晋升中的贬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映了以学历为代表的制度性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至阶级位置的关系正在发生复杂的变化。“蚁族”引发我们思考：以学历资本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中国阶级晋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机制究竟是什么？比“蚁族”具有更高文化资本的群体是否也遭遇到了和“蚁族”同样的命运？这构成了我们做高校青年教师研究的初衷和动力。
工蜂这一概念其实质是凸显了当前包括大学青年教师在内的整个青年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
一方面，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1999年高校扩招，造就了一大批知识青年，使知识生产与传播不再局限于传统社会中的“读书人”，极大地扩展了文化知识的传播人群与受益人群。知识青年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尤其是微博的出现，为知识青年的话语表达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隐藏着一种挑战权威的精神，他们对社会公共生活积极参与，力图以知识的权威来改变社会中的不合理现状。他们以年轻人独有的激情和专业特长，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与其他社群不同的是，他们具有更强的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
“工蜂”既是青年知识分子，又以自身智识培养青年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他们代表了越来越庞大的中国知识青年群体。
刘昕亭：研究“工蜂”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廉思：总体说来，在一切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都是充满批判精神的。而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承的大学青年教师，则是对社会现实持最激烈的批判态度且有足够影响力的一个群体。
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影响路径并不相同：有些国家在意识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后积极响应，成功地沟通、对话、合作，使青年知识分子成为建设性的批判者；有些国家始终不能将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纳入到体制容许的轨道之内，社会长期处于激烈对抗状态，直到体制自身发生变更；有些国家采取笼络和收买的方式平息部分批判的声音，但不久之后又要费尽心思拉拢不断涌现的新的青年知识分子……
而要了解青年知识分子的路径选择，首先就需要深入了解当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大学青年教师为代表）的基本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此领域虽有很多感性的和个别的议论或报道，却缺乏方法严谨的调查研究。我们团队历时一年有余，调查了全国5000多名高校青年教师，较为全面地描绘出当前中国大学青年教师生活和思想的全图，最终推出了这部《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
刘昕亭：其实对于您个人，我一直很好奇。您在中国人民大学待了近10年，读了3个学位，换了4个专业，经济学学士，管理学硕士，法学博士，还有一个政治学博士后（北大）。经、管、法，所有的社科专业学了个遍。像我这样一门专业，读了10年的人，简直都要震惊了。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您一次次改变了您的专业方向？
廉思：每一次的专业选择，都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感觉到自身有对这方面知识的渴望。会计学本科，属于微观思维，锻炼了自己相对缜密的学风；管理学硕士，属于中观思维，砥砺了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法学博士，属于宏观思维，坚定了自己内心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政治学博士后，属于全球思维，开阔了自己中外比较的国际视野。工作后，选择了社会学作为研究方向，可以将以前习得的各种知识有机整合起来，多角度看待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正因为有了这些不同的学科积淀，才使我愈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才能使我在学术追求中始终坚持“尊上，不唯上；读书，不唯书；求实，只唯实”。
依我浅见，专业知识和专业外知识其实并不矛盾，两者会以各种形式联系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善于捕捉那些似乎与自己前途无关紧要的知识。越是有意识地学习那些与自己从事的专业有距离的知识，对自己今后从事的创造性工作就越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学过的东西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发挥作用是难以预料的，如果把知识比作植物的话，各种知识的地下茎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相互连接起来。
刘昕亭：在任何意义上说，您的调查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成功与关注，不知道您现在做调查的最大困难来自哪里？经费？人员？同行评价？还有，我很想知道，您的团队是怎么招募起来的？是志愿者还是您的学生？你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合作状态？
廉思：做调查的最大困难自然是经费，几年来我们的调查研究，全由我个人的收入支撑，而我也是青年教师，也是一个工蜂，作为一个副教授，申请课题的难度和经费可想而知，课题组其他成员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人，很多人还都是在校生，经济十分拮据。 团队中发放问卷的400多个调研员都是招募的志愿者，团队核心成员30人都是来自不同高校和单位的研究生和工作人员，其中有一部分是原来《蚁族》课题组的成员，还有一部分是新加入的成员。
由于我们的团队成员分别来自不同的高校和单位，大家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任务，我们只能在晚上和周末开会研讨，有时课题组需要到外地做调研，还要向所在学校和单位请假。所以我们几年来一直坚持做社会调查确实不易，现在的工作环境也和当年“蚁族”研究时一样，很艰苦，平时开会在乒乓球台上，晚上写稿子大都在麦当劳24小时店。这样的工作条件，非但对我们不是一种痛苦，反而是一种乐趣和磨砺，对于我们来说，为盛世唱赞歌，已有很多人在做，我们从来都更注目忧患，我们总觉得应成为“遒人”。在古代，遒人的重要职责就是每岁孟春摇动木铎，将古代圣王谟训宣布到全国各地。当然，遒人还有上传的职责，巡行于各地，进行必要的采风。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团队正在做着遒人的工作：下大力气、下真工夫，沉下心来做大量深入一线、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同时将在社会调查中所得的一些感悟呈现出来，试图对国计民生有所影响，并引发社会的共鸣与思考，然后重回学术寂寞。可以说，在整个团队，希望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尽绵薄之力促进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我们学术动力的最大源泉，并得到所有成员的高度共识。
《工蜂》之青年
刘昕亭：很有意思的是，我的导师（60年代生人，80年代留校工作）跟我回忆，他们当年还是“青椒”的时候，也是没房子，穷到死。那时候是分不到，现在是买不起。其实陈平原老师的访谈也提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大学青年教师的惨淡生存，是今天整个中国青年共同的焦虑与困难，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就是所谓的“工蜂”问题，其实是中国青年的普遍状况，不分行业。
廉思：“工蜂”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和强烈反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了现象本身或者是新词语所引起的好奇心外，就是“工蜂”与很多人内心产生的共鸣。从表面上看，“工蜂”虽然指青年教师，但在本质上，“工蜂”恰如其分地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青年人的生存现状与内心理想，每个人都会从这个词中体会到苦痛焦虑与梦想希望。简单地说，“工蜂”身上或多或少有我们的影子，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
据我们的调查显示，目前高校青年教师工资收入偏低，工资收入呈“尖峰薄尾”的拟正态分布，年工资收入在3—6万元是主体，占接近八成。高校青年教师收入偏低，导致其收支状况不容乐观。在受访青年教师中，有31.1%每月有结余，而68.9%处于收支平衡或“赤字”状态。青年教师刚入职不久，工资和职称相对较低，申请课题经费难度较大，同时结婚、买房、买车、子女升学、赡养老人等现实问题又需要很大开销，收入和支出两方面的挤压作用迫使很多青年教师在工作之余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活动，采取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以“贴补家用”。调查显示，有14.2%的受访者兼职收入已经取代工资收入成为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校外兼职过多，已严重影响了高校青年老师的正常科研和教学工作。此外，高校青年教师拥有独立房产的比例没有过半。多数青年教师在做“房奴”甚至“为做房奴而努力”。
这样的生存状态正是当前绝大多数青年的现实。只有经济独立，才能做到人格独立；只有具备独立的人格，才能产生独立的学术思想；独立的富有创见的学术思想，才是影响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源泉。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切实提高青年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才能真正发挥“工蜂”的聪明才智。
刘昕亭：据我所知，您研究的群体，还包括80后海龟、新生代农民工，您在最近的一篇访谈里说“想拼出一幅当代中国各青年群体生存状态的‘全景图’。”（《中国教育报》，2012.9.28）。我很想知道您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社会的青年？我小时候是读着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这样的文章长大的，可是眼下，作为青年，我真是愧对这样的热望。
廉思：国家对青年的评价和定位是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的一代。改革开放30年来，青年人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30年前，《中国青年》上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曾经引起了社会大讨论，潘晓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时代在前进，但她触摸不到时代的臂膀，她的疑惑是：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潘晓那个时候，80后大多还没有出生，但巧合的是，在“蚁族”这些80后身上我也看到了同样的困惑。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然不是改革开放初期“遍地是金”的年代，80后必须奋斗，那是因为“努力了，奋斗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不奋斗，一定不成功。”80后必须学习，那是因为“没有知识，肯定不能改变你的命运；但有了知识，也未必就能改变你的命运。”
我们的书主要是想促进青年人思考，思考什么？思考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思考在国家政策下，个人如何去应对和做出选择。我知道，很多大学毕业生去西部是为了考研加分和城市户口，很多人当村官是为了有两年基层工作经验然后考公务员尽快离开。我们不能一味地责怪这些年轻人现实，而是现实让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社会呼唤青年人要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但是对于现实中的个人来讲，既不能只讲奉献不谈利益，也不应只谈利益不讲奉献。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权重，“蚁族”“工蜂”让我们反思了很多。
对于青年来说，“工蜂”本身这个概念就体现着强烈的“冲突性”，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不愿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工蜂”，仅为蜂群的生存与繁衍扮演预定和特定的角色。当代青年向往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而现代社会的构建围绕着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展开，其目的是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实现个人价值的平等机会。这就体现了青年知识分子中自由与枷锁、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紧张冲突。
我们可以深刻地感觉到，如神九一样的国家发展重大成就事件，对青年爱国情感的激励效果存在一种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目前已有不少青年产生了类似的情绪，认为“无非是一次航天发射，没有必要对其感到骄傲与自豪”，认为“自身的生活还没看到希望，干嘛要关注这些东西”。因此，我们的国家要想把握住青年，赢得认同感，单纯依靠这样宏大事件的激励已远远不够了，不仅要给青年以国家的希望，更要给他们个人发展的希望。 刘昕亭：去年您告诉我在做有关高校青年生存状况调查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前不久收到您寄来的样书的时候，看到“工蜂”两个字，我心里是很震惊的，觉得特别特别沮丧，特别特别绝望。是真的！在“工蜂”之前，我身边的青年教师朋友都以“青椒”自称。“青椒”，就是还不成熟，还需要时间成长，可能假以时日，投以养料，青椒也是可以大红大紫的。可是“工蜂”就不一样了，特别触动我的地方在于，工蜂是没有生殖能力的，它无法繁衍后代。我突然就觉得，这会不会是这一代青年教师的命运？根本不能从事生产性的学术研究，思想没有繁衍、增殖的可能。特别是第三部分的调查，无论是从阅读量、知识的更新速度，还是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热情来说，我觉得今天的学术青年，正在“下流化”，我借用了三浦展所提出的“下流社会”，就是说人们普遍对人生缺乏热情，精神上完全失去了向上发展的动力。我也很痛苦，我很多正在写作博士论文的同学跟我说，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写的都是学术垃圾，什么用都没有，我听到觉得特别心酸。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生存，而是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没有梦想，没有抱负，根本没有真正的学术生产力。您的著作突出了这种生存之困，其实也告诉我们这种精神上的困境。所以，《工蜂》真的不是一本能够让人愉悦的书啊。
廉思：是啊，其实，大学青年教师的困惑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困惑。在做《工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问题是当下的新问题，如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与普及对大学青年教师到底会带来哪些改变？在知识与力量相背离的年代，当今中国还能出大师吗？也有些是几代人一直苦苦思索仍没有答案的旧问题，如士人———学人之变给大学青年教师带来哪些挑战？现代大学制度起源于西方，那么中国的大学精神究竟是什么？还有些是全人类面临的普适性问题，比如当知识分子学院化以后，大学给青年知识分子准备了一份什么样的“见面礼”？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公共批判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应当说，这些不同层次的问题交叉叠加在一起，都在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有所体现。
当下，社会的急剧转型使青年知识分子出现了普遍的焦虑并产生了严重的分化，极大地削弱了其话语权的表达。青年知识分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变革的急先锋，但青年知识分子因为年轻、激进、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冲动，只忠于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而不考虑社会的现实条件。他们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与批判，却不能有力推进社会现实的变革，由此滋生了普遍的焦虑情绪。特别是当他们置身于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就会发现，相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经济效益而言，他们的人文关怀与批判反思常常被视为不合时宜。这在很大程度上又进一步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地位，因而其话语权也就无力伸张。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内部开始发生严重的分化，除了传统知识分子之外，出现了有机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前者是葛兰西提出来的，与一定的社会体制或利益集团存在着某种有机的思想联系，作为阶级或阶层代言人而出现，后者是福柯针对普遍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他们只是从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通过专业分析的方式，拆解社会隐蔽的权力关系。
此外，现代青年知识分子比以前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更容易受到市场化的侵扰，其话语权的表达不再是以上述基本内涵与实质为基准，而是受到市场利益的左右，其公共性的品质逐渐消失。知识分子的市场化和职业化，使他们不再是曼海姆意义上的“自由的漂移者”，而与现存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有的人愿意成为某个阶级或集团的代言人，因而丧失了超越于现存体制的公共良知，丧失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深刻关怀，甚至出现了话语“倒戈”现象。尽管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承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已经广泛渗透于现代媒体与社会生活之中，因而很容易湮没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为“社会良知”的话语表达造成了新的困境。
《工蜂》之大学
刘昕亭：最近又到考博季，我推荐准备考博士的师弟师妹们先读读您这本书，了解一下青年教师的基本生存现状。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比《蚁族》更甚，打破了人们一厢情愿的想象。这个想象是关于教育、关于大学的。在美国有一个政治很不正确的笑话讲，你去问那些新移民们打算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黑人告诉你，要靠民权运动！拉丁裔说，打工，不停打工！亚洲人会说，要上常春藤！这个笑话揭露的是美国种族沙拉酱的残酷现实，但也提醒我们，亚洲人对教育的这种崇高信仰可谓矢志不渝———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可是今天我们调侃地说“知识改变命运”，是因为更多的知识，非但没有让我们的生存变得更好，反而更坏了，朋友们都说“学术穷三代，读博毁一生”。我很想知道，您作为一个学院中人，如何看待大学教育在今天中国社会所处的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
廉思：做学问，从事创新性工作，肯定功利色彩不能太强，因为必须耐得寂寞，要有“逆流”而上的精神，能坐“冷板凳”，敢啃“硬骨头”。所以，往往是对学问真心感兴趣的，才会做学问，且一直做下去。青年拔尖人才的培养要有点公共精神和宽容精神，要去功利化，不能在确定不会被欺骗时才去信任，在知道有所回报时才去投入。
现有的科研管理是量化的，它要求在职称评审的时候，每个岗位每年（或者一个评审周期）要完成多少篇论文，并且在特定类期刊（SCI，SSCI，CSSCI等等）上必须发表多少篇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当然，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些规则有一定的道理。量化评审的标准易于把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职称评审中的腐败。然而，这样做的问题就是让很多青年教师不能潜心从事自己的研究，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发表文章和著作。于是就有了核心期刊的增刊，有了各种收钱发文章的“核心”期刊，有了各种出版资助。
科研管理改革，我认为，首先是分清专业领域，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可以采取项目申请制，但必须严格对项目申请的管理。对于人文社科领域，除特定项目（如社会学、考古等需要事先投入大量资金外），可以考虑采取不对项目进行事先申请，而改为事后对成果的奖励，这样既不鼓励跑项目写标书，减少了各种“豆腐渣”项目，同时又鼓励大家产出好的成果。其次是废除量化评审模式，代之以严格的校外专家（甚至国外专家）盲审和内部专家小组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美国很少有高校像中国这样施行职称评审上的“科学管理”，但是这并没有造成美国教授的整体水平低下。因为在美国高校里，如果让学术上平庸的人步步高升，长远来看会毁掉一个院系或者学校的声誉，从而造成生源减少、生源质量差、同行评价低等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高校的终身职位如此难拿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昕亭：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最后一个章节关于女教师的调查分析。当然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博士，研究也撰写女性主义的文章。不过您提供的这些数据，我还是很吃惊的，比如您在书中提到的，我国高校女教师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6.48%，确实是比较高了。而且我承认，这部分围绕“角色冲突”的分析，是很切中高知女性的现实困境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高校的工作环境，还是给女性提供了相当多的自我价值实现的空间。至少在职业上，我认为高校提供给了更为宽松、更具弹性的职业环境。就我自己的观察来说，女教师会受到很多照顾。比如生产，在高校女教师怀孕，一般系里会酌情减少课程，而且不再担任公选课。孩子出生以后，考虑到哺乳期，课程也会少一点，代课时间会灵活一点。相较于很多害怕职位被顶替，压根不敢生产的职场女性，我觉得校园的环境还是很宽松的。我很认同您关于女教师的分析，而且我很信仰女性主义，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体制恐怕对男人更残酷一些。我很想知道，在您最初的构想中，就是有专门关于女教师的调查吗？这方面的调查，是由女志愿者完成的吗？
廉思：是的，我们的问卷设计中，专门设计了女性青年部分，一共10余道题，涉及女性青年教师的日常生活、工作求职、科研经费、职称评选、社会评价、婚姻家庭、恋爱生育等内容。而这部分的调查报告撰写，也恰恰是由两位北京大学的女博士向宁和雅静完成的，她们完成这部分报告的撰写后，曾戏言再也不想到大学当老师了。
当今时代，大学女教师群体的扩大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几乎占据了学术职业的“半壁江山”。高校女教师作为女性中的佼佼者，是我国妇女中受教育水平、经济和政治地位最高、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群体，这一群体在职业共同体中发展状况对社会的两性平等的推进具有指标意义。而且促进高校女教师的发展不仅有利于高校女教师自身的成长与发展，也是高校整体发展的需要，还能丰富高校人力资源尤其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对社会而言，不仅对于整体女性人力资本的提升具有示范意义，对社会的创新发展、鼓励女性选择学术职业和国家的创新人才战略也就有重要价值。因此学术职业中的女性进入与发展问题成了诸多研究关注的对象。
关于大学教师职业发展，虽有学者提出由于从业男女性别比接近平均，说明学术职业已不再是一种性别隔离性职业，但女教师低职位、低层次的比例远高于男性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更多的研究还证实了女教师学术职业发展中的“玻璃天花板”现象。之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主要因为不同研究选取的关注点存在差异。已有数据资料说明，目前中国高校在女性进入的问题上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在女性发展方面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纵向职业性别隔离现象。
总体来说，中国高校女教师在职业发展方面基本呈现金字塔状：基数较大（女教师比例与男性基本持平），但越往高端发展，女性比例越低，顶部十分尖锐（女院士不到6%）。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更高的教育和选择了学术职业，但随着职位中具有的学术地位、管理责任和经济收入等因素的提升，女性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由于资源配置多向高职称教师倾斜，不难想象大学中的机会优势、资源优势均偏向于男性，女性整体上处于劣势；从个人与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来看，男性的价值实现整体都高于女性。而且在学校管理层，女教师担任高校重要领导的人数也极少。因此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高校仍然是一个男性中心主义组织，女教师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大学青年女教师作为现代职业女性角色丛和角色冲突困境的典型性群体，分析该群体的家庭、职业环境乃至社会舆论对这一角色与地位的要求及其所面临的压力，对研究新时代女性角色冲突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我们的书通过实地调查高校青年女教师对自身角色丛的认知状况，多维度的呈现青年女性教师角色丛和角色冲突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并对其社会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责任编辑张娟）
采访人：刘昕亭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
《工蜂》之廉思
刘昕亭：随着新书《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的面世，廉思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品牌———以社会调查的方式，接近或者说显影一个弱势的群体，而这个所谓的“底层”，多少有点让我们措手不及：“蚁族”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天之骄子，大学毕业生中的低收入聚居群体；“工蜂”作为在大学任教的青年老师，更是我们常识中的绝对“中产”，但是却以“底层”的自我认知显影。去发掘并且凸显出这样一个个群体，关注他们的生存与情感，梦想与焦虑，从最初的“蚁族”到现在的“工蜂”，我想这些研究对象的选取，恐怕并非草率，这是与您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有关，也与您个人的理想和作为一位学者的抱负有关。我很想知道，是出于什么样考虑，促成您选择这些群体作为研究的对象？
廉思：《工蜂》是我们团队当代知识青年研究的三部曲之二，我们对知识青年研究的第一部曲是2009年出版的《蚁族》，书中首次提出“蚁族”概念，第一次向社会揭示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存状态。“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其实质是反映了“学历资本在阶层晋升中的贬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映了以学历为代表的制度性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至阶级位置的关系正在发生复杂的变化。“蚁族”引发我们思考：以学历资本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中国阶级晋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机制究竟是什么？比“蚁族”具有更高文化资本的群体是否也遭遇到了和“蚁族”同样的命运？这构成了我们做高校青年教师研究的初衷和动力。
工蜂这一概念其实质是凸显了当前包括大学青年教师在内的整个青年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
一方面，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1999年高校扩招，造就了一大批知识青年，使知识生产与传播不再局限于传统社会中的“读书人”，极大地扩展了文化知识的传播人群与受益人群。知识青年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尤其是微博的出现，为知识青年的话语表达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隐藏着一种挑战权威的精神，他们对社会公共生活积极参与，力图以知识的权威来改变社会中的不合理现状。他们以年轻人独有的激情和专业特长，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与其他社群不同的是，他们具有更强的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
“工蜂”既是青年知识分子，又以自身智识培养青年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他们代表了越来越庞大的中国知识青年群体。
刘昕亭：研究“工蜂”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廉思：总体说来，在一切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都是充满批判精神的。而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承的大学青年教师，则是对社会现实持最激烈的批判态度且有足够影响力的一个群体。
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影响路径并不相同：有些国家在意识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后积极响应，成功地沟通、对话、合作，使青年知识分子成为建设性的批判者；有些国家始终不能将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纳入到体制容许的轨道之内，社会长期处于激烈对抗状态，直到体制自身发生变更；有些国家采取笼络和收买的方式平息部分批判的声音，但不久之后又要费尽心思拉拢不断涌现的新的青年知识分子……
而要了解青年知识分子的路径选择，首先就需要深入了解当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大学青年教师为代表）的基本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此领域虽有很多感性的和个别的议论或报道，却缺乏方法严谨的调查研究。我们团队历时一年有余，调查了全国5000多名高校青年教师，较为全面地描绘出当前中国大学青年教师生活和思想的全图，最终推出了这部《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
刘昕亭：其实对于您个人，我一直很好奇。您在中国人民大学待了近10年，读了3个学位，换了4个专业，经济学学士，管理学硕士，法学博士，还有一个政治学博士后（北大）。经、管、法，所有的社科专业学了个遍。像我这样一门专业，读了10年的人，简直都要震惊了。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您一次次改变了您的专业方向？
廉思：每一次的专业选择，都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感觉到自身有对这方面知识的渴望。会计学本科，属于微观思维，锻炼了自己相对缜密的学风；管理学硕士，属于中观思维，砥砺了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法学博士，属于宏观思维，坚定了自己内心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政治学博士后，属于全球思维，开阔了自己中外比较的国际视野。工作后，选择了社会学作为研究方向，可以将以前习得的各种知识有机整合起来，多角度看待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正因为有了这些不同的学科积淀，才使我愈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才能使我在学术追求中始终坚持“尊上，不唯上；读书，不唯书；求实，只唯实”。
依我浅见，专业知识和专业外知识其实并不矛盾，两者会以各种形式联系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善于捕捉那些似乎与自己前途无关紧要的知识。越是有意识地学习那些与自己从事的专业有距离的知识，对自己今后从事的创造性工作就越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学过的东西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发挥作用是难以预料的，如果把知识比作植物的话，各种知识的地下茎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相互连接起来。
刘昕亭：在任何意义上说，您的调查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成功与关注，不知道您现在做调查的最大困难来自哪里？经费？人员？同行评价？还有，我很想知道，您的团队是怎么招募起来的？是志愿者还是您的学生？你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合作状态？
廉思：做调查的最大困难自然是经费，几年来我们的调查研究，全由我个人的收入支撑，而我也是青年教师，也是一个工蜂，作为一个副教授，申请课题的难度和经费可想而知，课题组其他成员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人，很多人还都是在校生，经济十分拮据。 团队中发放问卷的400多个调研员都是招募的志愿者，团队核心成员30人都是来自不同高校和单位的研究生和工作人员，其中有一部分是原来《蚁族》课题组的成员，还有一部分是新加入的成员。
由于我们的团队成员分别来自不同的高校和单位，大家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任务，我们只能在晚上和周末开会研讨，有时课题组需要到外地做调研，还要向所在学校和单位请假。所以我们几年来一直坚持做社会调查确实不易，现在的工作环境也和当年“蚁族”研究时一样，很艰苦，平时开会在乒乓球台上，晚上写稿子大都在麦当劳24小时店。这样的工作条件，非但对我们不是一种痛苦，反而是一种乐趣和磨砺，对于我们来说，为盛世唱赞歌，已有很多人在做，我们从来都更注目忧患，我们总觉得应成为“遒人”。在古代，遒人的重要职责就是每岁孟春摇动木铎，将古代圣王谟训宣布到全国各地。当然，遒人还有上传的职责，巡行于各地，进行必要的采风。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团队正在做着遒人的工作：下大力气、下真工夫，沉下心来做大量深入一线、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同时将在社会调查中所得的一些感悟呈现出来，试图对国计民生有所影响，并引发社会的共鸣与思考，然后重回学术寂寞。可以说，在整个团队，希望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尽绵薄之力促进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我们学术动力的最大源泉，并得到所有成员的高度共识。
《工蜂》之青年
刘昕亭：很有意思的是，我的导师（60年代生人，80年代留校工作）跟我回忆，他们当年还是“青椒”的时候，也是没房子，穷到死。那时候是分不到，现在是买不起。其实陈平原老师的访谈也提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大学青年教师的惨淡生存，是今天整个中国青年共同的焦虑与困难，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就是所谓的“工蜂”问题，其实是中国青年的普遍状况，不分行业。
廉思：“工蜂”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和强烈反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了现象本身或者是新词语所引起的好奇心外，就是“工蜂”与很多人内心产生的共鸣。从表面上看，“工蜂”虽然指青年教师，但在本质上，“工蜂”恰如其分地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青年人的生存现状与内心理想，每个人都会从这个词中体会到苦痛焦虑与梦想希望。简单地说，“工蜂”身上或多或少有我们的影子，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
据我们的调查显示，目前高校青年教师工资收入偏低，工资收入呈“尖峰薄尾”的拟正态分布，年工资收入在3—6万元是主体，占接近八成。高校青年教师收入偏低，导致其收支状况不容乐观。在受访青年教师中，有31.1%每月有结余，而68.9%处于收支平衡或“赤字”状态。青年教师刚入职不久，工资和职称相对较低，申请课题经费难度较大，同时结婚、买房、买车、子女升学、赡养老人等现实问题又需要很大开销，收入和支出两方面的挤压作用迫使很多青年教师在工作之余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活动，采取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以“贴补家用”。调查显示，有14.2%的受访者兼职收入已经取代工资收入成为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校外兼职过多，已严重影响了高校青年老师的正常科研和教学工作。此外，高校青年教师拥有独立房产的比例没有过半。多数青年教师在做“房奴”甚至“为做房奴而努力”。
这样的生存状态正是当前绝大多数青年的现实。只有经济独立，才能做到人格独立；只有具备独立的人格，才能产生独立的学术思想；独立的富有创见的学术思想，才是影响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源泉。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切实提高青年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才能真正发挥“工蜂”的聪明才智。
刘昕亭：据我所知，您研究的群体，还包括80后海龟、新生代农民工，您在最近的一篇访谈里说“想拼出一幅当代中国各青年群体生存状态的‘全景图’。”（《中国教育报》，2012.9.28）。我很想知道您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社会的青年？我小时候是读着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这样的文章长大的，可是眼下，作为青年，我真是愧对这样的热望。
廉思：国家对青年的评价和定位是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的一代。改革开放30年来，青年人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30年前，《中国青年》上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曾经引起了社会大讨论，潘晓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时代在前进，但她触摸不到时代的臂膀，她的疑惑是：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潘晓那个时候，80后大多还没有出生，但巧合的是，在“蚁族”这些80后身上我也看到了同样的困惑。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然不是改革开放初期“遍地是金”的年代，80后必须奋斗，那是因为“努力了，奋斗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不奋斗，一定不成功。”80后必须学习，那是因为“没有知识，肯定不能改变你的命运；但有了知识，也未必就能改变你的命运。”
我们的书主要是想促进青年人思考，思考什么？思考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思考在国家政策下，个人如何去应对和做出选择。我知道，很多大学毕业生去西部是为了考研加分和城市户口，很多人当村官是为了有两年基层工作经验然后考公务员尽快离开。我们不能一味地责怪这些年轻人现实，而是现实让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社会呼唤青年人要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但是对于现实中的个人来讲，既不能只讲奉献不谈利益，也不应只谈利益不讲奉献。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权重，“蚁族”“工蜂”让我们反思了很多。
对于青年来说，“工蜂”本身这个概念就体现着强烈的“冲突性”，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不愿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工蜂”，仅为蜂群的生存与繁衍扮演预定和特定的角色。当代青年向往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而现代社会的构建围绕着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展开，其目的是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实现个人价值的平等机会。这就体现了青年知识分子中自由与枷锁、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紧张冲突。
我们可以深刻地感觉到，如神九一样的国家发展重大成就事件，对青年爱国情感的激励效果存在一种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目前已有不少青年产生了类似的情绪，认为“无非是一次航天发射，没有必要对其感到骄傲与自豪”，认为“自身的生活还没看到希望，干嘛要关注这些东西”。因此，我们的国家要想把握住青年，赢得认同感，单纯依靠这样宏大事件的激励已远远不够了，不仅要给青年以国家的希望，更要给他们个人发展的希望。 刘昕亭：去年您告诉我在做有关高校青年生存状况调查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前不久收到您寄来的样书的时候，看到“工蜂”两个字，我心里是很震惊的，觉得特别特别沮丧，特别特别绝望。是真的！在“工蜂”之前，我身边的青年教师朋友都以“青椒”自称。“青椒”，就是还不成熟，还需要时间成长，可能假以时日，投以养料，青椒也是可以大红大紫的。可是“工蜂”就不一样了，特别触动我的地方在于，工蜂是没有生殖能力的，它无法繁衍后代。我突然就觉得，这会不会是这一代青年教师的命运？根本不能从事生产性的学术研究，思想没有繁衍、增殖的可能。特别是第三部分的调查，无论是从阅读量、知识的更新速度，还是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热情来说，我觉得今天的学术青年，正在“下流化”，我借用了三浦展所提出的“下流社会”，就是说人们普遍对人生缺乏热情，精神上完全失去了向上发展的动力。我也很痛苦，我很多正在写作博士论文的同学跟我说，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写的都是学术垃圾，什么用都没有，我听到觉得特别心酸。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生存，而是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没有梦想，没有抱负，根本没有真正的学术生产力。您的著作突出了这种生存之困，其实也告诉我们这种精神上的困境。所以，《工蜂》真的不是一本能够让人愉悦的书啊。
廉思：是啊，其实，大学青年教师的困惑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困惑。在做《工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问题是当下的新问题，如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与普及对大学青年教师到底会带来哪些改变？在知识与力量相背离的年代，当今中国还能出大师吗？也有些是几代人一直苦苦思索仍没有答案的旧问题，如士人———学人之变给大学青年教师带来哪些挑战？现代大学制度起源于西方，那么中国的大学精神究竟是什么？还有些是全人类面临的普适性问题，比如当知识分子学院化以后，大学给青年知识分子准备了一份什么样的“见面礼”？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公共批判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应当说，这些不同层次的问题交叉叠加在一起，都在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有所体现。
当下，社会的急剧转型使青年知识分子出现了普遍的焦虑并产生了严重的分化，极大地削弱了其话语权的表达。青年知识分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变革的急先锋，但青年知识分子因为年轻、激进、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冲动，只忠于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而不考虑社会的现实条件。他们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与批判，却不能有力推进社会现实的变革，由此滋生了普遍的焦虑情绪。特别是当他们置身于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就会发现，相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经济效益而言，他们的人文关怀与批判反思常常被视为不合时宜。这在很大程度上又进一步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地位，因而其话语权也就无力伸张。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内部开始发生严重的分化，除了传统知识分子之外，出现了有机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前者是葛兰西提出来的，与一定的社会体制或利益集团存在着某种有机的思想联系，作为阶级或阶层代言人而出现，后者是福柯针对普遍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他们只是从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通过专业分析的方式，拆解社会隐蔽的权力关系。
此外，现代青年知识分子比以前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更容易受到市场化的侵扰，其话语权的表达不再是以上述基本内涵与实质为基准，而是受到市场利益的左右，其公共性的品质逐渐消失。知识分子的市场化和职业化，使他们不再是曼海姆意义上的“自由的漂移者”，而与现存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有的人愿意成为某个阶级或集团的代言人，因而丧失了超越于现存体制的公共良知，丧失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深刻关怀，甚至出现了话语“倒戈”现象。尽管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承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已经广泛渗透于现代媒体与社会生活之中，因而很容易湮没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为“社会良知”的话语表达造成了新的困境。
《工蜂》之大学
刘昕亭：最近又到考博季，我推荐准备考博士的师弟师妹们先读读您这本书，了解一下青年教师的基本生存现状。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比《蚁族》更甚，打破了人们一厢情愿的想象。这个想象是关于教育、关于大学的。在美国有一个政治很不正确的笑话讲，你去问那些新移民们打算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黑人告诉你，要靠民权运动！拉丁裔说，打工，不停打工！亚洲人会说，要上常春藤！这个笑话揭露的是美国种族沙拉酱的残酷现实，但也提醒我们，亚洲人对教育的这种崇高信仰可谓矢志不渝———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可是今天我们调侃地说“知识改变命运”，是因为更多的知识，非但没有让我们的生存变得更好，反而更坏了，朋友们都说“学术穷三代，读博毁一生”。我很想知道，您作为一个学院中人，如何看待大学教育在今天中国社会所处的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
廉思：做学问，从事创新性工作，肯定功利色彩不能太强，因为必须耐得寂寞，要有“逆流”而上的精神，能坐“冷板凳”，敢啃“硬骨头”。所以，往往是对学问真心感兴趣的，才会做学问，且一直做下去。青年拔尖人才的培养要有点公共精神和宽容精神，要去功利化，不能在确定不会被欺骗时才去信任，在知道有所回报时才去投入。
现有的科研管理是量化的，它要求在职称评审的时候，每个岗位每年（或者一个评审周期）要完成多少篇论文，并且在特定类期刊（SCI，SSCI，CSSCI等等）上必须发表多少篇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当然，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些规则有一定的道理。量化评审的标准易于把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职称评审中的腐败。然而，这样做的问题就是让很多青年教师不能潜心从事自己的研究，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发表文章和著作。于是就有了核心期刊的增刊，有了各种收钱发文章的“核心”期刊，有了各种出版资助。
科研管理改革，我认为，首先是分清专业领域，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可以采取项目申请制，但必须严格对项目申请的管理。对于人文社科领域，除特定项目（如社会学、考古等需要事先投入大量资金外），可以考虑采取不对项目进行事先申请，而改为事后对成果的奖励，这样既不鼓励跑项目写标书，减少了各种“豆腐渣”项目，同时又鼓励大家产出好的成果。其次是废除量化评审模式，代之以严格的校外专家（甚至国外专家）盲审和内部专家小组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美国很少有高校像中国这样施行职称评审上的“科学管理”，但是这并没有造成美国教授的整体水平低下。因为在美国高校里，如果让学术上平庸的人步步高升，长远来看会毁掉一个院系或者学校的声誉，从而造成生源减少、生源质量差、同行评价低等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高校的终身职位如此难拿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昕亭：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最后一个章节关于女教师的调查分析。当然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博士，研究也撰写女性主义的文章。不过您提供的这些数据，我还是很吃惊的，比如您在书中提到的，我国高校女教师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6.48%，确实是比较高了。而且我承认，这部分围绕“角色冲突”的分析，是很切中高知女性的现实困境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高校的工作环境，还是给女性提供了相当多的自我价值实现的空间。至少在职业上，我认为高校提供给了更为宽松、更具弹性的职业环境。就我自己的观察来说，女教师会受到很多照顾。比如生产，在高校女教师怀孕，一般系里会酌情减少课程，而且不再担任公选课。孩子出生以后，考虑到哺乳期，课程也会少一点，代课时间会灵活一点。相较于很多害怕职位被顶替，压根不敢生产的职场女性，我觉得校园的环境还是很宽松的。我很认同您关于女教师的分析，而且我很信仰女性主义，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体制恐怕对男人更残酷一些。我很想知道，在您最初的构想中，就是有专门关于女教师的调查吗？这方面的调查，是由女志愿者完成的吗？
廉思：是的，我们的问卷设计中，专门设计了女性青年部分，一共10余道题，涉及女性青年教师的日常生活、工作求职、科研经费、职称评选、社会评价、婚姻家庭、恋爱生育等内容。而这部分的调查报告撰写，也恰恰是由两位北京大学的女博士向宁和雅静完成的，她们完成这部分报告的撰写后，曾戏言再也不想到大学当老师了。
当今时代，大学女教师群体的扩大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几乎占据了学术职业的“半壁江山”。高校女教师作为女性中的佼佼者，是我国妇女中受教育水平、经济和政治地位最高、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群体，这一群体在职业共同体中发展状况对社会的两性平等的推进具有指标意义。而且促进高校女教师的发展不仅有利于高校女教师自身的成长与发展，也是高校整体发展的需要，还能丰富高校人力资源尤其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对社会而言，不仅对于整体女性人力资本的提升具有示范意义，对社会的创新发展、鼓励女性选择学术职业和国家的创新人才战略也就有重要价值。因此学术职业中的女性进入与发展问题成了诸多研究关注的对象。
关于大学教师职业发展，虽有学者提出由于从业男女性别比接近平均，说明学术职业已不再是一种性别隔离性职业，但女教师低职位、低层次的比例远高于男性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更多的研究还证实了女教师学术职业发展中的“玻璃天花板”现象。之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主要因为不同研究选取的关注点存在差异。已有数据资料说明，目前中国高校在女性进入的问题上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在女性发展方面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纵向职业性别隔离现象。
总体来说，中国高校女教师在职业发展方面基本呈现金字塔状：基数较大（女教师比例与男性基本持平），但越往高端发展，女性比例越低，顶部十分尖锐（女院士不到6%）。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更高的教育和选择了学术职业，但随着职位中具有的学术地位、管理责任和经济收入等因素的提升，女性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由于资源配置多向高职称教师倾斜，不难想象大学中的机会优势、资源优势均偏向于男性，女性整体上处于劣势；从个人与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来看，男性的价值实现整体都高于女性。而且在学校管理层，女教师担任高校重要领导的人数也极少。因此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高校仍然是一个男性中心主义组织，女教师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大学青年女教师作为现代职业女性角色丛和角色冲突困境的典型性群体，分析该群体的家庭、职业环境乃至社会舆论对这一角色与地位的要求及其所面临的压力，对研究新时代女性角色冲突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我们的书通过实地调查高校青年女教师对自身角色丛的认知状况，多维度的呈现青年女性教师角色丛和角色冲突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并对其社会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