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高德良从国营厂下海干起了个体户，并因当时政策的限制和社会的偏见而上书党中央, 吁请立法保护个体工商户的合法私有财产,并开放个体户雇工，允许国家银行给个体户贷款。
　　
　　【人物档案·高德良】
　　1949年6月出生于香港，1951年随父母回到广州。做过6年知青、6年产业工人，1980年4月辞职，创办第一家“太爷鸡”店。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个体户。广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
　　
　　“爸爸，你有什么了不起的？顶多是一个卖鸡的！”“你别小看我这卖鸡的，卖鸡也能卖出个百万富翁！”这是20多年前高德良与他儿子的一段对话。
　　高德良是邓小平推行改革政策后中国第一批个体户之一，第一个得到国家银行贷款的个体户，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个体工商业者……
　　1980至1981年广州有2000多名个体户，而能生存到现在的不到1/10。在民营经济已经燎原天下的今天，历史不会忘记高德良当年做的一件大事。
　　28年前，广州一个小店主做出一项惊天举动——上书党中央，吁请立法保护个体工商户的合法私有财产，并开放个体户雇工，允许国家银行给个体户贷款。
　　广州文明路37号，就是具有80年历史、驰名全国的周生记“太爷鸡”档口，“太爷鸡”，上世纪初与“东江盐”鸡等并称为“广东四大名鸡”。它的创始人周桂生，清末任广东新会县的知事，辛亥革命后，这位县太爷丢了官，创办“周生记”，以卖熏鸡为业，“太爷鸡”由此得名。解放后“周生记”停业，“太爷鸡”由此消失。
　　高德良是周桂生的外曾孙，自幼得外祖母真传，十几岁就掌握了烹制太爷鸡的技术。1980年，邓小平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传到广东，一个春天的深夜，当时在国营工厂当铆焊工的高德良，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了祖传的“太爷鸡”。既然不甘心在国营工厂过平庸日子，被埋没才华，何不利用祖上留下的技术，为自己创造财富，开拓前程？这个兴奋的念头使他跳下床奋笔疾书，第二天就向政府递交了申请复办“周生记太爷鸡”的报告。在家人帮助下，他筹了500元，领了工商执照，1980年7月20日这天，消失了30年的“周生记太爷鸡”在高家的楼下重新开档。高德良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批个体户之一。
　　
　　28年前非常抉择：
　　干部子弟辞职干个体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从事个体工商业的一般都是被旧体制抛弃的边缘人群——“出身不好”的子弟、生计无着的回城知青、劳改释放犯。只有高德良是出身干部家庭，父母都是老革命，自己又捧着国营工厂“铁饭碗”，放着如此安稳的日子不过要去干个体户，周围的人都怀疑他“神经有问题”。当时工商局也不相信他一个干部子弟真有开档口卖鸡的能力，决定通过临场考试来评定他的资格。高德良当着工商局官员的面，生火、烧水、削鸡、拔毛……胆大心细，眼快手勤，前后不到半个小时，一只皮脆肉香的正宗“太爷鸡”就制作成功了，他的执照也很快得到批准。
　　周生记生意兴隆，却很快招来了麻烦。当时，个体户雇工的合法性还未被政策承认，国务院文件限定雇工最多不得超过5人，周生记开业不久就因为生意好而雇了6个帮工，刚好突破了政策上限，结果被社会上指责为“资本家剥削”。当时政府对个体户征的税也很重，街道又要收取占营业额3%的管理费，个体户们普遍感到负担沉重，多做不如少做，做到“够钱”就行了，高德良的经营积极性也受到挫伤，第二个月营业额降至5000元左右，第三个月降至3000元。
　　面对个体户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年轻气盛的高德良不甘逆来顺受，于是做出了一件在当时极为轰动的大事——上书党中央领导人，为个体户“请命”。1980年10月，高德良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一位领导的鼓励下，大胆给中央领导人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高德良提出，“周生记”打算与外商谈判在香港代销太爷鸡，在深圳、珠海设经销点，但要扩业就必须增加人手，一增加人手，就是“雇工”，如此一来，个体户算不算“资本家”？是“红色”还是“灰色”？法律上能不能保证“他”的地位？
　　高德良在信中还反映了当时国家银行对个体户贷款的限额和利息的不合理：“周生记”要求贷款3000元，仅贷了1000元，就宣布政策界限了。要求再贷，答复是，对“周生记”的扶持到此为止。即使银行经过调查，认为需要3000资金维持经营，也因政策限制，无法再给予贷款。
　　高德良在信中还批评对个体户税收政策的不公平——国家对新办国家或企业可以免税一段时间，但作为“私人企业”，新办没有喘息期。“周生记”开办花了3000多元，但从第一天起就征收重税，商品的营业额征收3%的工商税，还有所得税，如此重税必然减弱个体工商业的竞争力。
　　高德良还提出，他经营“周生记”太爷鸡和饲养出口中猪，实际上是一个人拥有两个企业，按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的。这一问题如何解决？
　　写到这里，联系到建国以来许多以社会主义名义出现的“左”的思维和政策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压制，高德良更加斗胆地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我们三十年来所做的一切，是不是都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否完善和能否跟得上历史的发展？”
　　
　　


　　国家贷款第一人、
　　个体户入党第一批
　　
　　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接到信后，在1981年1月即作了批示，并把他的信转回了广州，引起了广东省、广州市领导的重视。广州市的有关部门对“太爷鸡”的经营情况作了专门调查。终于，政府部门决定通过试验的形式，着手研究该如何解决这些在实际操作中所遇到的问题。1983年，国家实施允许个体经营者贷款的政策，广州便是其中的一个试点。高德良成了最先获得贷款的受益者。太爷鸡的经营得以扩大。
　　高德良1980年提交给中央的申请报告中提出的种种问题，从历史和今天的角度来看，可谓极具超前性。高德良把他的事业放在了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思考，他向大家展示的是一条个体经济发展的新思路，雄心勃勃地向大家勾画着更壮丽的蓝图。高德良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作为一个探索者的重任。
　　在卖鸡生涯中，高德良创下了许多“第一”。第一个要通过临考以鉴定资格获取牌照的个体户；第一个得到国家贷款的个体户；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个体户；第一位向国家提出要立法保护非公有经济的先创者。高德良不是一个寻常的商人，社会上有人说他是社会活动家；有人说他是慈善家。现在的高德良虽已年过五旬，但他依然毫不停息地在商海搏杀，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近况：
　　安做“百万富翁”，事业留给儿子做大
　　
　　“太爷鸡”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广州的名牌商品，曾有一位港商出价1000万元，要“周生记太爷鸡”这个招牌。
　　当问及为何不把事业进一步扩大，开更多的分店时，高德良说，一味地以“大”作为衡量民营企业的标准是不正确的。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用“强”、“长”、“精”这三方面去衡量。我们应该努力创造一些优质的、知名度高的品牌，这样才能开拓更宽广的市场，拥有了市场，企业自然会发展壮大。“我只是满足于每年赚几百万，而不是几千万，做个永远的百万富翁。”
　　虽然一再强调不可盲目做大，但他还是为他的事业扩大打下根基。在香港，他名下拥有两家“太爷鸡”的注册公司，已拥有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等各个方面做大的条件。高德良告诉记者，现在他的小儿子正在店里帮忙，他开玩笑地说只是在学拔鸡毛。小儿子是加拿大留学的海归派，拥有名牌大学双重硕士学位的他在店里干起“拔鸡毛”的活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但高德良告诉我们，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儿子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就必须靠自己的双手赚取资金，不然，何来第一桶金，等将来他有能力了，再把在香港的公司发展壮大起来。
　　
　　小商人不忘忧国，尽责回报小平
　　
　　身为一个小商人，在工作之余，高德良思考得更多的是国家大事——过去的经验教训，如今的经济改革，未来的社会前景。思想孕育着行动，高德良用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去年他当选为广州市侨联委员，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积极参政议政上。几十岁了，高德良还是个直性子的人，发现有什么错误总忍不住要说出来，成了东山区里有名的“炮手”。每年他向上级部门提交的议案就多达20多条。其中多达半数以上会被采用，高德良找到了另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舞台。当记者问高德良从政的目的是什么时，他强调把尽自己的社会责任作为回报邓小平的最实际的行动。其次才是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编辑/张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