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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乃至整个十三五时期，中国宏观政策体系可以归纳为“三个五”
近来，中国政策高层接连发布重要言论，向市场传递了一系列政策信息。我们认为，春节前市场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信心缺失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而春节期间剔除中国因素后的金融市场“压力测试”表明，中国并非全球经济的风险短板。中国政策高层适时发出政策宣告，起到了正本清源、提振信心的短期作用，人民币汇率春节后稳健走强，中国资本市场逆势反弹并带动全球市场开启修复走势。我们判断，中国政策层言必有行，政策宣告后将在政策搭配上进一步展开行动。
政策搭配势在必然。从经济学理论看，内外均衡是一个内涵复杂的多维目标体系，单一政策或缺乏配合的政策组合难以谋求内外均衡同时实现，很容易出现“米德冲突”，即政策调控同时带来一种均衡的改善和另一种均衡的破坏。解决“米德冲突”的方法是政策搭配，“丁伯根法则”认为，政策工具数量不能少于政策目标数量，“蒙代尔指派法则”则认为，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并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是一种选择，而姜波克和程实基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学术研究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论证了，简单和割裂的政策指派是无用的，只有将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同时指派给内外均衡并谋求政策有序搭配，才能实现内外均衡的优化。
从当前现实来看，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在三期叠加的压力之下，中国经济同时面对内外失衡的挑战，单一政策即便正确且势在必然，也很难单独有序施行并取得预期成效。例如，积极财政政策以通过PPP项目拉动基建投资为重要抓手，但由于缺乏价格机制改革的有效配合，项目未来收益现金流不稳定，难以有效吸引民间资本的大力参与;再例如，新年以来汇率政策从被动升值转向主动调整，以化解人民币有效汇率高估的压力，但由于分业监管的现实，理性的汇率政策变化却引发了市场非理性联动，造成不必要的信心危机和市场巨震。因此，在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均面临挑战的复杂局势下，唯有内生协调、步调一致、效果协同的政策搭配才能应对复杂局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政策搭配多管齐下。正如我们之前总结的，2016年，乃至整个十三五时期，中国宏观政策体系可以归纳为“三个五”：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工作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我们认为，循着“三个五”的主线，以实现内外均衡为目标，中国政策搭配将体现在四个维度：一是短期和长期的搭配。短期政策践行底线思维，以确保金融体系不发生系统性危机以及实体经济不发生过度“失速”为主要目标;长期政策践行强国思维，坚定不移、循序渐进地打破利益藩篱并推进经济金融改革，以改革红利来抵补人口红利下降对经济发展的拖累。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搭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提振全要素生产率;需求侧刺激性政策旨在以空间换时间，通过“三松”政策搭配给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即“财政政策减税增支 货币政策非QE式宽松 汇率政策适度渐进贬值”。三是监管和激励的搭配。一方面，果断推进金融监管改革，以央行为核心改造监管框架，实现独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有序协同;另一方面，重建中国经济“减速增质”新常态下的微观激励机制，弱化GDP崇拜，引导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更加有所作为，推进宏观政策和微观福利的激励相容。四是言和行的搭配。一方面，加强政策前瞻指引的层次性和策略性，针对不同市场群体，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引导市场形成理性预期，并对投机势力形成威慑效应和“动态不一致效应”;另一方面，加强宏观政策搭配的落地，优化政策细节，加强具体政策的协同效果。
政策搭配破冰在即。我们认为，从长期经验看，中国政策搭配具有“言必有行、行不强求果”的风格，政策高层不会轻易发表言论，一旦发表明确的政策宣告，就必然会在后续行动中践行自己的主张;而在行动过程中，中国政策层会在保持政策基调稳定的前提下相机抉择，根据政策效果和形势变化预调、微调政策搭配的细节。实际上，从政策搭配的可能空间来看，中国相比其他主要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第一，中国政府负债率和居民负债率较低，特别是政府负债率明显低于技术破产线以上的美国和日本，赤字财政空间较大;第二，中国基准利率尚为正值，相比实行负利率的欧洲和日本，非QE式货币宽松的空间较大;第三，中国储蓄率较高，相比习惯于透支消费的欧美，长期投资尚有潜力。这种“比较优势”，恰是我们对中国政策搭配破冰寄予希望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相对变化”保有信心的重要原因。
近来，中国政策高层接连发布重要言论，向市场传递了一系列政策信息。我们认为，春节前市场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信心缺失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而春节期间剔除中国因素后的金融市场“压力测试”表明，中国并非全球经济的风险短板。中国政策高层适时发出政策宣告，起到了正本清源、提振信心的短期作用，人民币汇率春节后稳健走强，中国资本市场逆势反弹并带动全球市场开启修复走势。我们判断，中国政策层言必有行，政策宣告后将在政策搭配上进一步展开行动。
政策搭配势在必然。从经济学理论看，内外均衡是一个内涵复杂的多维目标体系，单一政策或缺乏配合的政策组合难以谋求内外均衡同时实现，很容易出现“米德冲突”，即政策调控同时带来一种均衡的改善和另一种均衡的破坏。解决“米德冲突”的方法是政策搭配，“丁伯根法则”认为，政策工具数量不能少于政策目标数量，“蒙代尔指派法则”则认为，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并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是一种选择，而姜波克和程实基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学术研究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论证了，简单和割裂的政策指派是无用的，只有将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同时指派给内外均衡并谋求政策有序搭配，才能实现内外均衡的优化。
从当前现实来看，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在三期叠加的压力之下，中国经济同时面对内外失衡的挑战，单一政策即便正确且势在必然，也很难单独有序施行并取得预期成效。例如，积极财政政策以通过PPP项目拉动基建投资为重要抓手，但由于缺乏价格机制改革的有效配合，项目未来收益现金流不稳定，难以有效吸引民间资本的大力参与;再例如，新年以来汇率政策从被动升值转向主动调整，以化解人民币有效汇率高估的压力，但由于分业监管的现实，理性的汇率政策变化却引发了市场非理性联动，造成不必要的信心危机和市场巨震。因此，在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均面临挑战的复杂局势下，唯有内生协调、步调一致、效果协同的政策搭配才能应对复杂局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政策搭配多管齐下。正如我们之前总结的，2016年，乃至整个十三五时期，中国宏观政策体系可以归纳为“三个五”：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工作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我们认为，循着“三个五”的主线，以实现内外均衡为目标，中国政策搭配将体现在四个维度：一是短期和长期的搭配。短期政策践行底线思维，以确保金融体系不发生系统性危机以及实体经济不发生过度“失速”为主要目标;长期政策践行强国思维，坚定不移、循序渐进地打破利益藩篱并推进经济金融改革，以改革红利来抵补人口红利下降对经济发展的拖累。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搭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提振全要素生产率;需求侧刺激性政策旨在以空间换时间，通过“三松”政策搭配给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即“财政政策减税增支 货币政策非QE式宽松 汇率政策适度渐进贬值”。三是监管和激励的搭配。一方面，果断推进金融监管改革，以央行为核心改造监管框架，实现独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有序协同;另一方面，重建中国经济“减速增质”新常态下的微观激励机制，弱化GDP崇拜，引导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更加有所作为，推进宏观政策和微观福利的激励相容。四是言和行的搭配。一方面，加强政策前瞻指引的层次性和策略性，针对不同市场群体，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引导市场形成理性预期，并对投机势力形成威慑效应和“动态不一致效应”;另一方面，加强宏观政策搭配的落地，优化政策细节，加强具体政策的协同效果。
政策搭配破冰在即。我们认为，从长期经验看，中国政策搭配具有“言必有行、行不强求果”的风格，政策高层不会轻易发表言论，一旦发表明确的政策宣告，就必然会在后续行动中践行自己的主张;而在行动过程中，中国政策层会在保持政策基调稳定的前提下相机抉择，根据政策效果和形势变化预调、微调政策搭配的细节。实际上，从政策搭配的可能空间来看，中国相比其他主要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第一，中国政府负债率和居民负债率较低，特别是政府负债率明显低于技术破产线以上的美国和日本，赤字财政空间较大;第二，中国基准利率尚为正值，相比实行负利率的欧洲和日本，非QE式货币宽松的空间较大;第三，中国储蓄率较高，相比习惯于透支消费的欧美，长期投资尚有潜力。这种“比较优势”，恰是我们对中国政策搭配破冰寄予希望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相对变化”保有信心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