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似乎出人意料，其实端倪早已露头。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那个黄昏，老板们正围聚街边喝茶聊天，或关起门来数钱。关于工资协商的话题，只当是辞藻华丽的官样文章。所有老板认准一个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以中国之大，在城市化的伟大进程中，遍地流淌着一身铁肌钢筋的勇夫，无需重赏，他们就会汇聚麾下来争抢饭碗。他们的认知，从市场踏浪而来，更从专家的滔滔高论中得到支持。专家告诉他们：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指令中，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涌进城里找活干，一瞬间转身为工人。
　　不能说他们盲目乐观，也非选择性短视，至少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切似乎都在证明他们的成功。随着中国GDP持续上升，在中国制造和民族复兴的憧憬之中，再巨量的农民都可以消化，再巨量的农民也正在融入城市。每一次运筹帷幄，都着眼于如何接纳农民兄弟。
　　然而，起风了。
　　用工荒的出现，不再是一次偶然的感冒。农历新年过后的恐慌，至今尚未消退。返回故土的农民兄弟，有不少决心与城市掰了。因为城市的生活成本实在太高，而老板的加薪许诺迟迟没有兑现。再说，看城市人的生活压力也不轻，从各项指标考核看，也不见得比农村好多少。
　　有专家认为：用工荒说明中国产业正在转移，说明目前对农民工极端不利的环境有了改变的希望，说明前两代农民工无法受到教育、代际传递的贫穷有可能得到扭转。这些判断，多少带有知识分子的乐观理想。事实上，宏大的话题的实现，决非“用工荒”三字能够涵括。
　　还有专家断言：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长期被抑制的劳动力收入将迎来抬升的转折。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上涨速度很慢。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劳动力，就必须大幅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民兄弟就不愿进入工业领域。或者，依靠高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尽头？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影响到恩格尔系数的变化，预示着“人口红利”的终结，甚至会影响出生率的升降，但最大最早的影响应该发生在工资这一块。
　　劳动报酬如何体现劳动价值？从亚当·斯密、摩尔、马克思再到今天的经济学家与农民工兄弟，是一个延绵数百年、覆盖全世界的生猛话题。现在，在福建莆田一家生产红木家具的大型企业里，正在按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中国式雇佣伦理，以远远高过同行业的工资标准进行拉网式招工，但仍无法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这一现实，使获得经典地位的大师理论变成灰色。难道，放之四海一剑封喉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会独辟一条路径，或者四处碰壁？
　　大到中国经济发展，小到企业运作，再小到农民兄弟的生存选择，究竟出现了什么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