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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在《潜伏》、《密战》、《延安除奸》等谍战影片中，都有周兴的影子。周兴的夫人杨玉英在《中国秘密战》一书中，明确指出谍战片中的“周劲处长”便是周兴。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著有《西行漫记》），在延安采访毛主席时有这样一段对话：斯诺问：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
毛主席笑答：我认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周兴何许人也？
延安时期，周兴是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改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由于保安处占据了延安古城的“半壁江山”，周恩来曾戏称周兴为“周半城”。
因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周兴在一些人眼里也就成了资深的中共特务头目。在并不完全了解中共体制的斯诺眼中，周兴简直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兼中央情报局局长，所以，斯诺向毛主席提出，一定要采访周兴。主席爽朗地答应了，斯诺据采访周兴等人的纪实情况，出版了《中共杂记》一书。
1962 年，毛主席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在谈到“共产党与封建官府的区别”时，风趣地说：“唐朝有个周兴，是酷吏，残害百姓。我们的周兴是保卫人民的。”
毛主席所讲的“我们的周兴”，其实，他本不姓周，原名叫刘旧邦，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改名刘维新。1927 年为免连累家人，改姓换名，便用了周兴这个名字。
周兴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在《潜伏》、《密战》、《延安除奸》等谍战影片中，都有周兴的影子。周兴的夫人杨玉英在《中国秘密战》一书中，明确指出谍战片中的“周劲处长”便是周兴。
被送了个“周半城”的外号
延安城，坐落在延河分岔处，虽然自古就是军事重镇，但城区并不大。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城墙都没有了，只剩下朝南的一个门洞，上书“安澜”。商业区迁往南城外的山沟，叫做“新市场”。原来的延安城只剩下凤凰山麓的一排排窑洞和旧城里不多的平房。延安实行精兵简政，中共机关一直驻扎在河对岸的杨家岭，部分在远郊的枣园；边区政府机关在南门外；三五九旅在南泥湾；保安处就是延安城的主要机关了。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安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
保安处处长周兴，资格老、地盘宽、权力大，引人注目。一次，周恩来副主席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
从此，“周半城”就名扬延安。周兴明白，这“周半城”的绰号更多意味着责任。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延安以至整个边区的安全负有重要责任。、
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在我党保卫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的安保工作上出现问题。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周恩来，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主要目标，也是我党保卫工作重点中的重点。周恩来肩负国共谈判重任，出入虎穴龙潭，总是令保卫人员提着心。
1937 年4 月，周恩来预计从延安驶往西安谈判，为他准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眼线，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
1937 年4 月25 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参谋孔万泉、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4 名警卫员，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 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处有座森林密布的劳山。土匪埋伏在山上，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爬上山坡，就遭到突然袭击，轮胎被打破，子弹铺天盖地而来。卡车上的战士们多是跟随周恩来长征过来的，英勇善战，但是，卡车是暴露目标，我方又只配备驳壳枪，敌人在三面山上，居高临下，火力很强。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沿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四人脱险。
消息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更是痛心疾首！他立即派人带骑兵排支援，同时命令独立团增援。边区党委也急令剿匪。周兴殚精竭虑，部署精锐部队从南包抄，组织几个县的武装联剿。还派黄赤波、程宏毅、穆广林等化装侦察，打入土匪内部获取情报。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将坐探冯长斗、韩老二、蒋福海、侯振国，民团头子姬延寿，土匪头子李青伍、齐金权等十人就地正法。我方乘胜追击，边区各地纷纷行动，军政配合，严厉打击，消灭范玉山、陈老大等46 股土匪，全边区秩序迅速好转。
捣毁军统“汉训班”
1939 年9 月，国民党军统在陕西汉中开办特务培训班，简称“汉训班”。培训的大批特务都被派往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行潜伏。
1940 年初春的一天，21 岁的吴南山从老家到陕西汉中找一个联络人，帮助他去重庆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读书。到汉中后，那个联络人把他带到汉中郊外一个大宅院，进来这里的人不准和外界联系。几天后，吴南山才明白自己被骗了，原来这是国民党军统开办的训练班。于是，他为离开这里暗中作了许多准备。
1940 年6 月，第三期培训结束，吴南山受命回家潜伏。这时，共产党已掌握了庆阳县政权，吴南山也很快在新筹建的陇东中学当了一名教员。他一边想要摆脱身上肩负的秘密任务，一边又对共产党的政策存有疑虑。思虑再三，他下决心向共产党交代这段历史，并交出了供特务使用的万能显影液等器材，表示与特务组织一刀两断。党组织决定将其留在原岗位“为我服务”。
几个月后，吴南山被任命为庆阳县教育科长，而他的上级领导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
一天，吴南山在从延安参加边区教育工作会议回庆阳县途中，恰遇“汉训班”第三期同学祁三益，由于两人都是西锋镇人，祁三益便把此行的任务等情况向吴南山和盘托出。
吴南山得知军统已有大批特务打入延安，暗自吃惊。为了钓到这条大鱼，他对祁三益说：“你通过驻扎榆林的共党友军邓宝珊部开的证明信去延安是不行的，因为现在国共关系紧张，延安查得很严，不如先随我去庆阳再说。”由此成功拘捕了祁三益。
祁三益同样也是一位抗日热血青年，误入军统训练班结业后，留班当了四至九期学员的教员，有爆破技术专长。为了摸清戴笠的“汉训班”底细，周兴于1941 年10 月指派保安处侦察科长布鲁去庆阳县与吴南山他们接头。布鲁，原名卢茂焕，又名陈泊，是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他和时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长的陈龙、总政治部负责锄奸工作的副部长钱益民并称延安三大“侦察专家”，毛泽东还戏称布鲁是延安的“福尔摩斯”。
布鲁为了验证祁三益交代的真实程度，指令他在庆阳寻找有无“汉训班”的学员，一周内认出了2 人。经审讯，与祁三益的交代完全吻合。随后，布鲁又带祁三益到延安。利用五一劳动节集会的机会，布鲁等身穿便衣，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故意放慢入场速度，使隐蔽在一旁的祁三益便于指认。入场完毕，祁三益共指认了24 人。
数天后，保安处抓捕了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32 人，他们分别打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50 多个单位，且大部分已混入党内，有的甚至进入了机要部门，有的女特务还嫁给了我党的领导干部。将他们拘捕后，对其中31 人进行反用，“为我服务”。边区其他县也先后抓捕24 人，其中多数人都向我投诚。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祁三益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保安处历时三年侦破被称为陕甘宁反特第一案的戴笠“汉训班”，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对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及周兴说：“这个案子给我们上了一课，特别是给那些对蒋介石存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课。可惜我们的布鲁太少了，今后要多调几个像布鲁这样的干部，来加强延安的保卫工作。”
巧施连环反间计
抗日战争期间，边区保安处接到富县报告称：有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来投诚。而据该县内线掌握的情况，王忠岐是个顽固的中统特务，他的投诚极有可能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计的圈套。为了弄清虚实，周兴向保安处特派员赵去非授以“以夷制夷，巧施反间计”的策略，赵去非以八路军三五八旅的参谋身份来到洛川县。
酒席上，赵去非首先坦诚地向王忠岐打听国民党驻洛川特务情况。王忠岐为取得共产党的信任，如实讲了一些内情。接着，赵去非故意放话，郑重地说：“王先生，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的那个人，你们的主任没有怀疑吧？”言下之意是告诉王忠岐：那个自称是共产党叛徒的人，原来是共产党的间谍。
王忠岐回到洛川，向单不移作了汇报，单不移听后，大喜过望，以为挖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很快就把这个共产党的叛徒处决了。
几天后，王忠岐又自称来送情报。赵去非借机迫使他又交代了八九个隐蔽在边区的中统特务和拟发展为特务的名单。旋即，赵去非把他软禁又设法让他逃回洛川，上演了一场特务“窝里斗”的好戏。果然，王忠岐从富县逃回后，引起了单不移的怀疑，追问之下，王忠岐只好承认已向赵去非提供了几个隐蔽的特务名单。当单不移通知这几人转移时，发现他们都已被共产党拘捕了。气急败坏的单不移立即下令将王忠岐活埋了。
单不移活埋王忠岐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延安，人们都高兴地说：赵特派员演出的这场“借刀杀人”的反间计戏，真是比三国时的“蒋干盗书”还精彩，还过瘾！而在洛川，官绅们都纷纷对单不移表示极大不满，使得单不移灰溜溜离开洛川。不久，中统方面即安排系中共秘密党员的石志文出任中统驻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
“保卫局并不可怕”
据有关资料，中共保卫史上第一次“外事”活动，是1936 年周兴接待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的采访。
斯诺采访时曾经问周兴：
1. 人民犯了哪些法，保卫局才能逮捕他和惩治他？什么情况才能判处死刑？
2. 保卫局是否逮捕、审判和惩治政治犯？或送给人民法庭？什么时候是“紧急的司法处理”？
3. 你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
4. 现行的保卫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卫政策有哪些不同？
5. 在陕西，除了你处以外，是否还有一套“习惯的”警察制度？
6. 苏维埃政府在对待政治犯上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
周兴回答：“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红军到达后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为了反对他们，保卫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并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还不是死心塌地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些人的头脑。”
“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现在是保护扩大的统一战线。”
“现在，我们承认人民中间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相信共产党。这些人，首先，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不会受到逮捕、惩治或虐待。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照顾。”
对于斯诺的具体问题，周兴也一一作答，而且，特别论述了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四点不同：不会秘密地杀人；一人犯罪一人当；实行教育宽大政策；犯人不受拷打和虐待。这表明，在党的正确路线下，我党的保卫工作已经有了系统的政策。
斯诺将周兴的回答认真记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
延安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此时，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而周兴，也不是什么“特务头子”了。那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巩固的根据地，只有陕甘宁这一块。周兴当时担任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几乎可以说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公安部长了。独膺重任，倚重可知。周兴全力投入了保卫工作的特殊斗争。
（节选自《检察生涯——高检院二十七位卸任副检察长访谈录》，有删改）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著有《西行漫记》），在延安采访毛主席时有这样一段对话：斯诺问：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
毛主席笑答：我认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周兴何许人也？
延安时期，周兴是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改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由于保安处占据了延安古城的“半壁江山”，周恩来曾戏称周兴为“周半城”。
因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周兴在一些人眼里也就成了资深的中共特务头目。在并不完全了解中共体制的斯诺眼中，周兴简直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兼中央情报局局长，所以，斯诺向毛主席提出，一定要采访周兴。主席爽朗地答应了，斯诺据采访周兴等人的纪实情况，出版了《中共杂记》一书。
1962 年，毛主席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在谈到“共产党与封建官府的区别”时，风趣地说：“唐朝有个周兴，是酷吏，残害百姓。我们的周兴是保卫人民的。”
毛主席所讲的“我们的周兴”，其实，他本不姓周，原名叫刘旧邦，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改名刘维新。1927 年为免连累家人，改姓换名，便用了周兴这个名字。
周兴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在《潜伏》、《密战》、《延安除奸》等谍战影片中，都有周兴的影子。周兴的夫人杨玉英在《中国秘密战》一书中，明确指出谍战片中的“周劲处长”便是周兴。
被送了个“周半城”的外号
延安城，坐落在延河分岔处，虽然自古就是军事重镇，但城区并不大。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城墙都没有了，只剩下朝南的一个门洞，上书“安澜”。商业区迁往南城外的山沟，叫做“新市场”。原来的延安城只剩下凤凰山麓的一排排窑洞和旧城里不多的平房。延安实行精兵简政，中共机关一直驻扎在河对岸的杨家岭，部分在远郊的枣园；边区政府机关在南门外；三五九旅在南泥湾；保安处就是延安城的主要机关了。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安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
保安处处长周兴，资格老、地盘宽、权力大，引人注目。一次，周恩来副主席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
从此，“周半城”就名扬延安。周兴明白，这“周半城”的绰号更多意味着责任。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延安以至整个边区的安全负有重要责任。、
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在我党保卫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的安保工作上出现问题。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周恩来，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主要目标，也是我党保卫工作重点中的重点。周恩来肩负国共谈判重任，出入虎穴龙潭，总是令保卫人员提着心。
1937 年4 月，周恩来预计从延安驶往西安谈判，为他准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眼线，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
1937 年4 月25 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参谋孔万泉、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4 名警卫员，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 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处有座森林密布的劳山。土匪埋伏在山上，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爬上山坡，就遭到突然袭击，轮胎被打破，子弹铺天盖地而来。卡车上的战士们多是跟随周恩来长征过来的，英勇善战，但是，卡车是暴露目标，我方又只配备驳壳枪，敌人在三面山上，居高临下，火力很强。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沿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四人脱险。
消息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更是痛心疾首！他立即派人带骑兵排支援，同时命令独立团增援。边区党委也急令剿匪。周兴殚精竭虑，部署精锐部队从南包抄，组织几个县的武装联剿。还派黄赤波、程宏毅、穆广林等化装侦察，打入土匪内部获取情报。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将坐探冯长斗、韩老二、蒋福海、侯振国，民团头子姬延寿，土匪头子李青伍、齐金权等十人就地正法。我方乘胜追击，边区各地纷纷行动，军政配合，严厉打击，消灭范玉山、陈老大等46 股土匪，全边区秩序迅速好转。
捣毁军统“汉训班”
1939 年9 月，国民党军统在陕西汉中开办特务培训班，简称“汉训班”。培训的大批特务都被派往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行潜伏。
1940 年初春的一天，21 岁的吴南山从老家到陕西汉中找一个联络人，帮助他去重庆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读书。到汉中后，那个联络人把他带到汉中郊外一个大宅院，进来这里的人不准和外界联系。几天后，吴南山才明白自己被骗了，原来这是国民党军统开办的训练班。于是，他为离开这里暗中作了许多准备。
1940 年6 月，第三期培训结束，吴南山受命回家潜伏。这时，共产党已掌握了庆阳县政权，吴南山也很快在新筹建的陇东中学当了一名教员。他一边想要摆脱身上肩负的秘密任务，一边又对共产党的政策存有疑虑。思虑再三，他下决心向共产党交代这段历史，并交出了供特务使用的万能显影液等器材，表示与特务组织一刀两断。党组织决定将其留在原岗位“为我服务”。
几个月后，吴南山被任命为庆阳县教育科长，而他的上级领导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
一天，吴南山在从延安参加边区教育工作会议回庆阳县途中，恰遇“汉训班”第三期同学祁三益，由于两人都是西锋镇人，祁三益便把此行的任务等情况向吴南山和盘托出。
吴南山得知军统已有大批特务打入延安，暗自吃惊。为了钓到这条大鱼，他对祁三益说：“你通过驻扎榆林的共党友军邓宝珊部开的证明信去延安是不行的，因为现在国共关系紧张，延安查得很严，不如先随我去庆阳再说。”由此成功拘捕了祁三益。
祁三益同样也是一位抗日热血青年，误入军统训练班结业后，留班当了四至九期学员的教员，有爆破技术专长。为了摸清戴笠的“汉训班”底细，周兴于1941 年10 月指派保安处侦察科长布鲁去庆阳县与吴南山他们接头。布鲁，原名卢茂焕，又名陈泊，是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他和时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长的陈龙、总政治部负责锄奸工作的副部长钱益民并称延安三大“侦察专家”，毛泽东还戏称布鲁是延安的“福尔摩斯”。
布鲁为了验证祁三益交代的真实程度，指令他在庆阳寻找有无“汉训班”的学员，一周内认出了2 人。经审讯，与祁三益的交代完全吻合。随后，布鲁又带祁三益到延安。利用五一劳动节集会的机会，布鲁等身穿便衣，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故意放慢入场速度，使隐蔽在一旁的祁三益便于指认。入场完毕，祁三益共指认了24 人。
数天后，保安处抓捕了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32 人，他们分别打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50 多个单位，且大部分已混入党内，有的甚至进入了机要部门，有的女特务还嫁给了我党的领导干部。将他们拘捕后，对其中31 人进行反用，“为我服务”。边区其他县也先后抓捕24 人，其中多数人都向我投诚。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祁三益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保安处历时三年侦破被称为陕甘宁反特第一案的戴笠“汉训班”，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对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及周兴说：“这个案子给我们上了一课，特别是给那些对蒋介石存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课。可惜我们的布鲁太少了，今后要多调几个像布鲁这样的干部，来加强延安的保卫工作。”
巧施连环反间计
抗日战争期间，边区保安处接到富县报告称：有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来投诚。而据该县内线掌握的情况，王忠岐是个顽固的中统特务，他的投诚极有可能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计的圈套。为了弄清虚实，周兴向保安处特派员赵去非授以“以夷制夷，巧施反间计”的策略，赵去非以八路军三五八旅的参谋身份来到洛川县。
酒席上，赵去非首先坦诚地向王忠岐打听国民党驻洛川特务情况。王忠岐为取得共产党的信任，如实讲了一些内情。接着，赵去非故意放话，郑重地说：“王先生，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的那个人，你们的主任没有怀疑吧？”言下之意是告诉王忠岐：那个自称是共产党叛徒的人，原来是共产党的间谍。
王忠岐回到洛川，向单不移作了汇报，单不移听后，大喜过望，以为挖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很快就把这个共产党的叛徒处决了。
几天后，王忠岐又自称来送情报。赵去非借机迫使他又交代了八九个隐蔽在边区的中统特务和拟发展为特务的名单。旋即，赵去非把他软禁又设法让他逃回洛川，上演了一场特务“窝里斗”的好戏。果然，王忠岐从富县逃回后，引起了单不移的怀疑，追问之下，王忠岐只好承认已向赵去非提供了几个隐蔽的特务名单。当单不移通知这几人转移时，发现他们都已被共产党拘捕了。气急败坏的单不移立即下令将王忠岐活埋了。
单不移活埋王忠岐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延安，人们都高兴地说：赵特派员演出的这场“借刀杀人”的反间计戏，真是比三国时的“蒋干盗书”还精彩，还过瘾！而在洛川，官绅们都纷纷对单不移表示极大不满，使得单不移灰溜溜离开洛川。不久，中统方面即安排系中共秘密党员的石志文出任中统驻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
“保卫局并不可怕”
据有关资料，中共保卫史上第一次“外事”活动，是1936 年周兴接待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的采访。
斯诺采访时曾经问周兴：
1. 人民犯了哪些法，保卫局才能逮捕他和惩治他？什么情况才能判处死刑？
2. 保卫局是否逮捕、审判和惩治政治犯？或送给人民法庭？什么时候是“紧急的司法处理”？
3. 你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
4. 现行的保卫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卫政策有哪些不同？
5. 在陕西，除了你处以外，是否还有一套“习惯的”警察制度？
6. 苏维埃政府在对待政治犯上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
周兴回答：“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红军到达后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为了反对他们，保卫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并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还不是死心塌地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些人的头脑。”
“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现在是保护扩大的统一战线。”
“现在，我们承认人民中间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相信共产党。这些人，首先，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不会受到逮捕、惩治或虐待。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照顾。”
对于斯诺的具体问题，周兴也一一作答，而且，特别论述了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四点不同：不会秘密地杀人；一人犯罪一人当；实行教育宽大政策；犯人不受拷打和虐待。这表明，在党的正确路线下，我党的保卫工作已经有了系统的政策。
斯诺将周兴的回答认真记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
延安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此时，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而周兴，也不是什么“特务头子”了。那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巩固的根据地，只有陕甘宁这一块。周兴当时担任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几乎可以说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公安部长了。独膺重任，倚重可知。周兴全力投入了保卫工作的特殊斗争。
（节选自《检察生涯——高检院二十七位卸任副检察长访谈录》，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