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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话中的男性进化史》一书中，美国心理学家艾伦·知念试图从古老的童话中寻找一种超越英雄主义的男性原型。“在中年的某个时刻，男人青年时的梦想、愿望和理想，顷刻间土崩瓦解，令他们徘徊在地狱边缘。年少的英雄范式在这个中年启蒙礼的第一阶段便被摧毁殆尽。随后，男人开始了流浪，漫无目的、毫无方向。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形象通过梦境、幻想、友谊或者心理治疗开始了。”
金庸的武侠小说大都是关于成长的故事，是一个少年，如何经历各种挫折与磨难，最终成长为一代英雄。英雄观的一大特色便是将世界分为善恶两大阵营，然后把自己标榜为前者，而对手妖魔化为后者。而成熟男子面临的挑战在于接纳自身的善恶和承认内心的黑暗。由此而言，在金庸的小说里，萧峰的故事可以说是一则罕见的中年童话。
成为萧峰
从一出场，当萧峰还是喬峰的时候，他已经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的帮主，一个威名赫赫的英雄。杏子林事变，他被剥夺了世界，丧失了作为人的条件，以前的价值尺度统统被打碎。他要追寻自己的身世真相，其实是要重新获得人的条件，是要重返世界，重新获得立于天地之间的根本。
在杏子林里，他为慕容复辩护，曾讲过两个故事，把自己对“英雄好汉”的定义说得很清楚。一是他与公孙乾对掌，三掌之下，公孙乾自认“江南第二，天下第屁”，英雄在“坦荡”二字。二是风波恶与乡下人桥头对峙，受辱之余，不恃强凌弱，不伤及无辜，英雄在“是非分明”。
他与段誉结拜，是因为段誉的直爽生平未见，对于自己被鸠摩智所擒，来到江南的各种倒霉丑事，毫无文饰遮掩。后来与虚竹结拜，则是因为虚竹在凶险情势之中挺身而出，重义轻生。他鄙视慕容复，一把掷出，是因为“人家饶你性命，你反下毒手，算什么英雄好汉？”
成为萧峰之后，他不再是汉人，但仍然是一个儒家文化打造出来的英雄，即使在巨大的迷惘中，仍然自觉地践行着他对英雄的标准。但很可惜，这些英雄的准则不足以帮他应付一次次因契丹的身份而带来的两难境地，反而让他一次次越陷越深。
他是契丹人，却受南朝抚养，杀了不少契丹人，破败了不少契丹的图谋，岂不是大大的不忠？
他的父母在雁门关外为汉人害死，他反拜杀害父母的仇人为师，三十年来认别人为父为母，又是大大的不孝？
他执意复仇，却失手打死了最爱的女子，亲手毁掉了自己唯一幸福的可能。而他一心要找的杀他养父母和恩父、陷他于种种不义的“大恶人”，到头来竟然是他的亲生父亲。
大辽皇帝要他攻宋，他抗拒君命是不忠，不顾金兰之情是不义，但若南下攻战，残杀百姓为不仁，违父之志为不孝。忠孝难全，仁义无法兼顾，却连一走了之也不可得。
最后，中原群豪为救他而来，总不能眼睁睁瞧着他们一个个死于辽兵之手，但若相救，便公然与辽国为敌，成了叛国助敌的辽奸，不但对不起自己祖宗，那也是千秋万世永为本国同胞所唾骂。
金庸一次次用这些两难境地制造的矛盾冲突来推进萧峰的悲剧。但如果没有这些悲剧的不断发生，萧峰也就不再是萧峰了。
如果他的契丹身份未被揭穿，他一直做着他的丐帮帮主，他仍然会是一代大侠，为国为民，但他会始终秉持着民族的偏见，以为所有的契丹人都是暴虐卑鄙、不守信义、残杀汉人、无恶不作的无耻之徒。
如果阿朱不死，塞外牛羊之约未曾落空，那么世上也不过是多了一对平凡的夫妻而已。而且，后来金庸借阿紫之口，指出这一理想的无趣之处——“他们说来说去，尽是打猎、骑马、宰牛、杀羊，这样的话听多了，又有什么味道？”
如果他不曾自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与褊狭就不会令我们如此悚然心惊。萧峰人生的最后一战，内心经历的煎熬与痛苦无人能够理解。但他的死，在故事内外，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一个疑问：
“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他为什么反而来帮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两国罢兵，他成了排难解纷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啊？”
……
耶律洪基见萧峰自尽，心下一片茫然：他今日自尽于雁门关前，自然绝不是贪图南朝的功名富贵，那……那却又为了什么？
一生悲剧由何而起
萧峰一生的悲剧，始于误会，终于误会。这些误会由何而起？
除了阴谋家的诡计和命运的捉弄之外，真正的罪魁祸首恰恰是狭隘与偏见。萧峰和阿朱为马夫人所骗，这个谎言破绽百出，他们居然照单全收，简直匪夷所思，但复仇之令人目盲、智力停摆，本就如此。
看过整本《天龙八部》，最让人困惑的就是里面几乎没有一个聪明人。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的偏激、狭隘，小到门户之见、派别之争，大到民族仇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少林寺大难在前，玄慈方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全体僧人以身殉寺，也不愿假手于虚竹——一个一心向佛，却身负他派武功的高手。他们的偏激、狭隘在今天看起来毫无道理。契丹如何？汉人如何？少林如何？逍遥派又如何？但其实，也许对象不同，但我们今天的偏激与狭隘何尝少了？
40多年前，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亨利·泰弗尔设计了一个实验，让人们根据对克利和康定斯基的画作的喜好而分成两组。实验显示，他们对自己的组员很友好，却对另一组的人相当苛刻。此后，为数众多的实验都向我们揭示，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文化身份的标记都能够让人产生对“他者”/“圈外人”的敌意。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指出，对自己群体的爱与对异类的敌意很可能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了一种善良与暴力混杂的奇特局面——“就像一半是慈悲的特蕾莎修女，一半是战斗的兰博”。
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源自这种古老的“我们vs他者”的思维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偏见、预设与刻板印象。是的，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是的，我们信任与我们相似的人。但这意味着我们必然要仇恨和鄙视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吗？
萧峰则是个仇恨的影子，他所到之处，到处是腥风血雨。复仇，毁灭了他，也成就了他。他的寻找身世之旅，是自我毁灭的过程，也是破除褊狭的过程。最后，他以生命为献祭，洗刷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也最终实现了英雄的终极价值。
金庸的武侠小说大都是关于成长的故事，是一个少年，如何经历各种挫折与磨难，最终成长为一代英雄。英雄观的一大特色便是将世界分为善恶两大阵营，然后把自己标榜为前者，而对手妖魔化为后者。而成熟男子面临的挑战在于接纳自身的善恶和承认内心的黑暗。由此而言，在金庸的小说里，萧峰的故事可以说是一则罕见的中年童话。
成为萧峰
从一出场，当萧峰还是喬峰的时候，他已经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的帮主，一个威名赫赫的英雄。杏子林事变，他被剥夺了世界，丧失了作为人的条件，以前的价值尺度统统被打碎。他要追寻自己的身世真相，其实是要重新获得人的条件，是要重返世界，重新获得立于天地之间的根本。
在杏子林里，他为慕容复辩护，曾讲过两个故事，把自己对“英雄好汉”的定义说得很清楚。一是他与公孙乾对掌，三掌之下，公孙乾自认“江南第二，天下第屁”，英雄在“坦荡”二字。二是风波恶与乡下人桥头对峙，受辱之余，不恃强凌弱，不伤及无辜，英雄在“是非分明”。
他与段誉结拜，是因为段誉的直爽生平未见，对于自己被鸠摩智所擒，来到江南的各种倒霉丑事，毫无文饰遮掩。后来与虚竹结拜，则是因为虚竹在凶险情势之中挺身而出，重义轻生。他鄙视慕容复，一把掷出，是因为“人家饶你性命，你反下毒手，算什么英雄好汉？”
成为萧峰之后，他不再是汉人，但仍然是一个儒家文化打造出来的英雄，即使在巨大的迷惘中，仍然自觉地践行着他对英雄的标准。但很可惜，这些英雄的准则不足以帮他应付一次次因契丹的身份而带来的两难境地，反而让他一次次越陷越深。
他是契丹人，却受南朝抚养，杀了不少契丹人，破败了不少契丹的图谋，岂不是大大的不忠？
他的父母在雁门关外为汉人害死，他反拜杀害父母的仇人为师，三十年来认别人为父为母，又是大大的不孝？
他执意复仇，却失手打死了最爱的女子，亲手毁掉了自己唯一幸福的可能。而他一心要找的杀他养父母和恩父、陷他于种种不义的“大恶人”，到头来竟然是他的亲生父亲。
大辽皇帝要他攻宋，他抗拒君命是不忠，不顾金兰之情是不义，但若南下攻战，残杀百姓为不仁，违父之志为不孝。忠孝难全，仁义无法兼顾，却连一走了之也不可得。
最后，中原群豪为救他而来，总不能眼睁睁瞧着他们一个个死于辽兵之手，但若相救，便公然与辽国为敌，成了叛国助敌的辽奸，不但对不起自己祖宗，那也是千秋万世永为本国同胞所唾骂。
金庸一次次用这些两难境地制造的矛盾冲突来推进萧峰的悲剧。但如果没有这些悲剧的不断发生，萧峰也就不再是萧峰了。
如果他的契丹身份未被揭穿，他一直做着他的丐帮帮主，他仍然会是一代大侠，为国为民，但他会始终秉持着民族的偏见，以为所有的契丹人都是暴虐卑鄙、不守信义、残杀汉人、无恶不作的无耻之徒。
如果阿朱不死，塞外牛羊之约未曾落空，那么世上也不过是多了一对平凡的夫妻而已。而且，后来金庸借阿紫之口，指出这一理想的无趣之处——“他们说来说去，尽是打猎、骑马、宰牛、杀羊，这样的话听多了，又有什么味道？”
如果他不曾自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与褊狭就不会令我们如此悚然心惊。萧峰人生的最后一战，内心经历的煎熬与痛苦无人能够理解。但他的死，在故事内外，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一个疑问：
“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他为什么反而来帮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两国罢兵，他成了排难解纷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啊？”
……
耶律洪基见萧峰自尽，心下一片茫然：他今日自尽于雁门关前，自然绝不是贪图南朝的功名富贵，那……那却又为了什么？
一生悲剧由何而起
萧峰一生的悲剧，始于误会，终于误会。这些误会由何而起？
除了阴谋家的诡计和命运的捉弄之外，真正的罪魁祸首恰恰是狭隘与偏见。萧峰和阿朱为马夫人所骗，这个谎言破绽百出，他们居然照单全收，简直匪夷所思，但复仇之令人目盲、智力停摆，本就如此。
看过整本《天龙八部》，最让人困惑的就是里面几乎没有一个聪明人。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的偏激、狭隘，小到门户之见、派别之争，大到民族仇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少林寺大难在前，玄慈方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全体僧人以身殉寺，也不愿假手于虚竹——一个一心向佛，却身负他派武功的高手。他们的偏激、狭隘在今天看起来毫无道理。契丹如何？汉人如何？少林如何？逍遥派又如何？但其实，也许对象不同，但我们今天的偏激与狭隘何尝少了？
40多年前，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亨利·泰弗尔设计了一个实验，让人们根据对克利和康定斯基的画作的喜好而分成两组。实验显示，他们对自己的组员很友好，却对另一组的人相当苛刻。此后，为数众多的实验都向我们揭示，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文化身份的标记都能够让人产生对“他者”/“圈外人”的敌意。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指出，对自己群体的爱与对异类的敌意很可能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了一种善良与暴力混杂的奇特局面——“就像一半是慈悲的特蕾莎修女，一半是战斗的兰博”。
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源自这种古老的“我们vs他者”的思维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偏见、预设与刻板印象。是的，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是的，我们信任与我们相似的人。但这意味着我们必然要仇恨和鄙视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吗？
萧峰则是个仇恨的影子，他所到之处，到处是腥风血雨。复仇，毁灭了他，也成就了他。他的寻找身世之旅，是自我毁灭的过程，也是破除褊狭的过程。最后，他以生命为献祭，洗刷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也最终实现了英雄的终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