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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亘村位于山西省平定、昔阳与河北省井陉三县交界处，四面环山，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峡谷陡峭，素有“龙虎环抱”之称，是娘子关南面的一个战略要地。全面抗战初期，1937年10月，刘伯承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开赴山西战场驰援娘子关。行至七亘村，他一反“兵无常势”的用兵之道，大胆巧妙地在三天之内，连续两次在同一地点，用同一支部队，伏击同一股敌人，取得重大胜利。他将此称为“重叠的待伏”。七亘伏击战是太原会战后期阳泉地区最著名的战役，更因机动灵活的战术思想而在古今中外战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毛泽东运筹帷幄，八路军挥师晋东
1937年9月，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山西。10月13日开始，中国军队在忻口展开防御作战，以阻滞日军进攻太原的步伐。由于忻口防守坚如磐石，日军除以一部继续沿平汉路南侵外，川岸文三郎指挥的第二十师团及第一○八师团、第一○九师团各一部沿正太路（今石太线）西进，企图从晋东娘子关打开缺口，两路夹击太原。
此时，第二战区专注于晋北作战，晋东防务空虚，并无重兵把守，娘子关告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急调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一军团、冯钦哉第十四军团、曾万钟第三军共八个师开赴娘子关，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统一指挥，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
娘子关位于晋冀两省交界处，因唐代平阳公主在此屯兵而得名，号称“京畿藩屏”，是正太路上的重要关隘，自古为兵家倚重之要地。从娘子关往东，群峰递次下落，沟壑万千，倚壁临渊，易守难攻，历来有“攻不破的娘子关”之称。
早在10月6日，毛泽东就致电在太原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占有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九龙关）、娘子关两关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毛泽东建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速派主力三至四个师至娘子关，卫立煌军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其余部队负责防守。他还提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朱德、彭德怀于10月6日和7日先后就协同、配合友军作战问题进行了具体安排。
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决策部署，10月14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旅部先期到达太原；14日晚，带领第七七二团第二营及政治部、宣传部乘火车下阳泉，急速前进，并于16日到达平定城东30里的石门口村，执行侧面打击进犯娘子关日军的任务。
10月16日，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奉命率第三八六旅及师部机关到达平定县义井村三义庙（今属阳泉市郊区），召开了平定、阳泉等地活动分子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指导晋东八县开展抗日斗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0月19日，刘伯承率部继续东进至平定县东南的马山村，在马齿岩寺（樱桃寺）主持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分析形势，具体部署八路军初上太行山的战斗。
随后，第三八六旅在陈赓率领下，于10月20日进抵河北省井陉县境内的支沙口，在晋冀两省交界山区展开游击战，以袭击、阻击、伏击等方式，先是给旧关东北的长生口之敌以有力打击，初挫日军锐气，接着在娘子关以北的东石门歼敌200余人，在马山村的罗鼓寨（当地称“摞锅寨”）歼敌100余人。
刘伯承“反常”用兵，七亘村两次大捷
七亘村地势险要，晋冀大道从村西的峰台垴山腰通過。这里有一个西口悬关，关前是两个“之”字形盘山路。“过关”之后是一条一华里多长且仅有一米多宽的悬崖曲径，上有丹崖，下临深壑，奇险无比。沿此路至跃腾阁，就进入了两侧绝壁的窄滩深沟，像钻进细长的口袋一样。这里无疑是天然的伏兵之地。
此时，日军因娘子关易守难攻，便留下一部分部队继续从正面突破，大部分主力则取道九龙关和测鱼口，欲迂回平定，切断娘子关守军的后路，试图由七亘入晋。为此，陈赓率部直抵七亘村，力争截击日军。然而10月23日，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进入七亘村后，由于轻敌、警戒不当，当夜即遭日军一个联队和200余名骑兵袭击，伤亡30余人。其中，负责断后的二连五班的7名战士最后与日军同归于尽。所幸有当地群众作为向导，全团战士才转移至村西的山坡上，摆脱了敌人的包围。
得知上述情况后，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次失利对前线部队，乃至对整个抗战局势的重要借鉴意义，遂于10月25日向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贺龙、关向应、萧克、刘伯承、徐向前、张浩，也就是八路军总部和三个师的所有主要领导发出电报：
朱彭任，林聂罗，贺关萧，刘徐张各同志并转各级负责同志：
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就在毛泽东对第一二九师下属的第七七一团提出批评的当天，师长刘伯承到达七亘村。他亲自到村西峰台垴察看地形，根据掌握的敌情，精准判断敌先头部队已从此处通过，后续及辎重部队则尚在后方，必然也要经过七亘村。于是，刘伯承决定在此设伏，出其不意，狠狠予敌打击。
10月26日凌晨，刘伯承令第七七二团副团长王近山率第三营潜伏在村西高岭山上。9时许，日军第二十师团一支辎重部队的三个中队在200多名步兵掩护下，毫无防备地进入伏击区。待日军先头步兵通过半小时后，辎重部队进入攻击范围，200米、100米、50米，三营居高临下，抓住战机，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以拦头、截腰、堵尾的战术将日军先头步兵、辎重部队、掩护步兵分割成三段。日军晕头转向，慌作一团，顷刻间人马相撞，死伤惨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第七七二团共击毙日军300余人，取得了七亘伏击战的第一次胜利。 这次战斗，八路军缴获300余匹军马及大批军用物资。战场上，战利品堆积如山，有日军的大洋马和成批的炮弹、三八式步枪、子弹、无线电器材、药材、日本罐头和压缩饼干，还有整捆的绸缎、毛料，整箱的军毯、军衣、皮衣、皮鞋和整驮的白面、猪肉、羊肉。这些战利品吸引附近老百姓前来参观，陈赓还让部下打开几箱日本罐头、压缩饼干，让群众品尝。当地近300名群众帮助部队战士一起清理战场，收集、运送了大量战利品。老百姓高兴地说：“咱们的部队打了胜仗，叫我们搬几十天东西都愿意。”
当年11月6日，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刘志坚在前线写了《七亘战斗的胜利》一文，其中记述道：“我们打了胜仗之后，七亘村、东冶头镇、南界都、北界都附近的群众都来了。一碰到我们就伸出大拇指说‘打得好，顶呱呱的’，有的杀了猪抬着，有的牵了羊，有的提了鸡蛋给我们送来，你不要这些东西他们还不高兴……日本人的罐头和压缩饼干不仅战区的群众和我们吃了，附近友军和地方政府机关的人也都吃了，都开了‘洋荤’的谐话，传遍了昔阳、平定、和顺、辽县每一个角落。许多战利品还运到了东冶头。”
战斗的胜利离不开当地群众的支持。青年樊根维、樊根锁兄弟把抢救回的八路军伤员藏在山洞里，精心护理，直至其伤愈后归队。时年55岁的董三元老汉把自己藏了三天的一挺轻机枪亲手交给第七七二团政治处教育股股长卢仁灿，卢仁灿称赞他是“老英雄”。这件事还被文学家卞之琳写入了纪实性作品《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之中：“翻山到了七亘村对岸，教育股长等忽然发现一个老头儿背了一件东西走来，高声喊着：‘快来，快来收枪呀！’一个通讯员过去把东西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挺六一四式的轻机关枪。‘我已经藏了三天了’，老汉说，‘候你们来！’”事后，刘伯承特意赠送给董老汉一块军毯作纪念。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战斗还意外地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两份1∶50000的山西、华北军用地图。据说当第七七二团参谋长孙继先从陈赓手里接过地图的时候，这位当年在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的英雄营长，像抱一个刚生下的婴儿那样小心。
第一次设伏成功后，西进的日军第二十师团与后方交通联系被切断，大批军用物资急需向前方运输，而七亘村又是由测鱼到平定的唯一通道，日军别无选择。加之刘伯承深知日军熟读中国兵书、迷信“兵无常势”，一定认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因此，他果断判定，七亘村受阻并不会改变日军的行动计划。
10月27日夜，刘伯承命令第七七二团第三营再次在七亘村西高岭山上设伏，继续利用土坎、沟壑、草丛等有利地形，把队伍巧妙隐蔽起来，静等敌人上钩。为了迷惑敌人，在此前日军返回七亘村收尸时，刘伯承还安排三营佯装撤走，造成七亘村西南已无八路军的假象。然后，三营绕了一个圈儿，又返回集结在前述埋伏地点。不过，日军是否真的会原路再走一次？三营的战士们多少还是心存疑虑的。
战士们的疑虑没有持续多久。10月28日拂晓，日军辎重部队又在一个骑兵中队、两个步兵中队的掩护下从测鱼镇循原路西进。这次他们更加警惕了一些，拉开了部队行进的距离，而且先头部队搜索甚严。当然，日军打心底里没有想到，八路军竟敢连续在七亘村进行第二次伏击。
尽管秋雨连绵，但有了第一次打伏击的经验，第七七二团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上午11时，当敌人再次进入伏击圈时，只听一声令下：“打！”頓时杀声震天，战士们与敌人杀成一团。正当双方苦苦鏖战之际，日军100多名先头骑兵由营庄村外回马杀来。预伏在跃腾阁崖巅的第三营第九连、第十连战士，把一排排手榴弹掷入骑兵群，两次使得敌人陷入重围之中。战斗打得异常艰苦，直至黄昏时分，日军不得不丢下大量军需物资，溃败逃走。
八路军在七亘村运用“重叠待伏”战术，三日内连续两次伏击日军，以30余人伤亡的代价取得了歼敌400余人、缴获骡马400余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的重大胜利。这次战斗后，八路军新战士手中的红缨枪全部换成了日本造三八式步枪，部队首长和很多战士也骑上了高头战马。1942年，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就是骑着七亘伏击战中缴获的战马去延安开会的。
游击战术创造奇迹，红色经典铭刻史册
七亘村两次伏击战不仅重创和迟滞了西犯的日军，再一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使困在旧关以南的国民党曾万钟部1000余人得以突围。朱德、彭德怀于10月31日密电蒋介石：
据刘（伯承）师（陈赓）旅长称：该旅一部于29日（应为28日），在七亘村、营庄之间，袭击由测鱼西进之步兵三连、骑兵一连及粮食弹药运输队等队，战约二小时，为我截为两段，一部向东逃散，余均被我消灭。计毙敌百余名，缴获步枪50余支、轻机枪4挺、骡马及骆驼百余匹，我伤亡50余人（应为30余人—笔者注）。
七亘伏击战震撼了国民党友军。当刘伯承慷慨地将缴获的部分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送给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时，卫立煌亲自点验过目，钦佩不已，认为七亘村“重叠待伏”是“兵家所忌”的一次大胆巧妙的运用，表示“还是八路军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好”。就连一直怀疑我军游击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在电话里听到七亘伏击战胜利的消息后，也很佩服地对刘伯承说：“看来还是你们的游击战行啊！”
国际友人同样高度评价七亘伏击战。随八路军总部来山西战地采访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对两次设伏的战术赞不绝口。
1985年，由徐向前题写碑名、高5.42米的七亘大捷纪念碑，巍巍耸立在平定县七亘村村口的山冈上。纪念碑主碑四周围立着的十余通副碑，永远地记录下了那场经典战斗。
（编辑 赵鹏）
毛泽东运筹帷幄，八路军挥师晋东
1937年9月，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山西。10月13日开始，中国军队在忻口展开防御作战，以阻滞日军进攻太原的步伐。由于忻口防守坚如磐石，日军除以一部继续沿平汉路南侵外，川岸文三郎指挥的第二十师团及第一○八师团、第一○九师团各一部沿正太路（今石太线）西进，企图从晋东娘子关打开缺口，两路夹击太原。
此时，第二战区专注于晋北作战，晋东防务空虚，并无重兵把守，娘子关告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急调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一军团、冯钦哉第十四军团、曾万钟第三军共八个师开赴娘子关，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统一指挥，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
娘子关位于晋冀两省交界处，因唐代平阳公主在此屯兵而得名，号称“京畿藩屏”，是正太路上的重要关隘，自古为兵家倚重之要地。从娘子关往东，群峰递次下落，沟壑万千，倚壁临渊，易守难攻，历来有“攻不破的娘子关”之称。
早在10月6日，毛泽东就致电在太原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占有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九龙关）、娘子关两关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毛泽东建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速派主力三至四个师至娘子关，卫立煌军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其余部队负责防守。他还提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朱德、彭德怀于10月6日和7日先后就协同、配合友军作战问题进行了具体安排。
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决策部署，10月14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旅部先期到达太原；14日晚，带领第七七二团第二营及政治部、宣传部乘火车下阳泉，急速前进，并于16日到达平定城东30里的石门口村，执行侧面打击进犯娘子关日军的任务。
10月16日，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奉命率第三八六旅及师部机关到达平定县义井村三义庙（今属阳泉市郊区），召开了平定、阳泉等地活动分子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指导晋东八县开展抗日斗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0月19日，刘伯承率部继续东进至平定县东南的马山村，在马齿岩寺（樱桃寺）主持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分析形势，具体部署八路军初上太行山的战斗。
随后，第三八六旅在陈赓率领下，于10月20日进抵河北省井陉县境内的支沙口，在晋冀两省交界山区展开游击战，以袭击、阻击、伏击等方式，先是给旧关东北的长生口之敌以有力打击，初挫日军锐气，接着在娘子关以北的东石门歼敌200余人，在马山村的罗鼓寨（当地称“摞锅寨”）歼敌100余人。
刘伯承“反常”用兵，七亘村两次大捷
七亘村地势险要，晋冀大道从村西的峰台垴山腰通過。这里有一个西口悬关，关前是两个“之”字形盘山路。“过关”之后是一条一华里多长且仅有一米多宽的悬崖曲径，上有丹崖，下临深壑，奇险无比。沿此路至跃腾阁，就进入了两侧绝壁的窄滩深沟，像钻进细长的口袋一样。这里无疑是天然的伏兵之地。
此时，日军因娘子关易守难攻，便留下一部分部队继续从正面突破，大部分主力则取道九龙关和测鱼口，欲迂回平定，切断娘子关守军的后路，试图由七亘入晋。为此，陈赓率部直抵七亘村，力争截击日军。然而10月23日，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进入七亘村后，由于轻敌、警戒不当，当夜即遭日军一个联队和200余名骑兵袭击，伤亡30余人。其中，负责断后的二连五班的7名战士最后与日军同归于尽。所幸有当地群众作为向导，全团战士才转移至村西的山坡上，摆脱了敌人的包围。
得知上述情况后，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次失利对前线部队，乃至对整个抗战局势的重要借鉴意义，遂于10月25日向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贺龙、关向应、萧克、刘伯承、徐向前、张浩，也就是八路军总部和三个师的所有主要领导发出电报：
朱彭任，林聂罗，贺关萧，刘徐张各同志并转各级负责同志：
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就在毛泽东对第一二九师下属的第七七一团提出批评的当天，师长刘伯承到达七亘村。他亲自到村西峰台垴察看地形，根据掌握的敌情，精准判断敌先头部队已从此处通过，后续及辎重部队则尚在后方，必然也要经过七亘村。于是，刘伯承决定在此设伏，出其不意，狠狠予敌打击。
10月26日凌晨，刘伯承令第七七二团副团长王近山率第三营潜伏在村西高岭山上。9时许，日军第二十师团一支辎重部队的三个中队在200多名步兵掩护下，毫无防备地进入伏击区。待日军先头步兵通过半小时后，辎重部队进入攻击范围，200米、100米、50米，三营居高临下，抓住战机，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以拦头、截腰、堵尾的战术将日军先头步兵、辎重部队、掩护步兵分割成三段。日军晕头转向，慌作一团，顷刻间人马相撞，死伤惨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第七七二团共击毙日军300余人，取得了七亘伏击战的第一次胜利。 这次战斗，八路军缴获300余匹军马及大批军用物资。战场上，战利品堆积如山，有日军的大洋马和成批的炮弹、三八式步枪、子弹、无线电器材、药材、日本罐头和压缩饼干，还有整捆的绸缎、毛料，整箱的军毯、军衣、皮衣、皮鞋和整驮的白面、猪肉、羊肉。这些战利品吸引附近老百姓前来参观，陈赓还让部下打开几箱日本罐头、压缩饼干，让群众品尝。当地近300名群众帮助部队战士一起清理战场，收集、运送了大量战利品。老百姓高兴地说：“咱们的部队打了胜仗，叫我们搬几十天东西都愿意。”
当年11月6日，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刘志坚在前线写了《七亘战斗的胜利》一文，其中记述道：“我们打了胜仗之后，七亘村、东冶头镇、南界都、北界都附近的群众都来了。一碰到我们就伸出大拇指说‘打得好，顶呱呱的’，有的杀了猪抬着，有的牵了羊，有的提了鸡蛋给我们送来，你不要这些东西他们还不高兴……日本人的罐头和压缩饼干不仅战区的群众和我们吃了，附近友军和地方政府机关的人也都吃了，都开了‘洋荤’的谐话，传遍了昔阳、平定、和顺、辽县每一个角落。许多战利品还运到了东冶头。”
战斗的胜利离不开当地群众的支持。青年樊根维、樊根锁兄弟把抢救回的八路军伤员藏在山洞里，精心护理，直至其伤愈后归队。时年55岁的董三元老汉把自己藏了三天的一挺轻机枪亲手交给第七七二团政治处教育股股长卢仁灿，卢仁灿称赞他是“老英雄”。这件事还被文学家卞之琳写入了纪实性作品《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之中：“翻山到了七亘村对岸，教育股长等忽然发现一个老头儿背了一件东西走来，高声喊着：‘快来，快来收枪呀！’一个通讯员过去把东西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挺六一四式的轻机关枪。‘我已经藏了三天了’，老汉说，‘候你们来！’”事后，刘伯承特意赠送给董老汉一块军毯作纪念。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战斗还意外地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两份1∶50000的山西、华北军用地图。据说当第七七二团参谋长孙继先从陈赓手里接过地图的时候，这位当年在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的英雄营长，像抱一个刚生下的婴儿那样小心。
第一次设伏成功后，西进的日军第二十师团与后方交通联系被切断，大批军用物资急需向前方运输，而七亘村又是由测鱼到平定的唯一通道，日军别无选择。加之刘伯承深知日军熟读中国兵书、迷信“兵无常势”，一定认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因此，他果断判定，七亘村受阻并不会改变日军的行动计划。
10月27日夜，刘伯承命令第七七二团第三营再次在七亘村西高岭山上设伏，继续利用土坎、沟壑、草丛等有利地形，把队伍巧妙隐蔽起来，静等敌人上钩。为了迷惑敌人，在此前日军返回七亘村收尸时，刘伯承还安排三营佯装撤走，造成七亘村西南已无八路军的假象。然后，三营绕了一个圈儿，又返回集结在前述埋伏地点。不过，日军是否真的会原路再走一次？三营的战士们多少还是心存疑虑的。
战士们的疑虑没有持续多久。10月28日拂晓，日军辎重部队又在一个骑兵中队、两个步兵中队的掩护下从测鱼镇循原路西进。这次他们更加警惕了一些，拉开了部队行进的距离，而且先头部队搜索甚严。当然，日军打心底里没有想到，八路军竟敢连续在七亘村进行第二次伏击。
尽管秋雨连绵，但有了第一次打伏击的经验，第七七二团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上午11时，当敌人再次进入伏击圈时，只听一声令下：“打！”頓时杀声震天，战士们与敌人杀成一团。正当双方苦苦鏖战之际，日军100多名先头骑兵由营庄村外回马杀来。预伏在跃腾阁崖巅的第三营第九连、第十连战士，把一排排手榴弹掷入骑兵群，两次使得敌人陷入重围之中。战斗打得异常艰苦，直至黄昏时分，日军不得不丢下大量军需物资，溃败逃走。
八路军在七亘村运用“重叠待伏”战术，三日内连续两次伏击日军，以30余人伤亡的代价取得了歼敌400余人、缴获骡马400余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的重大胜利。这次战斗后，八路军新战士手中的红缨枪全部换成了日本造三八式步枪，部队首长和很多战士也骑上了高头战马。1942年，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就是骑着七亘伏击战中缴获的战马去延安开会的。
游击战术创造奇迹，红色经典铭刻史册
七亘村两次伏击战不仅重创和迟滞了西犯的日军，再一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使困在旧关以南的国民党曾万钟部1000余人得以突围。朱德、彭德怀于10月31日密电蒋介石：
据刘（伯承）师（陈赓）旅长称：该旅一部于29日（应为28日），在七亘村、营庄之间，袭击由测鱼西进之步兵三连、骑兵一连及粮食弹药运输队等队，战约二小时，为我截为两段，一部向东逃散，余均被我消灭。计毙敌百余名，缴获步枪50余支、轻机枪4挺、骡马及骆驼百余匹，我伤亡50余人（应为30余人—笔者注）。
七亘伏击战震撼了国民党友军。当刘伯承慷慨地将缴获的部分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送给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时，卫立煌亲自点验过目，钦佩不已，认为七亘村“重叠待伏”是“兵家所忌”的一次大胆巧妙的运用，表示“还是八路军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好”。就连一直怀疑我军游击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在电话里听到七亘伏击战胜利的消息后，也很佩服地对刘伯承说：“看来还是你们的游击战行啊！”
国际友人同样高度评价七亘伏击战。随八路军总部来山西战地采访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对两次设伏的战术赞不绝口。
1985年，由徐向前题写碑名、高5.42米的七亘大捷纪念碑，巍巍耸立在平定县七亘村村口的山冈上。纪念碑主碑四周围立着的十余通副碑，永远地记录下了那场经典战斗。
（编辑 赵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