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7月21日，一条“炸建委”的微博在发出不到5小时便被博主删除，此时这条微博已经被上千人转发。而后当事人吴虹飞因涉寻衅滋事罪被警方拘留，一时间，她成了网友热议的话题人物。
吴虹飞是谁？她为何扬言炸建委？
记者打开她的新浪认证微博看到清华大学双料硕士、记者、作家、歌手等标签，这样的标签不禁让人浮想：她是哗众取宠炒作，还是愤怒呼声中另有隐情？
10天后，吴虹飞获释，记者第一时间赶到北京亚运村旁吴虹飞的租住处，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试图还原其真实的生活状态。
找不到的归处
从看守所出来的吴虹飞明显瘦了很多，头发干燥，脸色蜡黄，两颗眼珠子盯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即便今年已经37岁，但她的普通话里仍旧带着几分“嗲声嗲气”的童音。
“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发了什么神经。我真的没有想炸掉建委，我连建委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言谈中的吴虹飞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紧张，对于之前的闹剧，她似乎极力想要为自己辩驳。“我说想炸建委就是胡闹，因为那天心情很不好，发专辑也特别不顺……”她的话中透着大部分人因愤怒而喊出：我靠！我想杀人，信不信我立马剁了你！但终究也只是说说。吴虹飞认为自己就是这一类的冲动者。
而这并非她第一次发飙，“如何杀死房东”“雇一个廉价的杀手杀掉自己的男朋友”这样的话，在吴虹飞早年的博客里仍然可以找到。曾和她共事多年的同事形容她“非常善良，但有点‘二’，阿飞的大嘴巴向来不封门，不是个有分寸感的人”。
“微博事件”让北漂多年的吴虹飞“一夜成名”，从李开复等青年导师到粉丝数百万的娱乐大V，纷纷友情站出来为她声讨，再加上网络上的一干民众更是有恃无恐地将吴虹飞拟为“新一代偶像”就可以看出，但她却毫无兴趣地表示：“我一直在思考宇宙的边界在哪里。言论自由的边界？我对这个没兴趣。我是霍金的门徒。”
这样无厘头的回答，就如她当作家、歌手不红，而莫名其妙地因为一条微博红了一样。
缺失父爱的童年
“神经”、“无厘头”，她将自己人生中的大部分不安全感指向了那个遥远又清晰的童年。短发、羸弱的小女孩总是站在自家门外等着父亲的归来……
1976年吴虹飞出生于广西省三江侗族自治县，因为特殊原因，吴虹飞的父母自她出生那天起就一直两地分居，她跟父亲每年只能见一面。父亲的缺席，导致幼年的她总是被邻居家的男孩欺负，他们偷偷扯她的头发，捡起工厂外面的石头扔她。起初吴虹飞也试着向母亲求助，可母亲关心的只是柴米油盐的现实问题，“听话，不要胡闹！”母亲一边用侗语吼她一边甩开吴虹飞紧握的小手。得不到应有的安抚，她的“调皮”反而引来火爆母亲的一阵怒骂。这让幼小的吴虹飞格外想念远方的父亲。
从四五岁起，她就开始给父亲写信，一直写到将近14岁。因为成绩名列前茅，“今天我考了XX分”成了她最爱用的句型，以此希望换得父亲的一丁点夸奖和鼓励。再后来，弟弟长大些，她便将他描述得如何捣蛋叛逆，来衬托自己的懂事，听话。
这样做的她确实换来了父亲的回应。父亲每次回家，都会给她带回鲜艳的蓬蓬裙——这是母亲远远做不来的。许多年后吴虹飞对裙子的欲望有增无减，在不同的城市里，挑选一条廉价的裙子，然后跑到微博上炫耀，一度成为她最爱干的事。
为了获得父亲更多关注，吴虹飞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高考那年，她以超出专业20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当她满心欢喜地直奔家中时，正瞧见父亲跟叔公有说有笑的，她想，叔公在，正好炫耀一下，于是她叽里呱啦地说自己考上了清华大学。谁知话还没讲完，就被父亲的一张黑脸给镇住，并狠瞪着她说：“我和叔公正说事呢，你嚷嚷个什么劲。”多年来，父亲从未对她说过一句重话，而今天，父亲不仅骂她，还无视她考上了清华，吴虹飞心痛极了，当场大哭起来。
后来，她上央视，成为了摇滚歌手，远在广西的父母根本不得而知，她曾经一心希望炫耀的热情，全都泯灭在了旺盛的青春期中。也是在多年之后，她才明白，易怒的母亲、孤僻的父亲造成了她倔强、固执中带着偏执的性格。
说爱我
如果不是遇见朱小龙，或许吴虹飞的人生会是另一番模样吧。但世上没有如果。
大二那年的某一天，她在楼道里听到一阵悠扬婉转的吉他声，她闻声而去，只见一个清瘦的少年在拨动琴弦，他磁性的嗓音，深邃而深沉的眼神瞬间令她着迷，“那个单薄的身影像极了父亲年轻时的模样。”就这样，她追逐着这个等待发迹的吉他手。
在她眼里，他如个孩子。她会担心他吃不上饭，然后骑很远的车去给他送一个苹果。一到周末她便像个居家女人一样提着篮子里的鸡蛋、水果和瘦肉到他居住的村子去找他，给他做饭、洗衣。从未学过音乐的她，因他创建了“幸福大街乐队”，还担任主唱；她出版的第一本书，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小龙房间里的鱼》……这一切的一切，她只是默默付出，她从未亲口告诉他，她爱他。所以，小龙最终带着其他女人出国了，而她和他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多年之后，吴虹飞在云南演出，正巧碰到小龙回国，她终于开口问他：“你知道不知道我喜欢你？”“知道，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了。”可此时的他和妻子恩爱和睦，连小孩也到了能打酱油的年龄。吴虹飞说：“过了10年我才知道他根本不爱我，好像一个失重的人，在排练和演出中，所发出的力，每一次都打向虚空，一个一个的踉跄。我有一个幻想中的倾述对象，原来这么多年只是自说自话。”
不知是为了忘记朱小龙还是为了得到足够的爱，这些年她从没有停止过与男人的交往，可一旦亲近，她的冷漠和不屑常常让自己都感到惊讶。有一天深夜，不小心喝醉了酒的吴虹飞躺在床上对自己的男友竟然喊了朱小龙的名字整整一宿！不用说，没过多久他们便分了手。她说爱着每一个和她交往过的男人，但另一个人却已在自己生命中化为了不朽。
活得像个笑话
那个深入骨髓的男人远离了她的生活，但她依然留在北京，她说，这里有他的味道。于是，她带着因他而成立的乐队唱遍北京城的所有酒吧。这期间，她当过记者，出过《小龙房间里的鱼》、《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失恋日记》、《征婚启事》、《木头公仔》、《伊莲》、《再不相爱就老了》、《活得像个笑话》、《嫁衣》等14本书，也出过《小龙房间里的鱼》、《胭脂》、《再不相爱就老了》等唱片，及EP《胭脂》《木头公仔》，在圈内小有名气。但她说，做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养活她的“音乐梦”。
作为一个创作型摇滚乐队，没有唱片公司，没有经纪人，队里多是些脾气火爆的大男孩和一帮默默无闻的小姑娘，乐队的一切事情都得由她操持，“做音乐实在太亏本。”可心里头爱，又无法放手，因为“不善交际”她总是遇到合作人拖款，或者好不容易联系好的演出商又反悔的事，除了在微博上声嘶力竭地大骂，她形容自己笨到没有其他办法。
以致她2011年在北京二环买的一套小房子，在不到一年时间就因为乐队的事，不得不把它卖掉。父亲、男友、音乐，不断的缺失与互补，却始终得不到想要的关注，这就像是一个无路可退的死循环，每一步都走得特别孤独。
今年6月，新专辑《萨岁之歌》让她彻底崩溃。“失眠、压力大，跟制作人产生很大的分歧，还一下子弄丢了干了快6年的工作，正因如此，我才会在微博上喊出想要‘炸了建委’。”她看着窗外，笑笑，说：“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因为这件事，她在北京的唯一住处——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的主人要求她搬走。尽管这个地方时常让她恼怒。两个礼拜前，因为楼下那个体形彪悍的大哥隔天便说水龙头漏水，她不得不花了50元钱找人来修了两次，而之前刚搬走的那位邻居一年零八个月的咳嗽声，更加重了她每晚的失眠。但她依然不舍：“北漂近20年，我好像又回到了原点。如果实在租不到合适的房子，我可能就会回老家，回到南方。”
她将视点聚集在了自己的家乡，古老而悠久的侗族历史文化上，孑然一身，北漂多年的她开始有了“思乡情切”的体会。而这时的故乡已经田园荒芜。她说：“我们是没有家乡的人，连根拔起的树。只有钢筋混凝土的异乡，才是我们寄居的家乡。在侗族大歌的声音里，在我的族人和同胞那些滑音、拐弯、天真婉转的调里，我找到了童年的部分记忆——我原以为已经忘记。”话中透着无奈、哀伤。或许，目前她的状态，就像她多年前的一本书名一样吧——活得像个笑话。
吴虹飞是谁？她为何扬言炸建委？
记者打开她的新浪认证微博看到清华大学双料硕士、记者、作家、歌手等标签，这样的标签不禁让人浮想：她是哗众取宠炒作，还是愤怒呼声中另有隐情？
10天后，吴虹飞获释，记者第一时间赶到北京亚运村旁吴虹飞的租住处，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试图还原其真实的生活状态。
找不到的归处
从看守所出来的吴虹飞明显瘦了很多，头发干燥，脸色蜡黄，两颗眼珠子盯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即便今年已经37岁，但她的普通话里仍旧带着几分“嗲声嗲气”的童音。
“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发了什么神经。我真的没有想炸掉建委，我连建委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言谈中的吴虹飞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紧张，对于之前的闹剧，她似乎极力想要为自己辩驳。“我说想炸建委就是胡闹，因为那天心情很不好，发专辑也特别不顺……”她的话中透着大部分人因愤怒而喊出：我靠！我想杀人，信不信我立马剁了你！但终究也只是说说。吴虹飞认为自己就是这一类的冲动者。
而这并非她第一次发飙，“如何杀死房东”“雇一个廉价的杀手杀掉自己的男朋友”这样的话，在吴虹飞早年的博客里仍然可以找到。曾和她共事多年的同事形容她“非常善良，但有点‘二’，阿飞的大嘴巴向来不封门，不是个有分寸感的人”。
“微博事件”让北漂多年的吴虹飞“一夜成名”，从李开复等青年导师到粉丝数百万的娱乐大V，纷纷友情站出来为她声讨，再加上网络上的一干民众更是有恃无恐地将吴虹飞拟为“新一代偶像”就可以看出，但她却毫无兴趣地表示：“我一直在思考宇宙的边界在哪里。言论自由的边界？我对这个没兴趣。我是霍金的门徒。”
这样无厘头的回答，就如她当作家、歌手不红，而莫名其妙地因为一条微博红了一样。
缺失父爱的童年
“神经”、“无厘头”，她将自己人生中的大部分不安全感指向了那个遥远又清晰的童年。短发、羸弱的小女孩总是站在自家门外等着父亲的归来……
1976年吴虹飞出生于广西省三江侗族自治县，因为特殊原因，吴虹飞的父母自她出生那天起就一直两地分居，她跟父亲每年只能见一面。父亲的缺席，导致幼年的她总是被邻居家的男孩欺负，他们偷偷扯她的头发，捡起工厂外面的石头扔她。起初吴虹飞也试着向母亲求助，可母亲关心的只是柴米油盐的现实问题，“听话，不要胡闹！”母亲一边用侗语吼她一边甩开吴虹飞紧握的小手。得不到应有的安抚，她的“调皮”反而引来火爆母亲的一阵怒骂。这让幼小的吴虹飞格外想念远方的父亲。
从四五岁起，她就开始给父亲写信，一直写到将近14岁。因为成绩名列前茅，“今天我考了XX分”成了她最爱用的句型，以此希望换得父亲的一丁点夸奖和鼓励。再后来，弟弟长大些，她便将他描述得如何捣蛋叛逆，来衬托自己的懂事，听话。
这样做的她确实换来了父亲的回应。父亲每次回家，都会给她带回鲜艳的蓬蓬裙——这是母亲远远做不来的。许多年后吴虹飞对裙子的欲望有增无减，在不同的城市里，挑选一条廉价的裙子，然后跑到微博上炫耀，一度成为她最爱干的事。
为了获得父亲更多关注，吴虹飞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高考那年，她以超出专业20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当她满心欢喜地直奔家中时，正瞧见父亲跟叔公有说有笑的，她想，叔公在，正好炫耀一下，于是她叽里呱啦地说自己考上了清华大学。谁知话还没讲完，就被父亲的一张黑脸给镇住，并狠瞪着她说：“我和叔公正说事呢，你嚷嚷个什么劲。”多年来，父亲从未对她说过一句重话，而今天，父亲不仅骂她，还无视她考上了清华，吴虹飞心痛极了，当场大哭起来。
后来，她上央视，成为了摇滚歌手，远在广西的父母根本不得而知，她曾经一心希望炫耀的热情，全都泯灭在了旺盛的青春期中。也是在多年之后，她才明白，易怒的母亲、孤僻的父亲造成了她倔强、固执中带着偏执的性格。
说爱我
如果不是遇见朱小龙，或许吴虹飞的人生会是另一番模样吧。但世上没有如果。
大二那年的某一天，她在楼道里听到一阵悠扬婉转的吉他声，她闻声而去，只见一个清瘦的少年在拨动琴弦，他磁性的嗓音，深邃而深沉的眼神瞬间令她着迷，“那个单薄的身影像极了父亲年轻时的模样。”就这样，她追逐着这个等待发迹的吉他手。
在她眼里，他如个孩子。她会担心他吃不上饭，然后骑很远的车去给他送一个苹果。一到周末她便像个居家女人一样提着篮子里的鸡蛋、水果和瘦肉到他居住的村子去找他，给他做饭、洗衣。从未学过音乐的她，因他创建了“幸福大街乐队”，还担任主唱；她出版的第一本书，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小龙房间里的鱼》……这一切的一切，她只是默默付出，她从未亲口告诉他，她爱他。所以，小龙最终带着其他女人出国了，而她和他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多年之后，吴虹飞在云南演出，正巧碰到小龙回国，她终于开口问他：“你知道不知道我喜欢你？”“知道，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了。”可此时的他和妻子恩爱和睦，连小孩也到了能打酱油的年龄。吴虹飞说：“过了10年我才知道他根本不爱我，好像一个失重的人，在排练和演出中，所发出的力，每一次都打向虚空，一个一个的踉跄。我有一个幻想中的倾述对象，原来这么多年只是自说自话。”
不知是为了忘记朱小龙还是为了得到足够的爱，这些年她从没有停止过与男人的交往，可一旦亲近，她的冷漠和不屑常常让自己都感到惊讶。有一天深夜，不小心喝醉了酒的吴虹飞躺在床上对自己的男友竟然喊了朱小龙的名字整整一宿！不用说，没过多久他们便分了手。她说爱着每一个和她交往过的男人，但另一个人却已在自己生命中化为了不朽。
活得像个笑话
那个深入骨髓的男人远离了她的生活，但她依然留在北京，她说，这里有他的味道。于是，她带着因他而成立的乐队唱遍北京城的所有酒吧。这期间，她当过记者，出过《小龙房间里的鱼》、《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失恋日记》、《征婚启事》、《木头公仔》、《伊莲》、《再不相爱就老了》、《活得像个笑话》、《嫁衣》等14本书，也出过《小龙房间里的鱼》、《胭脂》、《再不相爱就老了》等唱片，及EP《胭脂》《木头公仔》，在圈内小有名气。但她说，做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养活她的“音乐梦”。
作为一个创作型摇滚乐队，没有唱片公司，没有经纪人，队里多是些脾气火爆的大男孩和一帮默默无闻的小姑娘，乐队的一切事情都得由她操持，“做音乐实在太亏本。”可心里头爱，又无法放手，因为“不善交际”她总是遇到合作人拖款，或者好不容易联系好的演出商又反悔的事，除了在微博上声嘶力竭地大骂，她形容自己笨到没有其他办法。
以致她2011年在北京二环买的一套小房子，在不到一年时间就因为乐队的事，不得不把它卖掉。父亲、男友、音乐，不断的缺失与互补，却始终得不到想要的关注，这就像是一个无路可退的死循环，每一步都走得特别孤独。
今年6月，新专辑《萨岁之歌》让她彻底崩溃。“失眠、压力大，跟制作人产生很大的分歧，还一下子弄丢了干了快6年的工作，正因如此，我才会在微博上喊出想要‘炸了建委’。”她看着窗外，笑笑，说：“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因为这件事，她在北京的唯一住处——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的主人要求她搬走。尽管这个地方时常让她恼怒。两个礼拜前，因为楼下那个体形彪悍的大哥隔天便说水龙头漏水，她不得不花了50元钱找人来修了两次，而之前刚搬走的那位邻居一年零八个月的咳嗽声，更加重了她每晚的失眠。但她依然不舍：“北漂近20年，我好像又回到了原点。如果实在租不到合适的房子，我可能就会回老家，回到南方。”
她将视点聚集在了自己的家乡，古老而悠久的侗族历史文化上，孑然一身，北漂多年的她开始有了“思乡情切”的体会。而这时的故乡已经田园荒芜。她说：“我们是没有家乡的人，连根拔起的树。只有钢筋混凝土的异乡，才是我们寄居的家乡。在侗族大歌的声音里，在我的族人和同胞那些滑音、拐弯、天真婉转的调里，我找到了童年的部分记忆——我原以为已经忘记。”话中透着无奈、哀伤。或许，目前她的状态，就像她多年前的一本书名一样吧——活得像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