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中华民族长久期盼的一个瞬间，也是永载世界史册的一个瞬间。而在香港回归之前，中英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周南，与英国进行了22轮谈判……
机智诠释“主权移交”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正式拜会邓小平。这是首位正式拜访我国中央政府的在任港督。中英两国的香港之争由此拉开帷幕。
在得到邓小平的直接授意后，一个集合了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的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在香港各界展开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
一年的调研之后，五人小组获得了很详细的资料。国务院港澳办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报告，上报中央。
这份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后来被称为“十二条”。但英国人却丝毫不将“十二条”放在眼里。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取得马岛战争胜利的她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案。
谈判一直在剑拔弩张中进行。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怒气。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报道：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
邓小平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
第一番交手，双方各不相让，邓小平立场坚定，而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也并不愿意就此退让。领导人的对峙也带来了团队的僵持，中方坚持“主权问题不予讨论”，而英方则拒绝接受中方提出的“主权移交”等三项议程，整整一年过去，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两国的正式谈判也就无法开始。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英国人开始着急了。
此时距离邓小平提出的“两年谈判期限”只剩下一年时间。中国方面自有决心毫不退让，英国人却不得不考虑时限到了之后自己的处境。一向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动摇了。
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中方谈判团的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饭后柯利达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
原来，关于“主权的移交”在中文表达中很简单，但是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英方认为加“the”不能接受，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周南一听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他说：“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
柯利达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周南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1983年7月，中英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式开始。
涮羊肉解决了领事议题
1984年，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前台，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而鲁平仍然以西欧司顾问的公开身份参与谈判。在随后的谈判中，英方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
周南立刻反对：“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我反问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
周南说：“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
伊文斯当时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都派有商务专员。”周南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是一回事，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最后伊文斯只得放弃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直到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步步刁难的用心所在。
“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南得到的回答是，英方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于是，英国人方向一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驻军是主权的象征必须坚持
1984年4月，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國方面向邓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国不要派解放军驻守香港。邓小平立刻反驳：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双方开始就“驻军问题”进行谈判。英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反对；而周南则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在驻军问题上寸步不让。
周南说：“既然国防由我们来管，当然我们要有驻军的权力，我们需要在香港驻军。而且我们很大方，英国在香港驻军，军费是香港纳税人付的，我们不占这个便宜，驻军费用由中央直接拨付。”
鲁平则补充说：“我们主要是负责国防，香港内部的治安事务我们一律不管，只管国防。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人数不在多，但驻军是一定要驻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当时的香港民众对于驻军问题也高度敏感。有一次，周南在香港总商会发表演讲，有人当场用英语发问：“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如果将来中国在港驻军的话，部队能否换个名字？”
周南反驳说没有必要，换个名字好像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国家军队似的，而且实质的问题不在于名字。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两句诗，大意是“名字算什么，一枝玫瑰换成另外一个名字，闻起来照样香甜”。第二天报纸刊登了，有人看到就说，既然莎翁也讲名字不要紧，就不要纠缠这个问题了。
“小平听到以后非常生气。”周南说，“那天他正好接见一个香港代表团，邓小平破例把记者留了下来，说：你们出去发条消息，说‘香港不需要驻军’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香港不能驻军？为什么英国人可以驻军，主权回归以后反而不能驻军？”鲁平回忆，邓小平当着香港记者的面就说，驻军是不可动摇的，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驻军。
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伊文斯匆匆忙忙打来电话说：“听说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邓主任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震动，伦敦方面十分关切，希望中国方面还要慎重考虑。”周南告诉他：“你不要再讲了，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很久，现在邓小平已经发了脾气，还讲什么？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我们就是要驻军，驻定了。”周南把他打发走了，此后就不提了。
邓小平的这次发火，被周南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从此英国不再坚持反对中国“九七”之后对香港行使驻军权。1984年12月19日下午，经历了22轮谈判之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在北京签署，香港开始了长达13年的过渡时期。
（摘自《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年10月31日，周南、鲁平/文）
机智诠释“主权移交”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正式拜会邓小平。这是首位正式拜访我国中央政府的在任港督。中英两国的香港之争由此拉开帷幕。
在得到邓小平的直接授意后，一个集合了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的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在香港各界展开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
一年的调研之后，五人小组获得了很详细的资料。国务院港澳办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报告，上报中央。
这份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后来被称为“十二条”。但英国人却丝毫不将“十二条”放在眼里。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取得马岛战争胜利的她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案。
谈判一直在剑拔弩张中进行。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怒气。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报道：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
邓小平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
第一番交手，双方各不相让，邓小平立场坚定，而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也并不愿意就此退让。领导人的对峙也带来了团队的僵持，中方坚持“主权问题不予讨论”，而英方则拒绝接受中方提出的“主权移交”等三项议程，整整一年过去，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两国的正式谈判也就无法开始。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英国人开始着急了。
此时距离邓小平提出的“两年谈判期限”只剩下一年时间。中国方面自有决心毫不退让，英国人却不得不考虑时限到了之后自己的处境。一向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动摇了。
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中方谈判团的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饭后柯利达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
原来，关于“主权的移交”在中文表达中很简单，但是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英方认为加“the”不能接受，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周南一听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他说：“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
柯利达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周南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1983年7月，中英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式开始。
涮羊肉解决了领事议题
1984年，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前台，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而鲁平仍然以西欧司顾问的公开身份参与谈判。在随后的谈判中，英方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
周南立刻反对：“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我反问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
周南说：“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
伊文斯当时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都派有商务专员。”周南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是一回事，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最后伊文斯只得放弃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直到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步步刁难的用心所在。
“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南得到的回答是，英方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于是，英国人方向一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驻军是主权的象征必须坚持
1984年4月，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國方面向邓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国不要派解放军驻守香港。邓小平立刻反驳：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双方开始就“驻军问题”进行谈判。英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反对；而周南则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在驻军问题上寸步不让。
周南说：“既然国防由我们来管，当然我们要有驻军的权力，我们需要在香港驻军。而且我们很大方，英国在香港驻军，军费是香港纳税人付的，我们不占这个便宜，驻军费用由中央直接拨付。”
鲁平则补充说：“我们主要是负责国防，香港内部的治安事务我们一律不管，只管国防。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人数不在多，但驻军是一定要驻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当时的香港民众对于驻军问题也高度敏感。有一次，周南在香港总商会发表演讲，有人当场用英语发问：“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如果将来中国在港驻军的话，部队能否换个名字？”
周南反驳说没有必要，换个名字好像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国家军队似的，而且实质的问题不在于名字。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两句诗，大意是“名字算什么，一枝玫瑰换成另外一个名字，闻起来照样香甜”。第二天报纸刊登了，有人看到就说，既然莎翁也讲名字不要紧，就不要纠缠这个问题了。
“小平听到以后非常生气。”周南说，“那天他正好接见一个香港代表团，邓小平破例把记者留了下来，说：你们出去发条消息，说‘香港不需要驻军’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香港不能驻军？为什么英国人可以驻军，主权回归以后反而不能驻军？”鲁平回忆，邓小平当着香港记者的面就说，驻军是不可动摇的，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驻军。
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伊文斯匆匆忙忙打来电话说：“听说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邓主任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震动，伦敦方面十分关切，希望中国方面还要慎重考虑。”周南告诉他：“你不要再讲了，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很久，现在邓小平已经发了脾气，还讲什么？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我们就是要驻军，驻定了。”周南把他打发走了，此后就不提了。
邓小平的这次发火，被周南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从此英国不再坚持反对中国“九七”之后对香港行使驻军权。1984年12月19日下午，经历了22轮谈判之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在北京签署，香港开始了长达13年的过渡时期。
（摘自《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年10月31日，周南、鲁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