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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幼儿园时，他的老师总是抱怨他从没有安静的时候，他总是傻笑，为了引起他人注意捉弄其他小朋友。
上小学时，他还是做一些被他的老师称之为“幼稚”的举动，他对感兴趣的课程学得非常好，跟阅读有关的课程却只能拿“B”、“C”和少量“D”的分数。
当他成为五年级的学生时，在每年一次的身体检查中，他的母亲被医生告知他是一名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俗称“儿童多动症”）患者。
不过，这位母亲并没有放弃，坚持规范治疗换来了儿子的健康成长。
多年之后，这位伟大的母亲坐在看台上，聆听着全世界为儿子欢呼的声音，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没错，他的儿子就是“飞鱼”迈克尔·菲尔普斯，2008年北京奥运会“八金神话”的缔造者。
从一个曾经的多动症患儿到今天世人瞩目的泳坛神童，菲尔普斯的成功离不开其母亲的努力与坚持，也强有力地证明了儿童多动症可以治疗，并且治疗效果良好。
近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一场名为“共同关注，共建未来”的儿童多动症规范诊治研讨会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举行。来自国内相关领域的多位知名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实施并推广“以药物治疗为基础，规范诊治为核心，医教结合为方向”的儿童多动症全面解决方案，以期为中国2000万多动症患儿和他们的家庭提供切实的帮助。
与会专家表示，由于家人和社会对疾病缺乏认知，患儿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却遭到了种种责难；没有得到规范的治疗，却得到了一个不公平的成长环境。
确实，最可怕的不是儿童多动症本身，而是社会公众对它的无知、误解和漠视。这些不可取的态度，会直接贻误孩子的最佳治疗时期，给这些本就身心疲惫的孩子带来终生遗憾。
或成为终身疾病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儿童精神学组主任委员、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郑毅在会上介绍，儿童多动症是一种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常见的神经和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患儿往往主要表现为注意缺陷、多动和冲动。
根据国内的流行病学调研，我国学龄儿童ADHD患病率是4.31%—5.83%，这意味着中国有近2000万儿童患有多动症。其中约50%—60%患儿的症状会持续到成人甚至终身。有数据表明，如果儿童多动症没有得到及时规范的诊治，到成年期75%的患者至少共患心境障碍、焦虑障碍、物质滥用、人格障碍等精神障碍中的一种，33% 的患者有两种以上共患病 。
“ADHD在我们学界是近几年变化最大的一种病，它在诊断、分类上都将发生巨大变化。多动症即将变为终身性的疾病，不再强调儿童。”郑毅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第一，它是影响一生的病。ADHD多发生在儿童时期，一般在3岁左右就有症状，但一般于学龄时进行诊断，但要求6岁之前就有明显症状。第二，它的影响甚大。在精神疾病中，患病率在1%就已经非常高了，但它的患病率却在4.31%—5.83%，如果按照美国的诊断标准，其患病率更是高达7%。”
儿童多动症不但是一种给患儿及其家庭带来巨大困扰的疾病，而且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国外一项针对青少年犯的调查显示，他们中74%的人都曾有儿童多动症病史。国内类似调查也显示，少管所中有超过30%的少年犯曾有多动症病史。
郑毅告诉记者，单纯的儿童多动症患者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都伴有很多其他精神疾病，这样给诊断治疗也带来较大的麻烦和困难，“当然，还有人格方面的缺陷，这些会导致他们在适应交往上的困难，也是犯罪、行为问题很大的根源。”
另外，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秦炯呼吁，提高公众对儿童多动症的认识，推广儿童多动症全面解决方案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医生、患儿、家长、教师、社会力量一个都不能少。
“儿童其他神经精神疾病中共患多动症的比例同样很高，例如癫痫儿童共患多动症者高达20%—40%，哮喘疾病中也有很多孩子伴随有多动的现象。”秦炯特别指出。
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坏孩子”，而是需要治疗的“病孩子”。郑毅反复强调，儿童多动症是一种可以治疗并且治疗效果良好的疾病，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能够改变孩子的一生。“知晓率、社会歧视和病耻感，向来是精神疾病的发展最大的阻碍。所以，我也希望媒体发挥作用，对ADHD进行正确的宣传。”
对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以建立规范诊治中心为平台，实施并推广儿童多动症全面解决方案刻不容缓。
医教结合
在这方面，上海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2010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新华医院儿童保健科、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及第六人民医院儿科5家医院的相关科室联合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儿童多动症诊治中心。上海儿科学会儿童保健学组组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金星明教授是这家诊治中心的主任，她认为，中心成立一年来最大的成果在于探索出一套“以药物治疗为基础，规范诊治为核心，医教结合为方向”的儿童多动症全面解决方案。
脑结构与功能的研究显示，健康儿童与多动症患儿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去甲肾上腺素能和多巴胺能系统与儿童多动症的发病密切相关。这些影像学和生理学的证据为药物治疗作为儿童多动症首选治疗方法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药物治疗为基础方面，金星明介绍，目前国内和国际的治疗指南中把中枢兴奋剂作为一线用药，其中长效制剂盐酸哌甲酯缓释片为主要推荐药物，“它能迅速起效，每天只需服用1次，药效可以持续12小时释放，有助于提高患儿治疗的依从性。但患儿必须终身服药。”
诊治中心的另外一大优势就在于整合了5家医院的优势并形成互补。“5家医院达成共识，规范诊治流程。比如，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擅长诊治发育行为疾病；上海新华医院擅长诊治儿童精神和心理疾病；第六人民医院擅长诊治神经科疾病等。”金星明告诉记者，“同时，5家医院建立了内部转诊的‘绿色通道’，最大可能地满足多动症患儿及时规范诊治的需求。”
此外，金星明表示，与传统意义上的治疗方法不同，儿童多动症的诊治的最佳途径是医教结合。“这里所指的‘医教’并不是简单的医生和教师的协作，而是广义的医疗和教育的结合，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第一，医生治疗多动症的核心症状，矫正不良行为；第二，教育培训与患儿治疗密切相关的其他人群，如教师和家长等，使其加强对多动症的了解并采纳规范诊治；第三，对患儿进行随访，通过夏令营、冬令营等轻松的方式进行；第四，教育普通公众，提升全社会对儿童多动症的认知。”
刘倬是一名ADHD患儿的母亲，8岁的女儿因为患病现在正复读小学一年级。同时，为了治疗女儿，放弃了教师工作的她也是一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如今，她还是诊治中心的一名志愿者。
刘倬说，作为ADHD孩子的家长，都曾经历过非常焦虑和绝望的内心体验，“ADHD虽没有儿童自闭症或者脑瘫来得严重，但是我们的孩子在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给我们每一个家庭带来的伤痛也是刻骨铭心的。孩子在学校不能专心听讲、不能专心完成作业，不能集中投入考试、不能跟同伴进行交流，在当今学习压力较大的环境下，这些影响给我们的家庭造成的压力是无形和巨大的。”
曾经的刘倬在工作上表现出色，但在孩子的问题上，她却显得无能为力。巨大的挫败感使他经常出现情绪失控。“好在医学给我们带来了希望，通过适当的药物治疗，我们孩子的症状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缓解。有了家长小组这样一个平台，医生和志愿者的帮助使我们这些家长对ADHD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我们的情绪压力。”
现在，医教结合的显著效果已得到证实：根据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对346个多动症患儿家庭的调查，经过教育培训，家长认为“儿童多动症是一种病”的比例从过去的33.9%上升至70.2%；认为“儿童多动症需要药物治疗”的比例也相应上升。▲
上小学时，他还是做一些被他的老师称之为“幼稚”的举动，他对感兴趣的课程学得非常好，跟阅读有关的课程却只能拿“B”、“C”和少量“D”的分数。
当他成为五年级的学生时，在每年一次的身体检查中，他的母亲被医生告知他是一名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俗称“儿童多动症”）患者。
不过，这位母亲并没有放弃，坚持规范治疗换来了儿子的健康成长。
多年之后，这位伟大的母亲坐在看台上，聆听着全世界为儿子欢呼的声音，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没错，他的儿子就是“飞鱼”迈克尔·菲尔普斯，2008年北京奥运会“八金神话”的缔造者。
从一个曾经的多动症患儿到今天世人瞩目的泳坛神童，菲尔普斯的成功离不开其母亲的努力与坚持，也强有力地证明了儿童多动症可以治疗，并且治疗效果良好。
近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一场名为“共同关注，共建未来”的儿童多动症规范诊治研讨会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举行。来自国内相关领域的多位知名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实施并推广“以药物治疗为基础，规范诊治为核心，医教结合为方向”的儿童多动症全面解决方案，以期为中国2000万多动症患儿和他们的家庭提供切实的帮助。
与会专家表示，由于家人和社会对疾病缺乏认知，患儿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却遭到了种种责难；没有得到规范的治疗，却得到了一个不公平的成长环境。
确实，最可怕的不是儿童多动症本身，而是社会公众对它的无知、误解和漠视。这些不可取的态度，会直接贻误孩子的最佳治疗时期，给这些本就身心疲惫的孩子带来终生遗憾。
或成为终身疾病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儿童精神学组主任委员、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郑毅在会上介绍，儿童多动症是一种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常见的神经和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患儿往往主要表现为注意缺陷、多动和冲动。
根据国内的流行病学调研，我国学龄儿童ADHD患病率是4.31%—5.83%，这意味着中国有近2000万儿童患有多动症。其中约50%—60%患儿的症状会持续到成人甚至终身。有数据表明，如果儿童多动症没有得到及时规范的诊治，到成年期75%的患者至少共患心境障碍、焦虑障碍、物质滥用、人格障碍等精神障碍中的一种，33% 的患者有两种以上共患病 。
“ADHD在我们学界是近几年变化最大的一种病，它在诊断、分类上都将发生巨大变化。多动症即将变为终身性的疾病，不再强调儿童。”郑毅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第一，它是影响一生的病。ADHD多发生在儿童时期，一般在3岁左右就有症状，但一般于学龄时进行诊断，但要求6岁之前就有明显症状。第二，它的影响甚大。在精神疾病中，患病率在1%就已经非常高了，但它的患病率却在4.31%—5.83%，如果按照美国的诊断标准，其患病率更是高达7%。”
儿童多动症不但是一种给患儿及其家庭带来巨大困扰的疾病，而且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国外一项针对青少年犯的调查显示，他们中74%的人都曾有儿童多动症病史。国内类似调查也显示，少管所中有超过30%的少年犯曾有多动症病史。
郑毅告诉记者，单纯的儿童多动症患者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都伴有很多其他精神疾病，这样给诊断治疗也带来较大的麻烦和困难，“当然，还有人格方面的缺陷，这些会导致他们在适应交往上的困难，也是犯罪、行为问题很大的根源。”
另外，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秦炯呼吁，提高公众对儿童多动症的认识，推广儿童多动症全面解决方案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医生、患儿、家长、教师、社会力量一个都不能少。
“儿童其他神经精神疾病中共患多动症的比例同样很高，例如癫痫儿童共患多动症者高达20%—40%，哮喘疾病中也有很多孩子伴随有多动的现象。”秦炯特别指出。
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坏孩子”，而是需要治疗的“病孩子”。郑毅反复强调，儿童多动症是一种可以治疗并且治疗效果良好的疾病，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能够改变孩子的一生。“知晓率、社会歧视和病耻感，向来是精神疾病的发展最大的阻碍。所以，我也希望媒体发挥作用，对ADHD进行正确的宣传。”
对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以建立规范诊治中心为平台，实施并推广儿童多动症全面解决方案刻不容缓。
医教结合
在这方面，上海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2010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新华医院儿童保健科、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及第六人民医院儿科5家医院的相关科室联合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儿童多动症诊治中心。上海儿科学会儿童保健学组组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金星明教授是这家诊治中心的主任，她认为，中心成立一年来最大的成果在于探索出一套“以药物治疗为基础，规范诊治为核心，医教结合为方向”的儿童多动症全面解决方案。
脑结构与功能的研究显示，健康儿童与多动症患儿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去甲肾上腺素能和多巴胺能系统与儿童多动症的发病密切相关。这些影像学和生理学的证据为药物治疗作为儿童多动症首选治疗方法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药物治疗为基础方面，金星明介绍，目前国内和国际的治疗指南中把中枢兴奋剂作为一线用药，其中长效制剂盐酸哌甲酯缓释片为主要推荐药物，“它能迅速起效，每天只需服用1次，药效可以持续12小时释放，有助于提高患儿治疗的依从性。但患儿必须终身服药。”
诊治中心的另外一大优势就在于整合了5家医院的优势并形成互补。“5家医院达成共识，规范诊治流程。比如，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擅长诊治发育行为疾病；上海新华医院擅长诊治儿童精神和心理疾病；第六人民医院擅长诊治神经科疾病等。”金星明告诉记者，“同时，5家医院建立了内部转诊的‘绿色通道’，最大可能地满足多动症患儿及时规范诊治的需求。”
此外，金星明表示，与传统意义上的治疗方法不同，儿童多动症的诊治的最佳途径是医教结合。“这里所指的‘医教’并不是简单的医生和教师的协作，而是广义的医疗和教育的结合，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第一，医生治疗多动症的核心症状，矫正不良行为；第二，教育培训与患儿治疗密切相关的其他人群，如教师和家长等，使其加强对多动症的了解并采纳规范诊治；第三，对患儿进行随访，通过夏令营、冬令营等轻松的方式进行；第四，教育普通公众，提升全社会对儿童多动症的认知。”
刘倬是一名ADHD患儿的母亲，8岁的女儿因为患病现在正复读小学一年级。同时，为了治疗女儿，放弃了教师工作的她也是一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如今，她还是诊治中心的一名志愿者。
刘倬说，作为ADHD孩子的家长，都曾经历过非常焦虑和绝望的内心体验，“ADHD虽没有儿童自闭症或者脑瘫来得严重，但是我们的孩子在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给我们每一个家庭带来的伤痛也是刻骨铭心的。孩子在学校不能专心听讲、不能专心完成作业，不能集中投入考试、不能跟同伴进行交流，在当今学习压力较大的环境下，这些影响给我们的家庭造成的压力是无形和巨大的。”
曾经的刘倬在工作上表现出色，但在孩子的问题上，她却显得无能为力。巨大的挫败感使他经常出现情绪失控。“好在医学给我们带来了希望，通过适当的药物治疗，我们孩子的症状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缓解。有了家长小组这样一个平台，医生和志愿者的帮助使我们这些家长对ADHD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我们的情绪压力。”
现在，医教结合的显著效果已得到证实：根据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对346个多动症患儿家庭的调查，经过教育培训，家长认为“儿童多动症是一种病”的比例从过去的33.9%上升至70.2%；认为“儿童多动症需要药物治疗”的比例也相应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