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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王朝最后十多年的政局中，端方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人物。时人郑孝胥有“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岑春煊无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的评语。
端方在官场上的升迁速度非常快：1898年，他还只是一个道台，但四年之后，他已经接替张之洞为代理湖广总督。其后，先后任闽浙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一方响当当的封疆大吏。
端方的思想极其开通，在百日维新运动中，因拥护维新派而差点儿遭到日后清算。因他写了一首《劝善歌》献给慈禧，再加上荣禄等人的帮助，才勉强得脱。后来，经过庚子国变联军入都的强刺激，慈禧等满洲宗室被迫重开维新大门，力推新政，端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清政府1905年出使考察西洋政治的不二人选。也正是这次难得的人生际遇，使他得以有机会零距离接触中国之外的另一处全新世界，演成了他整个官宦生涯的一个华彩乐段。
1905年，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终于决定借鉴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加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为此，于当年7月16日正式颁发上谕，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状况。而当载泽等五大臣峨冠博带准备出发时，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突然遭遇了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五大臣中的载泽、绍英受伤，此事顷刻轰动朝野，满洲贵戚人心惶惶。但革命党的暗杀活动并没有阻止住清政府外派大臣出洋考察的决心，反倒使年迈的慈禧看到了只有出洋考察和加速政体改革才能消弭革命，延续清政府的国祚。
1905年10月26日，清政府再发上谕，决定增派尚其亨、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继续前往西方各国考察政治。新的五大臣分两批次—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为一路，主要考察日、英、法、比各国;戴鸿慈、端方为一路，主要考察美、德、奥、俄等国。
平心而论，五大臣出洋考察活动对于晚清政府而言，收获巨大，基本上实现了考察前预定的各项目标，这从五大臣回国后向朝廷提交的一系列观点一致的考察报告中可看出端倪。
归国后，仅端方、戴鸿慈就向朝廷提交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重要政治文件，端方还主持编写了《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等书。这些文件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自与东西洋各国交通以来，屡屡失败，其因乃在内政……”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
端方还以满臣的特殊身份向慈禧和光绪提交了《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建议：“请降明诏，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可以说，他极为准确地点出了满清王朝二百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一大政治“软肋”，提出的解决办法大都切实可行。虽然今人考证说端方等所上的一些折子是其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的代笔，但能够请还在通缉之中的维新派操刀，足见端方敢于破除畛域的胆略和唯才是举的魄力！
此次考察活动结束后，端方的眼界大开，本来就具趋新倾向的他，做派更为新潮时髦，在之后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上，他积极推行各项社会改革，办实业，开女校，整饬财政，筹建南洋大学，筹办中国首次商品博览会，公费外派女留学生……风风火火，雷厉风行，成为清末新政的积极践行者。
当然，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老大帝国里，标新立异玩时髦，尤其在晚清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官场上率先出位搞革新，往往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其下场往往会成为众矢之的，从而“出师未捷身先死”，落得个丢官乃至丢命的严重后果。
据说，当年的端方实地观看了活生生的“西洋镜”之后，从海外带回来不少新潮的小玩意儿。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三样：一是购买了不少小动物；二是电影放映机；三是照相机。他当初只是觉得洋人的这些小玩意儿好玩，但不曾想到除了小动物，剩下的这两样都给他招来了大麻烦，让他在政治上栽了大跟头。
他弄回来的放映机，据说是中国国内最早的几台电影放映机之一。回国后，爱出风头的端方很想在当轴的军机大臣即后来的摄政王载沣等人面前露一手，便召集载沣、载泽等满族大臣聚会，一同欣赏他从国外带回来的这个“西洋镜”。但不幸的意外事件发生了：或是当时技术不成熟，又或者是操作人员失误，以至于在放映过程中放映机失火爆炸，当场炸死了好几个人。弄得诸位同族大僚不欢而散，端方因此大失面子。但惹来更大麻烦的则是那部照相机，1909年（宣统元年），端方刚刚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任上转任非常重要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甫一上任就赶上慈禧的奉安大典，端方突发奇想，欲采用一回“国际惯例”，用照相机为这个重要的活动留些照片作为纪念。
客观说，他能想到这一层，也是那次出国考察的一个小成果。考察西洋各国之后，他就常常对人说：“欧美立宪真是君民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访事，皆可随时照相，真法制精神也，中国宜师其意。”这一次他可是真的得到了一个“师其意”的机会，于是命人携带他的那台照相机，乘着马车，四处拍照，甚至将正在现场行跪拜礼的隆裕太后也拍进了镜头当中……
如果放在今天，端方的这一举动简直是太正常不过。类似于慈禧太后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下葬这样的重大活动，没有摄影者在旁反倒是怪事。但是，在那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照相机是什么劳什子的时代，他在这么个场合亮出这么个新鲜玩意儿，注定会被认为是“大不敬”，无异于为其政敌收拾他制造一个很好的借口。于是，一向对端方的种种新潮做派心怀不满的各种势力迅速联合起来，由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出面参劾，端方便于是年被免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内的一切职务。
在京度过了两年闲居的岁月，直到1911年国家多事，端方才复起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其后代替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当时，南方诸省爆发了保路风潮，并由此引发了以“排满”为主旨的辛亥革命。在革命泥沙俱下的洗刷之下，端方于1911年11月27日在手下新军的一次哗变中被糊里糊涂地砍掉了脑袋，成为他所效忠的清王朝的一个殉葬者。
隋朝人王通在其《文中子?事君》一文中曾有“大厦将颠，非一木难支也”的名言。衡之以端方个人的际遇以及整个满清王朝的悲剧性结局，大约正可以为王通的这句名言做一个极为生动的注脚。
端方在官场上的升迁速度非常快：1898年，他还只是一个道台，但四年之后，他已经接替张之洞为代理湖广总督。其后，先后任闽浙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一方响当当的封疆大吏。
端方的思想极其开通，在百日维新运动中，因拥护维新派而差点儿遭到日后清算。因他写了一首《劝善歌》献给慈禧，再加上荣禄等人的帮助，才勉强得脱。后来，经过庚子国变联军入都的强刺激，慈禧等满洲宗室被迫重开维新大门，力推新政，端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清政府1905年出使考察西洋政治的不二人选。也正是这次难得的人生际遇，使他得以有机会零距离接触中国之外的另一处全新世界，演成了他整个官宦生涯的一个华彩乐段。
1905年，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终于决定借鉴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加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为此，于当年7月16日正式颁发上谕，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状况。而当载泽等五大臣峨冠博带准备出发时，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突然遭遇了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五大臣中的载泽、绍英受伤，此事顷刻轰动朝野，满洲贵戚人心惶惶。但革命党的暗杀活动并没有阻止住清政府外派大臣出洋考察的决心，反倒使年迈的慈禧看到了只有出洋考察和加速政体改革才能消弭革命，延续清政府的国祚。
1905年10月26日，清政府再发上谕，决定增派尚其亨、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继续前往西方各国考察政治。新的五大臣分两批次—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为一路，主要考察日、英、法、比各国;戴鸿慈、端方为一路，主要考察美、德、奥、俄等国。
平心而论，五大臣出洋考察活动对于晚清政府而言，收获巨大，基本上实现了考察前预定的各项目标，这从五大臣回国后向朝廷提交的一系列观点一致的考察报告中可看出端倪。
归国后，仅端方、戴鸿慈就向朝廷提交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重要政治文件，端方还主持编写了《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等书。这些文件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自与东西洋各国交通以来，屡屡失败，其因乃在内政……”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
端方还以满臣的特殊身份向慈禧和光绪提交了《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建议：“请降明诏，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可以说，他极为准确地点出了满清王朝二百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一大政治“软肋”，提出的解决办法大都切实可行。虽然今人考证说端方等所上的一些折子是其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的代笔，但能够请还在通缉之中的维新派操刀，足见端方敢于破除畛域的胆略和唯才是举的魄力！
此次考察活动结束后，端方的眼界大开，本来就具趋新倾向的他，做派更为新潮时髦，在之后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上，他积极推行各项社会改革，办实业，开女校，整饬财政，筹建南洋大学，筹办中国首次商品博览会，公费外派女留学生……风风火火，雷厉风行，成为清末新政的积极践行者。
当然，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老大帝国里，标新立异玩时髦，尤其在晚清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官场上率先出位搞革新，往往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其下场往往会成为众矢之的，从而“出师未捷身先死”，落得个丢官乃至丢命的严重后果。
据说，当年的端方实地观看了活生生的“西洋镜”之后，从海外带回来不少新潮的小玩意儿。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三样：一是购买了不少小动物；二是电影放映机；三是照相机。他当初只是觉得洋人的这些小玩意儿好玩，但不曾想到除了小动物，剩下的这两样都给他招来了大麻烦，让他在政治上栽了大跟头。
他弄回来的放映机，据说是中国国内最早的几台电影放映机之一。回国后，爱出风头的端方很想在当轴的军机大臣即后来的摄政王载沣等人面前露一手，便召集载沣、载泽等满族大臣聚会，一同欣赏他从国外带回来的这个“西洋镜”。但不幸的意外事件发生了：或是当时技术不成熟，又或者是操作人员失误，以至于在放映过程中放映机失火爆炸，当场炸死了好几个人。弄得诸位同族大僚不欢而散，端方因此大失面子。但惹来更大麻烦的则是那部照相机，1909年（宣统元年），端方刚刚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任上转任非常重要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甫一上任就赶上慈禧的奉安大典，端方突发奇想，欲采用一回“国际惯例”，用照相机为这个重要的活动留些照片作为纪念。
客观说，他能想到这一层，也是那次出国考察的一个小成果。考察西洋各国之后，他就常常对人说：“欧美立宪真是君民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访事，皆可随时照相，真法制精神也，中国宜师其意。”这一次他可是真的得到了一个“师其意”的机会，于是命人携带他的那台照相机，乘着马车，四处拍照，甚至将正在现场行跪拜礼的隆裕太后也拍进了镜头当中……
如果放在今天，端方的这一举动简直是太正常不过。类似于慈禧太后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下葬这样的重大活动，没有摄影者在旁反倒是怪事。但是，在那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照相机是什么劳什子的时代，他在这么个场合亮出这么个新鲜玩意儿，注定会被认为是“大不敬”，无异于为其政敌收拾他制造一个很好的借口。于是，一向对端方的种种新潮做派心怀不满的各种势力迅速联合起来，由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出面参劾，端方便于是年被免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内的一切职务。
在京度过了两年闲居的岁月，直到1911年国家多事，端方才复起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其后代替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当时，南方诸省爆发了保路风潮，并由此引发了以“排满”为主旨的辛亥革命。在革命泥沙俱下的洗刷之下，端方于1911年11月27日在手下新军的一次哗变中被糊里糊涂地砍掉了脑袋，成为他所效忠的清王朝的一个殉葬者。
隋朝人王通在其《文中子?事君》一文中曾有“大厦将颠，非一木难支也”的名言。衡之以端方个人的际遇以及整个满清王朝的悲剧性结局，大约正可以为王通的这句名言做一个极为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