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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喜爱比让人惧怕更重要
“软实力”或曰“软权力”(soft power)已成为国际政治的关键词,被视为21世纪大国竞争的核心。一国的外交与其内政是紧密相连的。没有内在的实力,在国际上也难当大任。
“软实力”是前哈佛大学政府学院院长、克林顿政府的阁僚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出版的《命中注定的领袖:美国权力的本质性变化》一书中提出的。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势力仍然独步于世,是能够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但是,要保持这一地位,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或曰实力)性质就必须起本质性的变化。权力有两种。一种是“硬权力”,这在国际上主要体现在军事实力,其背后包括GDP、人口、资源等“实打实”的因素。运用这种权力,无疑可以使他国屈从于你的指令。另一种权力是“软权力”,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能够驱使别人在非强制的情况下自愿与你合作。因此,美国在21世纪的核心战略,应该着眼于“软实力”的扩张。
此论在随即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中立刻风行,并在世界被广泛运用,但也马上招致保守主义阵营的批评。在这些人看来,“9•11”有力地证明了“软权力”在对付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时是多么缺乏效力。此时布什正好获选总统,美国立即转入“单边主义”的轨道,以“硬权力”在全球布武,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最为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当时主持伊战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与媒体的问答——当记者问他如何考虑美国的“软实力”时,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懂这个词的意思。”言下之意,“软实力”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但是,布什八年成为美国的梦魇。硬碰硬使美国在国际上撞得头破血流,再加上国内经济危机重重、联邦赤字高筑,美国的“硬实力”大大缩水。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在2008年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软实力”再次成为国家目标。奥巴马上台后,也把“改变美国的国际形象”作为其外交的基础。
可以说,“软实力”提出20年,在国际政治中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也为我们反省这一理论的价值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例证。
首先,从“硬道理”看“软实力”。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刚获得冷战的胜利,但也被拖得精疲力尽。当时联邦政府债台高筑,经济陷于衰退,基础设施长年失修,年轻一代普遍觉得不可能享受父母那样的生活水平,一切笼罩在“美国衰落”的阴霾之中。克林顿上台后,既要大手花钱来实现民主党的理想和承诺,又要控制和削减联邦赤字,陷入财政困局,这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幅度削减军费。要从军方手里挖出钱来,可谓虎口拔牙,必须有新的意识形态为导引不可。1990年“软实力”提出时,美国的军费开支占GDP的5.2%,日后逐年降低,到2001年降到3%。这种下降趋势,到布什上台后才扭转。美国军方不喜欢克林顿,自有其“硬道理”。克林顿政府大谈“软实力”,背后同样有“硬道理”。
第二,“软实力”和“硬实力”本应相辅相成,并非非此即彼。应该说,“软实力”多少被军方和保守派给妖魔化了。约瑟夫•奈本人就强调,他作为前克林顿政府国防部的助理部长,深知“硬实力”之重要。事实是,美国在克林顿任内休养生息八年之久,经济高速发展,联邦从大幅赤字变成大幅盈余,国力上了一个台阶,“硬实力”大增。布什上台后搞“单边主义”,靠的是这些本钱,但把这些“硬实力”给挥霍掉了。同时,“软实力”可以大大降低使用“硬实力”的成本。以伊拉克为例,拉姆斯菲尔德拒绝把“软实力”放入政府的战略考虑中,切尼则指望美军在伊拉克会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夹道欢迎,但这种夹道欢迎没有发生,就是美国“软实力”已削弱的体现。如同共和党的前众议院领袖金里奇认识到的,衡量成败的标准不是杀死多少敌人,而是结交了多少朋友和盟友。随着伊战的旗开得胜,美国的国际声誉猛跌,乃至支持美国的国家也跟着受连累。此时美国想硬也硬不起来。于是,在奥巴马政府中,“软实力”又成了硬通货。
第三,“软实力”的理论,试图解决美国内政、外交的一个根本矛盾。早就有许多学者和评论家指出,美国对内民主,对外霸权。民主和霸权的逻辑本是不相容的。民主制度,其实是“软实力”的硬结果。在民主政治中,没有人可以靠武力统治,一切由选票说话。而选票代表着选民自发、自愿的选择。2008年大选中,共和党政敌讥笑奥巴马毫无政绩和经验,靠写几本畅销书就想当总统,“软”得像个笑话。这话虽然有些夸张,却基本真实。但是,奥巴马不仅当了总统,而且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而国际上,美国则一向是主权高于一切,绝对不会听从国际舆论,甚至不愿意接受国际条约的约束,动不动把武力或者经济制裁作为使人就范的工具。这就引起各国的怨恨。“软实力”的鼓吹者,虽然远没有走到以民主原则约束美国国际行为的地步,但要求美国至少有些“民主作风”,在积极寻求国际共识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外交路线。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这方面确实有所改变,比如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美国从不参与到积极协调,开始扮演领袖的角色。
事实上,提倡“软实力”的人,恰恰认为美国有着丰富的“软实力”资源,只是忽视了开发而已。约瑟夫•奈在2005年出版的《软实力》一书中,摆出了如下事实:
美国是吸引移民最多的国家,比起第二移民大国德国,吸引的移民量要高6倍。
美国的影视产品出口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当今世界的160万留学生中,28%选择了美国,另外14%选择了英国。
2002年在美国教育机构工作的外国学者,达到86000人。
这些事实说明,美国的价值、繁荣、生活方式具有全球的吸引力。这在中国也感受得非常实在。2010年中国输出30万左右的留学生,美国是最大的目的地。美国是个种族和文化上最为多元的国家,有巨大的兼容并包能力,在吸引力和开放性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和美国竞争。
“软实力”说到底就是这样一种塑造他人的选择和偏好的能力。在这方面,“软实力”不仅和赤裸裸的军事能力不同,也和影响力有巨大的差别。影响力经常建筑在“硬实力”的基础之上。比如,反恐战争刚开始时,布什在国会告诉世界各国:“这次你们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就是站在他们那一边。”他并未动一枪一弹,许多国家就加入了反恐阵营。但是,这种加入,是在“硬实力”的威慑之下,并非心甘情愿,特别是一些中东国家,站在美国一方所引起的是怨恨。伊战前,美国在欧洲盟国中的支持率流失了30个百分点,在中东国家更不得人心。伊战后的一次民调表明,19国中有2/3国家的大多数国民对美国有不良印象。显然,作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美国仍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在国际社会则不获认同。人们希望自己像个美国人一样被对待,却不愿意被美国人所对待。
“软权力”的目标,是要化解这样的矛盾,把美国的文化优势落实到其国际战略上来。约瑟夫•奈意味深长地说,马基雅维利当年劝告意大利的君主们:“你最好让别人都惧怕你。”在21世纪,让人惧怕依然重要,这是美国保持如此强大的军力的原因。但是,令人喜爱恐怕更重要。
“软实力”与“软权力”的统治原则
Soft Power,可译为“软实力”,也可译为“软权力”。不过,在中文中,“实力”与“权力”毕竟有微妙的不同。简单地说,“权力”是使他人顺从自己意志的能力,“实力”则是构成这种能力的资源。一般而言,“权力”会随着“实力”的增长而增长,“权力”的运用也会增加或者削弱“实力”。本节讨论的重点将从“软实力”转向“软权力”。
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著有《权力解剖》一书,把权力分为三种:
第一,“应得权力” (condign power),即以威胁和惩罚的方式使对方顺从的能力。比如,现代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其警察和军队,都是行使“应得权力”的工具。
第二,“补偿权力” (compensatory power),即通过奖赏使对方服从自己的能力。老板通过发放工资让雇员为自己服务,就是这种权力的典型。
第三,“约成权力”(conditioned power),即通过塑造信仰体系而获得对方的顺从。比如,看起来是自然的、得体的、正确的说服工作,教育和社会承担等,都会引起别人自发的顺从。
如果这种理论太抽象枯燥的话,我们不妨用例子来演绎一下。
想象一下,你坐在一大桌宴会席上,面对桌子另一头的酱油鞭长莫及。于是你需要坐在那里的女士把酱油递过来。要想让她听从你的指令,可有三种选择——
第一,命令她把酱油递过来,否则就拳脚相加。这样,你就在行使“应得权力”。
第二,告诉她,如果把酱油递过来,你将支付一百块钱。这样,你就在行使“补偿权力”。
第三,微笑地对对方说:“您能帮我递一下酱油吗?”这样,你就在行使“约成权力”。
加尔布雷斯认为“约成权力”才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很简单,在“递酱油”这种情况下,除非是神经病,都会行使“约成权力”。这是社会运行的基础。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大家出去吃饭遇到同样的情况,都纷纷选择使用“应得权力”和“补偿权力”,那么社会还能正常运行多久?“应得权力”的滥用导致我们被暴力所吞噬。“补偿权力”的滥用则导致“交易费用”的飙升,最后大家破产。如果用“软权力”来界定的话,“应得权力”和“补偿权力”都属于“硬权力”,符合人们共同遵守习惯的“约成权力”则是“软权力”。
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政治权力的运用,经常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权力的运用有着正好相反的偏好序列,这在生活中处处可见。比如,能使用暴力拆迁的,当然不愿意给你市场价值的补偿,更懒得与你没完没了地商量。这种政治权力,总把人们对之绝对的服从视为政治稳定的基础。这里权力偏好形成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权力所要处理的问题,远非“请客吃饭”那么容易;所要求的顺从,也远非递瓶酱油那么简单。政治权力往往要解决根本的甚至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正如你从那位女士那里所要求的如果不是递一瓶酱油,而是她一半的财产,自然会引起抵制甚至公开的反叛。所以,政治权力的一个核心基础就是暴力,其信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应得权力”的能力。
但是,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什么必需,从接受一方说,没有人喜欢被强制。所以,从权力效率的角度看,不管对待什么艰难的使命,能使用“软权力”时就不应该使用“硬权力”;在“硬权力”中,能使用“补偿权力”时就不要使用“应得权力”。
“革命”怎样成为“请客吃饭”
这样的权力运行规则,其实就萌芽于封建秩序中。在一般人眼里,“封建”和愚昧落后、中世纪黑暗时代联系在一起。其实,国际史学界早已推翻了这种陈见,而把中世纪作为现代性的起源。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宪政秩序。中世纪的国王,虽然需要王室的血缘,却经常是要贵族们推选的。国王的权力有正当的合法性基础,也有正当的合法性限度。比如,国王的一大功能,就是领导民众共御外侮。大敌当前,国王有足够的合法性权威要求手下的贵族贡献自己的服务和资源。贵族们也认为这种要求属于自然、得体、正当的范围,于是按照“请客吃饭”的逻辑心甘情愿地跟着国王去打仗。但是,一旦恢复和平,大家就遵从中世纪的政治格言:“国王应该靠自己过日子”,贵族则回到自己的庄园,享受自己的“自由”。如果国王有紧急需求,则贵族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同意国王在“正常收入”之外的“非常收入”,并按商议的方式分担。如果不经同意,国王则无权索取这些“非常收入”。这其实就已经确立了宪政的原则。统治者在被统治者同意的条件下行使“约成权力”。这样,革命就真的成为“请客吃饭”了。
现代社会是理性化管理的社会,需要一系列的制度硬件,包括一整套官僚行政系统。国家不能有急事时临时抱佛脚地和自己的公民商量:“最近手头是否宽松?我这里有急事,关乎大家的利益,请帮帮忙。”然后等着看大家同意出多少钱。国家需要事先制定自己的目标,并估计达到这些目标的费用,形成预算,然后按照一定的税率获取必要的财政资源。一个公民,也不具备单独和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当你拿到工资单时,国家已经把你该纳的税按既定比例扣除了。你似乎是被剥夺了,但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强制性,表面上是“硬权力”的行使,在精神上则是“软权力”的运作。征不征税,征多少税,都是通过参与性的政治程序,由选民授权的。国家的行为,和“请你把酱油递过来好吗”实际上是一致的。没有一个宪政国家可以不经选民授权而征税。大英帝国当年忘记这一点,对美洲13个殖民地行使“应得权力”而非“约成权力”,结果引起了独立战争,才有了现代的美国。
内政中的“软权力”及其历史,对我们理解现代国际政治中的“软权力”至关重要。封建时代王权的合法性,对于当今国际关系,还是有相当的参照意义的。美国必须在解决全球面临的大问题方面扮演领导的角色,为国际共同体提供秩序,才能在世界获得正当权威。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要参与塑造国际秩序,就必须和其他国家一起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资源。扮演领袖的角色,不能仅仅说“我们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贵在求同存异”,还必须说:“我们捍卫的不仅是我们的价值,也是你们的价值。”这样,你才不用强制别人顺从,甚至不必支付别人的服务。这样,大国才能既充当领袖,又使别人心甘情愿地分担责任。
试图放弃韬光养晦战略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说本世纪头十年的大国博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高估自己的“硬实力”而无视“软实力”,最后不仅伤害“软实力”,而且导致“硬实力”的衰退。但反之,盲目追求“软实力”,是否也会削弱“硬实力”?对于正大力构筑“软实力”的中国,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举个例子,中国现在环球兴建“孔子学院”、派出大量志愿人员教外国人中文,显然是一种“软实力”战略,但必须通过“硬实力”的财政拨款才能实现。不妨看一下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的2010年孔子学院工作汇报:在全球经济状况普遍不佳的情况下,中外对孔子学院的投入不但没有减少还有增加,双方投入现金共计1.19亿美元,中外比例为1︰1,平均每所40多万美元……截止今年(2009年)11月底,总部本级支出1.33亿元人民币,折合1950万美元,没有超支预算。”(《关于2010年孔子学院总部工作计划的汇报》,来自网络孔子学院)
这1.33亿人民币,还不包括向海外派遣大量中文教师的成本。中国的落后地区,生均教育行政经费还没有达到三五百元,1.33亿,大致相当于中国落后地区40万孩子一年的教育行政经费!怎么能把钱从每年仅有三五百元教育行政经费的孩子身上抽走,拿来给每年有200多倍教育经费的美国孩子来支付他们学外语的费用!
这一案例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对“软实力”的误解。中国国际地位的飙升,首先应归结于“硬实力”的成长。我在美国的大学教过中文,据个人经验和见闻,大部分美国学生对中国文化并无特别兴趣,他们学中文的理由就是赚钱。30多年前学日文有利可图,如今学中文有利可图,这里起作用的是“硬实力”而非“软实力”。而且,中国亟待转型到一个高科技的创新社会,核心就是人才。如今60%以上的中国民工仅有九年的教育,这种情况下,每年不足三五百块的人均教育行政经费怎么培养下一代,怎么应对创新型社会的挑战?即使从弘扬中国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载体”主要是中国人而非外国人。中国人能享受优良的教育,中国文化就繁荣,否则就衰落。怎能指望花钱在别人身上来开拓中国文化的未来呢?
中国的崛起要借助于“软实力”,这已成为共识。实际上,“软实力”也是中国的优势和未来崛起之路。首先,中国的“硬实力”在未来几十年内恐难超越美国,因此,中国崛起必须另谋途径,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寻求发展机会。其次,在本世纪,美国虽频频展示“硬实力”,但在国际政治中基本呈败退之势。而中国在“硬实力”大涨的同时,遵循着低调、不强加于人的外交传统,广为国际社会接受,地位节节上升。因此,应该认识到,“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大国战略,并不仅仅是后发国家处于弱势时不得已的战略抉择,更是21世纪国际秩序的要求。那种看着国力大增而试图放弃“韬光养晦”战略,对世界施加主宰性影响(包括文化扩张)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软实力”或曰“软权力”(soft power)已成为国际政治的关键词,被视为21世纪大国竞争的核心。一国的外交与其内政是紧密相连的。没有内在的实力,在国际上也难当大任。
“软实力”是前哈佛大学政府学院院长、克林顿政府的阁僚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出版的《命中注定的领袖:美国权力的本质性变化》一书中提出的。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势力仍然独步于世,是能够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但是,要保持这一地位,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或曰实力)性质就必须起本质性的变化。权力有两种。一种是“硬权力”,这在国际上主要体现在军事实力,其背后包括GDP、人口、资源等“实打实”的因素。运用这种权力,无疑可以使他国屈从于你的指令。另一种权力是“软权力”,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能够驱使别人在非强制的情况下自愿与你合作。因此,美国在21世纪的核心战略,应该着眼于“软实力”的扩张。
此论在随即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中立刻风行,并在世界被广泛运用,但也马上招致保守主义阵营的批评。在这些人看来,“9•11”有力地证明了“软权力”在对付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时是多么缺乏效力。此时布什正好获选总统,美国立即转入“单边主义”的轨道,以“硬权力”在全球布武,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最为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当时主持伊战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与媒体的问答——当记者问他如何考虑美国的“软实力”时,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懂这个词的意思。”言下之意,“软实力”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但是,布什八年成为美国的梦魇。硬碰硬使美国在国际上撞得头破血流,再加上国内经济危机重重、联邦赤字高筑,美国的“硬实力”大大缩水。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在2008年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软实力”再次成为国家目标。奥巴马上台后,也把“改变美国的国际形象”作为其外交的基础。
可以说,“软实力”提出20年,在国际政治中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也为我们反省这一理论的价值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例证。
首先,从“硬道理”看“软实力”。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刚获得冷战的胜利,但也被拖得精疲力尽。当时联邦政府债台高筑,经济陷于衰退,基础设施长年失修,年轻一代普遍觉得不可能享受父母那样的生活水平,一切笼罩在“美国衰落”的阴霾之中。克林顿上台后,既要大手花钱来实现民主党的理想和承诺,又要控制和削减联邦赤字,陷入财政困局,这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幅度削减军费。要从军方手里挖出钱来,可谓虎口拔牙,必须有新的意识形态为导引不可。1990年“软实力”提出时,美国的军费开支占GDP的5.2%,日后逐年降低,到2001年降到3%。这种下降趋势,到布什上台后才扭转。美国军方不喜欢克林顿,自有其“硬道理”。克林顿政府大谈“软实力”,背后同样有“硬道理”。
第二,“软实力”和“硬实力”本应相辅相成,并非非此即彼。应该说,“软实力”多少被军方和保守派给妖魔化了。约瑟夫•奈本人就强调,他作为前克林顿政府国防部的助理部长,深知“硬实力”之重要。事实是,美国在克林顿任内休养生息八年之久,经济高速发展,联邦从大幅赤字变成大幅盈余,国力上了一个台阶,“硬实力”大增。布什上台后搞“单边主义”,靠的是这些本钱,但把这些“硬实力”给挥霍掉了。同时,“软实力”可以大大降低使用“硬实力”的成本。以伊拉克为例,拉姆斯菲尔德拒绝把“软实力”放入政府的战略考虑中,切尼则指望美军在伊拉克会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夹道欢迎,但这种夹道欢迎没有发生,就是美国“软实力”已削弱的体现。如同共和党的前众议院领袖金里奇认识到的,衡量成败的标准不是杀死多少敌人,而是结交了多少朋友和盟友。随着伊战的旗开得胜,美国的国际声誉猛跌,乃至支持美国的国家也跟着受连累。此时美国想硬也硬不起来。于是,在奥巴马政府中,“软实力”又成了硬通货。
第三,“软实力”的理论,试图解决美国内政、外交的一个根本矛盾。早就有许多学者和评论家指出,美国对内民主,对外霸权。民主和霸权的逻辑本是不相容的。民主制度,其实是“软实力”的硬结果。在民主政治中,没有人可以靠武力统治,一切由选票说话。而选票代表着选民自发、自愿的选择。2008年大选中,共和党政敌讥笑奥巴马毫无政绩和经验,靠写几本畅销书就想当总统,“软”得像个笑话。这话虽然有些夸张,却基本真实。但是,奥巴马不仅当了总统,而且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而国际上,美国则一向是主权高于一切,绝对不会听从国际舆论,甚至不愿意接受国际条约的约束,动不动把武力或者经济制裁作为使人就范的工具。这就引起各国的怨恨。“软实力”的鼓吹者,虽然远没有走到以民主原则约束美国国际行为的地步,但要求美国至少有些“民主作风”,在积极寻求国际共识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外交路线。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这方面确实有所改变,比如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美国从不参与到积极协调,开始扮演领袖的角色。
事实上,提倡“软实力”的人,恰恰认为美国有着丰富的“软实力”资源,只是忽视了开发而已。约瑟夫•奈在2005年出版的《软实力》一书中,摆出了如下事实:
美国是吸引移民最多的国家,比起第二移民大国德国,吸引的移民量要高6倍。
美国的影视产品出口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当今世界的160万留学生中,28%选择了美国,另外14%选择了英国。
2002年在美国教育机构工作的外国学者,达到86000人。
这些事实说明,美国的价值、繁荣、生活方式具有全球的吸引力。这在中国也感受得非常实在。2010年中国输出30万左右的留学生,美国是最大的目的地。美国是个种族和文化上最为多元的国家,有巨大的兼容并包能力,在吸引力和开放性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和美国竞争。
“软实力”说到底就是这样一种塑造他人的选择和偏好的能力。在这方面,“软实力”不仅和赤裸裸的军事能力不同,也和影响力有巨大的差别。影响力经常建筑在“硬实力”的基础之上。比如,反恐战争刚开始时,布什在国会告诉世界各国:“这次你们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就是站在他们那一边。”他并未动一枪一弹,许多国家就加入了反恐阵营。但是,这种加入,是在“硬实力”的威慑之下,并非心甘情愿,特别是一些中东国家,站在美国一方所引起的是怨恨。伊战前,美国在欧洲盟国中的支持率流失了30个百分点,在中东国家更不得人心。伊战后的一次民调表明,19国中有2/3国家的大多数国民对美国有不良印象。显然,作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美国仍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在国际社会则不获认同。人们希望自己像个美国人一样被对待,却不愿意被美国人所对待。
“软权力”的目标,是要化解这样的矛盾,把美国的文化优势落实到其国际战略上来。约瑟夫•奈意味深长地说,马基雅维利当年劝告意大利的君主们:“你最好让别人都惧怕你。”在21世纪,让人惧怕依然重要,这是美国保持如此强大的军力的原因。但是,令人喜爱恐怕更重要。
“软实力”与“软权力”的统治原则
Soft Power,可译为“软实力”,也可译为“软权力”。不过,在中文中,“实力”与“权力”毕竟有微妙的不同。简单地说,“权力”是使他人顺从自己意志的能力,“实力”则是构成这种能力的资源。一般而言,“权力”会随着“实力”的增长而增长,“权力”的运用也会增加或者削弱“实力”。本节讨论的重点将从“软实力”转向“软权力”。
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著有《权力解剖》一书,把权力分为三种:
第一,“应得权力” (condign power),即以威胁和惩罚的方式使对方顺从的能力。比如,现代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其警察和军队,都是行使“应得权力”的工具。
第二,“补偿权力” (compensatory power),即通过奖赏使对方服从自己的能力。老板通过发放工资让雇员为自己服务,就是这种权力的典型。
第三,“约成权力”(conditioned power),即通过塑造信仰体系而获得对方的顺从。比如,看起来是自然的、得体的、正确的说服工作,教育和社会承担等,都会引起别人自发的顺从。
如果这种理论太抽象枯燥的话,我们不妨用例子来演绎一下。
想象一下,你坐在一大桌宴会席上,面对桌子另一头的酱油鞭长莫及。于是你需要坐在那里的女士把酱油递过来。要想让她听从你的指令,可有三种选择——
第一,命令她把酱油递过来,否则就拳脚相加。这样,你就在行使“应得权力”。
第二,告诉她,如果把酱油递过来,你将支付一百块钱。这样,你就在行使“补偿权力”。
第三,微笑地对对方说:“您能帮我递一下酱油吗?”这样,你就在行使“约成权力”。
加尔布雷斯认为“约成权力”才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很简单,在“递酱油”这种情况下,除非是神经病,都会行使“约成权力”。这是社会运行的基础。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大家出去吃饭遇到同样的情况,都纷纷选择使用“应得权力”和“补偿权力”,那么社会还能正常运行多久?“应得权力”的滥用导致我们被暴力所吞噬。“补偿权力”的滥用则导致“交易费用”的飙升,最后大家破产。如果用“软权力”来界定的话,“应得权力”和“补偿权力”都属于“硬权力”,符合人们共同遵守习惯的“约成权力”则是“软权力”。
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政治权力的运用,经常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权力的运用有着正好相反的偏好序列,这在生活中处处可见。比如,能使用暴力拆迁的,当然不愿意给你市场价值的补偿,更懒得与你没完没了地商量。这种政治权力,总把人们对之绝对的服从视为政治稳定的基础。这里权力偏好形成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权力所要处理的问题,远非“请客吃饭”那么容易;所要求的顺从,也远非递瓶酱油那么简单。政治权力往往要解决根本的甚至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正如你从那位女士那里所要求的如果不是递一瓶酱油,而是她一半的财产,自然会引起抵制甚至公开的反叛。所以,政治权力的一个核心基础就是暴力,其信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应得权力”的能力。
但是,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什么必需,从接受一方说,没有人喜欢被强制。所以,从权力效率的角度看,不管对待什么艰难的使命,能使用“软权力”时就不应该使用“硬权力”;在“硬权力”中,能使用“补偿权力”时就不要使用“应得权力”。
“革命”怎样成为“请客吃饭”
这样的权力运行规则,其实就萌芽于封建秩序中。在一般人眼里,“封建”和愚昧落后、中世纪黑暗时代联系在一起。其实,国际史学界早已推翻了这种陈见,而把中世纪作为现代性的起源。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宪政秩序。中世纪的国王,虽然需要王室的血缘,却经常是要贵族们推选的。国王的权力有正当的合法性基础,也有正当的合法性限度。比如,国王的一大功能,就是领导民众共御外侮。大敌当前,国王有足够的合法性权威要求手下的贵族贡献自己的服务和资源。贵族们也认为这种要求属于自然、得体、正当的范围,于是按照“请客吃饭”的逻辑心甘情愿地跟着国王去打仗。但是,一旦恢复和平,大家就遵从中世纪的政治格言:“国王应该靠自己过日子”,贵族则回到自己的庄园,享受自己的“自由”。如果国王有紧急需求,则贵族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同意国王在“正常收入”之外的“非常收入”,并按商议的方式分担。如果不经同意,国王则无权索取这些“非常收入”。这其实就已经确立了宪政的原则。统治者在被统治者同意的条件下行使“约成权力”。这样,革命就真的成为“请客吃饭”了。
现代社会是理性化管理的社会,需要一系列的制度硬件,包括一整套官僚行政系统。国家不能有急事时临时抱佛脚地和自己的公民商量:“最近手头是否宽松?我这里有急事,关乎大家的利益,请帮帮忙。”然后等着看大家同意出多少钱。国家需要事先制定自己的目标,并估计达到这些目标的费用,形成预算,然后按照一定的税率获取必要的财政资源。一个公民,也不具备单独和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当你拿到工资单时,国家已经把你该纳的税按既定比例扣除了。你似乎是被剥夺了,但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强制性,表面上是“硬权力”的行使,在精神上则是“软权力”的运作。征不征税,征多少税,都是通过参与性的政治程序,由选民授权的。国家的行为,和“请你把酱油递过来好吗”实际上是一致的。没有一个宪政国家可以不经选民授权而征税。大英帝国当年忘记这一点,对美洲13个殖民地行使“应得权力”而非“约成权力”,结果引起了独立战争,才有了现代的美国。
内政中的“软权力”及其历史,对我们理解现代国际政治中的“软权力”至关重要。封建时代王权的合法性,对于当今国际关系,还是有相当的参照意义的。美国必须在解决全球面临的大问题方面扮演领导的角色,为国际共同体提供秩序,才能在世界获得正当权威。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要参与塑造国际秩序,就必须和其他国家一起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资源。扮演领袖的角色,不能仅仅说“我们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贵在求同存异”,还必须说:“我们捍卫的不仅是我们的价值,也是你们的价值。”这样,你才不用强制别人顺从,甚至不必支付别人的服务。这样,大国才能既充当领袖,又使别人心甘情愿地分担责任。
试图放弃韬光养晦战略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说本世纪头十年的大国博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高估自己的“硬实力”而无视“软实力”,最后不仅伤害“软实力”,而且导致“硬实力”的衰退。但反之,盲目追求“软实力”,是否也会削弱“硬实力”?对于正大力构筑“软实力”的中国,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举个例子,中国现在环球兴建“孔子学院”、派出大量志愿人员教外国人中文,显然是一种“软实力”战略,但必须通过“硬实力”的财政拨款才能实现。不妨看一下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的2010年孔子学院工作汇报:在全球经济状况普遍不佳的情况下,中外对孔子学院的投入不但没有减少还有增加,双方投入现金共计1.19亿美元,中外比例为1︰1,平均每所40多万美元……截止今年(2009年)11月底,总部本级支出1.33亿元人民币,折合1950万美元,没有超支预算。”(《关于2010年孔子学院总部工作计划的汇报》,来自网络孔子学院)
这1.33亿人民币,还不包括向海外派遣大量中文教师的成本。中国的落后地区,生均教育行政经费还没有达到三五百元,1.33亿,大致相当于中国落后地区40万孩子一年的教育行政经费!怎么能把钱从每年仅有三五百元教育行政经费的孩子身上抽走,拿来给每年有200多倍教育经费的美国孩子来支付他们学外语的费用!
这一案例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对“软实力”的误解。中国国际地位的飙升,首先应归结于“硬实力”的成长。我在美国的大学教过中文,据个人经验和见闻,大部分美国学生对中国文化并无特别兴趣,他们学中文的理由就是赚钱。30多年前学日文有利可图,如今学中文有利可图,这里起作用的是“硬实力”而非“软实力”。而且,中国亟待转型到一个高科技的创新社会,核心就是人才。如今60%以上的中国民工仅有九年的教育,这种情况下,每年不足三五百块的人均教育行政经费怎么培养下一代,怎么应对创新型社会的挑战?即使从弘扬中国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载体”主要是中国人而非外国人。中国人能享受优良的教育,中国文化就繁荣,否则就衰落。怎能指望花钱在别人身上来开拓中国文化的未来呢?
中国的崛起要借助于“软实力”,这已成为共识。实际上,“软实力”也是中国的优势和未来崛起之路。首先,中国的“硬实力”在未来几十年内恐难超越美国,因此,中国崛起必须另谋途径,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寻求发展机会。其次,在本世纪,美国虽频频展示“硬实力”,但在国际政治中基本呈败退之势。而中国在“硬实力”大涨的同时,遵循着低调、不强加于人的外交传统,广为国际社会接受,地位节节上升。因此,应该认识到,“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大国战略,并不仅仅是后发国家处于弱势时不得已的战略抉择,更是21世纪国际秩序的要求。那种看着国力大增而试图放弃“韬光养晦”战略,对世界施加主宰性影响(包括文化扩张)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