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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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09-2018年间中央及地方(以北京市等四个地区为例)颁布的263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研究样本,从实施领域角度,将产业政策分为财税支持、行业规范、规划引导、监督保障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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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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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09-2018年间中央及地方(以北京市等四个地区为例)颁布的263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研究样本,从实施领域角度,将产业政策分为财税支持、行业规范、规划引导、监督保障、其他措施等五类,经政策分解,将政策片段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五个环节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不同时期产业政策央地总体协同度与政策实施领域间的协同度,并通过逐步回归法,确定影响政策协同的各政策效力指标灵敏度.研究表明:“中央-北京”和“中央-深圳”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发展较均衡,而“中央-上海”和“中央-江苏”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存在“重使用、轻研发、轻市场”等失调现象;四地区与中央政策措施的协同差异主要体现在研发、生产和回收环节,提升“政策引导”和“保障措施”指标的政策效力有助于提升央地协同水平.根据政策分析,未来政策制定需从优化中央政策推广方式和加强监管保障等政策措施着手,根据产业链不同环节状况适时调整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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