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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卫风·氓》中的“氓” 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作为坏人的形象深深地烙在读者心中，然而这两个人物形象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创作的需要。正是“氓”与“焦母”这样两片“绿叶”才衬托出“我”和“刘兰芝”这样两朵“红花”。
【关键词】氓；焦母；坏人；创作需要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学作品中经典的艺术形象散发着永恒的艺术魅力，而为了经典形象甘当绿叶的“坏人”形象同样应当引起关注。很多情况下，是“坏人”成就了经典，而《卫风·氓》中的“氓”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就是这一类“坏人”形象。
《卫风·氓》中塑造了一个经典的艺术形象。她投入爱情的勇气让人佩服，沉入爱情的甜蜜惹人羡慕，被氓始乱终弃的经历值得同情，勇于反抗的精神引人感叹。她作为一个敢爱敢恨、勇敢独立的艺术形象虽穿越千年仍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但是与她相伴的“氓”作为“坏人”的形象则一直被人们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氓，是住在城郊家近复关的小商人，貌似憨厚，实则心怀狡诈，他以贸丝为名，打算赚个女人回去；他以嬉皮笑脸获得了女人的欢心，以谎言虚咒换取了女人的信任，以占课算卦作为对女人忠诚的保证，就以这个手段欺骗了一个纯朴善良的女人。他不只赚到了女人的爱情，赚到了女人的财物，还赚到了女人的劳动力。他以假献殷勤而人财两得，以忘恩负义而成家立业，以损人利己而达到卑鄙目的，这就是氓的生意经。婚前是羊，婚后是狼，婚前装做奴才的样子，婚后摆出老爷的架子，这就是氓的行径。诗中揭露了一个无信义、无情感、自私自利、奸诈虚伪的坏家伙的本性。但是经过认真分析我们发现这首诗以弃妇的口吻，陈述自己被“氓”抛弃的始末根由，确实凄婉欲绝，而人们又习惯性站在同情弱者的立场，则“氓”为千夫所指，势在必然。至于婚姻破裂的真相，也就只有“我”的一面之词，而“氓”是不在现场的。氓的形象完全是通过我的语言来塑造的，在“我”的叙述中氓没有只字片语。其实正是氓的“不在现场”才使得“我”的叙述具有不可辩驳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就使得“我”的形象感人至深。“氓”的形象是为“我”的形象服务的，“氓”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正是“氓”这枚绿叶才衬托出“我”这朵红花。
无独有偶，在《孔雀东南飞》中也塑造了一个的经典的艺术形象刘兰芝。她美貌“指若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着流纨素，耳垂明月珰。”；她家教甚好，“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她勤劳“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她知礼节“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刘兰芝作为一个勤劳，善良，聪明，美丽，性格坚强，忠于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我国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闪烁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都找不到刘兰芝的毛病，她近乎是一个完人。与刘兰芝相对的是“坏人”焦母。她极端的蛮横无理，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一意独断专行，强行拆散。她对仲卿是软硬肩施，一会儿（逼谴时）是恶语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甚至当焦仲卿向她辞别赴死时，她只是进行劝慰“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更没有改变她驱遣刘兰芝的决心。焦母可以置儿子的生命于不顾，目的是要是要速谴兰芝。但是她为什么不被焦母所接受，我们找遍全文唯一的线索是“此妇无礼节，行动自专由”，但是刘兰芝不是无礼节，她刚进焦家就抱着“供养卒大恩”的思想，但是却遭婆婆讨厌，甚至是故意挑刺，“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即使是最后被遣回家她仍然是“上堂拜阿母”，“念母劳家里”。刘兰芝也不是“自专由”。她是“奉事循公姥”，遇事和焦仲卿商量。所以焦母所言“此妇无礼节，行动自专由”完全是借口。那么焦母为什么不容刘兰芝？不少研究者对她被休的原因做出各种推测。笔者大致搜集一下主要是一下几点：一、无子被遣说。刘兰芝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但未提到他们有孩子。二、 俄狄甫斯情结。焦母驱谴刘兰芝是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结——恋子情绪。三、心理变态说。她年轻丧夫，感情寂寞。多年的育儿之苦、感情的无依托使她心理扭曲变态。四、妒贤嫉能说。见儿媳妇刘兰芝比自己能干，焦母心中难免有些不服气，妒从中生。五、更年期遇上了青春期。焦母正处于更年期，而刘兰芝正处于青春冲动期，两个心情压抑烦燥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发生种种不愉快在所难免。六、人性的觉醒与专制思想的碰撞。刘兰芝追求独立、自由、平等，这种行止见识让长期生活在传统宗法社会中，已经完全自觉地接受了诸如“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女子无便是德”之类男权思想的焦母感到陌生和害怕。以上分析不乏道理，但也难免有过多猜测之嫌。细究之下我们发现这首诗的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既然是为刘兰芝所作，就不免受情感的左右站在刘兰芝的立场上叙述。正是焦母的蛮横、毫不讲理地驱遣刘兰芝，才愈加凸显刘兰芝的形象。在这首诗的序言里也说得非常清楚，“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时人所伤乃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其中焦母的形象乃是创作者根据一定的现实加以创作的结果，可以说正是“坏人”焦母成就了刘兰芝。
借用史铁生的话说“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卫风·氓》中的“我”是个弃妇，《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也是个弃妇。弃妇诗是古代诗歌中常见的题材，大多都是通过女子的口吻或者站在女性的立场进行写作。被弃的妇女虽然值得同情，但弃妇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家庭矛盾也值得关注。但是在文学创作中却不言明隐情，用这些“坏人”的形象成就经典的人物。这些“坏人”越是粗暴、越是不可理喻，经典形象就越是值得同情，所以文学作品中的“坏人”形象往往是伴随创作的需要而出现的。
参考文献
[1]颜辉荣，严德本.同中有异 各尽其妙——《氓》与《孔雀东南飞》之女主人公形象比较谈[J].语文月刊.2003（11）.
[2]徐应佩，周溶泉.婀娜多姿 哀婉动人——谈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01）.
（责任编辑：龙大为）
【关键词】氓；焦母；坏人；创作需要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学作品中经典的艺术形象散发着永恒的艺术魅力，而为了经典形象甘当绿叶的“坏人”形象同样应当引起关注。很多情况下，是“坏人”成就了经典，而《卫风·氓》中的“氓”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就是这一类“坏人”形象。
《卫风·氓》中塑造了一个经典的艺术形象。她投入爱情的勇气让人佩服，沉入爱情的甜蜜惹人羡慕，被氓始乱终弃的经历值得同情，勇于反抗的精神引人感叹。她作为一个敢爱敢恨、勇敢独立的艺术形象虽穿越千年仍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但是与她相伴的“氓”作为“坏人”的形象则一直被人们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氓，是住在城郊家近复关的小商人，貌似憨厚，实则心怀狡诈，他以贸丝为名，打算赚个女人回去；他以嬉皮笑脸获得了女人的欢心，以谎言虚咒换取了女人的信任，以占课算卦作为对女人忠诚的保证，就以这个手段欺骗了一个纯朴善良的女人。他不只赚到了女人的爱情，赚到了女人的财物，还赚到了女人的劳动力。他以假献殷勤而人财两得，以忘恩负义而成家立业，以损人利己而达到卑鄙目的，这就是氓的生意经。婚前是羊，婚后是狼，婚前装做奴才的样子，婚后摆出老爷的架子，这就是氓的行径。诗中揭露了一个无信义、无情感、自私自利、奸诈虚伪的坏家伙的本性。但是经过认真分析我们发现这首诗以弃妇的口吻，陈述自己被“氓”抛弃的始末根由，确实凄婉欲绝，而人们又习惯性站在同情弱者的立场，则“氓”为千夫所指，势在必然。至于婚姻破裂的真相，也就只有“我”的一面之词，而“氓”是不在现场的。氓的形象完全是通过我的语言来塑造的，在“我”的叙述中氓没有只字片语。其实正是氓的“不在现场”才使得“我”的叙述具有不可辩驳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就使得“我”的形象感人至深。“氓”的形象是为“我”的形象服务的，“氓”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正是“氓”这枚绿叶才衬托出“我”这朵红花。
无独有偶，在《孔雀东南飞》中也塑造了一个的经典的艺术形象刘兰芝。她美貌“指若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着流纨素，耳垂明月珰。”；她家教甚好，“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她勤劳“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她知礼节“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刘兰芝作为一个勤劳，善良，聪明，美丽，性格坚强，忠于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我国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闪烁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都找不到刘兰芝的毛病，她近乎是一个完人。与刘兰芝相对的是“坏人”焦母。她极端的蛮横无理，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一意独断专行，强行拆散。她对仲卿是软硬肩施，一会儿（逼谴时）是恶语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甚至当焦仲卿向她辞别赴死时，她只是进行劝慰“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更没有改变她驱遣刘兰芝的决心。焦母可以置儿子的生命于不顾，目的是要是要速谴兰芝。但是她为什么不被焦母所接受，我们找遍全文唯一的线索是“此妇无礼节，行动自专由”，但是刘兰芝不是无礼节，她刚进焦家就抱着“供养卒大恩”的思想，但是却遭婆婆讨厌，甚至是故意挑刺，“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即使是最后被遣回家她仍然是“上堂拜阿母”，“念母劳家里”。刘兰芝也不是“自专由”。她是“奉事循公姥”，遇事和焦仲卿商量。所以焦母所言“此妇无礼节，行动自专由”完全是借口。那么焦母为什么不容刘兰芝？不少研究者对她被休的原因做出各种推测。笔者大致搜集一下主要是一下几点：一、无子被遣说。刘兰芝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但未提到他们有孩子。二、 俄狄甫斯情结。焦母驱谴刘兰芝是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结——恋子情绪。三、心理变态说。她年轻丧夫，感情寂寞。多年的育儿之苦、感情的无依托使她心理扭曲变态。四、妒贤嫉能说。见儿媳妇刘兰芝比自己能干，焦母心中难免有些不服气，妒从中生。五、更年期遇上了青春期。焦母正处于更年期，而刘兰芝正处于青春冲动期，两个心情压抑烦燥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发生种种不愉快在所难免。六、人性的觉醒与专制思想的碰撞。刘兰芝追求独立、自由、平等，这种行止见识让长期生活在传统宗法社会中，已经完全自觉地接受了诸如“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女子无便是德”之类男权思想的焦母感到陌生和害怕。以上分析不乏道理，但也难免有过多猜测之嫌。细究之下我们发现这首诗的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既然是为刘兰芝所作，就不免受情感的左右站在刘兰芝的立场上叙述。正是焦母的蛮横、毫不讲理地驱遣刘兰芝，才愈加凸显刘兰芝的形象。在这首诗的序言里也说得非常清楚，“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时人所伤乃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其中焦母的形象乃是创作者根据一定的现实加以创作的结果，可以说正是“坏人”焦母成就了刘兰芝。
借用史铁生的话说“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卫风·氓》中的“我”是个弃妇，《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也是个弃妇。弃妇诗是古代诗歌中常见的题材，大多都是通过女子的口吻或者站在女性的立场进行写作。被弃的妇女虽然值得同情，但弃妇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家庭矛盾也值得关注。但是在文学创作中却不言明隐情，用这些“坏人”的形象成就经典的人物。这些“坏人”越是粗暴、越是不可理喻，经典形象就越是值得同情，所以文学作品中的“坏人”形象往往是伴随创作的需要而出现的。
参考文献
[1]颜辉荣，严德本.同中有异 各尽其妙——《氓》与《孔雀东南飞》之女主人公形象比较谈[J].语文月刊.2003（11）.
[2]徐应佩，周溶泉.婀娜多姿 哀婉动人——谈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01）.
（责任编辑：龙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