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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光飞驰，弹指一挥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峥嵘岁月。这90年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国民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此期间，伴随着同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渡过了90年的风风雨雨，亲历了90年的浮沉变换。回顾与展望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关系的变化，使我们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党派关系； 历程； 回顾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1)03-0068-04
Review and Prospect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Changeable Relations among the Parties
WANG Li-juan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Mianyang621000, China）
Abstract: As time wen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ready experienced 90 years. During the 90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nt through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ten years civil war, Anti-Japanese War, war of libe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Meanhile,the CPC has changed the relations with the KMT, and other democratic Parties, 90 years witnesse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 Review and prospect on changaable relations among the Parties makes us convinced that the CPC is great ,honourable and perfect.
Key words: the CPC; construction; course; review and prospect
1921年7月，在国家危难之际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注定了她的不平凡。时势造就了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同时时势也给党的革命带来了极具艰难的心路历程。党的内部由于受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产生了许多发展方向上或左或右的意见分歧，曾一度将党的生死存亡推向危险的边缘。党的外部一直以来，都在民主共和的思想牵引下，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党派关系问题，即如何处理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回首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的这90年，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走过了一条艰苦奋斗，蓬勃兴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探索，大胆尝试，找到了科学处理不同时期党派关系的内在规律，逐步使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间求同存异，荣辱与共。
一、国民大革命时期（1921-1927）：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先进分子根据亲身实践，经过审慎的思考和反复比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它作为观察和改造中国国家命运的工具，在中国广泛传播。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给正在苦闷中挣扎、在黑暗中探索的中国人民以革命思想及方法的巨大启迪。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从1920年8月开始，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同时，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纲领规定：“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统一战线策略上的幼稚，预示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是异常艰难而曲折的。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几经挫折，深感国民党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真诚希望得到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寻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决议，并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这次会议确立了中华民族对外独立，对内统一的国民革命方针。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联合战线的任务，即“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大协作”；确定了联合对敌、独立自主的策略原则，指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联合战线要在自己阶级政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这次大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策略思想，为而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奠定了策略基础，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进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最后，会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实现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统战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作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形成。随后，统一战线工作全面开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为：首先，在国民党的改组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国民党加强组织建设，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其次，在军队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并指示各地党组织选送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该学校，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再次，在东征和北伐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巩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和工农群众运动，相继支持国民革命军取得了东征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为中国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国共合作破裂，积极调整统战路线
面对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美、英、法、日等国惊恐万状，加紧了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分化活动，积极策动国民党内右派的叛变。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在政治上提出“要缓和反蒋”，逐步放弃军权，坚持与国民党右派合作，并将其关系定义为“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然而，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主要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两场政变中惨遭杀害，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内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变为对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工农运动走向低潮，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统一战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领导，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提出“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关系”，“要与国民党左派、下层群众、下层组织联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工作中心转移至工农群众，并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在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支持下，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28年初，邓演达、谭平山等发动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及爱国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成为当时的“第三党”。而后，中华革命党易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共中央受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偏见，在召开的“六大”决议中，将“第三党”视为一部分失意小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拒绝合作。
1929年，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文化界组织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组建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在“文委”的领导支持下，相继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等左翼文化团体。为了便于统一领导，“文委”将这一系列左翼文化团体整合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界重新构建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争取了一大批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反革命文化作斗争。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于8月1日发表，号称《八一宣言》。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要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同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西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进一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国民党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得到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称赞和拥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亲日派以沉重打击，促进了国内团结，推动了国共再度合作，成为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第三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坚决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要求全国团结抗战。“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各党派、各阶层更加积极声援上海抗战。在全国人民和各党派的督促下，国民党蒋介石被逼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出现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抗日的局面。
1938年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已为中国共产党识破。1939年6月，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他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抗战、团结、民主。由于民主党派自身的局限性，在抗战初期，过高地估计了蒋介石南京政府抗战的积极性和诚意，寄很大希望于国民党。他们的天真想法不久即被汪精卫的叛变投降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事实所打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引起民主党派的警觉，对国民党的抗战是否真诚表示疑虑，所以也就由过分相信国民党转向同情、支持共产党，并要求国民党停止反共，团结抗日。
1939年冬，国民党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山西及太行山区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此行动，民主党派表示震惊。沈钧儒在为《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的题词中写道：“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委婉地批评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作法。邹韬奋在中央大学一次演说中，则愤怒地指出：“大敌当前，不团结御侮而反自相残杀，只等于破坏抗战，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此外没有什么可得。”“第三党”领导人彭泽民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联名通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斥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剿共”，“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便于敌人之乘间抵隙”，因此，严正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必须兑现民主诺言，“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员的行动”，“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此，激起民主党派对国民党反共罪行的愤慨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同情和支持。刚刚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和罪行，并愤慨地斥责说：“这三年多中国政治上的表现，则不特毫无进步，并且每况愈下，造成了政治上的倒转逆流”，“遂使抗战大业，再遭逢到更严重的危机！”民盟主席张澜致书质问蒋介石：“正应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以力求政治、经济民主化，而达到将来世界之同，尚何凭借武力以为内争之有?”邹韬奋主持的《全民抗战》和胡愈之主持的《国民公论》，都发表了主持公道，揭露真象，谴责顽固派反共罪行的言论，并由此遭国民党查禁。正是由于民主党派和国内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使共产党反击顽固派的攻势大大加强，迫使蒋介石陷于被动孤立的地位，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由政治上的进攻转为防御。蒋介石被迫亲自约周恩来谈话，表示皖南事变的许多具体问题可以解决，不愿完全同共产党破裂。这样，国共关系又缓解下来。
1943年7月，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同样遭到民主党派和国内外舆论的反对，使国民党又一次陷于十分孤立的地位，不得不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并恢复了与共产党的谈判。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治走向反动。国民党五届十一次全会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之后，蒋介石成了独掌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最大独裁者，实行全国党化、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三位一体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教育了人民，教育了中共和中间势力的民主党派，认清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严重障碍。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召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国事会议，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集中体现了各阶层人民的愿望，给全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由此得到各民主党派热烈地响应，从而把民主宪政运动推向新高峰。9月24日，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500多人在重庆集会，一致提出“实行民主，挽救危局，只有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1945年元旦，救国会沈钧儒、“第三党”章伯钧，职教社黄炎培和国民党民主派冯玉祥、李济深等纷纷发表元旦献词和讲话，一致呼吁改造国民党政府机构，立即召开国事会议，制定共同纲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综观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历程和全部表现，他们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共同对外、全面抗战的路线、政策一边的。他们对于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战；对于团结合作，共同抗战，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限制其反共分裂活动；对于扩大民主势力，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后来解放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继续合作，打败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国共合作再次破裂，民主党派放弃中间路线
八年抗战的胜利，宣告了世界法西斯的战败。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蒋介石要建国的斗争性却愈加强烈了。”这一时期，国共两党走上了绝对对立并且需要通过战争来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各民主党派相继成立并日益壮大起来。在实现政治路线的方式上，民主党派主张走所谓和平、渐进、改良的道路，反对暴力革命。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合作关系演变的过程可以分民主党派参政党地位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它的初步形成到最终确立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召开的伪政协会议的误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了其内在一党专政的本质，识破了国民党的骗局，断然与蒋介石决裂；而民主党派却受到国民党的诱导，在政治立场上偏向蒋介石一边。随后，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将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暴露无遗，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强烈愤慨，纷纷表示反对和抗议。由此，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偏向中国共产党，共同抵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与此同时，国民党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清剿运动，而且对各民主党派也采取的暗杀行动。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不断胜利，民主党派也由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演变为直接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国民党即将溃败之时，再次开展玩弄和平的阴谋，提出“隔江而治”的策略。这时民主党派面临着是否重新选择“中间路线”的统战抉择。1949年初，在毛泽东同志的元旦献词中，再次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建国主张和统战思想。随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人民民主和平建国的条件，这表明民主党派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经历了这一阶段后，民主党派完全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1949-2011）：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起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在中国大陆的崩溃。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了。
建国初期是多党合作中协商民主开展得比较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对建国初期的界定是从筹备新政协到一届全国人大召开这一段时间。这是有着历史原因的：中共重视与民主党派协商议事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宽松发展空间；政协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协商民主有效性保障；苏联的影响坚定了中国走多党合作协商民主道路的信心。建国初期，协商民主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建国问题上、在土改问题上、在经济事务中、处理国际事务上、制定宪法等问题上都体现了协商民主。建国初期的协商民主为当今的协商民主积累了不少经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对双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最终确立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
多党合作中的协商民主理论从根本上讲就是民主理论的一种，谈多党合作中的协商民主自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理论。它是协商民主理论产生的基本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坚持把马列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以及享有最广泛的民主与自由权利而采取的一种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思想理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健全完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谐共处，相互促进。在民主党派的监督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相继提高，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和谐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保障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伴随着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逐步拉近，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各民主党派的交往也日益密切，譬如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里党派关系问题的重大调整。我们相信，借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通过建党以来的党派关系回顾，不难发现我党是一个先进的政党，充满活力而不懈追求和平和谐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就一定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繁荣昌盛的强国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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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党派关系； 历程； 回顾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1)03-0068-04
Review and Prospect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Changeable Relations among the Parties
WANG Li-juan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Mianyang621000, China）
Abstract: As time wen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ready experienced 90 years. During the 90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nt through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ten years civil war, Anti-Japanese War, war of libe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Meanhile,the CPC has changed the relations with the KMT, and other democratic Parties, 90 years witnesse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 Review and prospect on changaable relations among the Parties makes us convinced that the CPC is great ,honourable and perfect.
Key words: the CPC; construction; course; review and prospect
1921年7月，在国家危难之际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注定了她的不平凡。时势造就了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同时时势也给党的革命带来了极具艰难的心路历程。党的内部由于受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产生了许多发展方向上或左或右的意见分歧，曾一度将党的生死存亡推向危险的边缘。党的外部一直以来，都在民主共和的思想牵引下，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党派关系问题，即如何处理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回首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的这90年，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走过了一条艰苦奋斗，蓬勃兴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探索，大胆尝试，找到了科学处理不同时期党派关系的内在规律，逐步使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间求同存异，荣辱与共。
一、国民大革命时期（1921-1927）：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先进分子根据亲身实践，经过审慎的思考和反复比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它作为观察和改造中国国家命运的工具，在中国广泛传播。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给正在苦闷中挣扎、在黑暗中探索的中国人民以革命思想及方法的巨大启迪。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从1920年8月开始，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同时，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纲领规定：“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统一战线策略上的幼稚，预示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是异常艰难而曲折的。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几经挫折，深感国民党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真诚希望得到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寻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决议，并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这次会议确立了中华民族对外独立，对内统一的国民革命方针。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联合战线的任务，即“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大协作”；确定了联合对敌、独立自主的策略原则，指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联合战线要在自己阶级政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这次大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策略思想，为而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奠定了策略基础，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进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最后，会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实现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统战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作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形成。随后，统一战线工作全面开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为：首先，在国民党的改组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国民党加强组织建设，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其次，在军队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并指示各地党组织选送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该学校，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再次，在东征和北伐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巩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和工农群众运动，相继支持国民革命军取得了东征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为中国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国共合作破裂，积极调整统战路线
面对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美、英、法、日等国惊恐万状，加紧了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分化活动，积极策动国民党内右派的叛变。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在政治上提出“要缓和反蒋”，逐步放弃军权，坚持与国民党右派合作，并将其关系定义为“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然而，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主要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两场政变中惨遭杀害，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内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变为对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工农运动走向低潮，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统一战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领导，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提出“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关系”，“要与国民党左派、下层群众、下层组织联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工作中心转移至工农群众，并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在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支持下，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28年初，邓演达、谭平山等发动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及爱国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成为当时的“第三党”。而后，中华革命党易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共中央受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偏见，在召开的“六大”决议中，将“第三党”视为一部分失意小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拒绝合作。
1929年，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文化界组织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组建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在“文委”的领导支持下，相继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等左翼文化团体。为了便于统一领导，“文委”将这一系列左翼文化团体整合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界重新构建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争取了一大批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反革命文化作斗争。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于8月1日发表，号称《八一宣言》。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要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同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西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进一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国民党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得到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称赞和拥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亲日派以沉重打击，促进了国内团结，推动了国共再度合作，成为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第三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坚决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要求全国团结抗战。“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各党派、各阶层更加积极声援上海抗战。在全国人民和各党派的督促下，国民党蒋介石被逼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出现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抗日的局面。
1938年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已为中国共产党识破。1939年6月，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他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抗战、团结、民主。由于民主党派自身的局限性，在抗战初期，过高地估计了蒋介石南京政府抗战的积极性和诚意，寄很大希望于国民党。他们的天真想法不久即被汪精卫的叛变投降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事实所打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引起民主党派的警觉，对国民党的抗战是否真诚表示疑虑，所以也就由过分相信国民党转向同情、支持共产党，并要求国民党停止反共，团结抗日。
1939年冬，国民党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山西及太行山区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此行动，民主党派表示震惊。沈钧儒在为《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的题词中写道：“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委婉地批评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作法。邹韬奋在中央大学一次演说中，则愤怒地指出：“大敌当前，不团结御侮而反自相残杀，只等于破坏抗战，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此外没有什么可得。”“第三党”领导人彭泽民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联名通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斥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剿共”，“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便于敌人之乘间抵隙”，因此，严正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必须兑现民主诺言，“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员的行动”，“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此，激起民主党派对国民党反共罪行的愤慨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同情和支持。刚刚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和罪行，并愤慨地斥责说：“这三年多中国政治上的表现，则不特毫无进步，并且每况愈下，造成了政治上的倒转逆流”，“遂使抗战大业，再遭逢到更严重的危机！”民盟主席张澜致书质问蒋介石：“正应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以力求政治、经济民主化，而达到将来世界之同，尚何凭借武力以为内争之有?”邹韬奋主持的《全民抗战》和胡愈之主持的《国民公论》，都发表了主持公道，揭露真象，谴责顽固派反共罪行的言论，并由此遭国民党查禁。正是由于民主党派和国内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使共产党反击顽固派的攻势大大加强，迫使蒋介石陷于被动孤立的地位，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由政治上的进攻转为防御。蒋介石被迫亲自约周恩来谈话，表示皖南事变的许多具体问题可以解决，不愿完全同共产党破裂。这样，国共关系又缓解下来。
1943年7月，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同样遭到民主党派和国内外舆论的反对，使国民党又一次陷于十分孤立的地位，不得不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并恢复了与共产党的谈判。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治走向反动。国民党五届十一次全会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之后，蒋介石成了独掌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最大独裁者，实行全国党化、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三位一体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教育了人民，教育了中共和中间势力的民主党派，认清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严重障碍。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召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国事会议，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集中体现了各阶层人民的愿望，给全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由此得到各民主党派热烈地响应，从而把民主宪政运动推向新高峰。9月24日，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500多人在重庆集会，一致提出“实行民主，挽救危局，只有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1945年元旦，救国会沈钧儒、“第三党”章伯钧，职教社黄炎培和国民党民主派冯玉祥、李济深等纷纷发表元旦献词和讲话，一致呼吁改造国民党政府机构，立即召开国事会议，制定共同纲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综观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历程和全部表现，他们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共同对外、全面抗战的路线、政策一边的。他们对于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战；对于团结合作，共同抗战，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限制其反共分裂活动；对于扩大民主势力，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后来解放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继续合作，打败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国共合作再次破裂，民主党派放弃中间路线
八年抗战的胜利，宣告了世界法西斯的战败。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蒋介石要建国的斗争性却愈加强烈了。”这一时期，国共两党走上了绝对对立并且需要通过战争来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各民主党派相继成立并日益壮大起来。在实现政治路线的方式上，民主党派主张走所谓和平、渐进、改良的道路，反对暴力革命。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合作关系演变的过程可以分民主党派参政党地位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它的初步形成到最终确立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召开的伪政协会议的误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了其内在一党专政的本质，识破了国民党的骗局，断然与蒋介石决裂；而民主党派却受到国民党的诱导，在政治立场上偏向蒋介石一边。随后，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将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暴露无遗，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强烈愤慨，纷纷表示反对和抗议。由此，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偏向中国共产党，共同抵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与此同时，国民党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清剿运动，而且对各民主党派也采取的暗杀行动。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不断胜利，民主党派也由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演变为直接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国民党即将溃败之时，再次开展玩弄和平的阴谋，提出“隔江而治”的策略。这时民主党派面临着是否重新选择“中间路线”的统战抉择。1949年初，在毛泽东同志的元旦献词中，再次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建国主张和统战思想。随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人民民主和平建国的条件，这表明民主党派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经历了这一阶段后，民主党派完全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1949-2011）：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起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在中国大陆的崩溃。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了。
建国初期是多党合作中协商民主开展得比较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对建国初期的界定是从筹备新政协到一届全国人大召开这一段时间。这是有着历史原因的：中共重视与民主党派协商议事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宽松发展空间；政协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协商民主有效性保障；苏联的影响坚定了中国走多党合作协商民主道路的信心。建国初期，协商民主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建国问题上、在土改问题上、在经济事务中、处理国际事务上、制定宪法等问题上都体现了协商民主。建国初期的协商民主为当今的协商民主积累了不少经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对双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最终确立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
多党合作中的协商民主理论从根本上讲就是民主理论的一种，谈多党合作中的协商民主自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理论。它是协商民主理论产生的基本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坚持把马列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以及享有最广泛的民主与自由权利而采取的一种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思想理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健全完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谐共处，相互促进。在民主党派的监督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相继提高，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和谐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保障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伴随着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逐步拉近，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各民主党派的交往也日益密切，譬如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里党派关系问题的重大调整。我们相信，借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通过建党以来的党派关系回顾，不难发现我党是一个先进的政党，充满活力而不懈追求和平和谐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就一定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繁荣昌盛的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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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