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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法院，凡涉及官员贪腐等热点案件，旁听人员便会大增，三十几个座位的法庭远远满足不了百来号的旁听“大军”。法院工作人员感慨：以前公众只关注和自己直接相关的案件，但现在不一样了，即使不旁听，公众也会在网络上进行舆论监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地方法院对司法公开认同度较低，公开庭审容易流于形式，但公众对司法公开的要求却在不断提高。为此，浙江省高院2012年初委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钱弘道教授组成调研小组，以湖州市吴兴区法院为研究样板，探讨将司法公开程度量化为可以感知的指标——“司法透明指数”。
应运而生的“司法透明指数”
“司法透明指数”在国内是首次提出，在国外也无先例，为何在浙江法院系统率先出现？
这并非无迹可寻。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魏新璋介绍，2011年初，浙江高院决定把推进司法公开作为全省法院的重点工作，通过制定《浙江法院阳光司法实施标准》等文件，明确具体目标、要求，并在年底组织对全省法院阳光司法实施情况进行了考核，取得了明显成效。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等领导对此给予充分肯定。2012年，浙江高院实施“阳光司法指数”重点课题调研，旨在全面总结阳光司法的实践，制定一套科学、可行的司法公开量化评估指标，发挥指标的导向、鞭策作用，进一步完善阳光司法的长效机制。于是，浙江高院委托浙江大学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选取湖州市吴兴区法院作为指数实验的样本。
“‘司法透明指数’在中国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它是一种社会管理创新，是依法治国方略、执政公开透明原则在司法领域的演绎，是当前司法改革必然的逻辑延伸和各地法治评估活动推动的产物。”
“司法透明指数”研究课题主持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钱弘道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近几年力推司法公开，出台了相关规定和标准；浙江高院也推出阳光司法工程，出台了实施标准。这样，用“司法透明指数”来检测司法公开程度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途径。“浙江作为中国的先发地区，在法制建设方面也要‘先发’。”
“‘司法透明指数’的指向是要让公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发言权。以往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的司法公开标准与司法透明存在距离。”钱弘道说。
据介绍，“司法透明指数”分为行政管理和司法过程两方面6个一级指标。行政管理包括人事管理、财务运行和公众交流；司法过程涉及立案公开、审判公开、执行公开。每个一级指标下设10到20个二级指标，总数达到100个。
这是“行政管理”首次进入司法公开的评价体系。在钱弘道看来，行政透明是司法公开的前提。因此，“人事管理”和“财务运行”指标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前者主要涉及法官、司法警察选拔公开，法官法律职务等级、司法警察警衔晋升公开，法官、司法警察财产公开、规则公开等14个指标；后者包括法院财务预算分配标准公开、法院诉讼费收支情况公开、法院罚没款项公开等15个指标。
“指数”对“司法过程”的考核中出现了不少“新面孔”。比如首次把“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时间、地点、人员应提前3天公开，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列入考评范围，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审判委员会成员与案件存在关联；出于保护当事人隐私权的考虑，“设置电子叫号系统”也被列为单独一项。此外，“公开选任陪审员”也纳入了指标体系，指标设定来自各个阶层的“人民陪审率逐年提高”能够加分。
倒逼法院改进管理
“司法透明指数”能为推进司法公开带来什么？这在“试验田”吴兴区法院已经有所体现。
为了让当事人能全面了解案件细节，推进“生效裁判文书公开”一直是司法公开的核心内容。“司法透明指数”对此设立了不同梯度的3个指标：生效裁判文书上网率达50%以上；生效裁判文书上网率达20%以上；生效裁判文书上网率达20%以下。这意味着一旦进入“司法透明指标”考核系统，“生效裁判文书公开”有了更为具体的“量”的要求。这也“倒逼”吴兴区法院提高了裁判文书的上网率。
据吴兴区法院工作人员章丽美介绍，处于试验阶段的吴兴区法院，裁判文书上网率已达到了30%以上。吴兴区法院今年还将举办“十佳文书说理评选”，以规范和加强裁判文书说理。
为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司法透明指数”设置了“开通案件信息自主查询平台”的指标。为此，吴兴区法院已从多个方面“自我提升”：一方面设立“阳光司法告知书”，当事人只要在网上立案，便能够得到一份“告知书”，详细地了解案情的进展；另一方面，一套崭新的身份证识别系统已进驻吴兴区法院，当事人只要一刷身份证，关于案件的信息便会自动跳出来。“‘司法透明指数’如同催化剂，能够倒逼法院改进审判管理和队伍管理，促进司法公正。”吴兴区法院院长许学锋说。
现在法院系统的很多考核建立在大部分法院可以做到的基础上，据章丽美介绍，按照以前的考核标准，很多法院都能得到高分，有些法院还因为完成了加分项目，总分超过了满分，考核难以转换成法院向前发展的动力。“而‘司法透明指数’的设置要求，是大部分法院很努力才能靠近及格线。这是一个高要求的指标设计。它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指标的测评加速了法院的信息化，从长远来看，能够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章丽美说。
如何保证科学性
“运用指数对社会科学进行测评，并推向实际应用，这在西方已经很常见。”在钱弘道看来，指数要具有可推广性，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二是评估能中立。
“司法透明指数”如何实现科学和客观？
2008年，钱弘道在杭州市余杭区首次推出了“法治指数”评估，而此次“司法透明指数”设计吸取了余杭法治指数的经验，延续了“解剖麻雀”的方法，选取了在浙江法院处于中等水平的吴兴区法院作为试点。调研小组对吴兴区法院司法公开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自查，并制作了包含82个题目的司法调查问卷，面向学校、社区机关、律师事务所、当事人等代表发放问卷180份，作为指标设计的重要参考。另外，调研小组还广泛开展了各类座谈会，征求建议和意见。 为避免指标设计流于形式，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正在建设中。钱弘道透露，评估机构肯定是非政府层面的，在前期，法院会以支持方的形式对第三方机构提供帮助，后期将有望形成独立的第三方。
尽管如此，在2012年5月底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浙江大学共同举办，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和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联合承办的“2012中国法治论坛——司法透明指数研讨会”上，“司法透明指数”的可推广性仍遭到一些专家的质疑。
首先是对“行政管理”指标的质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怀德认为，司法公开要注意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结合，像人事管理的公开在近期做到也不太现实，需要长远设计。
也有学者对于指标设置不能体现“重要”和“次要”的问题表示担忧。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指出，现在司法透明指数设立了100项指标，这样的罗列能够顾及全面，却缺乏重点，应该把“司法透明指数”作为一个目标，但是不能把它仅仅作为一个目标。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则认为，从统计学角度，评估体系设立的指标数量越多，收集数据的成本就越高。欧洲实验室在模拟实验后指出，50个指标的贡献率为75%，超过50个指标的评估体系贡献度很小。“我建议‘司法透明指数’最好设置在50个以内。”
司法公开和“司法透明指数”都涉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浙江省法院系统对“司法透明指数”的尝试，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解决的难题还不少。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孙笑侠认为，对“司法透明指数”的探索，一是要清醒看待数字管理。“数字管理在中国传统中是非常缺乏的，但今天国人又特别讲‘数字’，有机械科学主义的倾向。虽然创新意义很重大，但要冷静看待这种形式的数据指标。”
二是谨慎看待司法透明。“司法透明问题是有针对性的，目前倡导司法透明确有必要，但也存在着‘泛化’问题，课题组设定的一些指标有些苛求法院了，甚至超出了职业范围。赞成阳光司法，但司法不应‘过度曝光’。”孙笑侠说。
三是认真对待裁判说理。“裁判的理由就是司法透明的核心。判决书至少应做到判决理由的准确表达，同时要反映当事人和代理人的意见，无论采纳还是排除，都要说明理由。”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认为，“司法透明指数”的推出，主要是解决当前人民群众反映的司法不公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透明指数要符合司法的理性和规律，特别是透明的度量问题。
“透明过度也会损害司法公正。譬如合议庭、审委会关起门来讨论案件有利于法官不受干扰，把话讲透而无后顾之忧。如果把这也向社会透明，那法官一定会心有余悸。所以，公正需要适宜环境来保护，绝对的司法透明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必定会损害司法公正，这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司法透明既然是对理性的尊重，更应该保持自身的理性与合理的度量。”张雪樵说。
目前，已初步完成的“司法透明指数”尚在进一步完善中。吴兴区法院有关工作人员透露，根据相关意见，“司法透明指数”将设置为50个，预计到10月份，吴兴区法院将按照指标设置对2012年的工作进行一次测评和公布，以实践评判指标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表示，待“司法透明指数”成熟之后，将在全省基层法院推广。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地方法院对司法公开认同度较低，公开庭审容易流于形式，但公众对司法公开的要求却在不断提高。为此，浙江省高院2012年初委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钱弘道教授组成调研小组，以湖州市吴兴区法院为研究样板，探讨将司法公开程度量化为可以感知的指标——“司法透明指数”。
应运而生的“司法透明指数”
“司法透明指数”在国内是首次提出，在国外也无先例，为何在浙江法院系统率先出现？
这并非无迹可寻。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魏新璋介绍，2011年初，浙江高院决定把推进司法公开作为全省法院的重点工作，通过制定《浙江法院阳光司法实施标准》等文件，明确具体目标、要求，并在年底组织对全省法院阳光司法实施情况进行了考核，取得了明显成效。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等领导对此给予充分肯定。2012年，浙江高院实施“阳光司法指数”重点课题调研，旨在全面总结阳光司法的实践，制定一套科学、可行的司法公开量化评估指标，发挥指标的导向、鞭策作用，进一步完善阳光司法的长效机制。于是，浙江高院委托浙江大学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选取湖州市吴兴区法院作为指数实验的样本。
“‘司法透明指数’在中国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它是一种社会管理创新，是依法治国方略、执政公开透明原则在司法领域的演绎，是当前司法改革必然的逻辑延伸和各地法治评估活动推动的产物。”
“司法透明指数”研究课题主持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钱弘道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近几年力推司法公开，出台了相关规定和标准；浙江高院也推出阳光司法工程，出台了实施标准。这样，用“司法透明指数”来检测司法公开程度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途径。“浙江作为中国的先发地区，在法制建设方面也要‘先发’。”
“‘司法透明指数’的指向是要让公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发言权。以往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的司法公开标准与司法透明存在距离。”钱弘道说。
据介绍，“司法透明指数”分为行政管理和司法过程两方面6个一级指标。行政管理包括人事管理、财务运行和公众交流；司法过程涉及立案公开、审判公开、执行公开。每个一级指标下设10到20个二级指标，总数达到100个。
这是“行政管理”首次进入司法公开的评价体系。在钱弘道看来，行政透明是司法公开的前提。因此，“人事管理”和“财务运行”指标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前者主要涉及法官、司法警察选拔公开，法官法律职务等级、司法警察警衔晋升公开，法官、司法警察财产公开、规则公开等14个指标；后者包括法院财务预算分配标准公开、法院诉讼费收支情况公开、法院罚没款项公开等15个指标。
“指数”对“司法过程”的考核中出现了不少“新面孔”。比如首次把“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时间、地点、人员应提前3天公开，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列入考评范围，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审判委员会成员与案件存在关联；出于保护当事人隐私权的考虑，“设置电子叫号系统”也被列为单独一项。此外，“公开选任陪审员”也纳入了指标体系，指标设定来自各个阶层的“人民陪审率逐年提高”能够加分。
倒逼法院改进管理
“司法透明指数”能为推进司法公开带来什么？这在“试验田”吴兴区法院已经有所体现。
为了让当事人能全面了解案件细节，推进“生效裁判文书公开”一直是司法公开的核心内容。“司法透明指数”对此设立了不同梯度的3个指标：生效裁判文书上网率达50%以上；生效裁判文书上网率达20%以上；生效裁判文书上网率达20%以下。这意味着一旦进入“司法透明指标”考核系统，“生效裁判文书公开”有了更为具体的“量”的要求。这也“倒逼”吴兴区法院提高了裁判文书的上网率。
据吴兴区法院工作人员章丽美介绍，处于试验阶段的吴兴区法院，裁判文书上网率已达到了30%以上。吴兴区法院今年还将举办“十佳文书说理评选”，以规范和加强裁判文书说理。
为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司法透明指数”设置了“开通案件信息自主查询平台”的指标。为此，吴兴区法院已从多个方面“自我提升”：一方面设立“阳光司法告知书”，当事人只要在网上立案，便能够得到一份“告知书”，详细地了解案情的进展；另一方面，一套崭新的身份证识别系统已进驻吴兴区法院，当事人只要一刷身份证，关于案件的信息便会自动跳出来。“‘司法透明指数’如同催化剂，能够倒逼法院改进审判管理和队伍管理，促进司法公正。”吴兴区法院院长许学锋说。
现在法院系统的很多考核建立在大部分法院可以做到的基础上，据章丽美介绍，按照以前的考核标准，很多法院都能得到高分，有些法院还因为完成了加分项目，总分超过了满分，考核难以转换成法院向前发展的动力。“而‘司法透明指数’的设置要求，是大部分法院很努力才能靠近及格线。这是一个高要求的指标设计。它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指标的测评加速了法院的信息化，从长远来看，能够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章丽美说。
如何保证科学性
“运用指数对社会科学进行测评，并推向实际应用，这在西方已经很常见。”在钱弘道看来，指数要具有可推广性，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二是评估能中立。
“司法透明指数”如何实现科学和客观？
2008年，钱弘道在杭州市余杭区首次推出了“法治指数”评估，而此次“司法透明指数”设计吸取了余杭法治指数的经验，延续了“解剖麻雀”的方法，选取了在浙江法院处于中等水平的吴兴区法院作为试点。调研小组对吴兴区法院司法公开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自查，并制作了包含82个题目的司法调查问卷，面向学校、社区机关、律师事务所、当事人等代表发放问卷180份，作为指标设计的重要参考。另外，调研小组还广泛开展了各类座谈会，征求建议和意见。 为避免指标设计流于形式，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正在建设中。钱弘道透露，评估机构肯定是非政府层面的，在前期，法院会以支持方的形式对第三方机构提供帮助，后期将有望形成独立的第三方。
尽管如此，在2012年5月底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浙江大学共同举办，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和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联合承办的“2012中国法治论坛——司法透明指数研讨会”上，“司法透明指数”的可推广性仍遭到一些专家的质疑。
首先是对“行政管理”指标的质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怀德认为，司法公开要注意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结合，像人事管理的公开在近期做到也不太现实，需要长远设计。
也有学者对于指标设置不能体现“重要”和“次要”的问题表示担忧。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指出，现在司法透明指数设立了100项指标，这样的罗列能够顾及全面，却缺乏重点，应该把“司法透明指数”作为一个目标，但是不能把它仅仅作为一个目标。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则认为，从统计学角度，评估体系设立的指标数量越多，收集数据的成本就越高。欧洲实验室在模拟实验后指出，50个指标的贡献率为75%，超过50个指标的评估体系贡献度很小。“我建议‘司法透明指数’最好设置在50个以内。”
司法公开和“司法透明指数”都涉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浙江省法院系统对“司法透明指数”的尝试，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解决的难题还不少。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孙笑侠认为，对“司法透明指数”的探索，一是要清醒看待数字管理。“数字管理在中国传统中是非常缺乏的，但今天国人又特别讲‘数字’，有机械科学主义的倾向。虽然创新意义很重大，但要冷静看待这种形式的数据指标。”
二是谨慎看待司法透明。“司法透明问题是有针对性的，目前倡导司法透明确有必要，但也存在着‘泛化’问题，课题组设定的一些指标有些苛求法院了，甚至超出了职业范围。赞成阳光司法，但司法不应‘过度曝光’。”孙笑侠说。
三是认真对待裁判说理。“裁判的理由就是司法透明的核心。判决书至少应做到判决理由的准确表达，同时要反映当事人和代理人的意见，无论采纳还是排除，都要说明理由。”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认为，“司法透明指数”的推出，主要是解决当前人民群众反映的司法不公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透明指数要符合司法的理性和规律，特别是透明的度量问题。
“透明过度也会损害司法公正。譬如合议庭、审委会关起门来讨论案件有利于法官不受干扰，把话讲透而无后顾之忧。如果把这也向社会透明，那法官一定会心有余悸。所以，公正需要适宜环境来保护，绝对的司法透明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必定会损害司法公正，这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司法透明既然是对理性的尊重，更应该保持自身的理性与合理的度量。”张雪樵说。
目前，已初步完成的“司法透明指数”尚在进一步完善中。吴兴区法院有关工作人员透露，根据相关意见，“司法透明指数”将设置为50个，预计到10月份，吴兴区法院将按照指标设置对2012年的工作进行一次测评和公布，以实践评判指标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表示，待“司法透明指数”成熟之后，将在全省基层法院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