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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廉政风险的排查和防控，将廉政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当前预防腐败工作的重要手段和发展趋势。北京市崇文区于2007年首次通过PDCA循环的“四个环节”，构建起防范“三类风险”的“三道防线”，形成一个科学有效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三三四模式”。进一步加强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研究，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并贯彻执行，不仅是深化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推动我国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廉政风险 防控机制 “三三四模式”
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升到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抓，一再强调反腐斗争任务的艰巨性与长期性。可见构建廉政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对推动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本文以北京市崇文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三三四模式”为切入点，对当前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就进一步完善该机制提出初步的思考与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一、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及紧迫性
十八大以来，在中纪委“老虎”“苍蝇”一起打，“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零容忍”高压反腐态势下，我国反腐工程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1]p13，腐败问题依然猖獗，反腐形势依旧严峻。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然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一方面，腐败案件数量惊人。据党的十八大公布的数据，仅在十八大后的两年时间内，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467万件（次），立案39.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1.4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1600多人，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11.6万人[2]。腐败案件数量之多、涉案金额之大，令人震惊。另一方面，腐败人员层次趋高。十八大以来，已有包括蒋洁敏等7名中央委员和李春城等11名中央候补委员在内的100多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军级以上干部被查。这些“大老虎”的落马，在让人拍手称快的同时，也凸显出了我国反腐倡廉之路任重而道远。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4]p135—136。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建设，是对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补充。完善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成为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当务之急。
十八大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但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重惩治、轻预防”等问题。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方针，其实施不仅是为了解决己经发现的廉政风险问题，还能对潜在的风险点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做到早教育、早提醒、早预防。这就转变了以往遏制腐败的被动局面。
二、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是在总结国内外反腐倡廉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对基层反腐倡廉的创新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结晶。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提供政策理论支持、开展实践创新探索、进行经验总结推广三个环节。
第一，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提供政策理论支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腐败问题的惩治力度，逐步改变了“重惩治、轻预防”的倾向，同时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提供了极大的政策指导和理论支持，标志着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新战略的形成[5]。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3]，进一步突显了反腐倡廉建设尤其是从源头预防腐败的重要性。
第二，开展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实践创新探索。为响应党中央的政策号召，进一步创新、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机制，北京市崇文区于2007年首次把质量管理理论以及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运用于预防腐败工作，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廉政风险管理的理念，形成了识别思想道德风险、制度机制风险和岗位职责风险“三类风险”，构建起包括前期预防措施、中期监控机制、后期处置办法在内的“三道防线”，最后通过计划、执行、检查、行动（PDCA）循环，构成廉政风险防范的“四个环节”[6]，从而形成了一个科学有效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三三四模式”，开展了中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实践创新探索。随后，北京市纪委又通过从区县、市属委办局和国有企业三个层面，选择16个市级重点联系单位，进一步扩大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的“点、线、面”试点范围。2008年底，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印发《关于在全市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意见》，在充分总结经验基础上，北京市全面推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7]。
第三，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进行经验总结和进一步推广。在北京市基层廉政风险防控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相继颁布政策文件，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向全国推广。2009年9月，时任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纪委十七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概念，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惩治和预防腐败，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全过程、全方位监督”[8]。这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政策依据。2012年初，中纪委在总结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实践的基础上，下发《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指导全国各地开展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4]p135—136。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经过几年的探索推广和经验总结，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成为新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惩防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进一步加强研究探讨，有助于促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完善。
三、以小见大，对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几点建议
就目前来看，北京市“三三四模式”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全国而言，综合、配套、完善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还没有建立起来。同时，“三三四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当前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从法治体系建设的高度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三三四模式”作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要自觉的服务于中国特色反腐倡廉法治建设的大局，要始终坚持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为方针，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总目标，自觉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辅之以科学有效的风险排査体系、岗位责任体系、分析防控改进体系、评价考核体系等，不断提高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和体系化，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法治体系。
第二，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要分清主次，抓好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腐败问题往往涉及权力配置和运行过程中具体的层级、岗位和人员，特别是一些关键的环节和关口。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出发点就是排查和评估这些层级、岗位、人员、环节和关口可能存在的廉政风险点，关键就是针对这些不同风险点的特性制定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因此，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找准风险点和化解腐败风险时，必须把视野、触角和措施落实到具体岗位和人员，细化到权力行使的各个具体环节。确保权力运行到哪里，风险防控措施就落实到哪里，使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这一反腐“中枢”伸展到每一个风险点的“神经末梢[9]”，实现反腐败工作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第三，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体系网。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作为微观层面的精细化反腐程序，其“精准反腐”在特定的行业、部门、层级、岗位发生的实际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正是由于其精细化的特点，导致其在应用的广泛度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针对财税部门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不一定适用于外交或海事部门，针对县乡一级的不一定适用于省市一级，针对行政单位的不一定适用于企事业单位和公益单位，等等。所以有必要由国家层面牵头（如国家预防腐败局）制定分行业、分部门、分层级、分岗位、分专题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指南、操作手册和国家预案，从而构建“以岗位、环节为点，以层级、行业为线，以部门、领域为面”，点线面相结合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体系网，基本做到对潜在廉政风险点的全覆盖。
第四，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必须是动态的、长期的。一方面，要不断完善信息收集和分析、风险评估以及预警情况发布、跟踪和反馈机制。廉政风险的防控，要强化动态意识，正视每个层级、每个岗位、每个环节的差异，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风险点的内容，并随风险点的变化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另一方面，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绝对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将权力运作的各个环节、全部过程、所有对象都纳入到预防腐败的全局工作范围，形成人人受监督、事事受监督、全员管监督的长效工作机制体系，使党员干部形成自觉接受廉政风险管理的监督，并且主动融入廉政风险管理机制中去，形成化解廉政风险的潜意识[10]，改变以往“一紧就廉、一松则腐、反复治理、反复发作”的局面。
第五，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要进一步吸取最新的国内外经验。就国内而言，例如杭州市的“四位一体”廉洁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模式、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检察院廉政风险防范工作实施方案等实践探索和模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在反腐倡廉科学化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就国外而言，可以借鉴瑞典防止政府雇员营私舞弊和贪污腐败的相关法规及配套制度，将某些成熟做法和规章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和预防腐败法》，通过立法形式为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提供坚实的后盾。
第六，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应体现信息化的时代特征，运用电子监察、风险预警等现代技术手段，建立权力监控电子防范体系。实现廉政风险源排查机制常态化，提高廉政风险等级研判的准确性，增强廉政风险预警发布的超前性。通过对权力运行流程进行电子信息化规范和管理，特别是对于廉政风险等级较高的行业、部门和岗位，实现廉政风险电子防控无死角、全覆盖的监督，把廉政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R].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2]王岐山.依法治国 依规治党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EB/OL].人民网.
[3]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R].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刘素梅.中国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目标、路径与评价[J].学术论坛，2014（12）.
[6]张岚.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的管理学剖析[N].中国纪检监察报，2008-12-31.
[7]过勇，李满春等.专家学者评点北京市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J].中国监察，2009-07-15.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http：//news.xinhuanet.com.
[9]岂振玲.党风廉政风险防范管理路径[J].新长征，2009（3）.
[10]迟连翔.中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
责任编辑/陈 洪
[关键词] 廉政风险 防控机制 “三三四模式”
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升到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抓，一再强调反腐斗争任务的艰巨性与长期性。可见构建廉政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对推动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本文以北京市崇文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三三四模式”为切入点，对当前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就进一步完善该机制提出初步的思考与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一、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及紧迫性
十八大以来，在中纪委“老虎”“苍蝇”一起打，“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零容忍”高压反腐态势下，我国反腐工程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1]p13，腐败问题依然猖獗，反腐形势依旧严峻。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然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一方面，腐败案件数量惊人。据党的十八大公布的数据，仅在十八大后的两年时间内，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467万件（次），立案39.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1.4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1600多人，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11.6万人[2]。腐败案件数量之多、涉案金额之大，令人震惊。另一方面，腐败人员层次趋高。十八大以来，已有包括蒋洁敏等7名中央委员和李春城等11名中央候补委员在内的100多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军级以上干部被查。这些“大老虎”的落马，在让人拍手称快的同时，也凸显出了我国反腐倡廉之路任重而道远。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4]p135—136。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建设，是对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补充。完善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成为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当务之急。
十八大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但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重惩治、轻预防”等问题。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方针，其实施不仅是为了解决己经发现的廉政风险问题，还能对潜在的风险点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做到早教育、早提醒、早预防。这就转变了以往遏制腐败的被动局面。
二、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是在总结国内外反腐倡廉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对基层反腐倡廉的创新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结晶。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提供政策理论支持、开展实践创新探索、进行经验总结推广三个环节。
第一，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提供政策理论支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腐败问题的惩治力度，逐步改变了“重惩治、轻预防”的倾向，同时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提供了极大的政策指导和理论支持，标志着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新战略的形成[5]。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3]，进一步突显了反腐倡廉建设尤其是从源头预防腐败的重要性。
第二，开展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实践创新探索。为响应党中央的政策号召，进一步创新、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机制，北京市崇文区于2007年首次把质量管理理论以及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运用于预防腐败工作，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廉政风险管理的理念，形成了识别思想道德风险、制度机制风险和岗位职责风险“三类风险”，构建起包括前期预防措施、中期监控机制、后期处置办法在内的“三道防线”，最后通过计划、执行、检查、行动（PDCA）循环，构成廉政风险防范的“四个环节”[6]，从而形成了一个科学有效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三三四模式”，开展了中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实践创新探索。随后，北京市纪委又通过从区县、市属委办局和国有企业三个层面，选择16个市级重点联系单位，进一步扩大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的“点、线、面”试点范围。2008年底，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印发《关于在全市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意见》，在充分总结经验基础上，北京市全面推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7]。
第三，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进行经验总结和进一步推广。在北京市基层廉政风险防控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相继颁布政策文件，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向全国推广。2009年9月，时任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纪委十七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概念，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惩治和预防腐败，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全过程、全方位监督”[8]。这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政策依据。2012年初，中纪委在总结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实践的基础上，下发《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指导全国各地开展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4]p135—136。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经过几年的探索推广和经验总结，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成为新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惩防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进一步加强研究探讨，有助于促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完善。
三、以小见大，对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几点建议
就目前来看，北京市“三三四模式”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全国而言，综合、配套、完善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还没有建立起来。同时，“三三四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当前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从法治体系建设的高度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三三四模式”作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要自觉的服务于中国特色反腐倡廉法治建设的大局，要始终坚持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为方针，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总目标，自觉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辅之以科学有效的风险排査体系、岗位责任体系、分析防控改进体系、评价考核体系等，不断提高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和体系化，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法治体系。
第二，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要分清主次，抓好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腐败问题往往涉及权力配置和运行过程中具体的层级、岗位和人员，特别是一些关键的环节和关口。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出发点就是排查和评估这些层级、岗位、人员、环节和关口可能存在的廉政风险点，关键就是针对这些不同风险点的特性制定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因此，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找准风险点和化解腐败风险时，必须把视野、触角和措施落实到具体岗位和人员，细化到权力行使的各个具体环节。确保权力运行到哪里，风险防控措施就落实到哪里，使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这一反腐“中枢”伸展到每一个风险点的“神经末梢[9]”，实现反腐败工作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第三，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体系网。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作为微观层面的精细化反腐程序，其“精准反腐”在特定的行业、部门、层级、岗位发生的实际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正是由于其精细化的特点，导致其在应用的广泛度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针对财税部门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不一定适用于外交或海事部门，针对县乡一级的不一定适用于省市一级，针对行政单位的不一定适用于企事业单位和公益单位，等等。所以有必要由国家层面牵头（如国家预防腐败局）制定分行业、分部门、分层级、分岗位、分专题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指南、操作手册和国家预案，从而构建“以岗位、环节为点，以层级、行业为线，以部门、领域为面”，点线面相结合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体系网，基本做到对潜在廉政风险点的全覆盖。
第四，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必须是动态的、长期的。一方面，要不断完善信息收集和分析、风险评估以及预警情况发布、跟踪和反馈机制。廉政风险的防控，要强化动态意识，正视每个层级、每个岗位、每个环节的差异，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风险点的内容，并随风险点的变化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另一方面，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绝对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将权力运作的各个环节、全部过程、所有对象都纳入到预防腐败的全局工作范围，形成人人受监督、事事受监督、全员管监督的长效工作机制体系，使党员干部形成自觉接受廉政风险管理的监督，并且主动融入廉政风险管理机制中去，形成化解廉政风险的潜意识[10]，改变以往“一紧就廉、一松则腐、反复治理、反复发作”的局面。
第五，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要进一步吸取最新的国内外经验。就国内而言，例如杭州市的“四位一体”廉洁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模式、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检察院廉政风险防范工作实施方案等实践探索和模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在反腐倡廉科学化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就国外而言，可以借鉴瑞典防止政府雇员营私舞弊和贪污腐败的相关法规及配套制度，将某些成熟做法和规章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和预防腐败法》，通过立法形式为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提供坚实的后盾。
第六，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应体现信息化的时代特征，运用电子监察、风险预警等现代技术手段，建立权力监控电子防范体系。实现廉政风险源排查机制常态化，提高廉政风险等级研判的准确性，增强廉政风险预警发布的超前性。通过对权力运行流程进行电子信息化规范和管理，特别是对于廉政风险等级较高的行业、部门和岗位，实现廉政风险电子防控无死角、全覆盖的监督，把廉政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R].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2]王岐山.依法治国 依规治党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EB/OL].人民网.
[3]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R].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刘素梅.中国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目标、路径与评价[J].学术论坛，2014（12）.
[6]张岚.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的管理学剖析[N].中国纪检监察报，2008-12-31.
[7]过勇，李满春等.专家学者评点北京市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J].中国监察，2009-07-15.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http：//news.xinhuanet.com.
[9]岂振玲.党风廉政风险防范管理路径[J].新长征，2009（3）.
[10]迟连翔.中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
责任编辑/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