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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第六代导演”包括王小帅、张一白、管虎、娄烨、贾樟柯、王全安、张扬、王超、张海洋等，他们上承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下启更年轻的一辈，是当前中国影视界最令人瞩目的一个导演群体。“第六代导演”没有构建起电影精神的统一面貌，也不像他们前辈那样追求宏大叙事。他们的作品更加写实，执著于关注草根人物、边缘群体的冷暖人生，农民工、无业青年、小偷、妓女等在他们作品中经常出现，他们将人物命运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作品更具有“地气”和“人情味”。本期刊出关于王全安、张一白、贾樟柯、管虎等四位导演的电影评论，由此，我们可一窥其创作风貌。
虚构与现实的缠绕
——王全安《纺织姑娘》中青年女工的悲欢和记忆的叙事分析
【摘要】王全安2008年拍摄的《纺织姑娘》试图通过一个女工的遭遇来展示下岗女工群体的日常生存状态，呈现她们在社会变迁下跌宕起伏的命运。但是它在叙事上存在种种无法弥补的漏洞。通过对影片叙事情节和角度的分析，本文指出它实际上成为为自恋正名的知识分子式的“情感书写”。作为“人性”的象征和人格化体现的年轻女性尽管是工人阶级出身，但却与工人阶级的感情世界格格不入。在此意义上，它反映的不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而是在知识分子的“情感结构”下图解和呈现的工人阶级的景象。
【关键词】 《纺织姑娘》；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叙事分析；人性；情感结构
20世纪90年代后工人下岗渐成风潮，但关注当下中国现实的第六代导演却鲜少直接面对这个议题、将摄像机对准下岗工人。第六代导演王全安2008年拍摄的《纺织姑娘》是个例外。纺织女工一向是社会主义中国（女）工人的象征性代表，她们也是工业化时代集体主义协作精神的鲜明体现。通过一个女工的遭遇来展示下岗女工群体的日常生存状态，呈现在社会变迁下跌宕起伏的命运，是这个影片的主题。
我们且看它如何借此表现一个女工的一生。在具体的情节构造上，影片同样是个爱情三角的关系：一个女人和她的两个男人：一个是初恋情人，一个是现任丈夫。在这样的框架下，它是不脱窠臼，还是另类演绎？本文就此分析影片的叙事策略。
一、一个纺织女工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个普通的女工。开篇的几个镜头让她敞现在观众面前。一排排机器嘈杂的声音轰响着，主人公李丽对克扣工资有意见、和追上来给她发工资的领导争执，边吵边走，这表明她的倔强性格。随后她在偌大的厂房里走到自己的位置，在架子上众多茶缸中取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喝口茶后在耳朵里塞上棉球，开始撩拨棉纱的工作。显然，这是她每天的例行动作。一个工友关心地从附近跑来询问情况并安慰她。这是劳动场景。
第二个镜头是在女澡堂里，李丽带着幼子兵兵去洗澡。工友和她谈起扣工资的事情，她又表达对工厂待遇的不满。这是工人们一个集体生活的景象。
镜头转换，投向正在卖鱼的丈夫。做的是小本生意，他会为了误杀一条鱼少挣了几块钱而懊丧。从他后来和医生的商量治疗费用我们知道他的难处，他一个月挣1000来块，而李丽更少（800块）。接下去，当工人下班厂门打开，这个名叫胡小光的爱人早就等在外面，要接娘俩去钢琴老师家学琴，而他自己回家做饭。在钢琴老师家里，他们遇到一个同样带孩子来学琴的家长，谈起学生的繁重的课余负担，感叹中国人活得“咋就这么累呢？”这是这个家庭的油盐酱醋的一天。
当这几个镜头交待了这个家庭后，故事开始。而前半段的故事一直围绕这个家庭展开。而丈夫胡小光在此作用须臾不离。李丽在老师家里发现自己在流鼻血，被他带往医院，查出患有绝症白血病；他遵循医嘱，不将实情告诉妻子，然而李丽却已经得知。（1）此后，为了千方百计筹措几十万的医疗费，他更加用心挣钱，因为顾客挑剔而发生激烈争执；在医生建议医效不彰、已无治愈希望、因此可以停止治疗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甚至为此卖掉房子而在所不惜；相对性格显得泼辣干脆的妻子（后来我们从她和初恋情人的对话中我们得到证实，她的性格“越来越像我妈了”、“争强好胜”），他显得一贯隐忍甚至显得懦弱。但李丽对他并无热情。吃饭时低头看着自己的碗，琐碎、平淡的只言片语只关乎当日烦恼，然后很快无话。
除了丈夫，李丽生活中最亲密的当属她的孩子。听到医生告知丈夫自己患了绝症的时候，一个镜头也突出了她对孩子的牵挂。（2）而当她回到家中开了煤气，吃下安眠药，准备自杀时，在外边刚回来的孩子出现，并要吃她为自己准备的生日蛋糕。画面似乎渲染着孩子的可爱和她的眷顾：她迅速打开窗户透气，哄着孩子去学钢琴，而孩子要她在他弹琴的时候不许偷吃。她默然收起桌上的安眠药。尽管有这种种场面，但她和这个冬天里包裹严实的孩子彼此间并不见热情。后来她对自己的初恋情人说“这孩子只跟他爸亲，连邻居都看得出来”。新年将近，丈夫带着孩子去医院探望。路上，父亲叮嘱孩子见了母亲要高兴；可当两人见面，不管她怎么哄他，他却不搭理，并说出了父亲把房子卖了的事实，甚至说自己“本来就不想来（看她）”。这母子俩到底怎么回事？
李丽和工友的关系也是她的社会网络的中心，并得到了比她的家庭生活更多的刻画（我们从来没见到夫妻两人亲热的场面；唯一一次两人同床的镜头，是李丽背过头独自休息；似乎两人没有家庭生活也很久了，这对于还很年轻——两人都三十出头——的他们来说不可思议）。午休时，她与工友靠墙抽烟发牢骚，除了说厂子即将倒闭的事情，她也谈到自己和丈夫“没什么事，和他闹也闹不起来”的冷淡关系。她的亲密的女工友吴姐告诉她自己由于得了乳腺癌，花了十几万治病，还把家庭弄散的结局；但她并不怨恨自己的丈夫，而是从此“大彻大悟”，认为人生在世，再也不能亏了自己，因此到“火凤凰”歌厅陪舞挣钱，并要为李丽也介绍个“情人”。李丽说自己没有时间，但立刻就被反驳：“下岗了就什么时间都有了。”
由此电影切入曾经是社会主义劳动模范的下岗女工如今的生活：“到火凤凰倒腾倒腾赚几个钱。”她们10元钱陪跳一首曲子，而一些人则接着成为更有钱人的情妇儿以得到更多经济利益。而丈夫们骑车送妻子们去舞厅赚钱，影片给出了特写镜头：“难得如此靠近，难得有这么多玩笑话，男男女女像是憋闷了一夜的鸽子终于出笼觅食，调子是欢快的，而在他们路途的尽头，竟是要将自己的女人亲手送入陌生男人的怀抱。”（3）如果我们不知他们去向何方，这是一幕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情谊的场景。但反讽的是，此时他们在乐观欢快的表象下，做的是“不道德”的事。而另外一个镜头显示，到达之后，男人们在外面守候——他们成了掮客甚至老鸨。当里面的妻子和“客人”冲突发生，他们冲入场内，救护自己的妻子（这一幕是发生在李丽被揩油之时）。导演不动声色地借此把这个昔日“领导阶级”群体的末路与困境隐晦的表达出来：工人阶级被打散，他们的尊严成为奢侈品。 当和工人午休聊天时，看到年轻工人在甜蜜地依靠在一起谈情说爱时，李丽若颇有触动。而当她无法做到像那位要给他介绍情人的女工那样“放纵自己”时，她最终寻求自己感情的自我确证以得到安宁。她让那位觊觎她、要给她一个“最神秘地方”的旅游局官员给她安排去北戴河的行程，她要去见她的“（初恋）情人”。
二、那时我们正年轻
李丽瞒着丈夫，在节衣缩食的后者带着上街到闹市酒馆吃喝之际，提出了“出去散散心”的想法，要到北京。搭上火车去北方找年轻时的恋人，一到北京就电话告诉丈夫“明天想去八达岭把长城看看”的时候，她却是做好了次日拜访在印染工厂工作的赵鲁寒的准备。这是怀旧之旅，也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将这些年一直萦绕在她心头的块垒解开。
当她几经周折，在搬迁后的厂里穿越重重的生产线，最后在印染厂的生产线末端找到一个灰扑扑的、正倚靠在一边眯眼小盹、看似憔悴不堪的老赵时（我们要记住的是他才30出头），这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回神看着她并无特殊表情。两人随后来到火锅店。导演精心安排了拍摄顺序和镜头选择：“一开始是隔着玻璃拍摄的，这其实也是一种暗示和隐喻，从屋外到屋里的场景转换，暗示了两个人从见面时的矜持到重温旧情的温馨。”（4）
一切的秘密都在两人此时的一席话得到揭示。两人十年前原是在一个厂工作，老赵是个技术员，而且会拉手风琴，因此在厂里合唱队看上了李丽，两人相好（李丽说，“我和你一切都是第一次”），但却遭到父母的反对，因为觉得他爱好文娱不务正业。老赵随后从西安调往北京，此后两年内音讯全无。为了气父母，于是两年后李丽找了目前这位从厂里下岗、上菜市场杀鱼卖鱼的丈夫。
在这两年里，李丽给在北京的老赵寄出百十来封信，却一直没有回音。弄清原委也是她此行的目的。当面对这个问题时，赵鲁寒只是沉吟片刻，冷静地说，“我从来没收到过你一封信”，并且面对李丽两次“这咋可能呢”的质问，强调“我确实一封都没收到”，“信不信由你”。而且他也是听说她结婚后才成家的；像她一样，也心怀怨恨虚度了十多年。如今，两人各有家庭子女，但各不幸福：李丽不爱她的丈夫；而老赵的妻子则在遭遇车祸后成了半痴呆。显然，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才更觉得失去的感情之可贵。
在第二天开始的两人北戴河之旅里，他们一起重温青春时光。“咱俩好了三天以后，一起逛街。我想吃金糕，你不让我吃。你嫌我在街上吃东西不好看。然后我就生气了，咱俩吵架了，后来你就哄我，讲了好多北戴河的事情，说大海多蓝，大船多大，天上海鸥咋叫的，又说大海里面游泳都穿比基尼呢，说大海是另外一个世界，和凡世不一样，这话好听的很，我忘都忘不了。”当她见到大海，听见船叫了，海鸥叫了，她感到“我满足了”。
如果我们把这只当作一种浅薄的追忆年轻时的恋情，我们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社会内容。这就是作为两人“红娘”的纺织厂的合唱队和它的保留曲目。贯穿影片始终的《纺织姑娘》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首原苏联民歌，片尾占据整个屏幕的字幕提示到“现代大家听到的，是由原苏联红军歌舞团在20世纪60年代初访华演出的《纺织姑娘》”。赵鲁寒回忆道“厂子是50年代苏联援建的，唱苏联歌一直是厂里合唱队的传统”，而且“一直使用俄文唱的”。影片中，李丽是在唱这首歌时第一次倒下的；而当她离开后，赵鲁寒从楼道里的废物堆里翻出手风琴上楼，重新拉起尘封多年的《纺织姑娘》时，那些远去的情愫伴随着远去的岁月也跟着一起被拉了出来。这种远去的情愫不仅随着类似苏联模式的工业建筑群（尤其是顶上带着红星的合唱队排练时的大礼堂）被唤起；而且随着影片中让人想起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的相似场景的、被积雪笼罩的废旧厂房的几次出现，被牵引出来。它提醒我们，这是与一个过去某个被遗忘的时代相关联的情感，而像《纺织姑娘》、《雪球花》这样的歌曲是如本雅明所论及的弗罗斯特笔下唤起“非意愿记忆”的工具。它的歌词在片中几次响起：
在那矮小的屋里/灯火在闪着光/年轻的纺织姑娘坐在窗口旁/她年轻又美丽/褐色的眼睛 /金黄色的辫子垂在肩上/她那伶俐的头脑思量得多深远/你在幻想什么/美丽的姑娘。
这首歌不仅是青春时期李丽的写照，也是对于此时她的年华与爱情老去的提醒。歌曲的被反复吟唱同时是一种时代情愫消亡的标记。《纺织姑娘》沉静优美，在20世纪60年代曾在中国大受欢迎。它是颂扬劳动人民的歌曲，在中国流行说明曾经的国际主义情感的深入人心。而在今天它作为保留曲目，只不过带着一种“青春不在，年华老去”的后社会主义怀旧的意绪。这种国际主义的消亡，随着另外一个情节得到侧面提醒。这就是海滩上一对韩国情侣先让他们代为照相，然后主动要给这一对也拍一张，并且说明回国后会给他们寄来。果然，他们后来各自收到了韩国寄来的照片（分镜头显示他们看着照片，都陷入沉思）。这个插曲显示，今天这种国际主义传统已经变成人文主义情感，从一种阶级感情转变为一种普通的人道关爱。
重温了青春的浪漫之旅的李丽第二天不辞而别，躺在了北方城市的轨道上（这也宣示了今天不少下岗工人的命运）；但当火车呼啸而过，她却在铁轨旁抱着头缩成一团。在铁路职工追来制止她的时候，她还一路笑着跑了起来：她必定把这想象为年轻时那些青年追求她的场景，以此获得心理安慰和过去年代的记忆。而赵鲁寒此时则找到她在旅馆里空荡荡的房间，回去后拉起十年未拉的曲子。
回到家中的李丽似乎获得新生，但又显得心已经彻底死去：她跟丈夫粗俗地谈到：“我快死了，当然跟正常人不一样”，“你要是真对我好，就让我出去……在外头快活一天算一天”，于是丈夫载着她去了火凤凰——但是这些场景放在她去北京前作为她绝望的一种表示更为合适；此时的卸去心事的她显然应该心如止水。丈夫依然不离不弃，紧握她的双手，无微不至地关怀守着她度过最后的时光。当夜晚陪坐在病房里的丈夫睡熟，心电计波动拉平，她已经默然死去。而导演又给了一个超现实的场景：她的灵魂从病床上起身，抚摸熟睡中丈夫的头（这是唯一表现她对丈夫关爱的镜头）；走到窗前，新年的焰火在空中倏然绽放；“新时代”来临，但这一切都与她无关。这就是一个青年女工的一生。 三、现实与回忆
这是一曲淡淡的、现实与回忆之间的哀歌，但从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些不甚妥帖之处。比如，导演要呈现两个时代的对比，但女演员却显得太年轻靓丽，她似乎没有工作多长时间，以致她不愿服从劳动纪律，并为此责怪领导，（5）——在此意义上，她并非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而是社会主义纪律已经无法有效起到作用时候的市场经济时代的工人（也许这时是工厂改制期间，但我们从影片中得不到相关信息）。她和初恋情人分离也只有近十年时间，虽然这也许是为了突出各自所带孩子的年幼，并且十年时间中国工人地位确实也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也许二十年时间更能形成沧桑感，而工人地位的改变却没有得到有效对比的呈现。
造成李丽一生“悲剧”的是始终没有得到解释的“咋可能”的问题。它困扰着两位主角也困扰着观众。当我们考虑它时，不妨先从现实主义的可能出发：这可能是地址寄错？但是邮局对这样的信件的通常处理是退回，何况有百来封信件。当然，或许寄错单位没有把“查无此人”的信件转交邮局？不管如何，这个“乌龙”事件反映了这个后社会主义社会工作伦理的松弛，也象征着某种秩序的混乱，而它给这对恋人的命运造成很大影响。但我们也可思考另一可能，那就是老赵收到信了，但因为觉得不可持续异地恋而确实没有回（何况女方家人反对）——在跨入21世纪前，直至整个90年代在两地分隔状况下，恋人因为无法团聚而或主动或被动分手的事例很多。这个猜想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当在去北戴河的车上，当老赵这时主动提起自己一晚上咋也想不明白为何没收到信时（而在火锅店聊天时一直由李丽追问，显示他希图安慰李丽），李丽却说她“突然想开了，两个人不在一起了，由于信没收到，总比一个人抛弃一个人结果来得好”；她或许在自我安慰，自我欺骗；就如最后的场景中，她在躲避铁路职工对她违规的追逐时，想象那是追求她的情人一样。
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困难：这是个什么时代？20世纪90年代还是21世纪？老赵调离是组织安排还是个人主动联系？这并非可有可无的猜想，因为它关系到三者之间的感情和命运。如果突然调回北京的老赵是因为知青返城潮（那么影片发生时期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么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但如果调动是他为了躲避结局无望的感情，那么他不回信件则更加可以领会。无论如何，这对李丽这位青年女工造成深刻的“伤害”，她等不来心上人，只好嫁了个自己不爱的人。
但我们要进一步问的是，她受到的“伤害”是时代造成的伤害（比如工厂下岗逼迫那些无法找到工作的女工去做陪舞甚至暗娼）还是个人性格的悲剧？显然，电影侧重后者；而这种设计使得作者想要做的借“青年女工的一生”来做时代对比的意图（比如借《纺织姑娘》这首有着时代意识形态色彩的老歌来表达）大打折扣。而我们要问的是，除了时代使得到异地自由选择工作不可能，以及父母反对这个人为的因素外（李丽因此和父母不相来往，直至母亲去世，而父亲去世前把她叫回向她道歉），李丽本身是否有问题？她的个人感情无可厚非，喜欢上知识分子技术员也有可能，但她何必为了气气父母而选择自己不爱的人结婚？这对于他的丈夫胡小光公平么？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获知她的儿子不喜欢她的原因：她自己其实也不喜欢这个不是她的爱的结晶的孩子。她和丈夫、孩子间没有感情当然是为了渲染她组建的家庭没有幸福，但却也表现了她自身的自恋：她为自己准备了生日蛋糕自我凭吊；而当孩子出现时也只愿意给他吃一小口。网友注意到这个异常的现象：
是从什么时候起，女主角开始抱着这样无所谓，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态过日子？
找了个老实人结婚生子，仅仅是为了气父母；
无端找茬和丈夫吵架，只因为她不爱他；
违反纪律被扣工资，就能无休无尽地抱怨一整天；
她带儿子去学钢琴，想起的是年轻时拉手琴的恋人。
她对所有事情没有热情，琐碎的事（因在车间吃饭被扣工资）会激怒她，事关生计的事（工厂即将倒闭）她又漠不关心。这种生活的核心心态显而易见是，不耐烦。（6）
这种“不耐烦”是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劳动态度，它本质上显现了劳动已经成为和工人阶级本身利益无关甚至相对立的异化。但这样的态度构不成两个时代的对比，因为我们见不到老一代的工人如何对待劳动。
我们还要问的是，为什么她不爱他的丈夫和孩子？胡小光曾是部队复员在厂里工作的工人，只是因为下岗才干了个体。丈夫为了她卖掉了仅有的房子为她治病，而医生也已经建议他本不必这样：他已经尽到全力，应该为自己和孩子考虑未来。但这种感情也仅仅是被导演当做一种在困境中的弱者相互之间的温情来对待，但我们却看不到她对丈夫的感情何在。如果从寓言层面来说，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后（她对于老赵“什么都是第一次”），躲避相应的责任（李丽北京不辞而别后，他虽然追到宾馆，但并未再次和她联系）；而恰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陪伴她到终老。而自恋和抱着小资情感的她把这些视为自己应得享有的权利，并认为自己一辈子是在作出牺牲。
四、结语
但这个牺牲更多只是由她个人的性格造成。导演试图让李丽成为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处于任人宰割处境的弱势群体的一个代表：作为棉纺织厂的一名普通员工，经历了国有企业转制、拍卖等等所谓转型带来的种种伤痛，直至下岗待业。但她的那些被轻描淡写的出卖肉体的工友（包括吴姐）其实才是这种代表（但在影片里，她们被表现为粗俗的、肉欲的；而她被表现为清高的、脱俗的、精致的；只有她和知识分子“情人”有共同语言；而和工人阶级大老粗没有感情）。导演没有将镜头对准那些可以说明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矛盾冲突上，只是刻画了李丽这个非典型“厂花”的一生。正如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里的类似处理，我们看到了导演自身观念对表现工人阶级命运转折的阻碍。
然而，吊诡的是，李丽背对未来，她的拒绝与绝望的姿态，以及凝视着恋恋不舍的过去年代的选择，也反映了工人在这个不属于他们的“新时代”里，无力作出选择的情境。
虚构与现实的缠绕
——王全安《纺织姑娘》中青年女工的悲欢和记忆的叙事分析
【摘要】王全安2008年拍摄的《纺织姑娘》试图通过一个女工的遭遇来展示下岗女工群体的日常生存状态，呈现她们在社会变迁下跌宕起伏的命运。但是它在叙事上存在种种无法弥补的漏洞。通过对影片叙事情节和角度的分析，本文指出它实际上成为为自恋正名的知识分子式的“情感书写”。作为“人性”的象征和人格化体现的年轻女性尽管是工人阶级出身，但却与工人阶级的感情世界格格不入。在此意义上，它反映的不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而是在知识分子的“情感结构”下图解和呈现的工人阶级的景象。
【关键词】 《纺织姑娘》；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叙事分析；人性；情感结构
20世纪90年代后工人下岗渐成风潮，但关注当下中国现实的第六代导演却鲜少直接面对这个议题、将摄像机对准下岗工人。第六代导演王全安2008年拍摄的《纺织姑娘》是个例外。纺织女工一向是社会主义中国（女）工人的象征性代表，她们也是工业化时代集体主义协作精神的鲜明体现。通过一个女工的遭遇来展示下岗女工群体的日常生存状态，呈现在社会变迁下跌宕起伏的命运，是这个影片的主题。
我们且看它如何借此表现一个女工的一生。在具体的情节构造上，影片同样是个爱情三角的关系：一个女人和她的两个男人：一个是初恋情人，一个是现任丈夫。在这样的框架下，它是不脱窠臼，还是另类演绎？本文就此分析影片的叙事策略。
一、一个纺织女工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个普通的女工。开篇的几个镜头让她敞现在观众面前。一排排机器嘈杂的声音轰响着，主人公李丽对克扣工资有意见、和追上来给她发工资的领导争执，边吵边走，这表明她的倔强性格。随后她在偌大的厂房里走到自己的位置，在架子上众多茶缸中取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喝口茶后在耳朵里塞上棉球，开始撩拨棉纱的工作。显然，这是她每天的例行动作。一个工友关心地从附近跑来询问情况并安慰她。这是劳动场景。
第二个镜头是在女澡堂里，李丽带着幼子兵兵去洗澡。工友和她谈起扣工资的事情，她又表达对工厂待遇的不满。这是工人们一个集体生活的景象。
镜头转换，投向正在卖鱼的丈夫。做的是小本生意，他会为了误杀一条鱼少挣了几块钱而懊丧。从他后来和医生的商量治疗费用我们知道他的难处，他一个月挣1000来块，而李丽更少（800块）。接下去，当工人下班厂门打开，这个名叫胡小光的爱人早就等在外面，要接娘俩去钢琴老师家学琴，而他自己回家做饭。在钢琴老师家里，他们遇到一个同样带孩子来学琴的家长，谈起学生的繁重的课余负担，感叹中国人活得“咋就这么累呢？”这是这个家庭的油盐酱醋的一天。
当这几个镜头交待了这个家庭后，故事开始。而前半段的故事一直围绕这个家庭展开。而丈夫胡小光在此作用须臾不离。李丽在老师家里发现自己在流鼻血，被他带往医院，查出患有绝症白血病；他遵循医嘱，不将实情告诉妻子，然而李丽却已经得知。（1）此后，为了千方百计筹措几十万的医疗费，他更加用心挣钱，因为顾客挑剔而发生激烈争执；在医生建议医效不彰、已无治愈希望、因此可以停止治疗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甚至为此卖掉房子而在所不惜；相对性格显得泼辣干脆的妻子（后来我们从她和初恋情人的对话中我们得到证实，她的性格“越来越像我妈了”、“争强好胜”），他显得一贯隐忍甚至显得懦弱。但李丽对他并无热情。吃饭时低头看着自己的碗，琐碎、平淡的只言片语只关乎当日烦恼，然后很快无话。
除了丈夫，李丽生活中最亲密的当属她的孩子。听到医生告知丈夫自己患了绝症的时候，一个镜头也突出了她对孩子的牵挂。（2）而当她回到家中开了煤气，吃下安眠药，准备自杀时，在外边刚回来的孩子出现，并要吃她为自己准备的生日蛋糕。画面似乎渲染着孩子的可爱和她的眷顾：她迅速打开窗户透气，哄着孩子去学钢琴，而孩子要她在他弹琴的时候不许偷吃。她默然收起桌上的安眠药。尽管有这种种场面，但她和这个冬天里包裹严实的孩子彼此间并不见热情。后来她对自己的初恋情人说“这孩子只跟他爸亲，连邻居都看得出来”。新年将近，丈夫带着孩子去医院探望。路上，父亲叮嘱孩子见了母亲要高兴；可当两人见面，不管她怎么哄他，他却不搭理，并说出了父亲把房子卖了的事实，甚至说自己“本来就不想来（看她）”。这母子俩到底怎么回事？
李丽和工友的关系也是她的社会网络的中心，并得到了比她的家庭生活更多的刻画（我们从来没见到夫妻两人亲热的场面；唯一一次两人同床的镜头，是李丽背过头独自休息；似乎两人没有家庭生活也很久了，这对于还很年轻——两人都三十出头——的他们来说不可思议）。午休时，她与工友靠墙抽烟发牢骚，除了说厂子即将倒闭的事情，她也谈到自己和丈夫“没什么事，和他闹也闹不起来”的冷淡关系。她的亲密的女工友吴姐告诉她自己由于得了乳腺癌，花了十几万治病，还把家庭弄散的结局；但她并不怨恨自己的丈夫，而是从此“大彻大悟”，认为人生在世，再也不能亏了自己，因此到“火凤凰”歌厅陪舞挣钱，并要为李丽也介绍个“情人”。李丽说自己没有时间，但立刻就被反驳：“下岗了就什么时间都有了。”
由此电影切入曾经是社会主义劳动模范的下岗女工如今的生活：“到火凤凰倒腾倒腾赚几个钱。”她们10元钱陪跳一首曲子，而一些人则接着成为更有钱人的情妇儿以得到更多经济利益。而丈夫们骑车送妻子们去舞厅赚钱，影片给出了特写镜头：“难得如此靠近，难得有这么多玩笑话，男男女女像是憋闷了一夜的鸽子终于出笼觅食，调子是欢快的，而在他们路途的尽头，竟是要将自己的女人亲手送入陌生男人的怀抱。”（3）如果我们不知他们去向何方，这是一幕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情谊的场景。但反讽的是，此时他们在乐观欢快的表象下，做的是“不道德”的事。而另外一个镜头显示，到达之后，男人们在外面守候——他们成了掮客甚至老鸨。当里面的妻子和“客人”冲突发生，他们冲入场内，救护自己的妻子（这一幕是发生在李丽被揩油之时）。导演不动声色地借此把这个昔日“领导阶级”群体的末路与困境隐晦的表达出来：工人阶级被打散，他们的尊严成为奢侈品。 当和工人午休聊天时，看到年轻工人在甜蜜地依靠在一起谈情说爱时，李丽若颇有触动。而当她无法做到像那位要给他介绍情人的女工那样“放纵自己”时，她最终寻求自己感情的自我确证以得到安宁。她让那位觊觎她、要给她一个“最神秘地方”的旅游局官员给她安排去北戴河的行程，她要去见她的“（初恋）情人”。
二、那时我们正年轻
李丽瞒着丈夫，在节衣缩食的后者带着上街到闹市酒馆吃喝之际，提出了“出去散散心”的想法，要到北京。搭上火车去北方找年轻时的恋人，一到北京就电话告诉丈夫“明天想去八达岭把长城看看”的时候，她却是做好了次日拜访在印染工厂工作的赵鲁寒的准备。这是怀旧之旅，也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将这些年一直萦绕在她心头的块垒解开。
当她几经周折，在搬迁后的厂里穿越重重的生产线，最后在印染厂的生产线末端找到一个灰扑扑的、正倚靠在一边眯眼小盹、看似憔悴不堪的老赵时（我们要记住的是他才30出头），这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回神看着她并无特殊表情。两人随后来到火锅店。导演精心安排了拍摄顺序和镜头选择：“一开始是隔着玻璃拍摄的，这其实也是一种暗示和隐喻，从屋外到屋里的场景转换，暗示了两个人从见面时的矜持到重温旧情的温馨。”（4）
一切的秘密都在两人此时的一席话得到揭示。两人十年前原是在一个厂工作，老赵是个技术员，而且会拉手风琴，因此在厂里合唱队看上了李丽，两人相好（李丽说，“我和你一切都是第一次”），但却遭到父母的反对，因为觉得他爱好文娱不务正业。老赵随后从西安调往北京，此后两年内音讯全无。为了气父母，于是两年后李丽找了目前这位从厂里下岗、上菜市场杀鱼卖鱼的丈夫。
在这两年里，李丽给在北京的老赵寄出百十来封信，却一直没有回音。弄清原委也是她此行的目的。当面对这个问题时，赵鲁寒只是沉吟片刻，冷静地说，“我从来没收到过你一封信”，并且面对李丽两次“这咋可能呢”的质问，强调“我确实一封都没收到”，“信不信由你”。而且他也是听说她结婚后才成家的；像她一样，也心怀怨恨虚度了十多年。如今，两人各有家庭子女，但各不幸福：李丽不爱她的丈夫；而老赵的妻子则在遭遇车祸后成了半痴呆。显然，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才更觉得失去的感情之可贵。
在第二天开始的两人北戴河之旅里，他们一起重温青春时光。“咱俩好了三天以后，一起逛街。我想吃金糕，你不让我吃。你嫌我在街上吃东西不好看。然后我就生气了，咱俩吵架了，后来你就哄我，讲了好多北戴河的事情，说大海多蓝，大船多大，天上海鸥咋叫的，又说大海里面游泳都穿比基尼呢，说大海是另外一个世界，和凡世不一样，这话好听的很，我忘都忘不了。”当她见到大海，听见船叫了，海鸥叫了，她感到“我满足了”。
如果我们把这只当作一种浅薄的追忆年轻时的恋情，我们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社会内容。这就是作为两人“红娘”的纺织厂的合唱队和它的保留曲目。贯穿影片始终的《纺织姑娘》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首原苏联民歌，片尾占据整个屏幕的字幕提示到“现代大家听到的，是由原苏联红军歌舞团在20世纪60年代初访华演出的《纺织姑娘》”。赵鲁寒回忆道“厂子是50年代苏联援建的，唱苏联歌一直是厂里合唱队的传统”，而且“一直使用俄文唱的”。影片中，李丽是在唱这首歌时第一次倒下的；而当她离开后，赵鲁寒从楼道里的废物堆里翻出手风琴上楼，重新拉起尘封多年的《纺织姑娘》时，那些远去的情愫伴随着远去的岁月也跟着一起被拉了出来。这种远去的情愫不仅随着类似苏联模式的工业建筑群（尤其是顶上带着红星的合唱队排练时的大礼堂）被唤起；而且随着影片中让人想起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的相似场景的、被积雪笼罩的废旧厂房的几次出现，被牵引出来。它提醒我们，这是与一个过去某个被遗忘的时代相关联的情感，而像《纺织姑娘》、《雪球花》这样的歌曲是如本雅明所论及的弗罗斯特笔下唤起“非意愿记忆”的工具。它的歌词在片中几次响起：
在那矮小的屋里/灯火在闪着光/年轻的纺织姑娘坐在窗口旁/她年轻又美丽/褐色的眼睛 /金黄色的辫子垂在肩上/她那伶俐的头脑思量得多深远/你在幻想什么/美丽的姑娘。
这首歌不仅是青春时期李丽的写照，也是对于此时她的年华与爱情老去的提醒。歌曲的被反复吟唱同时是一种时代情愫消亡的标记。《纺织姑娘》沉静优美，在20世纪60年代曾在中国大受欢迎。它是颂扬劳动人民的歌曲，在中国流行说明曾经的国际主义情感的深入人心。而在今天它作为保留曲目，只不过带着一种“青春不在，年华老去”的后社会主义怀旧的意绪。这种国际主义的消亡，随着另外一个情节得到侧面提醒。这就是海滩上一对韩国情侣先让他们代为照相，然后主动要给这一对也拍一张，并且说明回国后会给他们寄来。果然，他们后来各自收到了韩国寄来的照片（分镜头显示他们看着照片，都陷入沉思）。这个插曲显示，今天这种国际主义传统已经变成人文主义情感，从一种阶级感情转变为一种普通的人道关爱。
重温了青春的浪漫之旅的李丽第二天不辞而别，躺在了北方城市的轨道上（这也宣示了今天不少下岗工人的命运）；但当火车呼啸而过，她却在铁轨旁抱着头缩成一团。在铁路职工追来制止她的时候，她还一路笑着跑了起来：她必定把这想象为年轻时那些青年追求她的场景，以此获得心理安慰和过去年代的记忆。而赵鲁寒此时则找到她在旅馆里空荡荡的房间，回去后拉起十年未拉的曲子。
回到家中的李丽似乎获得新生，但又显得心已经彻底死去：她跟丈夫粗俗地谈到：“我快死了，当然跟正常人不一样”，“你要是真对我好，就让我出去……在外头快活一天算一天”，于是丈夫载着她去了火凤凰——但是这些场景放在她去北京前作为她绝望的一种表示更为合适；此时的卸去心事的她显然应该心如止水。丈夫依然不离不弃，紧握她的双手，无微不至地关怀守着她度过最后的时光。当夜晚陪坐在病房里的丈夫睡熟，心电计波动拉平，她已经默然死去。而导演又给了一个超现实的场景：她的灵魂从病床上起身，抚摸熟睡中丈夫的头（这是唯一表现她对丈夫关爱的镜头）；走到窗前，新年的焰火在空中倏然绽放；“新时代”来临，但这一切都与她无关。这就是一个青年女工的一生。 三、现实与回忆
这是一曲淡淡的、现实与回忆之间的哀歌，但从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些不甚妥帖之处。比如，导演要呈现两个时代的对比，但女演员却显得太年轻靓丽，她似乎没有工作多长时间，以致她不愿服从劳动纪律，并为此责怪领导，（5）——在此意义上，她并非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而是社会主义纪律已经无法有效起到作用时候的市场经济时代的工人（也许这时是工厂改制期间，但我们从影片中得不到相关信息）。她和初恋情人分离也只有近十年时间，虽然这也许是为了突出各自所带孩子的年幼，并且十年时间中国工人地位确实也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也许二十年时间更能形成沧桑感，而工人地位的改变却没有得到有效对比的呈现。
造成李丽一生“悲剧”的是始终没有得到解释的“咋可能”的问题。它困扰着两位主角也困扰着观众。当我们考虑它时，不妨先从现实主义的可能出发：这可能是地址寄错？但是邮局对这样的信件的通常处理是退回，何况有百来封信件。当然，或许寄错单位没有把“查无此人”的信件转交邮局？不管如何，这个“乌龙”事件反映了这个后社会主义社会工作伦理的松弛，也象征着某种秩序的混乱，而它给这对恋人的命运造成很大影响。但我们也可思考另一可能，那就是老赵收到信了，但因为觉得不可持续异地恋而确实没有回（何况女方家人反对）——在跨入21世纪前，直至整个90年代在两地分隔状况下，恋人因为无法团聚而或主动或被动分手的事例很多。这个猜想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当在去北戴河的车上，当老赵这时主动提起自己一晚上咋也想不明白为何没收到信时（而在火锅店聊天时一直由李丽追问，显示他希图安慰李丽），李丽却说她“突然想开了，两个人不在一起了，由于信没收到，总比一个人抛弃一个人结果来得好”；她或许在自我安慰，自我欺骗；就如最后的场景中，她在躲避铁路职工对她违规的追逐时，想象那是追求她的情人一样。
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困难：这是个什么时代？20世纪90年代还是21世纪？老赵调离是组织安排还是个人主动联系？这并非可有可无的猜想，因为它关系到三者之间的感情和命运。如果突然调回北京的老赵是因为知青返城潮（那么影片发生时期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么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但如果调动是他为了躲避结局无望的感情，那么他不回信件则更加可以领会。无论如何，这对李丽这位青年女工造成深刻的“伤害”，她等不来心上人，只好嫁了个自己不爱的人。
但我们要进一步问的是，她受到的“伤害”是时代造成的伤害（比如工厂下岗逼迫那些无法找到工作的女工去做陪舞甚至暗娼）还是个人性格的悲剧？显然，电影侧重后者；而这种设计使得作者想要做的借“青年女工的一生”来做时代对比的意图（比如借《纺织姑娘》这首有着时代意识形态色彩的老歌来表达）大打折扣。而我们要问的是，除了时代使得到异地自由选择工作不可能，以及父母反对这个人为的因素外（李丽因此和父母不相来往，直至母亲去世，而父亲去世前把她叫回向她道歉），李丽本身是否有问题？她的个人感情无可厚非，喜欢上知识分子技术员也有可能，但她何必为了气气父母而选择自己不爱的人结婚？这对于他的丈夫胡小光公平么？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获知她的儿子不喜欢她的原因：她自己其实也不喜欢这个不是她的爱的结晶的孩子。她和丈夫、孩子间没有感情当然是为了渲染她组建的家庭没有幸福，但却也表现了她自身的自恋：她为自己准备了生日蛋糕自我凭吊；而当孩子出现时也只愿意给他吃一小口。网友注意到这个异常的现象：
是从什么时候起，女主角开始抱着这样无所谓，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态过日子？
找了个老实人结婚生子，仅仅是为了气父母；
无端找茬和丈夫吵架，只因为她不爱他；
违反纪律被扣工资，就能无休无尽地抱怨一整天；
她带儿子去学钢琴，想起的是年轻时拉手琴的恋人。
她对所有事情没有热情，琐碎的事（因在车间吃饭被扣工资）会激怒她，事关生计的事（工厂即将倒闭）她又漠不关心。这种生活的核心心态显而易见是，不耐烦。（6）
这种“不耐烦”是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劳动态度，它本质上显现了劳动已经成为和工人阶级本身利益无关甚至相对立的异化。但这样的态度构不成两个时代的对比，因为我们见不到老一代的工人如何对待劳动。
我们还要问的是，为什么她不爱他的丈夫和孩子？胡小光曾是部队复员在厂里工作的工人，只是因为下岗才干了个体。丈夫为了她卖掉了仅有的房子为她治病，而医生也已经建议他本不必这样：他已经尽到全力，应该为自己和孩子考虑未来。但这种感情也仅仅是被导演当做一种在困境中的弱者相互之间的温情来对待，但我们却看不到她对丈夫的感情何在。如果从寓言层面来说，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后（她对于老赵“什么都是第一次”），躲避相应的责任（李丽北京不辞而别后，他虽然追到宾馆，但并未再次和她联系）；而恰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陪伴她到终老。而自恋和抱着小资情感的她把这些视为自己应得享有的权利，并认为自己一辈子是在作出牺牲。
四、结语
但这个牺牲更多只是由她个人的性格造成。导演试图让李丽成为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处于任人宰割处境的弱势群体的一个代表：作为棉纺织厂的一名普通员工，经历了国有企业转制、拍卖等等所谓转型带来的种种伤痛，直至下岗待业。但她的那些被轻描淡写的出卖肉体的工友（包括吴姐）其实才是这种代表（但在影片里，她们被表现为粗俗的、肉欲的；而她被表现为清高的、脱俗的、精致的；只有她和知识分子“情人”有共同语言；而和工人阶级大老粗没有感情）。导演没有将镜头对准那些可以说明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矛盾冲突上，只是刻画了李丽这个非典型“厂花”的一生。正如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里的类似处理，我们看到了导演自身观念对表现工人阶级命运转折的阻碍。
然而，吊诡的是，李丽背对未来，她的拒绝与绝望的姿态，以及凝视着恋恋不舍的过去年代的选择，也反映了工人在这个不属于他们的“新时代”里，无力作出选择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