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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股市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的四年时间中，一直处于下跌状态，直到2005年末，这种趋势才有所缓解。“千点论”是对过去几年连续下跌的全面总结，也构成了瓦解中国股市旧价值中枢的理论武器。
暴跌的股市必然是民怨沸腾的地方。监管机构犹豫三年后，终于无法再承受各方的压力，在2005年中旬策动了中国股市的全流通改造。这次改造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它不是一次小范围的修缮，而是中国经济最高决策层承认旧价值体系崩溃，开始重构新价值体系的标志。
2005年末，中国股市的下跌，果然止步。
发生在2005年底以来的止跌回暖现象，究竟意味着投资者对于新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是下一次阴跌杀机前的假象?这是大问题，也是我们在探讨和评选哪20支具体的股票之前，应该首先澄清的思路。
牛市中的杀气
中国证券市场，其结构本质与中国任何一个社会小环境的文化本质是完全一样的——”官+商的微妙结合”。
官在证券市场这里，居于本位；由官自下，分别是会、官商、民商、民，从而构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结构。在这个最不该“讲政治”的地方“讲政治”的结果，是使这个证券市场与政府间进入了“离不开、靠不住”的长期“阴阳不调”状态中。这种“阴阳不调”，也使任何试图以纯粹西方的技术手段分析与建设中国证券市场的努力，都变成淮南之桔。1998年以后，一大批道行很深的“海龟”在证券市场变法维新的结果一塌糊涂，就是明证。
而这种“阴阳不调”的关系，也并未给政府带来太多的利益。15年来在市场中过分强调权力集中的结果，使政府的定位在“监督者”与“大股东”之间来回飘移，也使促涨止跌成为政府的当然责任与义务，这在任何真正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里都是不可理解的。
2005年初出现的股民自焚者，选择的地点是富凯大厦，就是这种政府责任尾大不掉、无限延伸的鲜活警示。
而反观期货市场，上世纪90年代期货业全面崩溃后，一片废墟，政府采取退出放弃的政策。政府十年退出的结果，就是中国的期货市场在废墟中恢复生机、茁壮地自我发展起来了。今天，中国期货市场已经与国际期货市场接轨，在国际期货市场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谁也不能不考虑期货市场的中国因素。
因此，权力集中对于证券市场的危害，可以说是彻骨蚀髓的。这也构成了高悬于证券市场牛市预期中的一把利剑——全流通后的证券市场，并没有完全摆脱“监督者”与“大股东”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将对牛市带来中止效应。
纵观政府在股市诞生以来的角色定位，一向是左手灭火器、右手鼓风机，熊市鼓风、牛市灭火；15年来，如此轮回干预已五、六次，次次干预皆矫枉过正、适得其反。何时股市能摆脱“社论”的影响，何时谈论纯粹的市场规律，方才有效。
施政者的水平，决定市场的水平。这种“官本位”干预市场预期，是中国股市奔向成熟市场体系中永恒的杀气。
走牛的三根支柱
2005年底，三项共识逐步在所有投资者中得到普及，成为支持牛市的三个必要条件。
第一根支柱：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大计划——银行体制改革、保险体制改革、货币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都需要一个健康活跃的股市作为基础；殳市继续无能，将使上述改革要么无法推进，要么过度依赖境外资本市场。而且，长期下跌的股市，将激发社会矛盾与不满情绪，孕育社会动荡的萌芽。股市每到1000点，都会有政府动员的救市资金补充进来，因此，1000点处，跌无可跌，投资者后顾无忧。
第二根支柱：停止IPO与再融资以来，股市的股票供求关系发生有利于投资者的变化。1000点处资金撤逃后，股价往往能够自行恢复，这使任何资金撤出的行为变得相当愚蠢。
股改送股后，大批资金选择复牌后获利离场，导致贴权现象普及，反而使撤出的资金损失巨大，而逢低新入的资金与留守场内的资金，不但没有损失，还有相当幅度的收益。因此，新的资金撤出潮基本停止，大量资金进入贴权后的G股等待股价恢复，这使场内的资金供求关系发生有利于投资者的变化。
第三根支柱：股改中规定的非流通股东12个月内不得减持，使得一年之中的供求关系不会发生不利于投资者的变化。因此，这一年内，投资者同样后顾无忧。
以上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失效，牛市都会面临终结的命运。
但是，不难发现，三条中第一条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政府手中的鼓风机换成灭火器的阈值，不会低于2000点；而对牛市影响最具现实杀伤力的，就是恢复IPO和一年以后的非流通股开闸。这两条，都将使股市的供求关系发生不利于场内投资者的逆转。
而能否吸引场外投资者进场，抵消场内资金的恐慌效应，就成为能否延续牛市的关键。很遗憾的是，吸引场外投资者进场的前提，恰好是场内投资者赚钱的效应，只有股市赚钱的速度超过房地产市场，大量的民间资金才有可能蜂拥而至，可惜目前看来，这在12个月内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任务。
股市接近1300点后，即遇到强大的下跌阻力，就使第二条条件失效。目前有投资银行积极游说恢复再融资与IPO，加之1300点处大批资金获得了短期收益，有落袋为安的情绪，使第二条暂时失效。直到政府出面正式宣布短期内不考虑恢复IPO及再融资，第二条才能恢复作用。我们由此可以预测，1400点、1500点、1600点等关键点位上，同样的第二条条件失效局面会再次重演，因此，即使大盘冲破1300点，仍然是关口重重。
而第三条条件，是对牛市更大的潜在破坏者。在全部非流通股股东中，以是否持有超过本公司总股本5％为界限，超过的算为大股东，不足的算为小股东；根据笔者的统计，中国1374家上市公司中，大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占总非流通股的80％，剩下的20％非流通股，分散在小股东手中。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在上市前，还有一个“股份制改造”的必经程序，从而要求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必须超过5家，大量的公司采取了一大配四小的发起人结构，这使得小股东数量众多，虽然每家手里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但聚沙成塔，他们手里的非流通股份总量，亦达全部非流通股份的20％之多。
我们可以测算出，中国股市全部6600亿股非流通股中，这部分小股东持有的月殳份大约1300亿股，上市流通的资金需求量大约是6000亿人民币，几乎等于目前两市全部流通市值的50％。
这些小股东，长期以来在上市公司中丝毫没有话语权，而且手中的股份不可上市出售，可以说是人财两空。当上市公司参加此次全流通改革之后，12个月内针对它们的出售约束就将消失。到时候小股东选择套现离场，对中国股市产生的资金需求，是否能为股市承受，目前无人知道。但是，中国股市年筹资能力，我们是有案可查的，通过分析历史数据，我们知道：中国股市在15年的历史中，年资金供应能力最高峰是2000亿元人民币，一般不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这6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缺口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正是由于上述三根支柱，在未来的一到两年时间中，有两根随时可能倾倒；因此，笔者对中国股市进入牛市的预言，不敢盲目乐观。
股市的三根稻草
资金需求过大，股票供应量骤增，是要步入牛市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全国资金调配的大范畴内观察，下面三种途径可以有效缓解上述资金紧张带来的麻烦，我们可以命名其为“救命稻草”；
虽然在中国国内范围看，资金的供给量远远小于股票的供给量，但若把眼光放在全球资本市场，则中国目前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不在少数。因此，外资资金对中国股市有着浓厚的兴趣，QFII每增加100亿美元额度，就相当于增加近900亿人民币的资金供应。而能否大量批准QFII额度，吸引外资，成为股市在未来两年内能否具有丰富的资金供应量的最关键一环。
人民币汇率变化，将直接加倍影响股市价值中枢，作为人民币计价资产中，最具流动性的部分，股票的价格对人民币汇率高度敏感，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会直接引发中国股市整体上涨的趋势，因此，未来几年内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安排，将会给股市提供优良的价值预期。
加速资金周转利用效率的新政策的落实，将直接倍增股市的可利用资金规模，和缩短多空双方博弈的周期。具体说，融资、融券制度的实行，可以使股市场内资金效率倍增，从而支持牛市。
上述三条改革预期，能否在短时期内加以落实，并引发赚钱效应，是能否解决前文所述非流通股；中击市场及IPO再融资；中击市场的关键，这三根支柱与三大预期的矛盾博弈，最终决定着股市的大势所趋。在博弈关系尚未明朗之时，我们对中国股市的判断，还是谨慎为主。
暴跌的股市必然是民怨沸腾的地方。监管机构犹豫三年后，终于无法再承受各方的压力，在2005年中旬策动了中国股市的全流通改造。这次改造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它不是一次小范围的修缮，而是中国经济最高决策层承认旧价值体系崩溃，开始重构新价值体系的标志。
2005年末，中国股市的下跌，果然止步。
发生在2005年底以来的止跌回暖现象，究竟意味着投资者对于新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是下一次阴跌杀机前的假象?这是大问题，也是我们在探讨和评选哪20支具体的股票之前，应该首先澄清的思路。
牛市中的杀气
中国证券市场，其结构本质与中国任何一个社会小环境的文化本质是完全一样的——”官+商的微妙结合”。
官在证券市场这里，居于本位；由官自下，分别是会、官商、民商、民，从而构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结构。在这个最不该“讲政治”的地方“讲政治”的结果，是使这个证券市场与政府间进入了“离不开、靠不住”的长期“阴阳不调”状态中。这种“阴阳不调”，也使任何试图以纯粹西方的技术手段分析与建设中国证券市场的努力，都变成淮南之桔。1998年以后，一大批道行很深的“海龟”在证券市场变法维新的结果一塌糊涂，就是明证。
而这种“阴阳不调”的关系，也并未给政府带来太多的利益。15年来在市场中过分强调权力集中的结果，使政府的定位在“监督者”与“大股东”之间来回飘移，也使促涨止跌成为政府的当然责任与义务，这在任何真正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里都是不可理解的。
2005年初出现的股民自焚者，选择的地点是富凯大厦，就是这种政府责任尾大不掉、无限延伸的鲜活警示。
而反观期货市场，上世纪90年代期货业全面崩溃后，一片废墟，政府采取退出放弃的政策。政府十年退出的结果，就是中国的期货市场在废墟中恢复生机、茁壮地自我发展起来了。今天，中国期货市场已经与国际期货市场接轨，在国际期货市场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谁也不能不考虑期货市场的中国因素。
因此，权力集中对于证券市场的危害，可以说是彻骨蚀髓的。这也构成了高悬于证券市场牛市预期中的一把利剑——全流通后的证券市场，并没有完全摆脱“监督者”与“大股东”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将对牛市带来中止效应。
纵观政府在股市诞生以来的角色定位，一向是左手灭火器、右手鼓风机，熊市鼓风、牛市灭火；15年来，如此轮回干预已五、六次，次次干预皆矫枉过正、适得其反。何时股市能摆脱“社论”的影响，何时谈论纯粹的市场规律，方才有效。
施政者的水平，决定市场的水平。这种“官本位”干预市场预期，是中国股市奔向成熟市场体系中永恒的杀气。
走牛的三根支柱
2005年底，三项共识逐步在所有投资者中得到普及，成为支持牛市的三个必要条件。
第一根支柱：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大计划——银行体制改革、保险体制改革、货币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都需要一个健康活跃的股市作为基础；殳市继续无能，将使上述改革要么无法推进，要么过度依赖境外资本市场。而且，长期下跌的股市，将激发社会矛盾与不满情绪，孕育社会动荡的萌芽。股市每到1000点，都会有政府动员的救市资金补充进来，因此，1000点处，跌无可跌，投资者后顾无忧。
第二根支柱：停止IPO与再融资以来，股市的股票供求关系发生有利于投资者的变化。1000点处资金撤逃后，股价往往能够自行恢复，这使任何资金撤出的行为变得相当愚蠢。
股改送股后，大批资金选择复牌后获利离场，导致贴权现象普及，反而使撤出的资金损失巨大，而逢低新入的资金与留守场内的资金，不但没有损失，还有相当幅度的收益。因此，新的资金撤出潮基本停止，大量资金进入贴权后的G股等待股价恢复，这使场内的资金供求关系发生有利于投资者的变化。
第三根支柱：股改中规定的非流通股东12个月内不得减持，使得一年之中的供求关系不会发生不利于投资者的变化。因此，这一年内，投资者同样后顾无忧。
以上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失效，牛市都会面临终结的命运。
但是，不难发现，三条中第一条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政府手中的鼓风机换成灭火器的阈值，不会低于2000点；而对牛市影响最具现实杀伤力的，就是恢复IPO和一年以后的非流通股开闸。这两条，都将使股市的供求关系发生不利于场内投资者的逆转。
而能否吸引场外投资者进场，抵消场内资金的恐慌效应，就成为能否延续牛市的关键。很遗憾的是，吸引场外投资者进场的前提，恰好是场内投资者赚钱的效应，只有股市赚钱的速度超过房地产市场，大量的民间资金才有可能蜂拥而至，可惜目前看来，这在12个月内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任务。
股市接近1300点后，即遇到强大的下跌阻力，就使第二条条件失效。目前有投资银行积极游说恢复再融资与IPO，加之1300点处大批资金获得了短期收益，有落袋为安的情绪，使第二条暂时失效。直到政府出面正式宣布短期内不考虑恢复IPO及再融资，第二条才能恢复作用。我们由此可以预测，1400点、1500点、1600点等关键点位上，同样的第二条条件失效局面会再次重演，因此，即使大盘冲破1300点，仍然是关口重重。
而第三条条件，是对牛市更大的潜在破坏者。在全部非流通股股东中，以是否持有超过本公司总股本5％为界限，超过的算为大股东，不足的算为小股东；根据笔者的统计，中国1374家上市公司中，大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占总非流通股的80％，剩下的20％非流通股，分散在小股东手中。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在上市前，还有一个“股份制改造”的必经程序，从而要求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必须超过5家，大量的公司采取了一大配四小的发起人结构，这使得小股东数量众多，虽然每家手里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但聚沙成塔，他们手里的非流通股份总量，亦达全部非流通股份的20％之多。
我们可以测算出，中国股市全部6600亿股非流通股中，这部分小股东持有的月殳份大约1300亿股，上市流通的资金需求量大约是6000亿人民币，几乎等于目前两市全部流通市值的50％。
这些小股东，长期以来在上市公司中丝毫没有话语权，而且手中的股份不可上市出售，可以说是人财两空。当上市公司参加此次全流通改革之后，12个月内针对它们的出售约束就将消失。到时候小股东选择套现离场，对中国股市产生的资金需求，是否能为股市承受，目前无人知道。但是，中国股市年筹资能力，我们是有案可查的，通过分析历史数据，我们知道：中国股市在15年的历史中，年资金供应能力最高峰是2000亿元人民币，一般不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这6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缺口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正是由于上述三根支柱，在未来的一到两年时间中，有两根随时可能倾倒；因此，笔者对中国股市进入牛市的预言，不敢盲目乐观。
股市的三根稻草
资金需求过大，股票供应量骤增，是要步入牛市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全国资金调配的大范畴内观察，下面三种途径可以有效缓解上述资金紧张带来的麻烦，我们可以命名其为“救命稻草”；
虽然在中国国内范围看，资金的供给量远远小于股票的供给量，但若把眼光放在全球资本市场，则中国目前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不在少数。因此，外资资金对中国股市有着浓厚的兴趣，QFII每增加100亿美元额度，就相当于增加近900亿人民币的资金供应。而能否大量批准QFII额度，吸引外资，成为股市在未来两年内能否具有丰富的资金供应量的最关键一环。
人民币汇率变化，将直接加倍影响股市价值中枢，作为人民币计价资产中，最具流动性的部分，股票的价格对人民币汇率高度敏感，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会直接引发中国股市整体上涨的趋势，因此，未来几年内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安排，将会给股市提供优良的价值预期。
加速资金周转利用效率的新政策的落实，将直接倍增股市的可利用资金规模，和缩短多空双方博弈的周期。具体说，融资、融券制度的实行，可以使股市场内资金效率倍增，从而支持牛市。
上述三条改革预期，能否在短时期内加以落实，并引发赚钱效应，是能否解决前文所述非流通股；中击市场及IPO再融资；中击市场的关键，这三根支柱与三大预期的矛盾博弈，最终决定着股市的大势所趋。在博弈关系尚未明朗之时，我们对中国股市的判断，还是谨慎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