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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需要。我们现在不需要考虑是否要推进城镇化，而是应考虑如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碳的方式来完成城镇化进程。”近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办的城市中国网在京举办了第十三期“城市会客厅”活动，在关于“绿色城镇看欧洲”的话题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发表了上述看法。
潘家华认为，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我国城镇化的低碳之路注定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艰巨的任务。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走出一条低碳节能的健康发展之路，靠“硬”技术更要靠“软”制度，靠创新更要靠规范。
发展低碳城市是一种必然
我国目前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今后几年还将有几亿农村人口要转为城市人口，而城镇化本身肯定要增加碳排放，这与当前人们所推崇的低碳理念会不 会产生矛盾？在坚持城镇化不减缓、不停步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实现低碳发展道路？
对于上述问题，潘家华给出了明确答复：矛盾必然会有，但低碳发展之路必须要走。“城镇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需要。我们现在不需要考虑是否要推进城镇化，而是应考虑如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碳的方式来完成城镇化进程。”潘家华解释说，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有条件消耗一些非商品性的可再生能源，比如沼气、生物质能、太阳能等，而在城市环境下则缺乏这样的条件，城市人口消耗的多是商品能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展低碳城市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是一种必须，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潘家华认为，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我国城镇化的低碳之路注定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艰巨的任务，实现的路径也将有别于欧盟。潘家华分析指出，欧洲城镇化的时间进程相当缓慢，属于逐渐发展、一步到位的类型，而我国的城镇化则是快速发展之中有很多反复。比如，20世纪80年代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之时，只是按照80万人口规划，后来又按照100万人口，现在是超过1300万人口。这个数字的变化表明，中国城镇化有中国的国情，其实现的路径与欧盟将有很大的区别。
同时，我国城镇化与欧盟城镇化所处的阶段也有本质的区别。欧盟的城镇化目前已是一种成熟的城镇化，基本上处于维护状态，甚至还带有一定的萎缩性。因为它的人口相对来讲是稳中有降，经济适度集中。上世纪60年代，在巴黎一些中产阶级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就是反向的城市化。为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中产阶级搬到郊区而不在城市里居住。现在由于能源和碳排放方面的约束，他们又从郊区走向城市中心，产生了“再城市化”现象。
“不管怎样，欧盟城镇化的框架已经定型，像伦敦、巴黎、柏林，500年前是这么一个雏形，300年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可能100年以后，它还是这样。但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潘家华详细阐述说，按照“十二五”规划，我国城镇化的速度是每年0.8个百分点，5年则增长4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将有1100万人口进入城市，而整个伦敦才有1000万人口。“我们一年新增的城市人口就有一个大伦敦这样的规模，这个规模则意味着基础设施、房屋建筑、就业、社会服务、公共保障的增加，意味着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增加。这一数量在欧盟国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而这还只是我们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潘家华以鲜活的数字说明了我国实现低碳城镇化的艰巨性。
再反观我国现有的城镇化，约有2.5亿人虽然生活、居住、工作在城市，但是他们属于城市的边缘人口，享受不到相应的城市公共服务。比如，住房限购政策实施以后，他们没有资格在城里买房，享受不到城里人所享有的医疗服务保障，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公平地享受城里的教育。要把这些人口真正吸纳到城市中来，如果一年吸纳1000万则需25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吸纳2000万则要12年左右的时间。2.5亿人口的融入问题对欧盟来说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向欧洲城市“取低碳节能经”
走低碳节能、生态绿化之路，欧洲国家的经验无疑值得借鉴。谈及此，曾在欧洲生活8年的潘家华打开了话匣子。他认为，向欧洲城市“取低碳节能经”主要应着眼于四个方面：
第一是技术方面。如瑞典、荷兰，利用建筑节能解决保温隔热等问题降低建筑能耗。在这里，只要关上房间的窗户，即使没有空调，人的热量也可以保证房间里的温度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由于大西洋暖流的作用，这里的温度不会达到-10℃，一般在0℃～8℃之间，不像我国北方地区的温度那么低，但是这些国家的建筑隔热标准绝对过硬。“前些天在波恩气候会议期间，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开了一辆2.0排量的奥迪车，每百公里只耗4升汽油。他有什么妙招呢？因为汽车有这样一种装置，一见红灯自动熄火，熄火期间不消耗任何汽油。”潘家华关于利用技术创新降低小汽车耗油量的讲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第二是制度方面。欧洲城市重视规划并且严格执行质量标准，一步到位基本没有反复。而在我国一些城市，换一任市长修编一次规划，修编一次规划则大拆大建一次。在城市里，我们经常会看到道路被“开膛破肚”，广场地砖被掀掉重铺。这种司空见惯的事儿在欧洲则极少发生。比如，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城市地面采用一种硬化技术，一百年也不需要更换。其实，在这方面，我们不是做不好，关键还是要在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等方面做足文章。另外，欧洲所有的大学都是开放式的，我们的学校则是封闭起来的，学校的规模很大、人口众多，一口进，一口出，不可能不造成交通拥堵。这也是我们的规划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第三是管理方面。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不设置消耗能源、降低效率的缴费站，消除了国家之间的交通通行障碍，从而减少了浪费，实现了低碳。
第四是消费方面。欧洲民众普遍接受低碳、节约的消费理念，如日常出行选择慢行方式，降低碳排放等。在欧洲，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小汽车，但大家都喜欢骑自行车。当然，那里骑自行车的条件比较好，有专用的自行车道，安全又快捷。一般来讲，每小时能行15公里，很少低于10公里。尽管欧洲的太阳光辐射比较弱，但很多家庭都自费安装了光伏发电设备和太阳能热水设备，这种低碳消费理念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规范比创新更重要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要走出一条低碳节能的健康发展之路，靠创新更要靠规范。潘家华认为，相对于“硬”的技术来说，“软”的制度更为重要。
“对于创新这个词，我是很赞同的，但无奈的是，我们的创新实践似乎被歪曲了，往往是今天创新以后，明天把它毁掉再来创新一次，这无疑是一种高碳的浪费行为。”潘家华坦率直言，目前我国的城市建设首先需要的是一种规范，而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想当然的所谓创新。
如何做好规范工作？潘家华举例说，目前，我国最好的医院集中在北京，最好的大学集中在北京，最好的体育设施、文化设施也集中在北京，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蜂拥而至，交通不拥堵可能吗？如果将这些最优的资源分散一部分出去，“堵城”的局面或可改观。所以，我们还需要规划，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改革，需要真正从体制入手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样才可能使得资源相对分散，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在规范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创新意识，其导向就是低碳可持续。其实，在国内一些城市已经有很多的创新实践。比如在河北保定，很多建筑的向南一面、向西一面，基本上都被太阳光伏这样的硅片所覆盖，实施光伏发电。山东德州一些高楼林立的新小区，突破了高楼不能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旧有观念，在高楼的上方安装了几个非常大的跨越高楼的装置，装置上面统统覆盖太阳能热水器，这样，整个小区的热水能源基本上就足够了。
我国城市化进程规模大、速度快，能不能不走发达国家城市化所走过的老路，而是尽快实现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潘家华对此持乐观态度。“其一，我们可以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其二，我们可以发挥后发优势。过去生产一吨钢可能需要1.5吨标煤，现在生产一吨钢只需0.65吨标煤就够了，这就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有了这种后发优势，我们就可以避开当年那种高排放、高污染的做法，探索出一条低碳发展的捷径。”
(来源：《中国改革报》)
潘家华认为，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我国城镇化的低碳之路注定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艰巨的任务。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走出一条低碳节能的健康发展之路，靠“硬”技术更要靠“软”制度，靠创新更要靠规范。
发展低碳城市是一种必然
我国目前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今后几年还将有几亿农村人口要转为城市人口，而城镇化本身肯定要增加碳排放，这与当前人们所推崇的低碳理念会不 会产生矛盾？在坚持城镇化不减缓、不停步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实现低碳发展道路？
对于上述问题，潘家华给出了明确答复：矛盾必然会有，但低碳发展之路必须要走。“城镇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需要。我们现在不需要考虑是否要推进城镇化，而是应考虑如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碳的方式来完成城镇化进程。”潘家华解释说，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有条件消耗一些非商品性的可再生能源，比如沼气、生物质能、太阳能等，而在城市环境下则缺乏这样的条件，城市人口消耗的多是商品能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展低碳城市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是一种必须，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潘家华认为，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我国城镇化的低碳之路注定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艰巨的任务，实现的路径也将有别于欧盟。潘家华分析指出，欧洲城镇化的时间进程相当缓慢，属于逐渐发展、一步到位的类型，而我国的城镇化则是快速发展之中有很多反复。比如，20世纪80年代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之时，只是按照80万人口规划，后来又按照100万人口，现在是超过1300万人口。这个数字的变化表明，中国城镇化有中国的国情，其实现的路径与欧盟将有很大的区别。
同时，我国城镇化与欧盟城镇化所处的阶段也有本质的区别。欧盟的城镇化目前已是一种成熟的城镇化，基本上处于维护状态，甚至还带有一定的萎缩性。因为它的人口相对来讲是稳中有降，经济适度集中。上世纪60年代，在巴黎一些中产阶级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就是反向的城市化。为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中产阶级搬到郊区而不在城市里居住。现在由于能源和碳排放方面的约束，他们又从郊区走向城市中心，产生了“再城市化”现象。
“不管怎样，欧盟城镇化的框架已经定型，像伦敦、巴黎、柏林，500年前是这么一个雏形，300年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可能100年以后，它还是这样。但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潘家华详细阐述说，按照“十二五”规划，我国城镇化的速度是每年0.8个百分点，5年则增长4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将有1100万人口进入城市，而整个伦敦才有1000万人口。“我们一年新增的城市人口就有一个大伦敦这样的规模，这个规模则意味着基础设施、房屋建筑、就业、社会服务、公共保障的增加，意味着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增加。这一数量在欧盟国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而这还只是我们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潘家华以鲜活的数字说明了我国实现低碳城镇化的艰巨性。
再反观我国现有的城镇化，约有2.5亿人虽然生活、居住、工作在城市，但是他们属于城市的边缘人口，享受不到相应的城市公共服务。比如，住房限购政策实施以后，他们没有资格在城里买房，享受不到城里人所享有的医疗服务保障，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公平地享受城里的教育。要把这些人口真正吸纳到城市中来，如果一年吸纳1000万则需25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吸纳2000万则要12年左右的时间。2.5亿人口的融入问题对欧盟来说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向欧洲城市“取低碳节能经”
走低碳节能、生态绿化之路，欧洲国家的经验无疑值得借鉴。谈及此，曾在欧洲生活8年的潘家华打开了话匣子。他认为，向欧洲城市“取低碳节能经”主要应着眼于四个方面：
第一是技术方面。如瑞典、荷兰，利用建筑节能解决保温隔热等问题降低建筑能耗。在这里，只要关上房间的窗户，即使没有空调，人的热量也可以保证房间里的温度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由于大西洋暖流的作用，这里的温度不会达到-10℃，一般在0℃～8℃之间，不像我国北方地区的温度那么低，但是这些国家的建筑隔热标准绝对过硬。“前些天在波恩气候会议期间，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开了一辆2.0排量的奥迪车，每百公里只耗4升汽油。他有什么妙招呢？因为汽车有这样一种装置，一见红灯自动熄火，熄火期间不消耗任何汽油。”潘家华关于利用技术创新降低小汽车耗油量的讲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第二是制度方面。欧洲城市重视规划并且严格执行质量标准，一步到位基本没有反复。而在我国一些城市，换一任市长修编一次规划，修编一次规划则大拆大建一次。在城市里，我们经常会看到道路被“开膛破肚”，广场地砖被掀掉重铺。这种司空见惯的事儿在欧洲则极少发生。比如，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城市地面采用一种硬化技术，一百年也不需要更换。其实，在这方面，我们不是做不好，关键还是要在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等方面做足文章。另外，欧洲所有的大学都是开放式的，我们的学校则是封闭起来的，学校的规模很大、人口众多，一口进，一口出，不可能不造成交通拥堵。这也是我们的规划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第三是管理方面。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不设置消耗能源、降低效率的缴费站，消除了国家之间的交通通行障碍，从而减少了浪费，实现了低碳。
第四是消费方面。欧洲民众普遍接受低碳、节约的消费理念，如日常出行选择慢行方式，降低碳排放等。在欧洲，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小汽车，但大家都喜欢骑自行车。当然，那里骑自行车的条件比较好，有专用的自行车道，安全又快捷。一般来讲，每小时能行15公里，很少低于10公里。尽管欧洲的太阳光辐射比较弱，但很多家庭都自费安装了光伏发电设备和太阳能热水设备，这种低碳消费理念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规范比创新更重要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要走出一条低碳节能的健康发展之路，靠创新更要靠规范。潘家华认为，相对于“硬”的技术来说，“软”的制度更为重要。
“对于创新这个词，我是很赞同的，但无奈的是，我们的创新实践似乎被歪曲了，往往是今天创新以后，明天把它毁掉再来创新一次，这无疑是一种高碳的浪费行为。”潘家华坦率直言，目前我国的城市建设首先需要的是一种规范，而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想当然的所谓创新。
如何做好规范工作？潘家华举例说，目前，我国最好的医院集中在北京，最好的大学集中在北京，最好的体育设施、文化设施也集中在北京，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蜂拥而至，交通不拥堵可能吗？如果将这些最优的资源分散一部分出去，“堵城”的局面或可改观。所以，我们还需要规划，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改革，需要真正从体制入手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样才可能使得资源相对分散，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在规范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创新意识，其导向就是低碳可持续。其实，在国内一些城市已经有很多的创新实践。比如在河北保定，很多建筑的向南一面、向西一面，基本上都被太阳光伏这样的硅片所覆盖，实施光伏发电。山东德州一些高楼林立的新小区，突破了高楼不能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旧有观念，在高楼的上方安装了几个非常大的跨越高楼的装置，装置上面统统覆盖太阳能热水器，这样，整个小区的热水能源基本上就足够了。
我国城市化进程规模大、速度快，能不能不走发达国家城市化所走过的老路，而是尽快实现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潘家华对此持乐观态度。“其一，我们可以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其二，我们可以发挥后发优势。过去生产一吨钢可能需要1.5吨标煤，现在生产一吨钢只需0.65吨标煤就够了，这就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有了这种后发优势，我们就可以避开当年那种高排放、高污染的做法，探索出一条低碳发展的捷径。”
(来源：《中国改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