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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中国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之际，也是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诞辰100周年。
斯诺生前同20世纪前半叶苦难深重的中国融合在一起，那么斯诺怎样看待他身后的中国呢?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国会甚嚣尘上时，斯诺被迫流亡瑞士。而斯诺去世时，尼克松正要登上飞往北京的空军一号。美国国会在记录斯诺去世时写道：“埃德加·斯诺看见红星升起。”
他看见红星照耀中国的西北一角，他看见红星照耀中国大地。长眠在北京一隅的斯诺，也一定能够看到红星照耀一个民主、富裕、开放、和平和统一的中国。
埃德加·斯诺：
未来的同代人
今天，在北京大学很容易找到斯诺之墓。随便一个学生都能指出这位前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和“一二九”运动参加组织者永眠之处。他们很可能没有阅读过《红星照耀中国》，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部大书及其杰出的作者。
斯诺长眠于此已三个时代了，在更真切的意义上，他仍然是我们的同代人，而且是属于未来的同代人。就像这位美国人为中国红色革命辩护时一样，我们倾听他从未来向我们诉说：为革命辩护就是为未来辩护，而非为现实或现状辩护。
未经雕磨的长方形青色岩石墓基上，横卧着一方汉白玉墓碑。“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叶剑英元师挺拔隽永的笔迹，准确描摹出当年那座跨越太平洋的孤独虹桥。自从这位历史的探险家和正义事业的寻宝者长眠于此， 30多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太多变 迁，但他地下有知，必定确信这一切变迁本质上仍是他见证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延展。
1972年2月15日，在尼克松总统即将开始“改变世界的一周”的中国之行前夕，埃德加·斯诺在日内瓦处于弥留之际。这位以《红星照耀中国》而名满欧美世界的人，在病榻上用最后力量对马海德医生为首的中国医疗小组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毛泽东和尼克松都没有忘记这位中美关系走出严冬的“第一燕子”。一个礼拜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对尼克松总统谈起这场举世瞩目的对话时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斯诺的骨灰一半安葬到美国哈德逊河畔家乡的一位朋友的花园里，另一部分次年10月19日安葬到原燕京大学一角校园里。他那些送花圈的朋友们，毛泽东主席、宋庆龄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还有陪同周恩来参加下葬仪式的李富春、郭沫若、邓颖超、廖承志、康克清等，都已成为古人。站在斯诺墓前时，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之奔腾马蹄声，仍然在每个今人的耳边呼啸和轰鸣。
当时，斯诺夫人洛伊斯牵着女儿茜安的手说：“我的丈夫在遗言中表达了对中国的热爱，并表示他生前一部分身心常系中国，希望死后也将自己一部分遗体安放在新中国的古老土地下，安放在中国的新人中间。在这里，对人类的尊重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里，世界的希望发射着新的光芒。”
这是斯诺的遗嘱，更是他面向未来的呼唤。在中国古老大地上的年轻共和国，寄托着斯诺对于“新人”、“对人类的尊重的新高度”、“世界的希望”的无限期待。这也是斯诺所代表的那一代外国人，从白求恩、柯棣华到波伏娃和索尔伯里兹对于中华民族为人类自由而复兴的热望。
这一方墓地附近，是斯诺1936年去西北之旅的出发点，也是1937年整理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地方。1971年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后，斯诺仍在写作最后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漫长的革命入他没来得及最后审定就与世长辞。也许他已经知道，中国大地上的“漫长的革命”没有结束，正像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那样，革命的未来只能留给下一代人不受前人束缚地去书写。
美国军队不会有便宜，
地理历史教员会受欢迎
埃德加·斯诺同时热爱着伟大的中国和自己的祖国。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从内心里理解毛泽东的一个信念，那就是历史终将把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带到一起来。
正是斯诺，在1971年的“乒乓外交”后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上，在《生活》杂志及时发表了一篇文章透露：毛泽东主席本人曾告诉他，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都会受到欢迎。
这篇文章是埃德加最后一篇独家内幕新闻。就在尼克松前往北京的同一个星期，斯诺永远放下手中的笔。但是在他随后发表的《漫长的革命》及一些短文中，有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于跨太平洋关系的远见卓识，这些伟大人物的真知灼见，甚至会穿透整个21世纪前半叶。
中美关系始终是毛泽东、周恩来最为关心的国际关系。1965年，斯诺对毛泽东说：“过去15年，历史的各种力量把美中两国人民分开，几乎断绝了一切交往，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这个鸿沟似乎比过去更扩大了。但是，我自己不相信会最终发展到战争，造成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据斯诺回忆，毛泽东主席的回答是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也必然会把中美两国人民再带到一起来的；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也许我是对的，在那以前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和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拓荒者，毛泽东和周恩来准确判断出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背后的美国因素，这是跨太平洋关系的要害。
毛泽东说：“只有美国军队入侵中国，才会发生战争。他们可能来，他们也可能不来。如果他们来，他们确实不会得到很多便宜。那简直是不允许的。美国领导人大概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会入侵中国。这样就不会有战争，因为如果他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中国当然决不会派军队去进攻美国。”这位军事天才在谈到当时金门、马祖问题时说：在自己国内放空炮被称为侵略，而那些真正进行武装干涉，轰炸和焚烧别国人民的人，却不算是侵略者，这是什么道理?
而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台独”在中美关系中的爆炸性，尽管当时台独一小撮正名副其实以叛国者和汉奸身份呆在蒋介石的监狱里。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记述：周恩来明确表示，如果台湾有人堕落到唯美国之命是从和为美国政策的需要服务，竟然宣布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并且依靠在美国政府操纵和强迫下的联合国的多数，继续篡夺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么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不但不可能改善和恢复中美关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美对抗就绝不是几年的问题，而将是一个长时期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会有多少年。这种状况将继续下去直到这样的一天到来兰—我相信这一天是会到来的——那时美国将发现自己不能再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因而放弃了这个政策。
周恩来以一句话准确道出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为了改善中美关系，我们必须从原则问题开始，而不能从枝节问题开始。”这也正是胡锦涛主席在30年后坦诚地对布什总统所说的话：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中国没有回旋
在直面原则问题时，中国才可能去理解美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毛泽东称赞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时说：“我们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要请你派教员来，特别是历史和地理教员。”
其实，毛泽东对美国的了解有时深刻得超越了时代。阿克顿有一个伟大的见解，那就是联邦主义而非“三权分立”才是美国民主的真正灵魂。
“万里长征第一步”和
“漫长的革命”
在斯诺诞辰100周年时，今人首先应当倾听的并不是什么“历史的回音”，而是“属于未来的声音”。毛泽东把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说成“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斯诺把自己关于中国的最后著作命名为《漫长的革命》。在这里，今人与其说要从现在回顾过去，毋宁说要从过去眺望未来。 1965年，斯诺第二次来到新中国时写道：“上一次我同毛泽东谈话是在 1960年，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之中，那是由天灾和人祸的残酷结合造成的。苏联专家突然被撤走，工业机械的供应被中断，300多个重点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毁。农业连续两年遭到水旱灾，几乎有一半的农作物遭到部分的或全部的毁坏。由于为大跃进制订的目标高得无法完成，在人民公社的试验阶段正常生产遭到破坏。只是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定量配给，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当时毛泽东曾对我说，人民还不能吃饱。他预言，在国民生产总值(GNP)方面，中国需要50年时间才能赶上美国。”
在《漫长的革命》中，艾德加·斯诺记起同周恩来的谈话(1964年10月22日、12月16日。斯诺声明，谈话的有些部分不供发表，但他同意大部分可以意述，有的可以直接引用原话。)：这时的周恩来，看来精神极好，对于谣传他患了“重病”的流言他只付之一笑。尽管他已66岁，白头发却很少。他的一些言谈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带有对冒险主义和投机行为的强烈厌恶，同时他也深深感到，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这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岁月。
周恩来列举了一些事例：中国一方面拥有堪与世界上同类机器相匹敌的1．6万吨巨型水压机，另一方面运输却还靠胶轮大车；一方面有精密仪器和柴油机推动的远洋巨轮，另一方面农民还在使用舢板船和植物油灯。“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未来的人不受限制：
毛泽东和斯诺谈青年一代
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和斯诺都做过教员，都是从消息到评论的新闻写作高手，而且都曾经是中国青年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这决定了他们对未来取决于青年这一点的高度认同。
“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夫妇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成为进步学生的活动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都是家中常客。学生们就在斯诺家中商定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 9日、16日两次大游行路线、集合地点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各国记者，请他们抢发电讯，并联系组织各国记者现场采访。
斯诺夫妇始终跟着游行队伍，并给纽约《太阳报》发出独家通讯，留下“一二九”运动大量文图资料。他建议学生自治会举行一次各国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展示“一二九“运动。北平沦陷后，斯诺掩护许多进步学生撤离北平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因此，斯诺不仅理解青年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而且理解毛泽东对青年的极端重视：“(1964年10月)核装置的爆炸提供了新成就的象征，有助于恢复共产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信心和自尊。毛泽东本来可以带着可以理解的自豪感谈到他的‘自力更生’政策。但是他没有夸口。我发现他处于作哲理思考的情绪之中，谈到他同死亡的约会，而且看上去愿意把自己的政治遗产留待后世去评价。”
“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发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面对斯诺1965年的提问，毛泽东说，“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而且按曰1936年斯诺在陕北采访途中。照我们不能预见的条件去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后代应当比我们更有知识，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的工作。”
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需要时间。目前，“远离革命”正在成为一种中年人的智慧，但斯诺很可能永远不会接受这种“智慧”。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属于未来的人类遗产。
也许，当未来一代真正不受束缚地评价中国革命时，他们将更加理解那经过时间检验的价值，那些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牺牲的先人们，并从尸堆如山的先烈们那里，一再找到中华民族历尽沧桑而不衰的真正血脉。
斯诺生前同20世纪前半叶苦难深重的中国融合在一起，那么斯诺怎样看待他身后的中国呢?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国会甚嚣尘上时，斯诺被迫流亡瑞士。而斯诺去世时，尼克松正要登上飞往北京的空军一号。美国国会在记录斯诺去世时写道：“埃德加·斯诺看见红星升起。”
他看见红星照耀中国的西北一角，他看见红星照耀中国大地。长眠在北京一隅的斯诺，也一定能够看到红星照耀一个民主、富裕、开放、和平和统一的中国。
埃德加·斯诺：
未来的同代人
今天，在北京大学很容易找到斯诺之墓。随便一个学生都能指出这位前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和“一二九”运动参加组织者永眠之处。他们很可能没有阅读过《红星照耀中国》，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部大书及其杰出的作者。
斯诺长眠于此已三个时代了，在更真切的意义上，他仍然是我们的同代人，而且是属于未来的同代人。就像这位美国人为中国红色革命辩护时一样，我们倾听他从未来向我们诉说：为革命辩护就是为未来辩护，而非为现实或现状辩护。
未经雕磨的长方形青色岩石墓基上，横卧着一方汉白玉墓碑。“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叶剑英元师挺拔隽永的笔迹，准确描摹出当年那座跨越太平洋的孤独虹桥。自从这位历史的探险家和正义事业的寻宝者长眠于此， 30多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太多变 迁，但他地下有知，必定确信这一切变迁本质上仍是他见证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延展。
1972年2月15日，在尼克松总统即将开始“改变世界的一周”的中国之行前夕，埃德加·斯诺在日内瓦处于弥留之际。这位以《红星照耀中国》而名满欧美世界的人，在病榻上用最后力量对马海德医生为首的中国医疗小组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毛泽东和尼克松都没有忘记这位中美关系走出严冬的“第一燕子”。一个礼拜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对尼克松总统谈起这场举世瞩目的对话时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斯诺的骨灰一半安葬到美国哈德逊河畔家乡的一位朋友的花园里，另一部分次年10月19日安葬到原燕京大学一角校园里。他那些送花圈的朋友们，毛泽东主席、宋庆龄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还有陪同周恩来参加下葬仪式的李富春、郭沫若、邓颖超、廖承志、康克清等，都已成为古人。站在斯诺墓前时，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之奔腾马蹄声，仍然在每个今人的耳边呼啸和轰鸣。
当时，斯诺夫人洛伊斯牵着女儿茜安的手说：“我的丈夫在遗言中表达了对中国的热爱，并表示他生前一部分身心常系中国，希望死后也将自己一部分遗体安放在新中国的古老土地下，安放在中国的新人中间。在这里，对人类的尊重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里，世界的希望发射着新的光芒。”
这是斯诺的遗嘱，更是他面向未来的呼唤。在中国古老大地上的年轻共和国，寄托着斯诺对于“新人”、“对人类的尊重的新高度”、“世界的希望”的无限期待。这也是斯诺所代表的那一代外国人，从白求恩、柯棣华到波伏娃和索尔伯里兹对于中华民族为人类自由而复兴的热望。
这一方墓地附近，是斯诺1936年去西北之旅的出发点，也是1937年整理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地方。1971年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后，斯诺仍在写作最后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漫长的革命入他没来得及最后审定就与世长辞。也许他已经知道，中国大地上的“漫长的革命”没有结束，正像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那样，革命的未来只能留给下一代人不受前人束缚地去书写。
美国军队不会有便宜，
地理历史教员会受欢迎
埃德加·斯诺同时热爱着伟大的中国和自己的祖国。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从内心里理解毛泽东的一个信念，那就是历史终将把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带到一起来。
正是斯诺，在1971年的“乒乓外交”后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上，在《生活》杂志及时发表了一篇文章透露：毛泽东主席本人曾告诉他，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都会受到欢迎。
这篇文章是埃德加最后一篇独家内幕新闻。就在尼克松前往北京的同一个星期，斯诺永远放下手中的笔。但是在他随后发表的《漫长的革命》及一些短文中，有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于跨太平洋关系的远见卓识，这些伟大人物的真知灼见，甚至会穿透整个21世纪前半叶。
中美关系始终是毛泽东、周恩来最为关心的国际关系。1965年，斯诺对毛泽东说：“过去15年，历史的各种力量把美中两国人民分开，几乎断绝了一切交往，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这个鸿沟似乎比过去更扩大了。但是，我自己不相信会最终发展到战争，造成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据斯诺回忆，毛泽东主席的回答是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也必然会把中美两国人民再带到一起来的；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也许我是对的，在那以前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和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拓荒者，毛泽东和周恩来准确判断出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背后的美国因素，这是跨太平洋关系的要害。
毛泽东说：“只有美国军队入侵中国，才会发生战争。他们可能来，他们也可能不来。如果他们来，他们确实不会得到很多便宜。那简直是不允许的。美国领导人大概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会入侵中国。这样就不会有战争，因为如果他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中国当然决不会派军队去进攻美国。”这位军事天才在谈到当时金门、马祖问题时说：在自己国内放空炮被称为侵略，而那些真正进行武装干涉，轰炸和焚烧别国人民的人，却不算是侵略者，这是什么道理?
而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台独”在中美关系中的爆炸性，尽管当时台独一小撮正名副其实以叛国者和汉奸身份呆在蒋介石的监狱里。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记述：周恩来明确表示，如果台湾有人堕落到唯美国之命是从和为美国政策的需要服务，竟然宣布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并且依靠在美国政府操纵和强迫下的联合国的多数，继续篡夺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么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不但不可能改善和恢复中美关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美对抗就绝不是几年的问题，而将是一个长时期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会有多少年。这种状况将继续下去直到这样的一天到来兰—我相信这一天是会到来的——那时美国将发现自己不能再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因而放弃了这个政策。
周恩来以一句话准确道出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为了改善中美关系，我们必须从原则问题开始，而不能从枝节问题开始。”这也正是胡锦涛主席在30年后坦诚地对布什总统所说的话：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中国没有回旋
在直面原则问题时，中国才可能去理解美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毛泽东称赞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时说：“我们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要请你派教员来，特别是历史和地理教员。”
其实，毛泽东对美国的了解有时深刻得超越了时代。阿克顿有一个伟大的见解，那就是联邦主义而非“三权分立”才是美国民主的真正灵魂。
“万里长征第一步”和
“漫长的革命”
在斯诺诞辰100周年时，今人首先应当倾听的并不是什么“历史的回音”，而是“属于未来的声音”。毛泽东把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说成“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斯诺把自己关于中国的最后著作命名为《漫长的革命》。在这里，今人与其说要从现在回顾过去，毋宁说要从过去眺望未来。 1965年，斯诺第二次来到新中国时写道：“上一次我同毛泽东谈话是在 1960年，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之中，那是由天灾和人祸的残酷结合造成的。苏联专家突然被撤走，工业机械的供应被中断，300多个重点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毁。农业连续两年遭到水旱灾，几乎有一半的农作物遭到部分的或全部的毁坏。由于为大跃进制订的目标高得无法完成，在人民公社的试验阶段正常生产遭到破坏。只是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定量配给，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当时毛泽东曾对我说，人民还不能吃饱。他预言，在国民生产总值(GNP)方面，中国需要50年时间才能赶上美国。”
在《漫长的革命》中，艾德加·斯诺记起同周恩来的谈话(1964年10月22日、12月16日。斯诺声明，谈话的有些部分不供发表，但他同意大部分可以意述，有的可以直接引用原话。)：这时的周恩来，看来精神极好，对于谣传他患了“重病”的流言他只付之一笑。尽管他已66岁，白头发却很少。他的一些言谈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带有对冒险主义和投机行为的强烈厌恶，同时他也深深感到，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这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岁月。
周恩来列举了一些事例：中国一方面拥有堪与世界上同类机器相匹敌的1．6万吨巨型水压机，另一方面运输却还靠胶轮大车；一方面有精密仪器和柴油机推动的远洋巨轮，另一方面农民还在使用舢板船和植物油灯。“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未来的人不受限制：
毛泽东和斯诺谈青年一代
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和斯诺都做过教员，都是从消息到评论的新闻写作高手，而且都曾经是中国青年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这决定了他们对未来取决于青年这一点的高度认同。
“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夫妇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成为进步学生的活动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都是家中常客。学生们就在斯诺家中商定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 9日、16日两次大游行路线、集合地点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各国记者，请他们抢发电讯，并联系组织各国记者现场采访。
斯诺夫妇始终跟着游行队伍，并给纽约《太阳报》发出独家通讯，留下“一二九”运动大量文图资料。他建议学生自治会举行一次各国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展示“一二九“运动。北平沦陷后，斯诺掩护许多进步学生撤离北平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因此，斯诺不仅理解青年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而且理解毛泽东对青年的极端重视：“(1964年10月)核装置的爆炸提供了新成就的象征，有助于恢复共产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信心和自尊。毛泽东本来可以带着可以理解的自豪感谈到他的‘自力更生’政策。但是他没有夸口。我发现他处于作哲理思考的情绪之中，谈到他同死亡的约会，而且看上去愿意把自己的政治遗产留待后世去评价。”
“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发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面对斯诺1965年的提问，毛泽东说，“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而且按曰1936年斯诺在陕北采访途中。照我们不能预见的条件去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后代应当比我们更有知识，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的工作。”
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需要时间。目前，“远离革命”正在成为一种中年人的智慧，但斯诺很可能永远不会接受这种“智慧”。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属于未来的人类遗产。
也许，当未来一代真正不受束缚地评价中国革命时，他们将更加理解那经过时间检验的价值，那些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牺牲的先人们，并从尸堆如山的先烈们那里，一再找到中华民族历尽沧桑而不衰的真正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