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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粟黍是起源于中国本土的禾本科植物。我国是种植粟黍历史最长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粟黍被认为是起源于中国北方的山地边缘，在黄河流域和太行山系都广有发现，时间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中国境内的粟黍从华北黄土高原地区发源后，逐步从华北黄河中游地区扩散至河湟谷地，再向西北推进至河西走廊，进而通过哈密传到天山南北地带。中国北方早期形成了以粟黍作物为基础、以彩陶文化为代表的粟作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粟黍;起源;传播
粟，俗称“谷子”，脱壳之后称“小米”。黍，也叫作“糜子”，去皮后称“黄米”。我国北方多处史前考古遗址中都发现有粟黍遗存。粟和黍在植物学上有不小的差异，但二者的种植方式和生长环境几乎一致，遗址中出土的粟粒也大多伴随一定数量的黍粒，所以经常将它们放在一起研究。粟黍作物是我国古代早期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何炳棣根据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植物遗存认为，在距今6000～5000年前的我国北方黄河流域已经开始对粟黍的栽培。①而黄其煦、游修龄、卫斯等人则根据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等北方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植物籽实遗存，把粟类作物的驯化年代推进到距今8000～7000年的黄河中部流域。②后来，侯毅、李国强等人通过种子浮选分析法、植硅体检测法、植物淀粉粒鉴定对山西沁水下川、山西吉县柿子滩、北京东胡林、河北保定南庄头遗址中的粟黍遗存进行鉴定后认为，粟黍作物早在距今10000年前的太行山系驯化并起源。③粟作物在北方山地驯化起源之后是如何进一步占据重要地位的呢？这就涉及粟黍作物的传播问题。陈洪波与韩恩瑞认为粟随着族群迁移向我国华南地区、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传播。④董广辉、杨谊时等人依据人骨碳同位素的分析结果指出粟黍作物起源于东亚并且向西传播，卫斯也认为早在石器时代粟黍作物在我国北方被驯化后就已经开始向西传播，经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奥地利、传播至整个欧洲。⑤
1 考古中发现的粟黍
我国范围内发现粟的考古遗存年代跨度大、空间分布广，但多是偶然发现的。随着考古学方法理论的不断更新以及先进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现在考古学家大多能主动并科学系统地从遗址中获取作物遗存，这种转被动为主动的局面加快了对于粟黍作物的发现和研究。
1.1 新石器时代的粟黍
根据游修龄先生在2008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粟黍的考古遗存有60处⑥，后陆续在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掘出了粟黍的遗存。从整体上看，黄河中上游是粟黍遗存出土的集中区域;从时间上来看，磁山、裴李岗以及兴隆洼是发现粟遗存最早的地区。
1.2 与粟黍相关的遗存
由于早期考古技术的不成熟和植物种子提取的极为不便，很多考古学家在探索粟黍起源时大多根据出土的其他遗存来推测该遗址或地区是否有粟黍栽培的情况存在。比如陶器早先被认为是作为一种储存和加工谷物的容器;石磨盘、石磨棒被认为是用来给谷物脱壳的工具;家禽的饲养被认为与农业生产相辅相成。这其中与粟黍联系最大的当属石磨盘和石磨棒。⑦侯毅先生根据下川遗址（距今24000～16000年）出土的大量细石器、石磨盘、石磨棒以及一些谷物籽实提出此地应该有早期野生或者是已经驯化的粟黍等禾本植物。①2014年下川遗址被杜水生教授和部分考古队员再次发掘，在富益河地点发现了火塘、石磨盘和赤铁矿并存的现象。由此，下川遗址的石磨盘可能与早期铁矿的加工与开发有关联，并且当地并没有检测出疑似粟黍籽实的遗存，且磨盘磨棒表面的残留物呈现出多样性特点。②所以对于粟黍作物的出现甚至农业起源的判断应当结合遗址的时代和植硅体检测具体分析。
2 粟黍起源的发生机制
栽培作物起源是个十分复杂的生物进化过程，也是考古学、植物学、农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高度關注的问题。从生态环境和人类发展特点入手可对粟黍作物的起源机制进行初步尝试性的了解。
2.1 粟黍作物的生长环境
粟野生祖本是由狗尾草驯化而来的这一点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粟的野生祖本即狗尾草，其分布十分广泛，具有顽强的适应力和耐受性。凡不被茂密树林和灌丛覆盖的土地都可以生长。粟黍作物籽实十分耐储藏，顽强的生命力和种植特点使其在抵御自然灾害侵袭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高国仁先生通过研究粟黍的生长特点认为，粟这种植物在水分不满足生长的情况下，会使自己处于一种节水状态，通过叶片卷曲减少水分流失，而一旦遇雨之后立即旺盛生长，恰巧其生长发育需水最多的关键时期正是北方雨季。③因此，粟黍作物十分适宜中国北方的气候以及种植条件，我国北方的土壤多以碱性黄土为主，其中含有大量丰富的碳酸盐成分，且黄土具有特别的自肥现象，也能促使原始农业文化在黄土地区的首先起源并快速发展。
2.2 粟黍作物的人工栽培
早期人类在采集狩猎阶段，山前坡地是他们活动最频繁、联系最为紧密的区域。从粟早期遗存分布地点来看，山丘和平原过渡地带是密集分布区域，这些地区既有利于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渔猎和采集，是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的最佳地点。而长时间的物质生产活动损坏了当地的原生植被，间接地为一些适应于人工环境的植物种类创造了条件。根据早期考古发掘的鉴定分析，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粟类植物带有较多原始野生祖本的特征，这表明此地的粟类植物有当地培育的可能性。④
人类自身体质增强、智力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是粟作农业起源的根本动力。人类在距今约一万年的时期由晚期智人进化到了现在人类的祖先，脑容量大大增加，四肢也更为灵活。粟黍的起源还可能与用火围猎有很大的关系，古代人类为了围捕野兽放火烧荒，这样必定会形成大片裸露的黄土地，虽然捕捉到了猎物，却失去了采集的场所。用火围猎使人类的生存区域十分狭小，采集、狩猎经济已经无法再满足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而焚烧后的草木灰又增加了土壤肥力且利于植物的再生，这就为植物栽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气候也是制约植物种植的重要因素。從地质科学分析来看，距今13000年左右全球的气候环境发生大规模变化，一改寒冷低迷之气。气候开始变暖，气温快速升高，暖湿气流已然来袭。粟黍栽培的时间大致在大理冰期消退以后，约在距今11000年。北方温带地区在全新世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即早全新世比较干凉，在距今9000～8000年间开始转为暖湿，稳定的暖湿阶段持续到距今5000年。各地的纬度不同，使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有细微的差别。在距今12000～11000年间，“新仙女木事件”这一气候突变事件与粟黍驯化时间大体上是吻合的。但似乎还无法确切说明，当时的东亚人群是否会因为气候的突然变化存在食物短缺的压力。但气温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古代人类去储存一些便于获得的籽实，而粟黍的野生祖本在华北地区分布广泛且容易储藏。⑤
3 粟黍的西传
华北地区的原始居民在栽培粟黍之后就开始由采集渔猎、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转向定居生活。此后，定居的农耕文化开始繁荣发展，人群的扩张与之相伴而生。人群开始带着农业技术走向下一个宜居的地点。据目前国内研究的现有材料，我们有理由推考由于受到气候的影响，粟黍的种植范围大规模扩大，河西平坦的地形也为人口的迁移开拓了平展的道路，粟黍开始向西传播。
3.1 甘肃省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粟黍遗存
甘肃省内的粟黍作物遗存发现颇为丰富。距今7800～7350年甘肃天水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出土有黍颖果，大地湾二至四期已发现有大量的粟黍遗存。大地湾遗址与西山坪遗址发掘出的同类遗存，时间在距今7800～7300年。①距今6500年前，黄河中上游半坡文化居民的农业经济以粟类种植为主。②中国黄土高原西部粟黍农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文化和人群自东向西的扩张。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在距今5200年左右到达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湟谷地，并且至少在距今4400年之前到达河西走廊地区。同位素和植物大化石结果也显示，河西走廊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时期人类基本以粟黍为主要食物。③甘肃河西走廊东段武威磨咀子马厂文晚期文化堆积的年代为距今4300～4000年，对其遗址土样浮选植物遗存的鉴定和种属统计结果显示，粟黍类占94.97%。④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属于马厂晚期到四坝文化时期的遗存，在这一遗址选择4个属于四坝时期的人骨样品进行的食性分析，粟黍类占85%，麦粒占15%。碳化植物遗存的分析也表明，既有麦、稻类，也有粟黍类。⑤玉门属于四坝文化的火烧沟墓地出土的陶罐里贮藏有粟粒，而在这一墓地选取的14个人骨样品分析，表明火烧沟居民的主食既有粟类也有麦类，粟类占的比重高于麦类，前者大致为58%，后者为42%。⑥
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东北部大量遗址都发现了粟黍植物遗存，并且没有检测出明显的野生驯化特征。
3.2 青海省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粟黍遗存
距今6000～5000年仰韶文化发展至中晚期阶段，开始沿黄河及其支流广泛扩张，此时粟黍作物也随着人群和技术的传播进一步扩散，在距今5200年传播至河湟谷地。仰韶文化西渐过程中，逐渐从中原地区文化中分离出来与甘青等地采集狩猎的人群结合逐渐发展成为带有农耕文化特点和游牧文化特征的马家窑文化。在马家窑文化发展后期，河湟谷地进入了以齐家文化（距今4200～3800年）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文化。之后，马家窑文化进一步与当地文化相融合，进入了以辛店文化（距今3600～2600年）和卡约文化（距今3600～2800年）为代表的晚期青铜文化。在青海境内与马家窑文化同期的还有分布于共和盆地的宗日遗址，也是马家窑文化西进的一个类型。⑦通过对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人骨碳元素的鉴定可以发现该地居民过着以粟黍类为主食、辅以渔猎的生活。⑧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的年代为距今2300～1900年，浮选研究结果显示粟类占59.86%，黍类占16.29%。该遗址的粟植物遗存出土概率达到98.95%，黍的出土概率为70.83%⑨，可见当时的人以粟黍为主要的食物。喇家遗址发现的那碗著名的面条就是以粟粉为材料制成，并添加一定量的黍。喇家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也显示，喇家遗址居民的主要粮食来源就是粟黍，但也辅以一定数量的肉类，体现出旱作农业区结合一定游牧文化的饮食特征。⑩青海互助丰台卡约文化遗址（距今3600～2600）浮选结果分析报告指出有76粒炭化粟粒谷物遗存。k2007年对青海民和县的官亭盆地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分属于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的将近7000粒粟。l可见青海省（主要是河湟谷地）在海拔较低的盆地谷地这些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点，粟黍已经占到农业的重要地位。
3.3 新疆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粟黍遗存
新疆和内地的交流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距今5000～4500年前粟黍作物已经随着马家窑文化的西渐进入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随后通过哈密进入新疆东部和欧亚草原，紧接着通过南部和北部两条线路继续向新疆和中亚东部传播。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晚期在进一步向西发展的过程在河西走廊形成西城驿和四坝文化后继续西进，进而对新疆东部地区的青铜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地形成盛行彩陶文化的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和焉布拉克文化。m于建军认为发生交流的原因主要是气候：在公元前2000年全球气候变得干冷，原始农业耕作的环境逐渐恶化，促使传统农业区中接近饱和的人口开始迁徙。而河西走廊的相对通畅以及陇西与新疆东部地理单元的相对整体性，使粟类作物可能在距今4000～3000年之间进入今天的哈密地区。①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与甘肃西部地区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存在频繁的交往。纵观新疆发现有粟类作物史前遗存的时间也多集中在距今4000～3000年，与此时段十分吻合。
新疆天山地区普遍发现史前时期的粟黍类遗存。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墓地选取的2个人骨样品均出土于考古报告分期的第二期墓葬中，人骨食性的分析表明当时的主食结构中麦类占59%、粟黍类占41%。②哈密五堡墓地墓葬中随葬有较多的用粟米粉烤成的食饼，长约20厘米，厚3～4厘米，由于当时粉碎技术水平低，饼内籽粒尚可分辨。③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地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2千纪末，洋海二号墓地的年代稍晚于一号墓地，这一墓地有2座墓中出土有用粟面团成的馕饼，在墓地M213墓室中筛出了黍标本。④天山南麓一线粟黍的种植也很普遍。罗布泊的小河墓地是小河文化最重要的发现，其年代上限超过距今4000年。小河墓地的墓葬结构复杂，在繁复的丧葬仪礼中，常见使用小麦和黍粒现象。有的将麦粒和黍粒撒在死者的身上或身下，有的草篓里装有黍和麦制成的干化食物，墓主人的斗篷系有小的布包，根据鉴定包里的残留物也为麦和黍粒。⑤经过检测该地黍的遗传特征与华北地区多处发现的黍遗存具有高度的吻合性，从植物遗传学上来看，两者拥有亲缘关系，应当出自同一祖系。⑥因此，就当下的资料分析，天山北路文化应当是新疆地区已知的最早与甘青地区相联系的考古文化遗存，后来这种文化不断扩展到新疆的大部分地区。
4 结语
粟黍类作物是我国北方古代人类最重要的食物来源，粟黍作物的驯化与栽培是早期人类在环境气候、智力发展、规模采集都到达一定程度后引发的必然结果。没有粟黍作物的栽培，早期人类就不会从采集渔猎走向定居农业，甚至不会产生早期中华文明。粟黍的作物习性与我国北方黄河中上游的生长环境完全契合，其耐旱、耐瘠、生长力强的特点也使其在黄河上游的山地边缘地区驯化起源之后迅速向西传播。粟黍作物是中国起源的重要农作物，我国也逐渐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业起源地。长远来看，粟黍相关的研究一定会随着考古材料和科技手段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新阶段，粟黍起源的发生和传播机制也会变得更加明朗和清晰。
粟黍作物在我国华北地区驯化起源后，早期人类走向定居农业，这种更加稳定多元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人类在寻找更加开阔且宜居的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开始携带技术向西扩张。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地区发展繁荣之后开始西渐至河湟谷地并与当地游牧文化结合形成马家窑文化，再向着开阔的河西走廊推进，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晚期西渐至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通过哈密传播至天山和阿尔泰地区，后来再进入中亚。而粟黍类农作物是黄河流域史前经济文化的代表，这类农作物的西向传播反映出史前黄河流域文化的西渐，揭示了黄河流域史前居民西迁进入黄河上游、河西走廊，进而进入天山地区，他们成为天山史前居民的主人。阿尔泰山麓发现的青铜时代粟黍类遗存，很可能是黄河内蒙古地段和长城沿岸的史前居民通过欧亚草原大通道向西迁移的结果。
关键词：粟黍;起源;传播
粟，俗称“谷子”，脱壳之后称“小米”。黍，也叫作“糜子”，去皮后称“黄米”。我国北方多处史前考古遗址中都发现有粟黍遗存。粟和黍在植物学上有不小的差异，但二者的种植方式和生长环境几乎一致，遗址中出土的粟粒也大多伴随一定数量的黍粒，所以经常将它们放在一起研究。粟黍作物是我国古代早期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何炳棣根据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植物遗存认为，在距今6000～5000年前的我国北方黄河流域已经开始对粟黍的栽培。①而黄其煦、游修龄、卫斯等人则根据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等北方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植物籽实遗存，把粟类作物的驯化年代推进到距今8000～7000年的黄河中部流域。②后来，侯毅、李国强等人通过种子浮选分析法、植硅体检测法、植物淀粉粒鉴定对山西沁水下川、山西吉县柿子滩、北京东胡林、河北保定南庄头遗址中的粟黍遗存进行鉴定后认为，粟黍作物早在距今10000年前的太行山系驯化并起源。③粟作物在北方山地驯化起源之后是如何进一步占据重要地位的呢？这就涉及粟黍作物的传播问题。陈洪波与韩恩瑞认为粟随着族群迁移向我国华南地区、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传播。④董广辉、杨谊时等人依据人骨碳同位素的分析结果指出粟黍作物起源于东亚并且向西传播，卫斯也认为早在石器时代粟黍作物在我国北方被驯化后就已经开始向西传播，经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奥地利、传播至整个欧洲。⑤
1 考古中发现的粟黍
我国范围内发现粟的考古遗存年代跨度大、空间分布广，但多是偶然发现的。随着考古学方法理论的不断更新以及先进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现在考古学家大多能主动并科学系统地从遗址中获取作物遗存，这种转被动为主动的局面加快了对于粟黍作物的发现和研究。
1.1 新石器时代的粟黍
根据游修龄先生在2008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粟黍的考古遗存有60处⑥，后陆续在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掘出了粟黍的遗存。从整体上看，黄河中上游是粟黍遗存出土的集中区域;从时间上来看，磁山、裴李岗以及兴隆洼是发现粟遗存最早的地区。
1.2 与粟黍相关的遗存
由于早期考古技术的不成熟和植物种子提取的极为不便，很多考古学家在探索粟黍起源时大多根据出土的其他遗存来推测该遗址或地区是否有粟黍栽培的情况存在。比如陶器早先被认为是作为一种储存和加工谷物的容器;石磨盘、石磨棒被认为是用来给谷物脱壳的工具;家禽的饲养被认为与农业生产相辅相成。这其中与粟黍联系最大的当属石磨盘和石磨棒。⑦侯毅先生根据下川遗址（距今24000～16000年）出土的大量细石器、石磨盘、石磨棒以及一些谷物籽实提出此地应该有早期野生或者是已经驯化的粟黍等禾本植物。①2014年下川遗址被杜水生教授和部分考古队员再次发掘，在富益河地点发现了火塘、石磨盘和赤铁矿并存的现象。由此，下川遗址的石磨盘可能与早期铁矿的加工与开发有关联，并且当地并没有检测出疑似粟黍籽实的遗存，且磨盘磨棒表面的残留物呈现出多样性特点。②所以对于粟黍作物的出现甚至农业起源的判断应当结合遗址的时代和植硅体检测具体分析。
2 粟黍起源的发生机制
栽培作物起源是个十分复杂的生物进化过程，也是考古学、植物学、农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高度關注的问题。从生态环境和人类发展特点入手可对粟黍作物的起源机制进行初步尝试性的了解。
2.1 粟黍作物的生长环境
粟野生祖本是由狗尾草驯化而来的这一点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粟的野生祖本即狗尾草，其分布十分广泛，具有顽强的适应力和耐受性。凡不被茂密树林和灌丛覆盖的土地都可以生长。粟黍作物籽实十分耐储藏，顽强的生命力和种植特点使其在抵御自然灾害侵袭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高国仁先生通过研究粟黍的生长特点认为，粟这种植物在水分不满足生长的情况下，会使自己处于一种节水状态，通过叶片卷曲减少水分流失，而一旦遇雨之后立即旺盛生长，恰巧其生长发育需水最多的关键时期正是北方雨季。③因此，粟黍作物十分适宜中国北方的气候以及种植条件，我国北方的土壤多以碱性黄土为主，其中含有大量丰富的碳酸盐成分，且黄土具有特别的自肥现象，也能促使原始农业文化在黄土地区的首先起源并快速发展。
2.2 粟黍作物的人工栽培
早期人类在采集狩猎阶段，山前坡地是他们活动最频繁、联系最为紧密的区域。从粟早期遗存分布地点来看，山丘和平原过渡地带是密集分布区域，这些地区既有利于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渔猎和采集，是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的最佳地点。而长时间的物质生产活动损坏了当地的原生植被，间接地为一些适应于人工环境的植物种类创造了条件。根据早期考古发掘的鉴定分析，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粟类植物带有较多原始野生祖本的特征，这表明此地的粟类植物有当地培育的可能性。④
人类自身体质增强、智力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是粟作农业起源的根本动力。人类在距今约一万年的时期由晚期智人进化到了现在人类的祖先，脑容量大大增加，四肢也更为灵活。粟黍的起源还可能与用火围猎有很大的关系，古代人类为了围捕野兽放火烧荒，这样必定会形成大片裸露的黄土地，虽然捕捉到了猎物，却失去了采集的场所。用火围猎使人类的生存区域十分狭小，采集、狩猎经济已经无法再满足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而焚烧后的草木灰又增加了土壤肥力且利于植物的再生，这就为植物栽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气候也是制约植物种植的重要因素。從地质科学分析来看，距今13000年左右全球的气候环境发生大规模变化，一改寒冷低迷之气。气候开始变暖，气温快速升高，暖湿气流已然来袭。粟黍栽培的时间大致在大理冰期消退以后，约在距今11000年。北方温带地区在全新世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即早全新世比较干凉，在距今9000～8000年间开始转为暖湿，稳定的暖湿阶段持续到距今5000年。各地的纬度不同，使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有细微的差别。在距今12000～11000年间，“新仙女木事件”这一气候突变事件与粟黍驯化时间大体上是吻合的。但似乎还无法确切说明，当时的东亚人群是否会因为气候的突然变化存在食物短缺的压力。但气温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古代人类去储存一些便于获得的籽实，而粟黍的野生祖本在华北地区分布广泛且容易储藏。⑤
3 粟黍的西传
华北地区的原始居民在栽培粟黍之后就开始由采集渔猎、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转向定居生活。此后，定居的农耕文化开始繁荣发展，人群的扩张与之相伴而生。人群开始带着农业技术走向下一个宜居的地点。据目前国内研究的现有材料，我们有理由推考由于受到气候的影响，粟黍的种植范围大规模扩大，河西平坦的地形也为人口的迁移开拓了平展的道路，粟黍开始向西传播。
3.1 甘肃省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粟黍遗存
甘肃省内的粟黍作物遗存发现颇为丰富。距今7800～7350年甘肃天水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出土有黍颖果，大地湾二至四期已发现有大量的粟黍遗存。大地湾遗址与西山坪遗址发掘出的同类遗存，时间在距今7800～7300年。①距今6500年前，黄河中上游半坡文化居民的农业经济以粟类种植为主。②中国黄土高原西部粟黍农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文化和人群自东向西的扩张。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在距今5200年左右到达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湟谷地，并且至少在距今4400年之前到达河西走廊地区。同位素和植物大化石结果也显示，河西走廊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时期人类基本以粟黍为主要食物。③甘肃河西走廊东段武威磨咀子马厂文晚期文化堆积的年代为距今4300～4000年，对其遗址土样浮选植物遗存的鉴定和种属统计结果显示，粟黍类占94.97%。④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属于马厂晚期到四坝文化时期的遗存，在这一遗址选择4个属于四坝时期的人骨样品进行的食性分析，粟黍类占85%，麦粒占15%。碳化植物遗存的分析也表明，既有麦、稻类，也有粟黍类。⑤玉门属于四坝文化的火烧沟墓地出土的陶罐里贮藏有粟粒，而在这一墓地选取的14个人骨样品分析，表明火烧沟居民的主食既有粟类也有麦类，粟类占的比重高于麦类，前者大致为58%，后者为42%。⑥
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东北部大量遗址都发现了粟黍植物遗存，并且没有检测出明显的野生驯化特征。
3.2 青海省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粟黍遗存
距今6000～5000年仰韶文化发展至中晚期阶段，开始沿黄河及其支流广泛扩张，此时粟黍作物也随着人群和技术的传播进一步扩散，在距今5200年传播至河湟谷地。仰韶文化西渐过程中，逐渐从中原地区文化中分离出来与甘青等地采集狩猎的人群结合逐渐发展成为带有农耕文化特点和游牧文化特征的马家窑文化。在马家窑文化发展后期，河湟谷地进入了以齐家文化（距今4200～3800年）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文化。之后，马家窑文化进一步与当地文化相融合，进入了以辛店文化（距今3600～2600年）和卡约文化（距今3600～2800年）为代表的晚期青铜文化。在青海境内与马家窑文化同期的还有分布于共和盆地的宗日遗址，也是马家窑文化西进的一个类型。⑦通过对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人骨碳元素的鉴定可以发现该地居民过着以粟黍类为主食、辅以渔猎的生活。⑧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的年代为距今2300～1900年，浮选研究结果显示粟类占59.86%，黍类占16.29%。该遗址的粟植物遗存出土概率达到98.95%，黍的出土概率为70.83%⑨，可见当时的人以粟黍为主要的食物。喇家遗址发现的那碗著名的面条就是以粟粉为材料制成，并添加一定量的黍。喇家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也显示，喇家遗址居民的主要粮食来源就是粟黍，但也辅以一定数量的肉类，体现出旱作农业区结合一定游牧文化的饮食特征。⑩青海互助丰台卡约文化遗址（距今3600～2600）浮选结果分析报告指出有76粒炭化粟粒谷物遗存。k2007年对青海民和县的官亭盆地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分属于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的将近7000粒粟。l可见青海省（主要是河湟谷地）在海拔较低的盆地谷地这些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点，粟黍已经占到农业的重要地位。
3.3 新疆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粟黍遗存
新疆和内地的交流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距今5000～4500年前粟黍作物已经随着马家窑文化的西渐进入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随后通过哈密进入新疆东部和欧亚草原，紧接着通过南部和北部两条线路继续向新疆和中亚东部传播。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晚期在进一步向西发展的过程在河西走廊形成西城驿和四坝文化后继续西进，进而对新疆东部地区的青铜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地形成盛行彩陶文化的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和焉布拉克文化。m于建军认为发生交流的原因主要是气候：在公元前2000年全球气候变得干冷，原始农业耕作的环境逐渐恶化，促使传统农业区中接近饱和的人口开始迁徙。而河西走廊的相对通畅以及陇西与新疆东部地理单元的相对整体性，使粟类作物可能在距今4000～3000年之间进入今天的哈密地区。①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与甘肃西部地区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存在频繁的交往。纵观新疆发现有粟类作物史前遗存的时间也多集中在距今4000～3000年，与此时段十分吻合。
新疆天山地区普遍发现史前时期的粟黍类遗存。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墓地选取的2个人骨样品均出土于考古报告分期的第二期墓葬中，人骨食性的分析表明当时的主食结构中麦类占59%、粟黍类占41%。②哈密五堡墓地墓葬中随葬有较多的用粟米粉烤成的食饼，长约20厘米，厚3～4厘米，由于当时粉碎技术水平低，饼内籽粒尚可分辨。③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地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2千纪末，洋海二号墓地的年代稍晚于一号墓地，这一墓地有2座墓中出土有用粟面团成的馕饼，在墓地M213墓室中筛出了黍标本。④天山南麓一线粟黍的种植也很普遍。罗布泊的小河墓地是小河文化最重要的发现，其年代上限超过距今4000年。小河墓地的墓葬结构复杂，在繁复的丧葬仪礼中，常见使用小麦和黍粒现象。有的将麦粒和黍粒撒在死者的身上或身下，有的草篓里装有黍和麦制成的干化食物，墓主人的斗篷系有小的布包，根据鉴定包里的残留物也为麦和黍粒。⑤经过检测该地黍的遗传特征与华北地区多处发现的黍遗存具有高度的吻合性，从植物遗传学上来看，两者拥有亲缘关系，应当出自同一祖系。⑥因此，就当下的资料分析，天山北路文化应当是新疆地区已知的最早与甘青地区相联系的考古文化遗存，后来这种文化不断扩展到新疆的大部分地区。
4 结语
粟黍类作物是我国北方古代人类最重要的食物来源，粟黍作物的驯化与栽培是早期人类在环境气候、智力发展、规模采集都到达一定程度后引发的必然结果。没有粟黍作物的栽培，早期人类就不会从采集渔猎走向定居农业，甚至不会产生早期中华文明。粟黍的作物习性与我国北方黄河中上游的生长环境完全契合，其耐旱、耐瘠、生长力强的特点也使其在黄河上游的山地边缘地区驯化起源之后迅速向西传播。粟黍作物是中国起源的重要农作物，我国也逐渐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业起源地。长远来看，粟黍相关的研究一定会随着考古材料和科技手段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新阶段，粟黍起源的发生和传播机制也会变得更加明朗和清晰。
粟黍作物在我国华北地区驯化起源后，早期人类走向定居农业，这种更加稳定多元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人类在寻找更加开阔且宜居的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开始携带技术向西扩张。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地区发展繁荣之后开始西渐至河湟谷地并与当地游牧文化结合形成马家窑文化，再向着开阔的河西走廊推进，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晚期西渐至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通过哈密传播至天山和阿尔泰地区，后来再进入中亚。而粟黍类农作物是黄河流域史前经济文化的代表，这类农作物的西向传播反映出史前黄河流域文化的西渐，揭示了黄河流域史前居民西迁进入黄河上游、河西走廊，进而进入天山地区，他们成为天山史前居民的主人。阿尔泰山麓发现的青铜时代粟黍类遗存，很可能是黄河内蒙古地段和长城沿岸的史前居民通过欧亚草原大通道向西迁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