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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网络的发展，版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新闻出版业面临着双重性的挑战：网络提供的传播自由有可能损害版权人的利益；反过来，加强版权保护则可能妨碍网络使用的便捷与共享精神，最终难免损害公众利用网络传递并获取信息的自由度。该文从版权制度的两面性、表达自由的法益优先及其冲突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版权制度 表达自由 传媒文化
保护版权，促进传媒与文化产业发展，早已成为各方共识。但是，纵观涉及版权保护的法律纠纷，我们不难发现，新闻出版单位在支持版权保护的同时，也往往成为版权官司的被告。对此，当人们进行更加深入的追问时，不难发现，新闻出版界面临着一种微妙的权利“悖论”：一边是版权，一边是表达自由，新闻出版业既兼具二者，却又面对着二者的对立。
互联网技术创造了信息传播的无限自由，同时也对版权保护提出挑战。为了应对此种“版权厄运”，国际社会不断进行制度创新。2011年，美国有两个法案分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即《禁止在线盗版法案》（简称SOPA）和《防止实时在线威胁经济创新和对知识产权盗窃法案》（简称PIPA），目的是赋予政府和版权人更多的权力和法律手段，以制止泛滥的网上侵权。
但是，这两个法案却在美国上下引起强烈争议。
最终，这两个法案未获通过。
在我国，正当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版权保护、反对网上盗版的时候，不少人感到疑惑：美国一直是保护版权的“急先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保护版权，难道也有不对的地方？
其实，在网络发展日益促进传媒自由、版权保护得到不断加强的时候，我们面临着双重性的挑战：网络提供的传播自由有可能损害版权人的利益；反过来，加强版权保护则可能妨碍网络使用的便捷与共享精神，最终难免损害公众利用网络传递并获取信息的自由度。
面对版权保护与网络传输的关系，一方面，没有节制、没有规则的自由是假自由。网络传输的“自由”不可绝对化，不能借传输自由损害他人利益，包括版权。但另一方面，网络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性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网络技术带来的自由度不应该因为版权保护而被压抑。由此，在网络环境下保护版权，不应照搬传统的版权制度，不应借版权保护的目的过分制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这应该成为在网络世界实施版权保护的指导性原则。
一、版权制度天生的“两面性”
早在世界版权制度诞生之初，它就显示了“两面性”特征。
人类第一部版权法是1710年产生于英国的《安娜女王法令》，其前身原是在英国乃至西欧很多国家实行过一两百年之久的“书商特权”制度。据考察，英国最为盛行的“书商特权”代表着两种控制性力量：它在表面上类似于后来的版权，是书商对图书市场的垄断，只有王室钦定的书商才能经营图书，否则就是侵犯“版权”，要受到法律制裁；而特权背后则是另一种控制力，即王室借书商特权控制来打击非法出版，以控制新闻出版自由，这是王室支持书商特权的首要目的。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出版控制和产业特权逐渐失去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面对被废除特权的厄运，英国书商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促使英国议会以《安娜女王法令》的形式接受了书商特权的现代“变种”——版权制度：一种保护作者利益、促进产业发展的制度。但这一法令产生的历史却表明，版权法并不能彻底消除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出版、垄断市场的属性。
不妨说，在法理逻辑上，版权保护与表达自由内含着相反的价值取向。表达自由允许人们自由使用已经存在的信息，这符合文化与新闻出版事业的需要；而版权制度则赋予权利人控制其作品的排他权，它限制甚至妨碍着文艺家、评论家、大众媒体以及普通公众使用作品的自由。而在片面注重产业发展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忽视了版权保护的副作用。于是，版权主体与社会公众之间固有的对立难免发生现实的冲突。
二、报道自由与版权的冲突
版权发展的历史显示，版权与新闻出版自由之间的摩擦接连发生，并频频诉诸公堂，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例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美国的哈珀与罗出版社诉《民族》杂志社。
美国前总统福特自传的版权曾被授予哈珀与罗出版社。图书出版前，出版社授权《时代》杂志先行刊载书中的精彩片段。可是，《民族》杂志秘密获得自传稿并先于《时代》抢先编发了一篇2250个词的文章，其中有至少300～400词抄自福特自传。为此，《时代》取消了它与出版社之间的合同，出版社便起诉《民族》杂志侵犯版权。该案历经三审，最高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侵犯版权。
该案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明确提出了版权与新闻价值、报道自由之间的关系。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美国版权界仍有不少人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持反对意见。被告以及众多学者认为，本案中的“侵权”行为具有强烈的新闻自由价值，应该适用特殊的原则，即超越版权法，适用宪法有关新闻自由的至上保护。作为公共人物的前总统具有特殊地位，其自传具有比版权更重要的新闻价值。被告确实使用了原告享有版权的作品，原告也因此损失了预计的合同利益。但被告行为属于正常的新闻竞争，挖、抢新闻乃是新闻工作者职业的必然要求。
就该案而言，无论美国法院如何判决，不可能有让所有人满意的结果。但在理论层面上，有一点显然是版权界、尤其是学术界必须承认的：版权保护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冲突，客观上难以回避。
三、表达自由：法益优先
版权与表达自由都是当今法治国家所保护的权利。一旦两种合法权利发生冲突，司法部门应如何权衡并做出判定，必定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而面临版权制度的不断发展的现实需要，深入进行学术研究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对此，《版权保护与表达自由》一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通过法哲学、宪法学层面的条分缕析，该书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表达自由权内含着基本的人类伦理价值，其对于人类个体和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具有主体性、目的性的意义，被宪法视为不可让渡、抛弃的基本人权；而版权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其实质却是一种产业政策，是实现市场利益公平分配的工具。由此，在可以做层级式排列的人类权利的谱系中，表达自由优位于版权。版权立法中所包含的版权限制规则如合理使用等，正好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表达自由对版权保护的优越性。
而当下的问题是，当文化与信息的产业利益被日益放大，当版权保护范围日益扩张并全面适用于数字网络之后，在私人财产神圣的强势呼声中，传统的版权限制规则的适用空间却不断受到挤压。进而，作者、媒体在创作、评论中使用、引用、借用他人作品的自由，社会公众获取信息、消费文化产品的自由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妨碍。
有鉴于此，在新的形势下，版权观念应该得到重塑，版权规则也应该受到必要的修正。我们认为，版权制度应贯彻工具主义原则，版权应被视为市场利益的分配工具，并防止因版权保护而妨碍表达自由以及其他社会整体利益。
理解版权与表达自由的关系，对于理解整个知识产权制度，并恰当处理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与本土化、强保护与弱保护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都是在各有关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利益、调整社会某种利益的工具，这种工具的选择、锻造与使用就必须适应一个国家的文化、科技与经济发展状况。版权法虽然可以保障作者以及文化企业的物质利益，但版权保护如果超过了一定限度，反过来势必损害作家及文化行业的其他利益，进而损害社会公众享用文化的利益。所以，只有充分认识到版权制度中的悖论，我们有建立、执行版权法治中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参考文献
[1]宋慧献．安妮女王版权法令的诞生：从特权到版权[J] ．中国出版，2010．
[2]宋慧献．版权保护与表达自由[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 《中国出版》杂志社
关键词：版权制度 表达自由 传媒文化
保护版权，促进传媒与文化产业发展，早已成为各方共识。但是，纵观涉及版权保护的法律纠纷，我们不难发现，新闻出版单位在支持版权保护的同时，也往往成为版权官司的被告。对此，当人们进行更加深入的追问时，不难发现，新闻出版界面临着一种微妙的权利“悖论”：一边是版权，一边是表达自由，新闻出版业既兼具二者，却又面对着二者的对立。
互联网技术创造了信息传播的无限自由，同时也对版权保护提出挑战。为了应对此种“版权厄运”，国际社会不断进行制度创新。2011年，美国有两个法案分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即《禁止在线盗版法案》（简称SOPA）和《防止实时在线威胁经济创新和对知识产权盗窃法案》（简称PIPA），目的是赋予政府和版权人更多的权力和法律手段，以制止泛滥的网上侵权。
但是，这两个法案却在美国上下引起强烈争议。
最终，这两个法案未获通过。
在我国，正当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版权保护、反对网上盗版的时候，不少人感到疑惑：美国一直是保护版权的“急先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保护版权，难道也有不对的地方？
其实，在网络发展日益促进传媒自由、版权保护得到不断加强的时候，我们面临着双重性的挑战：网络提供的传播自由有可能损害版权人的利益；反过来，加强版权保护则可能妨碍网络使用的便捷与共享精神，最终难免损害公众利用网络传递并获取信息的自由度。
面对版权保护与网络传输的关系，一方面，没有节制、没有规则的自由是假自由。网络传输的“自由”不可绝对化，不能借传输自由损害他人利益，包括版权。但另一方面，网络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性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网络技术带来的自由度不应该因为版权保护而被压抑。由此，在网络环境下保护版权，不应照搬传统的版权制度，不应借版权保护的目的过分制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这应该成为在网络世界实施版权保护的指导性原则。
一、版权制度天生的“两面性”
早在世界版权制度诞生之初，它就显示了“两面性”特征。
人类第一部版权法是1710年产生于英国的《安娜女王法令》，其前身原是在英国乃至西欧很多国家实行过一两百年之久的“书商特权”制度。据考察，英国最为盛行的“书商特权”代表着两种控制性力量：它在表面上类似于后来的版权，是书商对图书市场的垄断，只有王室钦定的书商才能经营图书，否则就是侵犯“版权”，要受到法律制裁；而特权背后则是另一种控制力，即王室借书商特权控制来打击非法出版，以控制新闻出版自由，这是王室支持书商特权的首要目的。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出版控制和产业特权逐渐失去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面对被废除特权的厄运，英国书商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促使英国议会以《安娜女王法令》的形式接受了书商特权的现代“变种”——版权制度：一种保护作者利益、促进产业发展的制度。但这一法令产生的历史却表明，版权法并不能彻底消除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出版、垄断市场的属性。
不妨说，在法理逻辑上，版权保护与表达自由内含着相反的价值取向。表达自由允许人们自由使用已经存在的信息，这符合文化与新闻出版事业的需要；而版权制度则赋予权利人控制其作品的排他权，它限制甚至妨碍着文艺家、评论家、大众媒体以及普通公众使用作品的自由。而在片面注重产业发展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忽视了版权保护的副作用。于是，版权主体与社会公众之间固有的对立难免发生现实的冲突。
二、报道自由与版权的冲突
版权发展的历史显示，版权与新闻出版自由之间的摩擦接连发生，并频频诉诸公堂，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例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美国的哈珀与罗出版社诉《民族》杂志社。
美国前总统福特自传的版权曾被授予哈珀与罗出版社。图书出版前，出版社授权《时代》杂志先行刊载书中的精彩片段。可是，《民族》杂志秘密获得自传稿并先于《时代》抢先编发了一篇2250个词的文章，其中有至少300～400词抄自福特自传。为此，《时代》取消了它与出版社之间的合同，出版社便起诉《民族》杂志侵犯版权。该案历经三审，最高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侵犯版权。
该案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明确提出了版权与新闻价值、报道自由之间的关系。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美国版权界仍有不少人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持反对意见。被告以及众多学者认为，本案中的“侵权”行为具有强烈的新闻自由价值，应该适用特殊的原则，即超越版权法，适用宪法有关新闻自由的至上保护。作为公共人物的前总统具有特殊地位，其自传具有比版权更重要的新闻价值。被告确实使用了原告享有版权的作品，原告也因此损失了预计的合同利益。但被告行为属于正常的新闻竞争，挖、抢新闻乃是新闻工作者职业的必然要求。
就该案而言，无论美国法院如何判决，不可能有让所有人满意的结果。但在理论层面上，有一点显然是版权界、尤其是学术界必须承认的：版权保护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冲突，客观上难以回避。
三、表达自由：法益优先
版权与表达自由都是当今法治国家所保护的权利。一旦两种合法权利发生冲突，司法部门应如何权衡并做出判定，必定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而面临版权制度的不断发展的现实需要，深入进行学术研究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对此，《版权保护与表达自由》一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通过法哲学、宪法学层面的条分缕析，该书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表达自由权内含着基本的人类伦理价值，其对于人类个体和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具有主体性、目的性的意义，被宪法视为不可让渡、抛弃的基本人权；而版权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其实质却是一种产业政策，是实现市场利益公平分配的工具。由此，在可以做层级式排列的人类权利的谱系中，表达自由优位于版权。版权立法中所包含的版权限制规则如合理使用等，正好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表达自由对版权保护的优越性。
而当下的问题是，当文化与信息的产业利益被日益放大，当版权保护范围日益扩张并全面适用于数字网络之后，在私人财产神圣的强势呼声中，传统的版权限制规则的适用空间却不断受到挤压。进而，作者、媒体在创作、评论中使用、引用、借用他人作品的自由，社会公众获取信息、消费文化产品的自由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妨碍。
有鉴于此，在新的形势下，版权观念应该得到重塑，版权规则也应该受到必要的修正。我们认为，版权制度应贯彻工具主义原则，版权应被视为市场利益的分配工具，并防止因版权保护而妨碍表达自由以及其他社会整体利益。
理解版权与表达自由的关系，对于理解整个知识产权制度，并恰当处理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与本土化、强保护与弱保护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都是在各有关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利益、调整社会某种利益的工具，这种工具的选择、锻造与使用就必须适应一个国家的文化、科技与经济发展状况。版权法虽然可以保障作者以及文化企业的物质利益，但版权保护如果超过了一定限度，反过来势必损害作家及文化行业的其他利益，进而损害社会公众享用文化的利益。所以，只有充分认识到版权制度中的悖论，我们有建立、执行版权法治中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参考文献
[1]宋慧献．安妮女王版权法令的诞生：从特权到版权[J] ．中国出版，2010．
[2]宋慧献．版权保护与表达自由[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 《中国出版》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