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杨风梁，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但，他却是一个为中国革命做出过突出贡献、并最终献出了生命的革命烈士。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03年5月29日，杨风梁（杨逢良、杨凤良）出生在横山县武镇乡杨兴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9年，横山一带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农民家破人亡。杨风梁因组织了当地农民进行抗粮、抗款、抗债等活动，被县政府按上了“煽动农民闹事”的罪名，准备秘密逮捕。杨风梁只好带着父母妻儿远离故乡，来到人烟稀少的肤施县乌阳川（五羊川）黄屯村（今延安市宝塔区元龙寺乡黄屯村）落户。
　　1931年，杨风梁就参与了肤施白玉德等人组织的抗粮、抗草、抗税斗争，并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1934年6月，中共陕北特委派李向海到肤施牡丹川一带秘密活动，找到了杨风梁，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在他们的启发和教育下，杨风梁逐渐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穷人才有好日子過。同年8月，中共肤施游击队在南川松树岭老虎沟成立，杨风梁担任游击队第一组组长，并随后在地下党秘密交通员杜云山介绍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杨风梁工作更加积极，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递信件，护送干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党的政策，并在姚店、甘谷驿一带秘密发展党员。1935年3月，中共延安县特支委员会派杨风梁和史海升在乌阳川陈屯村举办农民学习训练班，培养革命骨干。4月底，杨风梁组织乌阳川近百余户穷人，在姚店参加了打富济贫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地富劣绅的反动气焰。同时，在乌阳川成立了农会、抗款军、赤卫军，参与组建了延安游击队，并担任了游击队队长职务。他领导的这支游击队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在群众协助下，多次巧妙地打击了丰富川孙玉文民团、川口曹廷俊民团、盐店子李汉华民团、南三十里铺贺志春民团和甘谷驿赵老五民团，消灭了团匪，为民除了害。
　　担任延安县第一任保卫局长
　　1935年5月，延安县革命委员会在梁村乡刘小沟成立，7月改为延安县苏维埃政府，并在青化砭镇石绵羊沟召开了成立大会，随后迁到该镇兴化寺办公。同时，还成立了延安县保卫局，杨风梁被任命为保卫局局长。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红色政权不受侵犯，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维护社会秩序，配合党的土地革命中心任务，广泛展开扩红运动和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军队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敌强我弱，社会上敌视红色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情报机构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推翻新政权的活动。为了巩固革命成果，杨风梁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经常装扮成农民或商人，独身进入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延安城内，为我党地下秘密交通站（老字号“万胜”店、“天德元”店）传递情报，侦察敌情，张贴传单标语。为了防止敌人偷袭，保卫局等机关驻扎地点经常转移，有时一天要转移几个地方，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是常事。杨风梁和普通战士一样，满年四季睡觉衣不离身，枪不离人，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
　　理性处置突发事件
　　1935年9月初，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县根据上级指示，广泛开展慰劳红25军的活动。在慰劳活动中，杨风梁积极带头，把家里仅有的四只大山羊和2斗黄米送到红25军驻地。他的行为，受到县委书记李向海（代号海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靳尚兴（代号木匠）的表扬，还被评为全县“劳军模范”。
　　9月下旬，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在陕北根据地秘密开展所谓的“肃反”运动。他们把陕甘红军营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全部列入“肃反”对象，并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土匪”“白军军官”“右派”等帽子，强加给他们“与国民党军队有勾结”“和国民党地方民团有来往”“逃跑主义”“富农路线”等罪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张策、郭宝珊、杨森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和地方负责人，以及一些从山西、西安等地赴陕北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被逮捕关押，有的甚至被杀害。陕北错误“肃反”，使当时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这块革命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
　　“肃反”运动不但使党政机关瘫痪，军队混乱，人心恐慌，还造成了陕北红军和老百姓对南方执行“肃反”部队的强烈不满和愤恨。当时不少人认为红25军是白军，西北保卫局是“国民党的便衣队”。人们互相串联，研究对策，不少地方军民已包围了执行“肃反”的队伍和其他人员，内战一触即发。当延安军民得知延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靳尚兴、副主席常久云（代号黑牛）、组织部长田丰年（代号热火朝天）、宣传部长辛家齐、县游击队队长邵凤麟等人被逮捕，县委书记李向海率领的延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慰问团在瓦窑堡慰问红25军“失踪”的消息后，一些人再也控制不住感情，延安县赤卫军大队队长史海升、政委钟义军率领80余名队员与驻青化砭的陕北红军一个连（连长张二奎）取得联系后，全副武装赶赴瓦窑堡，要与“南蛮子”（指进行“肃反”者）拼命。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杨风梁获知消息后，凭着高度的政治警觉，不顾个人安危，果断决定制止这次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内战”。他迅速与县军事部部长何世明（代号李光）取得联系，并找到了县苏维埃政府卜吉甫同志，3人骑马飞速追赶这批人，在玉皇庙三岔路口处截住了他们。经过一个多小时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使这些情绪冲动者返回原地，从而避免了我方内部的残杀，使革命免遭了重大损失。许多人在事后谈起这件事，纷纷感慨杨风梁高度的政治警觉，在关键时刻为陕北红军与南方红军的团结，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爱憎分明，鞠躬尽瘁
　　1935年冬，杨风梁因劳累过度，在青化砭曹咀村病倒。当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娘听说杨风梁有病，做了一盆热气腾腾的鸡汤面让他补身子。他嘴上说吃，可等老大娘离去，立即命令通讯员把饭送给其他伤员。几天后，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一人去驻地看望伤员。当他发现一个战士睡在仓窑土炕上冷得发抖呻吟时，便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盖在伤员身上，并吩咐卫生员要精心照料。伤员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对自己的同志，杨风梁充满了爱，对敌人则怀着刻骨仇恨。当时，县保卫局关押着不少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一次，县政府在冯庄驻扎，延安的国民党驻军得知消息后，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围剿县政府机关。保卫局和游击队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杨风梁当机立断，将十几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就地处决，把一般刑事犯罪、确有悔改表现的人予以释放。他集中兵力，掩护县政府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突出重围，向安全地带转移，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
　　1936年7月6日，埃德加·斯诺和乔治·海德姆（马海德）来到延安，党组织命令杨风梁将他俩护送到中央驻地。第二天，在地下党掩护下，他扮成骡夫，带领两位国际友人，绕开敌人的岗哨，翻山越岭，走小路，穿梢林，终于把他们安全送到了安塞县真武洞镇白家坪村，使他们及时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决定从保安迁往延安。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率领有关人员亲赴延安，与杨风梁等就安全保卫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实地察看了入城路线和中央驻地，部署了安全保卫工作，为党中央顺利进驻延安，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中央的嘉奖。
　　为救群众壮烈牺牲
　　1937年冬，党组织调杨风梁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进修深造。他抓住这次机会，刻苦学习，认真实践，政治和业务水平迅速提高。
　　1938年11月20日，延安城内逢集。上午10点左右，7架日本轰炸机窜入延安上空，对延安城狂轰滥炸，街道上顿时弹石横飞，墙倒屋塌。当时，杨风梁正在城内棉土沟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窑洞内上课，他跑出教室看到飞机在天空上盘旋，炸弹一个接一个落下，城内陷入一片混乱。年轻力壮的人迅速跑到石崖下和山洞内躲藏，而老弱病残和拖儿带女的人则在街巷内乱跑乱叫。杨风梁和其他学员不顾个人安危，迅速跑到弹石横飞的街道上指挥群众疏散。在他们的指挥下，大部分群众都转移到安全区域。
　　突然，他看到50多米外的南城墙内，有一个老汉和老婆一瘸一拐地拉着一个小孩向凤凰山艰难地走着，孩子吓得大声哭叫，老汉和老婆还各提一个大包袱，炸弹一個接一个地在他们周围爆炸，掀起一阵又一阵烟雾和尘土。情急之中，杨风梁一边大喊让他们趴下，一边向他们跑过去。就在他刚抱起小孩的当口，一颗炸弹落在身边，他一把将小孩压在自己身下，轰隆一声巨响，孩子安然无恙，他却倒在了血泊中。
　　得知杨风梁受重伤的消息，边区保安处长周兴立即派人把他送到中央卫生处救治。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伤势过重，失血过多，杨风梁不幸牺牲，年仅35岁。边区保安处为杨风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周兴和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毛崇横等领导，延安县委、县政府负责人，以及县保卫局的全体干警和有关单位的干部群众。
　　全国解放后，延安县委、县政府授予杨风梁“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立碑纪念，号召全县人民向他学习，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