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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1951年在印度新德里起步时，运动员不过区区489人，比赛项目仅57个。59年后的广州亚运会运动员9704人，比赛项目476个，人数增加了近20倍，项目数增加了近8倍。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奥运会的第二大综合赛事，这让今天的亚运十分自豪。不仅大洋洲运动会和非洲运动会难以望其项背，就是与它同一年起步的泛美运动会也被远远甩在后面。
然而，亚运会在取得辉煌成就之时，展望前景，却不禁惶恐起来。据盖洛普公司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期间的调查，53%的被调查者对亚运会几乎不感兴趣或丝毫不感兴趣。亚运会赛程过半时，尽管组织者使尽浑身解数，门票售出率仍不足30%。这样下去，如此辉煌的亚运会还有未来吗？亚运会到底怎么了？人们议论纷纷，有人将其形象地比喻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亚运会能有今日之盛，必有其成长的理由；它面临今日之困，也必有其内在的原因。天道无常，盛衰更替，亚运因何而盛，又因何而衰？它是否还能否极泰来，迎来第二春？人们见仁见智，十分热闹。
体育 政治：亚运会兴盛之因
亚运会以奥运会为榜样，是现代体育的组成部分，当然有其存在的体育原因。但是，应当看到，亚运会作为一项体育赛事，就总体而言，比赛质量并不高，不足以引发人们纯体育的参与及观赏兴趣。推动亚运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政治。近100年来，政治一直是左右亚洲体育发展的主导因素。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成为亚洲许多国家实现自己国家目标的手段，地区运动会被视为国家间政治较力的舞台，“体育 政治”构成了亚洲体育发展的历史特点。
亚洲体育的这种特点在亚运会的前身远东运动会便表现得淋漓尽致。1913年，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倡议下，菲律宾、中国和日本在马尼拉举办了首届远东运动会（原名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此后三国轮流举办。1920年，该运动会为国际奥委会承认，成为欧洲之外第一个奥运模式的地区运动会。从第五届起，还有马来亚、印度、越南、暹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参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中国东北，次年建立伪满州国。日本试图将伪满拉入远东运动会，造成其“独立国家”的形象，为中国断然拒绝，于是，远东运动会在1934年5月办了第十届后便不复存在。日本试图通过地区运动会，推行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主义图谋就此破产。
二战后，面对美苏两霸对峙的世界格局，印度主张的新亚洲主义在体育领域结下了果实。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有着强烈的大印度国家主义思想，在其《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坦言道：“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1947年3月，他在新德里主持召开亚洲关系会议，邀请亚洲独立运动的众多领导人讨论亚洲问题，加强相互了解，以促进亚洲团结。1947年8月印度独立时，尼赫鲁雄心勃勃地宣称，“今天，全世界都已认识到未来的亚洲將有力地决定于印度的未来，印度將日益成为亚洲的轴心。”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印度积极支持其国际奥委会委员古鲁·桑迪四处游说，1949年2月在新德里成立了亚洲业余体育联合会（后更名为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并于1951年举办了首届亚运会，确定了印度在亚运会创办中的历史地位。
对印度而言，亚运会是其要在世界上“有声有色”的一个战略工具，但是亚运会建立起来后，体育 政治的逻辑使之得到亚洲国家的广泛参与，成为政治力量的角力场。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大部分亚洲国家有被外强侵略和奴役的经历，二战后，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新生的国家纷纷建立，政治版图变得异常复杂。在这个今天已经拥有41.6亿人，占世界人口的60%的区域里，涌现出约50个国家。它们要在国际上显示存在，宣示主张，展示力量。于是，有升国旗奏国歌仪式、佩戴国徽、身体对抗的国际体坛，自然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政治舞台。无论是举办或是参赛，都伴有鲜明的政治意图。政治动因在亚运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亚运会与亚洲复杂的政治格局纠缠在一起，成为政治势力搏弈的舞台。这个舞台上风诡云谲，斗争激烈，有几次甚至要改写世界体育格局。最突出的是1962年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办的第四届亚运会。其时，主办国印尼出于宗教和政治原因，拒绝以色列和台湾参赛。于是，国际奥委会取消对这届亚运会的支持，并在1963年2月决定惩罚印尼，暂停其奥运成员资格，禁止其参赛奥运会。亚洲足联、国际田联和国际举重联合会也取消了对这届亚运会的承认。
印尼总统苏加诺一怒之下，倡议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与奥运会分庭抗礼。此议一出，即为已退出奥运的中国响应。两国密切配合，1963年11月在雅加达推出首届新运会，参赛国家和地区有48个之多，声势浩大，让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布伦戴奇十分紧张。若不是此后印尼国内政治形势突变，中国因“文化大革命”自顾不暇，新运会仅一届而止，今天的国际体育格局如何，还真不好说。
以色列参赛是亚运会引人注目的又一个政治问题。作为亚洲国家的以色列，曾经是亚运会联合会的一员，参加过第二、三、五、六和七届亚运会。1962年，东道主印尼以宗教为由将其排斥在外，后来因与阿拉伯诸国冲突升级，其参赛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1974年，尽管东道主伊朗顶住压力，坚持邀请以色列参加第七届亚运会，但兴冲冲来到德黑兰赛场的以色列运动员却遭到对手罢赛的冷遇。阿拉伯诸国、巴基斯坦、中国和朝鲜拒绝在网球、击剑、篮球、足球项目与以色列比赛，成为媒体报道亚运会的头条新闻。
身处亚洲的以色列十分愿意留在亚运会，还积极申办过第七届亚运会，但人缘太差，仅得2票，首轮即遭淘汰。1978年的曼谷亚运会没有邀请以色列参加。1981年亚奥理事会成立，以色列被排除在外。此后，以色列被迫改换门庭，脱亚入欧，在1994年成为欧洲奥协成员，参加欧洲青年奥林匹克节。一个亚洲国家以欧洲成员身份参加欧洲赛事，以色列书写了一个传奇。
亚运会上政治角逐在相当长的时期的另一个焦点是新中国的代表权。1973年11月，亚运会联合会逐出台湾，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1974年，中国派出269人的代表团首次参赛。此行不仅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还拉开了中日韩三国体育竞争也是政治竞争的序幕，让亚运会煞是好看。
中国参赛前，日本一直称雄亚运，第一届便将57枚金牌中的28枚收入囊中，占金牌总数的49%。其后，日本一直保持这种鹤立鸡群的姿态，夺金率奇高：1954年第二届49%（38/77），1958年第三届 60%（67/112），1962年第四届65%（73/113），1966年第五届56%（78/140），1970年第六届54%（74/137）。
中国参赛后，日本气势如虹的夺金势头开始跌落，1974年第七届首次降至37%（75/202），但仍居第一。中国获33金，落后于36金的东道主伊朗，位于第三。1978年第八届中国在曼谷再战，虽仍不敌日本的70金，但差距缩小，以51金排名第二，韩国以18金位居第三。1982年第九届中国在新德里第三次出战，斩获61金，击败57金的日本，排名第一。此时，已获得198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韩国也开始发力，以28金位居第三。亚运会三强鼎立格局自此形成，中日韩三国包揽了亚运会此后85%左右的金牌。三强中，中国一直稳居第一，且与韩日的差距越拉越大。
亚运会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一些事件，如1986年汉城亚运会为朝鲜和越南抵制，开幕前数日，金浦国际机场爆炸案，造成5人死亡。1994年广岛亚运会，伊拉克因入侵科威特而被禁赛等。
在相当程度上，亚运会的历史也是体育与政治纠结在一起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亚运承担了诸多政治功能。尽管政治给亚运会造成过许多麻烦，甚至带来一些危机，但政治也给亚运会源源不断地注入资源。亚运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主要是各国政府的支持。在亚洲，拥有资源的政府通常是不怎么算经济账的。
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对亚洲体育的主导作用迅速弱化，体育 政治的亚运格局正在消解。这个历史转折点出现在2006年卡塔尔首都多哈的第十五届亚运会。当时，随着伊拉克20年后重返，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首次齐聚一堂。这届亚运会光彩夺目，火炬接力途经13国23城，历时55天，行程50000公里，创造了亚运会火炬接力的历史纪录。9520名运动员（女3046、男6474）参加39大项424个小项的争夺。多哈亚运会标志着亚运会不再是政治博弈的平台，正在回归体育赛事的常态。随着亚运会政治驱动历史的结束，政府介入亚运的热度迅速下降，2000年还有几个城市在争办亚运会，2004年最后只剩下广州一家申办，亚奥理事会干脆取消投票，直接宣布广州获得2010年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主办权。
此外，对中日韩三强来说，在这个小舞台上显示肌肉，扬名立万，已经兴味索然。亚运会三国演义的老戏码不再有多少吸引力，特别是中国在广州亚运会上一骑绝尘，将42%的金牌收入囊中后，一度被视为“中考”的亚运会，除了三大球和个别项目外，对中国已不再具有挑战性。
对亚运会来说，政治动因的消弱意味着资源的枯竭。政治驱动下成长起来的庞然大物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泥足巨人，它已经大到没有几个亚洲国家敢于承办了。
体育 经济：亚运会衰落之因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展开，世界体育的政治动因让位于经济动因，对赛事投入的主体由政府变为市场。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体育赛事在经济维度上按照市场规律重新洗牌。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新的全球体育赛事体系正在形成。既有的赛事都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争夺市场。市场化导致赢者通吃，资源向少数项目和顶层赛事集中，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日趋明显。与市场亲合力强的单项体育赛事，如足球、篮球等组织个个腰缠万贯，财大气粗。而难以市场化的项目，如田径、游泳等，除了大力开发各自的商业赛事外，就是利用奥运会抱团取暖。今天，除了奥运会外的综合性运动会，特别是地区性综合运动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已经习惯于享用政府资源的亚运会更是如此。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体育赛事的价值取决于它的观赏性。以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亚运会属于含金较低的赛事，除了个别项目外，只是二流甚至三四流水平，对观众缺乏吸引力。缺乏观众，就缺乏电视等媒体的关注，也就缺乏商业赞助。但它又是高成本的综合赛事，需要大量的人财物资源才能举办。以前在政治动因的激发下，政府可以一掷千金，现在要算经济账了，没有多少国家的政府愿意付出可以办奥运会的巨资来办一届亚运会。2004年马来西亚吉隆坡退出亚运申办的原因，就是政府认为举办亚运会的费用高达13亿林吉特（3.8林吉特约合1美元）太过昂贵，不划算。2011年1月，香港立法院以同样的理由否决了政府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60亿港币拨款申请。
由此看来，在体育 政治时代发展起来的亚运会进入体育 经济时代后，其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亚运会改革势在必行。怎样改革？亚奥理事会给出的药方一是瘦身，二是改动时间，将其放在奥运会前一年，以避开众多的单项体育赛事，同时成为奥运会的热身赛事，以便亚洲国家更充分地备战奥运。然而，这样改的效果值得怀疑，因为仅瘦身并不能提高亚运会的水平，而且为了确保奥运热身赛任务的完成，最有可能被瘦掉的是有亚洲地区特色的非奥运项目。在奥运会前一年举办，也会与许多国家的奥运选拔赛冲突。亚奥理事会原定第十八届亚运会按新周期在2019年举办，但因举办城市越南河内放弃而接手的印尼雅加达不同意，要求按原周期在2018年举办，以避开2019年的印尼总统大选。由于只有印尼愿意接手越南留下的烂摊子，亚奥理事会只好同意。 亚运会走出目前的困境，需要更为开阔的视野，重新定位，求新求变，跳出目前的小奥运会模式，在既有的全球体育赛事体系中，通过差异化的竞争，重新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今天的亚运会雷同于奥运会，失去自己的个性。奥运会是当今世界综合赛事中唯一的优质赛事，得以吸纳全球市场的资源，奥运会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照搬奥运，只能使亚运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亚洲各国参赛奥运会不需要亚运会作为中介，将亚运会作为奥运热身赛，似乎只是亚奥理事会的一厢情愿。亚洲体育面临的问题比其它洲更加复杂，可以利用的体育资源也远比其他洲丰富。近几十年来，亚洲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社会发展为亚洲体育提供了新的条件。因此，亚运会需要在挑战中抓住机遇，在创新中发展。
体育 文化：亚运会的出路？
亚运会的改革似乎应当在体育 文化上多下功夫。在体育 经济的时代，体育的经济效益取决它的文化品质，亚运会必须拥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形成自己的文化魅力，才能有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国际奥委会也在鼓励以多元的体育文化来丰富奥林匹克运动。亚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文化多样性，正如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口号所说，“多样性在这里闪耀”。
亚洲地区地域广大，文化的多样性强，差异性大，几乎没有统一的“亚洲文化”。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所有的世界性宗教都诞生于亚洲。亚洲的多样性也造就了丰富的体育文化。如何通过体育文化促进一个和谐的亚洲，是今天亚洲体育和亚运会面临的时代使命。亚洲是世界热点集中的地区，亚洲内部的冲突导致人们对和平、和谐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也反映在亚运上，如1994年广岛亚运会的口号是“亚洲人的融合”，1998年曼谷亚运会的口号是“友谊不分国界”；2002年釜山亚运会以“希望与超越，全新的亚洲”为理念；以“共同的亚洲，走向世界的釜山”为宗旨；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口号是“激情盛会 和谐亚洲”。体育在亚洲应当发挥在其他地区不曾期待的作用，而目前的亚运会却难以承担这样的使命。
迄今，在亚奥理事会的45个成员中，只有9个举办过亚运会，仅占全部成员的1/5，而且集中在南亚和东北亚。它们是：印度2届（1951、1982）、菲律宾1届（1954）、日本2届（1958、 1994）、印度尼西亚1届（1962）、泰国4届（1966、1970、1978、1998）、伊朗1届（1974）、中国2届（1990、2010）、韩国3届（1986、2002、2014）和卡塔尔1届（2006）。如果亚运会是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不能办或不想办的，它就不能发挥亚洲体育孵化器和加速器的作用。此外，亚运会似乎也未较好地利用丰富的亚洲体育文化，出现在亚运会上具有亚洲特色的体育项目，只有东南亚的藤球、南亚的卡巴迪和东亚的武术等。亚运会需要用亚洲的文化来重新激活。当然，如何激活？还需要大量的试验和探索。
今天亚洲除了亚运会，还有五个全洲范围的综合赛事：1986年首办的亚洲冬季运动会、2003年首办的亚洲室内运动会、2006年首办的亚洲沙滩运动会、2009年首办的亚洲武艺运动会和同一年首办的亚洲青年运动会。此外，还有分区的综合运动会：1959年创办的东南亚运动会、1984年创办的南亚运动会、1993年创办的东亚运动会、1995年创办的中亚运动会和1997年创办的西亚运动会。可以说，亚洲是世界上地区综合运动会最多的大洲。这些运动会需要整合，形成一个具有亚洲特色的赛事体系，亚运会还须承担起统合亚洲体育赛事体系的责任。
2012年12月8日，欧洲奥协决定创办欧洲运动会，以结束欧洲没有综合性运动会的历史 ，首届欧运会将于2015年在阿萨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欧洲运动会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它呈现给世人的是由异而同，齐一化走向和谐的模式。亚运会需要呈现给世界的则应是多元共享，和而不同的惠及人类的模式。
过去的60多年来，亚运会就如它的口号“永远向前”（Ever Onward）所说，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一路向前，成就了一时的辉煌。今天的亚运会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旧模式即死未死，新模式即生未生。愿它锐意改革，吐故纳新，创出一条新路来。
（作者为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然而，亚运会在取得辉煌成就之时，展望前景，却不禁惶恐起来。据盖洛普公司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期间的调查，53%的被调查者对亚运会几乎不感兴趣或丝毫不感兴趣。亚运会赛程过半时，尽管组织者使尽浑身解数，门票售出率仍不足30%。这样下去，如此辉煌的亚运会还有未来吗？亚运会到底怎么了？人们议论纷纷，有人将其形象地比喻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亚运会能有今日之盛，必有其成长的理由；它面临今日之困，也必有其内在的原因。天道无常，盛衰更替，亚运因何而盛，又因何而衰？它是否还能否极泰来，迎来第二春？人们见仁见智，十分热闹。
体育 政治：亚运会兴盛之因
亚运会以奥运会为榜样，是现代体育的组成部分，当然有其存在的体育原因。但是，应当看到，亚运会作为一项体育赛事，就总体而言，比赛质量并不高，不足以引发人们纯体育的参与及观赏兴趣。推动亚运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政治。近100年来，政治一直是左右亚洲体育发展的主导因素。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成为亚洲许多国家实现自己国家目标的手段，地区运动会被视为国家间政治较力的舞台，“体育 政治”构成了亚洲体育发展的历史特点。
亚洲体育的这种特点在亚运会的前身远东运动会便表现得淋漓尽致。1913年，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倡议下，菲律宾、中国和日本在马尼拉举办了首届远东运动会（原名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此后三国轮流举办。1920年，该运动会为国际奥委会承认，成为欧洲之外第一个奥运模式的地区运动会。从第五届起，还有马来亚、印度、越南、暹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参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中国东北，次年建立伪满州国。日本试图将伪满拉入远东运动会，造成其“独立国家”的形象，为中国断然拒绝，于是，远东运动会在1934年5月办了第十届后便不复存在。日本试图通过地区运动会，推行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主义图谋就此破产。
二战后，面对美苏两霸对峙的世界格局，印度主张的新亚洲主义在体育领域结下了果实。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有着强烈的大印度国家主义思想，在其《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坦言道：“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1947年3月，他在新德里主持召开亚洲关系会议，邀请亚洲独立运动的众多领导人讨论亚洲问题，加强相互了解，以促进亚洲团结。1947年8月印度独立时，尼赫鲁雄心勃勃地宣称，“今天，全世界都已认识到未来的亚洲將有力地决定于印度的未来，印度將日益成为亚洲的轴心。”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印度积极支持其国际奥委会委员古鲁·桑迪四处游说，1949年2月在新德里成立了亚洲业余体育联合会（后更名为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并于1951年举办了首届亚运会，确定了印度在亚运会创办中的历史地位。
对印度而言，亚运会是其要在世界上“有声有色”的一个战略工具，但是亚运会建立起来后，体育 政治的逻辑使之得到亚洲国家的广泛参与，成为政治力量的角力场。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大部分亚洲国家有被外强侵略和奴役的经历，二战后，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新生的国家纷纷建立，政治版图变得异常复杂。在这个今天已经拥有41.6亿人，占世界人口的60%的区域里，涌现出约50个国家。它们要在国际上显示存在，宣示主张，展示力量。于是，有升国旗奏国歌仪式、佩戴国徽、身体对抗的国际体坛，自然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政治舞台。无论是举办或是参赛，都伴有鲜明的政治意图。政治动因在亚运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亚运会与亚洲复杂的政治格局纠缠在一起，成为政治势力搏弈的舞台。这个舞台上风诡云谲，斗争激烈，有几次甚至要改写世界体育格局。最突出的是1962年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办的第四届亚运会。其时，主办国印尼出于宗教和政治原因，拒绝以色列和台湾参赛。于是，国际奥委会取消对这届亚运会的支持，并在1963年2月决定惩罚印尼，暂停其奥运成员资格，禁止其参赛奥运会。亚洲足联、国际田联和国际举重联合会也取消了对这届亚运会的承认。
印尼总统苏加诺一怒之下，倡议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与奥运会分庭抗礼。此议一出，即为已退出奥运的中国响应。两国密切配合，1963年11月在雅加达推出首届新运会，参赛国家和地区有48个之多，声势浩大，让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布伦戴奇十分紧张。若不是此后印尼国内政治形势突变，中国因“文化大革命”自顾不暇，新运会仅一届而止，今天的国际体育格局如何，还真不好说。
以色列参赛是亚运会引人注目的又一个政治问题。作为亚洲国家的以色列，曾经是亚运会联合会的一员，参加过第二、三、五、六和七届亚运会。1962年，东道主印尼以宗教为由将其排斥在外，后来因与阿拉伯诸国冲突升级，其参赛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1974年，尽管东道主伊朗顶住压力，坚持邀请以色列参加第七届亚运会，但兴冲冲来到德黑兰赛场的以色列运动员却遭到对手罢赛的冷遇。阿拉伯诸国、巴基斯坦、中国和朝鲜拒绝在网球、击剑、篮球、足球项目与以色列比赛，成为媒体报道亚运会的头条新闻。
身处亚洲的以色列十分愿意留在亚运会，还积极申办过第七届亚运会，但人缘太差，仅得2票，首轮即遭淘汰。1978年的曼谷亚运会没有邀请以色列参加。1981年亚奥理事会成立，以色列被排除在外。此后，以色列被迫改换门庭，脱亚入欧，在1994年成为欧洲奥协成员，参加欧洲青年奥林匹克节。一个亚洲国家以欧洲成员身份参加欧洲赛事，以色列书写了一个传奇。
亚运会上政治角逐在相当长的时期的另一个焦点是新中国的代表权。1973年11月，亚运会联合会逐出台湾，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1974年，中国派出269人的代表团首次参赛。此行不仅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还拉开了中日韩三国体育竞争也是政治竞争的序幕，让亚运会煞是好看。
中国参赛前，日本一直称雄亚运，第一届便将57枚金牌中的28枚收入囊中，占金牌总数的49%。其后，日本一直保持这种鹤立鸡群的姿态，夺金率奇高：1954年第二届49%（38/77），1958年第三届 60%（67/112），1962年第四届65%（73/113），1966年第五届56%（78/140），1970年第六届54%（74/137）。
中国参赛后，日本气势如虹的夺金势头开始跌落，1974年第七届首次降至37%（75/202），但仍居第一。中国获33金，落后于36金的东道主伊朗，位于第三。1978年第八届中国在曼谷再战，虽仍不敌日本的70金，但差距缩小，以51金排名第二，韩国以18金位居第三。1982年第九届中国在新德里第三次出战，斩获61金，击败57金的日本，排名第一。此时，已获得198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韩国也开始发力，以28金位居第三。亚运会三强鼎立格局自此形成，中日韩三国包揽了亚运会此后85%左右的金牌。三强中，中国一直稳居第一，且与韩日的差距越拉越大。
亚运会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一些事件，如1986年汉城亚运会为朝鲜和越南抵制，开幕前数日，金浦国际机场爆炸案，造成5人死亡。1994年广岛亚运会，伊拉克因入侵科威特而被禁赛等。
在相当程度上，亚运会的历史也是体育与政治纠结在一起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亚运承担了诸多政治功能。尽管政治给亚运会造成过许多麻烦，甚至带来一些危机，但政治也给亚运会源源不断地注入资源。亚运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主要是各国政府的支持。在亚洲，拥有资源的政府通常是不怎么算经济账的。
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对亚洲体育的主导作用迅速弱化，体育 政治的亚运格局正在消解。这个历史转折点出现在2006年卡塔尔首都多哈的第十五届亚运会。当时，随着伊拉克20年后重返，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首次齐聚一堂。这届亚运会光彩夺目，火炬接力途经13国23城，历时55天，行程50000公里，创造了亚运会火炬接力的历史纪录。9520名运动员（女3046、男6474）参加39大项424个小项的争夺。多哈亚运会标志着亚运会不再是政治博弈的平台，正在回归体育赛事的常态。随着亚运会政治驱动历史的结束，政府介入亚运的热度迅速下降，2000年还有几个城市在争办亚运会，2004年最后只剩下广州一家申办，亚奥理事会干脆取消投票，直接宣布广州获得2010年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主办权。
此外，对中日韩三强来说，在这个小舞台上显示肌肉，扬名立万，已经兴味索然。亚运会三国演义的老戏码不再有多少吸引力，特别是中国在广州亚运会上一骑绝尘，将42%的金牌收入囊中后，一度被视为“中考”的亚运会，除了三大球和个别项目外，对中国已不再具有挑战性。
对亚运会来说，政治动因的消弱意味着资源的枯竭。政治驱动下成长起来的庞然大物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泥足巨人，它已经大到没有几个亚洲国家敢于承办了。
体育 经济：亚运会衰落之因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展开，世界体育的政治动因让位于经济动因，对赛事投入的主体由政府变为市场。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体育赛事在经济维度上按照市场规律重新洗牌。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新的全球体育赛事体系正在形成。既有的赛事都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争夺市场。市场化导致赢者通吃，资源向少数项目和顶层赛事集中，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日趋明显。与市场亲合力强的单项体育赛事，如足球、篮球等组织个个腰缠万贯，财大气粗。而难以市场化的项目，如田径、游泳等，除了大力开发各自的商业赛事外，就是利用奥运会抱团取暖。今天，除了奥运会外的综合性运动会，特别是地区性综合运动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已经习惯于享用政府资源的亚运会更是如此。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体育赛事的价值取决于它的观赏性。以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亚运会属于含金较低的赛事，除了个别项目外，只是二流甚至三四流水平，对观众缺乏吸引力。缺乏观众，就缺乏电视等媒体的关注，也就缺乏商业赞助。但它又是高成本的综合赛事，需要大量的人财物资源才能举办。以前在政治动因的激发下，政府可以一掷千金，现在要算经济账了，没有多少国家的政府愿意付出可以办奥运会的巨资来办一届亚运会。2004年马来西亚吉隆坡退出亚运申办的原因，就是政府认为举办亚运会的费用高达13亿林吉特（3.8林吉特约合1美元）太过昂贵，不划算。2011年1月，香港立法院以同样的理由否决了政府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60亿港币拨款申请。
由此看来，在体育 政治时代发展起来的亚运会进入体育 经济时代后，其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亚运会改革势在必行。怎样改革？亚奥理事会给出的药方一是瘦身，二是改动时间，将其放在奥运会前一年，以避开众多的单项体育赛事，同时成为奥运会的热身赛事，以便亚洲国家更充分地备战奥运。然而，这样改的效果值得怀疑，因为仅瘦身并不能提高亚运会的水平，而且为了确保奥运热身赛任务的完成，最有可能被瘦掉的是有亚洲地区特色的非奥运项目。在奥运会前一年举办，也会与许多国家的奥运选拔赛冲突。亚奥理事会原定第十八届亚运会按新周期在2019年举办，但因举办城市越南河内放弃而接手的印尼雅加达不同意，要求按原周期在2018年举办，以避开2019年的印尼总统大选。由于只有印尼愿意接手越南留下的烂摊子，亚奥理事会只好同意。 亚运会走出目前的困境，需要更为开阔的视野，重新定位，求新求变，跳出目前的小奥运会模式，在既有的全球体育赛事体系中，通过差异化的竞争，重新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今天的亚运会雷同于奥运会，失去自己的个性。奥运会是当今世界综合赛事中唯一的优质赛事，得以吸纳全球市场的资源，奥运会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照搬奥运，只能使亚运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亚洲各国参赛奥运会不需要亚运会作为中介，将亚运会作为奥运热身赛，似乎只是亚奥理事会的一厢情愿。亚洲体育面临的问题比其它洲更加复杂，可以利用的体育资源也远比其他洲丰富。近几十年来，亚洲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社会发展为亚洲体育提供了新的条件。因此，亚运会需要在挑战中抓住机遇，在创新中发展。
体育 文化：亚运会的出路？
亚运会的改革似乎应当在体育 文化上多下功夫。在体育 经济的时代，体育的经济效益取决它的文化品质，亚运会必须拥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形成自己的文化魅力，才能有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国际奥委会也在鼓励以多元的体育文化来丰富奥林匹克运动。亚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文化多样性，正如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口号所说，“多样性在这里闪耀”。
亚洲地区地域广大，文化的多样性强，差异性大，几乎没有统一的“亚洲文化”。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所有的世界性宗教都诞生于亚洲。亚洲的多样性也造就了丰富的体育文化。如何通过体育文化促进一个和谐的亚洲，是今天亚洲体育和亚运会面临的时代使命。亚洲是世界热点集中的地区，亚洲内部的冲突导致人们对和平、和谐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也反映在亚运上，如1994年广岛亚运会的口号是“亚洲人的融合”，1998年曼谷亚运会的口号是“友谊不分国界”；2002年釜山亚运会以“希望与超越，全新的亚洲”为理念；以“共同的亚洲，走向世界的釜山”为宗旨；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口号是“激情盛会 和谐亚洲”。体育在亚洲应当发挥在其他地区不曾期待的作用，而目前的亚运会却难以承担这样的使命。
迄今，在亚奥理事会的45个成员中，只有9个举办过亚运会，仅占全部成员的1/5，而且集中在南亚和东北亚。它们是：印度2届（1951、1982）、菲律宾1届（1954）、日本2届（1958、 1994）、印度尼西亚1届（1962）、泰国4届（1966、1970、1978、1998）、伊朗1届（1974）、中国2届（1990、2010）、韩国3届（1986、2002、2014）和卡塔尔1届（2006）。如果亚运会是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不能办或不想办的，它就不能发挥亚洲体育孵化器和加速器的作用。此外，亚运会似乎也未较好地利用丰富的亚洲体育文化，出现在亚运会上具有亚洲特色的体育项目，只有东南亚的藤球、南亚的卡巴迪和东亚的武术等。亚运会需要用亚洲的文化来重新激活。当然，如何激活？还需要大量的试验和探索。
今天亚洲除了亚运会，还有五个全洲范围的综合赛事：1986年首办的亚洲冬季运动会、2003年首办的亚洲室内运动会、2006年首办的亚洲沙滩运动会、2009年首办的亚洲武艺运动会和同一年首办的亚洲青年运动会。此外，还有分区的综合运动会：1959年创办的东南亚运动会、1984年创办的南亚运动会、1993年创办的东亚运动会、1995年创办的中亚运动会和1997年创办的西亚运动会。可以说，亚洲是世界上地区综合运动会最多的大洲。这些运动会需要整合，形成一个具有亚洲特色的赛事体系，亚运会还须承担起统合亚洲体育赛事体系的责任。
2012年12月8日，欧洲奥协决定创办欧洲运动会，以结束欧洲没有综合性运动会的历史 ，首届欧运会将于2015年在阿萨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欧洲运动会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它呈现给世人的是由异而同，齐一化走向和谐的模式。亚运会需要呈现给世界的则应是多元共享，和而不同的惠及人类的模式。
过去的60多年来，亚运会就如它的口号“永远向前”（Ever Onward）所说，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一路向前，成就了一时的辉煌。今天的亚运会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旧模式即死未死，新模式即生未生。愿它锐意改革，吐故纳新，创出一条新路来。
（作者为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