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不能说不聪明，早在评点《水浒》时，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官是贼，贼是老爷。然则官也，贼也；贼也，老爷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且对贪官奸佞、“狐群狗党”上下勾结所织成的权势之网，也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当他与一群秀才去“哭庙”、“揭帖”，状告吴县县令任维初时，却把那张“网”忘得一干二净，不想一想那县令虽小，毕竟是“网”上的一环。结果，被“网”上的另一环——更为贪残阴狠的苏州巡抚朱国治加上“震惊先帝之灵”、“附逆”、“倡乱”、“聚众”、“目无朝廷”等等罪名，将金圣叹等十八人告到朝廷。真是聪明亦有糊涂时，糊涂之后的金圣叹不无反思与悲恨——“自分终巴峡，谁知列上筵。偶乘风浪出，遂受网罗牵。绿藻君从密，清江我不还。惟惭未深隐，那敢望人怜。”(《黄鱼》)托物言志，通篇隐喻，不难看出金圣叹本无“作乱”之意，本“非反抗英雄”(鲁迅语)。状告贪官酷吏，成了附逆倡乱，实是始料不及。他说：“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乃无意中得之，不亦异乎!”人们的悲痛，往往因出乎意料而分外加剧。看他的《狱中见茉莉花》一诗，写得何等的哀惋悲切：“名花尔无玷，亦入此中来。误被童蒙拾，真辜雨露开。托根虽小草，造物自全材。幼读南容传，苍茫老更哀。”诗的结尾说，儿时就已知道为孔老夫子所称赞的谨言慎行、处事稳重的南容，为什么人老了，反而“糊涂”了，落得如此悲哀的境地?
　　冤难白，恨无补。“做事业要挺身出去，了生死亦要挺身出去。”所以金圣叹临刑前对这些都不说了。但是，他的“心头”还有另一些“万不获已，必欲说出”的话。这，就是临难前的三首诗。第一首《绝命词》为：
　　
　　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
　　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
　　
　　“鼠肝虫臂”，语出《庄子·大宗师》：“伟哉造化……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意谓大化迁流，生老病死，顺其自然，所遇皆适。那么，死之于我，无非是任化而往，回归“自然”，所痛惜的只是——书未著成身先死!
　　金圣叹被当时的官绅们看做“坏货”，必欲除之，这是思想理念上的偏见。然而也有些人对他不随流俗的表现，视为“奇”，目为“怪”。其实，金圣叹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与追求，倒是十分清醒理智的，也是很本分的。他说：“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第五才子书·序三》)心之所好，业之所在，生命的意义全在“著书”二字。为此，他“深宵不寐，勤心从事”。“著”什么呢?比如对“六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的评点，便是他心中的规划。而且后二者业已完成刊行，《杜诗解》也完成了一部分，其他几种也有所涉及。关于他的“书”，虽有种种议论，然其独特的感受、领悟和审美体验，确也赢得了不少称誉，以致“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王应奎《柳南随笔》)。如此反响，实足以使他深信只要假以时日，心愿定成现实。他自己也正是这么说的：“诚得天假弟二十年，无病无恼，开眉吃饭，再将胸前数十本残书一一批注明白，即是无量幸甚。”(《答王道树学伊》)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金圣叹实在是一个“游”在中途，望见“彼岸”，而活活被人按入“水底”的。“一个人的临死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莎士比亚《查理二世》)是的，金圣叹在绝命的一刻，呼喊着“庄骚马杜待何如?”这种对事业的眷恋，更甚于生命结束之悲哀，不正是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一种更高境界的升华与执著吗?其悲怆惨烈，自有一股撼人心魄的力量。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横祸，冤情，拷打，直至断头，都没有湮灭他“心头”的希望。这种“绝命”而不“绝望”的执著、痴迷，亦颇能反映这位“奇人”的心性。那么，希望在哪儿呢?这就要说到第二首《与儿子雍》(自注：吾儿雍，不惟世间真正读书种子，亦是世间本色学道人也)：
　　
　　与汝为亲妙在疏，如形随影只于书。
　　今朝疏到无疏地，无着天亲果宴如?
　　
　　题下“自注”不可忽视，要知道同是“读书”，各人的读法、领会、感悟、目的等等，未必相同。金圣叹在回忆幼年初读《西厢记》时说：“见‘他不偢人待怎生’之七字，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先师徐叔良先生见而惊问，圣叹当时恃爱不讳，便直告之。先师不惟不嗔，乃反叹曰：‘孺子异日，真是世间读书种子’!”这位塾师思想之开放、眼光之敏锐确是惊人，其鼓励和预言给金圣叹留下了意外而又难忘的印象。后来金圣叹又一再地、慎重其事地把“读书种子”四个字送给儿子，足见金雍之于“书”亦颇有乃父之风。这，正是金圣叹日后的希望之所在。诗的开头，首先回想往日，父与子只管各自与“书”相伴，父子亲情其妙在“疏”，亦可谓形疏而心惬。但也有形影相随之时，那原因也在于“书”。金圣叹虽有任性放旷的一面，然而对儿子的怜爱、期望却非一般。金雍十岁时，金圣叹便以《水浒》为范例给他讲授文法，也曾应金雍的“力请”而放下自己紧迫的著述工作，选讲唐人七律，还将金雍的笔录稿整理成《选批唐才子诗》。相疏相随皆因“书”，美妙的亲情，如今成了永不再现的往事，无可奈何的悲哀中，犹有一份难以割舍的舐犊深情。从今往后，生死两茫茫，“疏到无疏地”，没有了父亲你还能安然如故吗?无限关切，无可奈何，令人心碎。可是作为深爱儿子、寄希望于儿子的金圣叹，又怎能就此搁笔，甘心撒手呢?于是又写出了“必欲说出”的第三首诗——《临别又口号遍谢弥天大人谬知我者》：
　　
　　东西南北海天疏，万里来寻圣叹书。
　　圣叹只留书种在，累君青眼看何如!
　　
　　东西南北，山长水远，不辞万里来寻一个“罪人”的书，实可谓情真义重，直道而行，德配天地之“大人”。“临别”之际，作者只能向普天下这样的“知我者”深深地道一声谢谢!欣慰之情，感激之意，溢于言表。如果再进一层看，这情意之中，更深含了他对生命与“书”的独特的体认。临终前一年，金圣叹曾在与友人嵇永仁的信中说：“人生世间，乃如弱草，春露秋霜，宁有多日!脱遂奄然终殁，将细草犹复稍留根荄，而人顾反无复存遗耶?用是不计荒鄙，意欲尽取狂臆所曾及者，辄将不复拣择，与天下之人一作倾倒。此岂有所凯觎于其间?夫亦不甘便就湮灭，因含泪而姑出于此也。”(《葭秋堂诗序》)可见，他是多么渴望凝聚了心血的“书”，为他的事业、人生留下“根罧”。那“书”中的怨愤、爱憎、感悟和追求，能成为超越生命，与后人分享的一种独有的智慧和精神，而永不“湮灭”。
　　总之，在他的心中生命与“书”融为一体，而“书”尤重于生命。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对“万里来寻圣叹书”的人是何等的感激!遗憾的是心中的“书”未能全部献给天下之人，还能留下来的只有“书种”(儿子金雍)，望天下“知我者”能另眼相待，给他——我惟一的希望——一点关爱!“累君青眼看何如”，多少期盼，多少不安，多少哀情，催人泪下!
　　这三首小诗，各有侧重，但又是韵脚相同、心迹相连、情流如注的一组诗，合之则展现了金圣叹临难前的内心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只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两件事又围绕着一个“书”字，那就是“书”愿未了，含恨而去；“书种”尤在，心存希望。骨肉之情，托孤之意，亦与“书”紧紧相连。是的，倘若儿子安然无恙，自可读书、著书，成就他的事业，也了却自己的未竟之业。诚如培根所言：“创业者对子女期望最大，因为子女被他们看作不但是族类的继承者，又是所创事业的一部分。”(《论家庭》)一个看似玩世的金圣叹，实际上对自己的理想、观念、事业，却又是如此异乎寻常的钟爱、执著、至死不舍的。人们说他“复杂”，这，也可以算是一个侧面吧。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二十日圣旨下，不过圣旨中还点明了：“至秋用刑。”可是，七月十三日“哭庙案”十八人匆匆被斩，如此迫不及待，这又一次暴露了朱国治心中之“鬼”。随后，金圣叹家产抄没，全家流放辽东。父亡家破之悲，流放之苦，生计之艰，又岂能安然于“书”!纵有此心，也无此力，金雍恐怕也只能面对“庄骚马杜待何如”?喟然长叹!“无着天亲果宴如”，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说生前的忧虑、预感不幸而言中，那么，留在身后的一丝希望，也就永远、永远地“锁定”在“遗憾”二字上了。“遗憾”给金圣叹的事业留下了无法填补的“空白”，令人惋惜，但却为历史增添了沉痛的一页——一个实实在在的天大冤案，一出活生生的人间悲剧。在这个悲剧的舞台上，大清王朝上上下下一伙群丑的灵魂与嘴脸又作了一次充分地展示。因此，换一个角度来看，“空白”又非“空无”，“天下物无独必有对”，“空白”既昭示了黑暗、残酷与罪恶，也是无声而永在的血泪控诉。“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荀子·解蔽》)世事就是如此辩证，如此奇妙。是非各异，邪正分明，而又因果相生，正反互动，是非相形，一幕又一幕地演于世人的眼前，缺一则无以为“戏”，无以为“史”。所不同的是，一则遭人唾骂，遗臭万年；一则敬而立祠，时时祭祀(《吴县县志》载：“十八人祠在阳山，祀请初哭庙案金喟等。”)。历史又是公正的，民心也是不可忤的!
　　又据记载：“越明年，朱抚调去，代之者韩公心康，讳世琦，以别案亦斩任维初于江宁之三山街。朱国治后抚云南如故操，癸丑(康熙十二年，即公元1673)，吴三桂反，以克减军粮，将士积忿，乃脔而食之，骸骨无一存者。”(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这，就是诗人翁澍所唱的：“县令旋遭天命诛，抚军首被吴藩断。”(《今乐府·秀才冤》)也是百姓民谣中传唱的：“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吴三桂)歼。”(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这是不是“恶有恶报”，是不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信亦可，不信亦可，反正任、朱二位“老爷”就是如此“落幕”的!此外，从这些对“落幕”的“追踪报导”和发为吟唱的文字中，似乎还让我们窥见到世人对于赃官、恶人、恶行，确也有一种“念念不忘”、难以“淡化”的情结。是不是?能不思乎，能不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