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姜朝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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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芸芸:姜老师您好,目前戏剧界普遍存在“剧本荒”现象,为什么?
  姜朝皋:舞台剧从开篇、发展到结尾,两个小时的时空体量,要介绍人物、交代情节、产生矛盾,还要塑造舞台艺术形象,传递思想。因此创作舞台剧很难,戏曲编剧就更难了,还要考虑唱腔、音乐,有时一个韵辙都得考虑半天。假如你对剧种不了解,对戏曲程式不了解,是没办法进行创作的。
  此外,普通观众包括领导专家等对导演的舞台语汇、音乐旋律等或许不太懂,但大家都能阅读剧本,观剧后的讨论,编剧在整个剧组首当其冲,往往受到了最大的审美关注和审美批评。这就造成了对戏剧编剧要求苛、问责众、生产难的现象,令人望而生畏。当然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创作戏曲剧本是难,但我的感觉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心也活在其中。
  万芸芸:据我所知,曾经有人建议您转行通俗文学,天津、广州等地也曾向您伸出橄榄枝,您为何还是选择了留在本土继续从事戏曲编剧?
  姜朝皋:首先是江西这块红土地养育了我,我不能轻言弃离。另外编剧不像演员,要有一个整体的队伍来搭配。在当前的文化环境里,编剧、导演、舞美等都是全国流通的,我在鹰潭一样为全国当编剧,我的剧作已被全国十多个剧种、二十多个院团上演。
  有人打过比方,舞台剧是新鲜蔬菜,影视是罐头食品,虽然经过制作包装无比鲜亮,但它没有舞台剧的现场感,观众的反馈与演员的交流,也不能即刻传达给创作者。或许,无论是收入还是成功率,影视剧本创作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当我坐在剧场,听到现场的掌声,看到观众在欢笑、在流泪,作为一个编剧的那种来自心灵的欣慰,是影视剧作者感受不到的。这是我坚持当戏剧编剧的一个理由。其二,影视编剧的话语权更少,我写舞台剧,都是别人找上我,若我去写影视剧,怕是花费许多精力写了几十集,还得捧着剧本去找投资制作方。
  万芸芸:现实题材,正成为当下的文艺热点和价值风向,而您很早就投入到了现实题材的创作,如《鸡毛飞上天》《青山作证》《七彩畲乡》《马寅初》《在路上》等现代戏都获得了不俗业绩。您在进行现代戏创作时,会优先考虑什么?
  姜朝皋:首先当然考虑题旨的现代意识,有人说写的是现实题材,还会没有现代意识?这不一定,现实题材不等于现代意识,现代意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作者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一种体现。另外要选择符合戏剧美学特征,能进入戏剧叙事言情的题材。
  现实题材的作品虽然立足现实土壤,但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暸望台上,对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进行审视,观察它对人们心理留下的投影,然后用我们的笔去描绘人们的生命、生存。
  万芸芸:对一部优秀的剧作来说,光有精准的选材还不够吧?您的剧作还关注什么?
  姜朝皋:有人说戏剧“得情感和人性者得天下”,可见情感对于创作的重要,尤其重要的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情感。戏剧宜以小见大,戏的创作方法不是开河,长长流淌,而是打井,找准井眼一直往深处打,让水喷涌出来。这既是由戏剧创作本身的美学原则、规律决定的,也是观众审美决定的。舞台上可没有那么多篇幅,去关照繁杂的剧情与琐碎的人物。
  万芸芸:那您创作这么多剧本,都是有感而发的吗?
  姜朝皋:我可以坦言,不全是。我的大部分创作是签约的命题作文,通常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对方要我写的正是我想写的。比如《鸡毛飞上天》,我当时正拟写一部关于改革开放的戏,那么此类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在哪里,农村改革是安徽的小岗村,舞台上已经有现代戏《天地人心》。那城市改革的典型呢?义乌应该是突出的一个,由当年摇着拨浪鼓、挑着货郎担、吆喝着鸡毛换糖的小山村,发展成最大的国际小商品市场,从此有了农民商人这种革命性的转变。而义乌方面正好找我创作,因此一拍即合;第二种情况是把他人订制变成我要表达。起初我并不是很情愿创作《马寅初》,但越是深入发掘马寅初这个人物,他求真理的人性之光就越发打动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第三种是别人邀我写,我来帮助他们一起挖掘、改造和提纯;第四种是我觉得题材驾驭不了,婉言谢绝。
  万芸芸:《马寅初》取材真人真事,您的《红星谣》《詹天佑》《生死愿》等许多剧作,都有着现实原型。您是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
  姜朝皋:舞台艺术有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不是所有作品都适合舞台表现,有的题材用通讯报道、人物传记等形式去呈现,可以很生动,但一旦放到戏剧舞台上,反而不鲜活,这种相悖之事经常发生。
  往往,有一些生活原型的感人之处恰恰是艺术创作的忌讳之处,这就使创作陷入了二律悖反的困境中,稍有不慎,就会使作品走入歧途。英雄模范人物大多是特例,普遍性很弱,但这并不意味要消解他作为人的人性,去成就他的特例性。而我们一些作品往往不顾这一面,一味堆砌大量的模范事件和生活细节,并予以拔高,人物不再有血肉,只是被事件推着走的提线木偶,感受不到人性的温度、情感的悦动。就好像一讲到道德模范,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山,有的甚至为了凸显主人公的伟大而编织一些极端的情节,如孕妇为坚守在电焊工岗位不缺席,宁可与丈夫离婚也要强行打掉胎儿,有的教师仅为了督促学生考试,连母亲病危都不回去看一眼。其实这些情节是难以令观众信服的。
  万芸芸:诗歌、绘画等艺术可以标榜是创作给后人看的,但舞台艺术无疑是演给当代观众看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标签。您如何看待剧本创作的私密性与舞台艺术呈现的开放性?
  姜朝皋:著名剧作家孟冰来自军旅,他说他最愉快的时候,是在所有剧组人员面前,捧着自己的剧本念读。而那时,他会西装革履,就像参加一个隆重仪式:“那个时候,剧本才真正是我的。读完剧本,剧中的东西就不再属于我了。”
  的确,戏剧创作不像写小说、作诗、画画那样,可以一个人单独完成,能够极力张扬个性,舞台艺术是综合艺术,剧本进入舞台,就不再是剧作家個人的东西。编剧跟导演要磨合、碰撞,甚至妥协,音乐创作、舞美设计、演员等每位演职人员也会从不同角度去解读剧本,进行二度创作。即使同样的剧本、台词、唱腔,不同的演员来演,也会收到完全不同的效果。但正是因了这种不确定,剧本在舞台上才会有千变万化,而这些变化有时会使剧作家感到兴奋,也有的会感到失望和无奈。
  万芸芸:您耕耘剧坛几十年,这当中一定有深深影响您的创作,令您非常钦佩的剧作家吧?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
  姜朝皋:来自四川的魏明伦是一位剧坛奇才,演员出身,七岁到剧院,国学功底深厚,杂文、碑赋、剧作都相当不错。还有北京人艺编剧郭启宏,上海艺术创作中心总监罗怀臻等国内一流编剧,他们都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令我钦佩。
  当前社会处在转型期,文艺作品除了歌颂真善美,还要批判抨击假恶丑,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责任。“位卑未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落”……先贤传下来的忧国忧民的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等对文艺工作的论述,都指引着我们,戏剧创作不能失去忧患意识和批判锋芒。一味的从宣传的角度去溢美,首先在内容上就不能拨动观众心弦,其次从接受美学看,观众自己处在生活中,对那些不良现象有着亲身体会,而舞台上处处莺歌燕舞,不敢正视矛盾,戏就很难得到观众的认可。
  万芸芸:江西是个戏窝子,赣剧、采茶戏、弋阳腔、青阳腔等美不胜收。异常丰富的本土戏曲资源,有没有影响您的创作?
  姜朝皋:这个肯定有。我是从赣剧团出来的,相较那些从大学戏文系毕业的编剧,我对剧团、戏剧舞台以及戏剧表演的理解可能会更深切。创作时,我会同时设想到剧本立在舞台上的情景。比如人物对话的场合,场与场之间怎么切换,不同场次之间的节奏搭配等。所以有导演说,看我的剧作会觉得呈现起来很顺畅,不会有什么疙瘩。
  江西文化资源积累了我品读生活的细味,让我能够写出《七彩畲乡》《热血山哈》《红星恋歌》等许多具有江西元素的剧作。我也很了解戏曲尤其是赣剧的艺术程式,这直接推动我创作了《詹天佑》《青衣》《碧血黄花》《青山作证》等赣剧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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