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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王明珂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对于文化，钱穆先生曾有这样的看法：“文化是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一大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小生命；同时是一长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短生命。因此在文化传统里面，必然包含着长时期和多方面的活动，因此文化定有个大体系。在此大体系中，自会不断发生冲突，也就得不断寻求调和。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不会没有冲突，其所绵历的时期太长，而中间内容又太复杂，总得要产生有冲突，而又不能老是冲突下去，又一定要得以调和。”（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可以说，文化正是在其内部的调和当中才一步步显现出别样的光辉。
就中国文化本身而言，其作为整体性来说自不待言，但其内部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性，从而形成内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中国历史上和当代游牧民族所型塑和维系的游牧草原文明也正是其中的一部分。王明珂先生《游牧者的抉择》一书对于普通读者群的贡献，就在于提醒我们重新认识那似乎早已是习以为常的游牧社会与游牧文化问题。
对于中国广大疆域版图内不同文化加以认知，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与整体性的中国文化本身，但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对周围不同地域文化的认识存在着某些偏差，而这种偏差又反过来影响到我们对待这些地域时所持的某些观念。王先生指出，我们日常观念中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过着自由不拘的生活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中国传统文人对于自由浪漫生活的期许与想象，真正的游牧社会实际上是“利用边缘、不稳定自然资源的一种经济、社会生态体系——生活中处处充满危机与不确定，毫无浪漫可言”；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又会对游牧社会形成误解，认为“游牧”相对于农业而言，只是一种原始的经济生产方式，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属于从“渔猎”到“农耕”的中间环节，似乎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就是农耕文化。但实际上，由于这些游牧社会所利用的是位于边缘地带的、经常会发生变化的自然资源，因此生活在这片区域内的人们必须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在细节方面有非常到位的把握，同时在自身经济与社会等方面有相应的设计。除此之外，所谓“游牧社会”，它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单一社会类型，其内部也存在差异，“事实上，游牧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精巧利用与适应，因此各种不同纬度、地形与植被环境的游牧皆有其特色。也因此，游牧的多样性（nomadic alternatives）是人类学游牧研究的重点之一”。总之，我们有必要打破对于游牧社会及其民众的刻板印象，历史上的战争是各方政治高层之间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既不狰狞，也不可怕。
从世界范围来讲，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游牧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而在相关的研究方面，正如王先生所指出的，在游牧社会研究的两大传统中，欧美人类学指向下的游牧研究主要侧重于国外社会，往往会强调民族志研究传统下的参与观察、细致描述以及相关社会理论总结，而苏联民族学指向下的游牧研究则主要侧重于本国边疆地区，进行多学科综合的具有历史深度的探究。但两者都会关注同样一个问题，即他们都“强调游牧是一种环境资源、动物与人之相互依存关系、人群社会组织与结构、牧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四方面紧密结合的人类生态”。可以说，这种共同的关注实际上正体现着对于游牧力量在处理人、地、物之间关系方面的重视，以及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处理相应文化关系的关注。
在这种总体大背景之下，我们在思考游牧社会内部的相关关系的时候，就不应该只集中关注经济过程而不考虑其历史环境，进而又把政治过程简单看成是“游牧族群”（nomads）与“农耕人口”（agriculturalists）两大集团之间的角力。事实上，不管是游牧社会的变迁、游牧政权的发展形成，这些都是相当复杂的。如边疆史研究权威狄宇宙（Di Cosmo）所指出的，游牧政权的形成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政治活动空间必须加以考虑：游牧族群之间、游牧族群和主要定居人口政权之间，以及游牧族群和次要独立定居人口政体之间的相关政治活动空间。这些空间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互动关系，难以加以简单的总括。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游牧力量与中原政权之间有过战端，但在更长的时间阶段内，这两大力量之间维持着和平交往的局面，而且在元、清两朝，游牧力量甚至还建立起了全国性政权，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局面。而在对这些游牧力量及其社会进行深入分析时，应该注意到“贸易”在建构游牧社会以及游牧与中原社会关系方面的关键性作用。由于游牧社会本身的生产力限制，它们无法生产诸如铁器、粮食、丝绸等生活必需品，因此就不得不通过掠边、和亲、岁给、贡赐、边关贸易等各种途径从中原政权那里获取，而中原政权也通过策略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系与游牧社会的关系，并防止游牧力量的大规模南下。当然，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与中原政权往往固守儒家原则、强调道义等传统观念不同，游牧力量在处理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时更多地是从现实需求的角度出发，将中原政权当成其长期汲取资源的地方，而并不急于与其发生大规模冲突甚至将其攻灭，可以说，游牧力量更多地希望与中原政权同时并存，以使双方处在一个相互供给的生态结构当中。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倾向于证明这一点。
此外，正如王先生所强调的，我们在观察游牧力量及其社会的过程中，常常关注其“牧”的方面，而忽略了其“游”的方面。“游”不仅是游牧力量行动的方式，而且在历史的过程中，更是成为游牧力量组织与政权结构形成的重要方式，“深深影响游牧人群的族群认同、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以及其社会道德和价值观”。
总之，游牧力量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险要的位置，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具有突出的地位。重新认识这一社会曾经和现在所具有的生态视野，不仅能够拓宽我们认识历史的视野，而且能够让我们以一种更加现实和理性的态度去重新看待曾经的误解与迷茫。了解历史上游牧力量的生态结构，也能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本文为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至20世纪初北部蒙古地区土地利用方式与游牧经济》（批准号：11CZS05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呼伦贝尔学院
（责任编辑程成）
对于文化，钱穆先生曾有这样的看法：“文化是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一大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小生命；同时是一长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短生命。因此在文化传统里面，必然包含着长时期和多方面的活动，因此文化定有个大体系。在此大体系中，自会不断发生冲突，也就得不断寻求调和。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不会没有冲突，其所绵历的时期太长，而中间内容又太复杂，总得要产生有冲突，而又不能老是冲突下去，又一定要得以调和。”（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可以说，文化正是在其内部的调和当中才一步步显现出别样的光辉。
就中国文化本身而言，其作为整体性来说自不待言，但其内部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性，从而形成内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中国历史上和当代游牧民族所型塑和维系的游牧草原文明也正是其中的一部分。王明珂先生《游牧者的抉择》一书对于普通读者群的贡献，就在于提醒我们重新认识那似乎早已是习以为常的游牧社会与游牧文化问题。
对于中国广大疆域版图内不同文化加以认知，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与整体性的中国文化本身，但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对周围不同地域文化的认识存在着某些偏差，而这种偏差又反过来影响到我们对待这些地域时所持的某些观念。王先生指出，我们日常观念中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过着自由不拘的生活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中国传统文人对于自由浪漫生活的期许与想象，真正的游牧社会实际上是“利用边缘、不稳定自然资源的一种经济、社会生态体系——生活中处处充满危机与不确定，毫无浪漫可言”；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又会对游牧社会形成误解，认为“游牧”相对于农业而言，只是一种原始的经济生产方式，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属于从“渔猎”到“农耕”的中间环节，似乎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就是农耕文化。但实际上，由于这些游牧社会所利用的是位于边缘地带的、经常会发生变化的自然资源，因此生活在这片区域内的人们必须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在细节方面有非常到位的把握，同时在自身经济与社会等方面有相应的设计。除此之外，所谓“游牧社会”，它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单一社会类型，其内部也存在差异，“事实上，游牧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精巧利用与适应，因此各种不同纬度、地形与植被环境的游牧皆有其特色。也因此，游牧的多样性（nomadic alternatives）是人类学游牧研究的重点之一”。总之，我们有必要打破对于游牧社会及其民众的刻板印象，历史上的战争是各方政治高层之间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既不狰狞，也不可怕。
从世界范围来讲，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游牧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而在相关的研究方面，正如王先生所指出的，在游牧社会研究的两大传统中，欧美人类学指向下的游牧研究主要侧重于国外社会，往往会强调民族志研究传统下的参与观察、细致描述以及相关社会理论总结，而苏联民族学指向下的游牧研究则主要侧重于本国边疆地区，进行多学科综合的具有历史深度的探究。但两者都会关注同样一个问题，即他们都“强调游牧是一种环境资源、动物与人之相互依存关系、人群社会组织与结构、牧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四方面紧密结合的人类生态”。可以说，这种共同的关注实际上正体现着对于游牧力量在处理人、地、物之间关系方面的重视，以及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处理相应文化关系的关注。
在这种总体大背景之下，我们在思考游牧社会内部的相关关系的时候，就不应该只集中关注经济过程而不考虑其历史环境，进而又把政治过程简单看成是“游牧族群”（nomads）与“农耕人口”（agriculturalists）两大集团之间的角力。事实上，不管是游牧社会的变迁、游牧政权的发展形成，这些都是相当复杂的。如边疆史研究权威狄宇宙（Di Cosmo）所指出的，游牧政权的形成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政治活动空间必须加以考虑：游牧族群之间、游牧族群和主要定居人口政权之间，以及游牧族群和次要独立定居人口政体之间的相关政治活动空间。这些空间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互动关系，难以加以简单的总括。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游牧力量与中原政权之间有过战端，但在更长的时间阶段内，这两大力量之间维持着和平交往的局面，而且在元、清两朝，游牧力量甚至还建立起了全国性政权，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局面。而在对这些游牧力量及其社会进行深入分析时，应该注意到“贸易”在建构游牧社会以及游牧与中原社会关系方面的关键性作用。由于游牧社会本身的生产力限制，它们无法生产诸如铁器、粮食、丝绸等生活必需品，因此就不得不通过掠边、和亲、岁给、贡赐、边关贸易等各种途径从中原政权那里获取，而中原政权也通过策略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系与游牧社会的关系，并防止游牧力量的大规模南下。当然，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与中原政权往往固守儒家原则、强调道义等传统观念不同，游牧力量在处理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时更多地是从现实需求的角度出发，将中原政权当成其长期汲取资源的地方，而并不急于与其发生大规模冲突甚至将其攻灭，可以说，游牧力量更多地希望与中原政权同时并存，以使双方处在一个相互供给的生态结构当中。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倾向于证明这一点。
此外，正如王先生所强调的，我们在观察游牧力量及其社会的过程中，常常关注其“牧”的方面，而忽略了其“游”的方面。“游”不仅是游牧力量行动的方式，而且在历史的过程中，更是成为游牧力量组织与政权结构形成的重要方式，“深深影响游牧人群的族群认同、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以及其社会道德和价值观”。
总之，游牧力量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险要的位置，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具有突出的地位。重新认识这一社会曾经和现在所具有的生态视野，不仅能够拓宽我们认识历史的视野，而且能够让我们以一种更加现实和理性的态度去重新看待曾经的误解与迷茫。了解历史上游牧力量的生态结构，也能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本文为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至20世纪初北部蒙古地区土地利用方式与游牧经济》（批准号：11CZS05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呼伦贝尔学院
（责任编辑程成）